“好，马上冲洗！”甘向前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

    纪真把相机顺手交给身边的周志明，“送暗室，叫老丁他们冲出来。”

    周志明接过相机出去了。甘向前对纪真说：“你看，你们处里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潜力的嘛。”

    纪真的头很不情愿地似点非点地动一下，说：“等会儿我们处里几个领导再研究研究，争取明天搞得好一点儿。”

    “明天，明天广场上就不会是今天和昨天这个局面喽。市委已经通知，清明节一过，全部花圈一律收缴，市里准备集中三万工人民兵，今天夜里收花圈，明天对广场闹事的人实行公开反击！你们处的任务，局里没有最后定，不过这一回，仗是有得打的。市里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棍棒对棍棒，徒手对徒手，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将是一次考验。”

    甘向前和纪真说的话，陆振羽有时在听，有时思绪又飘忽开，他在想着那个被泡在显影液里去的胶卷，最好能在甘局长走前冲好送到这儿来……

    周志明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只小小的相机。全屋的人都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甘向前最先问：“怎么样？”

    周志明把相机端至齐眉，平静地说出一句谁也没有料到的话来：

    “相机里，没装胶卷。”

    大家全愣得出不来声。陆振羽的脑袋轰地炸了一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搞的嘛！”甘向前发作了，“你们就是这样抓阶级斗争吗？儿戏一样！”他的话不知是在对陆振羽说还是在对纪真说，他真火了。

    “你使用相机之前上胶卷了吗？”纪真很疲倦地冲陆振羽问。

    陆振羽完全蒙了，浑身都刺刺地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我以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有卷儿，我，我也记不清了。”

    甘向前拿起桌上的军帽，脸色僵硬地向门口走去，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老纪，你们考虑考虑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哼，这样上不得阵呀！”

    甘向前怒气冲天地走了。纪真站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烦恼和疲乏：

    “全处开会，现在就开。”

    陆振羽哭丧着脸，跟着大家走向会议室。技术室搞暗房技术的老丁见到他，用一半嘲讽一半体贴的口吻骂道：“你小子，整天想什么呐？三岁孩子都知道装胶卷儿。”他耷拉着头，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

    纪处长在大会上讲了什么，他全不记得。只听到陆振羽三个字不断地从那张有气无力的嘴里蹦出来。自己这一锤没砸着钎子，反倒砸在了脚面上，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认倒霉。他木呆呆地坐着。散了会，又木呆呆地随了人们走出会议室。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大家都在看他、议论他。周志明丢了徐邦呈，怎么说也还是个失败的英雄。可自己算什么？密拍不装胶卷，给几个反革命分子一通精神感光，谁听了谁笑话。这笑话没准得让他背一辈子。

    回到办公室，纪处长也来了，要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段兴玉对大陈问：“周志明呢？”

    “不知道。”大陈摇摇头。

    “上厕所了吧。”严君说，“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他出去了。哎，他桌上有个条子，是不是他留的？”

    段兴玉朝周志明的办公桌扫了一眼，走过去，拿起桌上被墨水瓶压住的一张字条。

    “大概是到医院看他爸爸去了吧，今天要给他爸爸会诊呢。”

    段兴玉说着，飞快地把条子看了一遍，脸色骤然不对劲儿了。

    纪真最先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怎么了，是不是他留的条子？”

    段兴玉有口难言地犹豫了一下，大陈满腹狐疑地探过头去看那字条。看了，也不说话。

    “出什么事了吗？”纪真过来拿过字条，看了好半天，才表情复杂地皱着眉，把字条给陆振羽，“你看吧。”

    陆振羽茫然地接过这张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小纸，上面的确是周志明的字，严君也凑过来看：

    段科长：

    别再责备小陆，胶卷是我曝毁了，我认为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对待他们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凭党给我的良心和感情，我这样做了。

    我去医院看我爸爸，明天再找您和纪处长谈。

    周志明

    陆振羽的手微微颤抖，不知道对周志明应该感激还是应该恨。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嘴上却已经先叫起来：

    “这家伙，什么党员，干这种事。我记得里面明明是装了胶卷的嘛，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嘴里这么狠狠地说，可心头，对周志明却并不怎么特别恨。他觉得光凭这张字条，周志明到底也还有点儿侠骨，叫人敬他三分。

    段兴玉似乎很快就冷静下来，“处长，我们明天上班后先找周志明谈一下……”

    “明天？”纪真瞪了一下眼，“这么大的事！”

    他开始拨电话，屋里没有人再说什么，都僵立着盯着电话号码盘哗哗作响地转动。

    “甘局长吗？我是纪真，刚才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是周志明擅自把胶卷曝毁的，对对，就是那个周志明。这件事是他主动谈出来的。什么？啊，对。什么？我们的意见？”纪真犹豫着把征询的目光递给段兴玉。还没等段兴玉说出什么，便又开口对着电话筒说：“我们想先同他谈谈，把详细情况搞搞清楚，暂时嘛，先让他停止工作，给什么处分，以后看态度再说。什么？您的意见……什么？立即逮捕？这这……我的意思是不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先不要……”

    陆振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哇哇地很刺耳，却一句也听不清。纪真脸色很难看，最后说了句：“好吧。”便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甘局长马上来。”他转过身，对着大家，半天才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楼道里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和咚咚的脚步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说话，纪真和大陈狠狠地抽起烟来，层层烟气在难堪的沉默中蔓延。天色慢慢地黑了，谁也没有站起来去开灯，也没想到要去吃饭。陆振羽望着窗外，在初沉的夜幕下，远远近近的一些灯火，次第放射着黄豆般的光芒。他心里慢慢猜度着周志明此时的行在。是在医院还是已经回了家呢？论个人感情，他并不认为周志明作了什么恶，然而那个电话却如此干脆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得出来，甘局长的激烈反应，连纪处长也是没有想到的。周志明在处里人缘儿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希望他倒霉。他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仿佛周志明的倒霉有他什么责任似的，可这怎么能怪他呢，且不说周志明办的这件混事险些叫他背了黑锅，单说湮灭罪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明明的犯罪呀！

    甘局长来了，随身还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民警。他的面孔是严峻的，甚至——陆振羽觉得——是凶狠的。他把一张空白的逮捕证很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中带着控制不住的恼怒。

    “侦查部门内部出了这种事，性质的严重还不明显吗？如果你们还需要转弯子的话，也可以，逮捕任务就由刑警队来执行。”

    纪真看了一眼甘向前身后那几个高大勇武的年轻民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那张逮捕证推给严君。

    “填上。”

    甘向前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大陈问：“周志明身上带没带武器呀，他不是枪法很准吗？”

    大陈很迟钝地答道：“不会吧，不知道。”

    陆振羽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突然自己溜出了嘴边，“他的枪平常是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

    “撬开看看。”

    抽屉撬开了。枪，好好地躺在里面。

    “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有点儿干巴劲。”又一句话从他嘴边溜出来。

    “他没枪就不要紧。”一个撬抽屉的年轻民警捋起袖子，露出半截粗铁棍一样的胳膊，“徒手打，不怕他。”

    一直没有开口的段兴玉这时候冷冷地说话了，“放心吧，打不起来的。他，不是那种人！”

    天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曦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嗦，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啊——，这不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

    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

    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平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

    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

    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不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

    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俨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蹭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

    “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

    “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唆。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儿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查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查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甬道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嬉闹的声音……

    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朦胧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吗要那么迂呢，干吗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不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萌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９４１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吗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平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蒙碦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穴他过去见过这个人?雪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３１１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３１１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查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３１１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查不讲侦查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没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不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吧！”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查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查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鸟。”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查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３１１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３１１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旧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不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查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查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唔——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３１１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

    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查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３１１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查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得，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查员身上推诿，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查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

    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无心再谈下去，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纪真闷闷说道：“时候不早了。”

    纪真神形委顿地站起来，穿上他那件旧了的风雨衣，说：“走吧。”

    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无一人的楼道里响起来，下楼梯的时候，纪真突然凭空叹了口气。

    “唉——马局长给弄到自新河农场当副场长去了，像我这类干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啦。”

    以前他也发过类似的感叹，但不过感叹而已，而今天的声调中却能让人感触到一种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自弃。段兴玉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对一个丧失了冲刺力的人，劝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大门口的风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细沙，面皮上麻酥酥的有点难受，纪真把脖子缩在支起来的风雨衣的领子里，脸上映着路灯惨愁的光，更加像个颤巍巍的老人了。

    “兴玉，……今天，今天我们的话就算没说吧，我知道，你嘴紧。”

    他点点头，目送着纪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依稀的路口，然后返回身，又走进大门里来。

    他要去办公室拿出那封信来，他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发出去。

    在段兴玉到纪真屋里进行那场沉闷的谈话的时候，严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机关大门。

    这么些天了，总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里头总是无着无落地悬着，不通不畅地堵着，不舒服，烦！

    街上，正是人来车往的高峰时间，公共汽车拖起长长的阵列，一辆一辆紧挨着挤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鸣叫声、沸腾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一片交响，高踞在交通岗楼里的民警时而通过高音话筒用生硬的讽刺和申斥压过一切声音，参加进路口的喧哗中来。她艰难地穿过被汽车的洪流和自行车的海洋封锁的马路，几乎是拼命地挤上了去幸福南路的无轨电车。

    今天中午，在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她的自行车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个小修车铺子里了，真是什么都不顺！

    自从３１１案被搁置以后，她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队长是个熟人，一见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鸭嗓儿喊起来，声音几乎要传到甬道里去了。

    “嗬！今儿个是穆桂英单骑出阵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啦，带提票了吗？”

    杜队长爱开玩笑，敢于当着女同志的面说粗话，她一向避免和他过分厮熟，所以只简简单单地答了一句：“送东西。”

    “什么东西？衣服，给谁送的？”

    “就是原来在我们处的那个。”她把带去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从他家拿来的。”

    “嗬，你倒成了他的家属了。”

    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看守所的成规，未决犯是不发囚衣的，一应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属送来。她无暇细心考究这个玩笑是否过分，在听到“家属”二字的瞬间，一颗心忽地提了上来，在嗓子眼儿里咚咚直跳。

    “我可没那个福气。”她低声地说了一句，杜队长当然是会当作反话来听的。

    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作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甬道啊？”

    “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

    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

    “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

    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待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郭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蓦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不见的好。

    “怎么样，还看吗？”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咸咸的。

    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萌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

    “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

    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萌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

    “你是谁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

    “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

    “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

    “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

    “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萌很不安地重复着。

    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壅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约的是谁呀，保密吗？”

    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

    “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

    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吗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

    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

    “下车吗？”

    “换一换。”

    “都下，这儿下的人多。”

    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坨下车的人裹了出去。

    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

    “小严。”

    “你早来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

    “还可以，我们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

    “他没出差呀？”

    “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

    “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

    “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

    施肖萌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

    “别哭，这儿人太多。”

    “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

    “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

    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

    “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

    “……”

    “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萌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

    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萌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

    “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

    “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

    “谢谢你啦，小严。”

    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

    下了车，她拼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雨，斜斜地飘洒，似剪不断的银丝，拖拉机的铁皮拖斗里已经被洗得精湿。他觉得冷，缩成一团的身体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凉沉重，尽管同车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块不大的绿色塑料布慷慨地匀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还是觉得贴身的衬衣已被雨水透入，凉丝丝地贴在腰间，不知棉被怎么样，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湿了。

    这部带拖斗的拖拉机下午三点从自新河农场的场部出发，已经在泥泞中蠕动了一个多小时了，一路的稀泥、坑洼几次使它险些抛锚，两个坐在驾驶台阳篷下的人却满不在乎地一路说笑，笑声在沙沙的细雨里显得格外响亮。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周志明始终没有从正面看清他的脸，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倒是时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身后拖斗里的两个犯人，驾驶员有时叫他老常，有时叫他常文树，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

    周志明的身体凭了车身的剧烈颠动来回摇摆着。延目远方，茫然眺去，在铲平的田野尽头，间错拔出几株形状古曲的树木，他叫不出那树的名字。地平线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雾空蒙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远近。耳边嘎嘎啦啦的柴油机的响声和几乎被它淹没的簌簌的雨交汇成一种单调而又有点儿苍凉的音响，从这音响中，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样一种色调的世界，他将在那里度过十五个漫长的冬春，这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乐。雨线虽然是款款细细地飘来，他却感到像一片麻乱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气枯竭的眼睛是干涸的，但是，从脸颊上流下来的雨丝却浑若一片泪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里。

    “嘿，快到了。”与他合披一张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张望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干巴巴的脸盘上极不协调地鼓出一对肉肿的眼泡，剪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些毛茸茸的刺儿，还遮不住青虚虚的头皮，他是跟随那个常文树到场部一起去领一批铁锹和他这个新来的犯人的。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远处，“喂，看见那个砖窑了吗？是个报废的旧窑，现在的新窑还得往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芜的旷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窑的周围，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泽国。周志明把视线收回来，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问道：“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那犯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六八年进来的，本来到今年七月份就满期了，可是不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刚刚加了三年刑。你呢，犯的什么错误？敌矛内矛？”

    “我？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出语踌躇地说。

    “没犯错误？没犯错误到这儿干吗来了，跟你说，往后可别这么说话。”老犯人善意地告诫着。

    “预审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

    “得了。”老犯人戒备地往驾驶台瞟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

    “十五年。”

    “嗬，够重的，怪不得进了场还不摘铐呢。你还不到二十岁吧？”

    “二十多了。”

    “二十多啦，嗬，长得倒是副学生样，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为五十多了呢。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么？”

    “周志明。”他犹豫着，很想问问砖厂的情况，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砖厂，几个人住一屋？”

    “几个？”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几个！大通炕一排。”又说：“看你这样儿，准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大概从来没受过委屈吧？”

    “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不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嘀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辙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平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卸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得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猝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

    “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褶，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唔，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

    “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

    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

    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

    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

    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一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齐膝高的木板铺，只给整个屋子留下一条窄得转不开腰的走道，木板铺上，大约有十几个犯人懒散地歪靠在各自的被子垛上，一个左颊上带着块可怕创疤的中年犯人用不正经的笑眼直盯着他，使他立时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哟嗬，来了个英俊小生。”那人一边从鼻孔里掏出些东西来在指尖上揉着小团，一边狎浪地笑着。

    其他人都不作声，只拿眼睛浑身上下地打量他。

    “我睡在哪儿？”他尽量低声下气地问。

    墙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郑三炮，你往墙里挪挪，回头叫杜卫东再挪这边一点儿，让他睡你们中间。”

    那个被称做郑三炮的，是个五短身材的犯人，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被子往墙里推了两下，横起脸上的肉棱子骂：“妈了个蛋，好不容易松快两天，又往咱们班塞人。嘿嘿！你这是什么呀，是水还是尿？”他指着志明褥子上的一大块水渍，厌恶地问。

    “是雨淋的。”志明赶快说，“现在雨停了，我到外边晾晾去。”

    “你凑合着睡吧。”墙角的哑嗓子说，“不到星期四，外面不准晾东西。”

    周志明躬身上床，把被子卷打开来，塞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上，又默默地换着湿衣服，他能感觉到犯人们全用冷漠的目光望着他，不由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个犯人打破沉默，用厚厚的鼻音最先说起话来：

    “妈的，雨又停了，今年就没下过长雨。”

    犯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从他身上转移开去，一个粗粗的声音接着说：“还是去年那场黄梅雨过瘾，足一个星期没出工。”

    一个老一些的犯人说：“没出工是没出工，可也盖了一个星期绿毛被子，也不是好滋味，再说一出去就是一脚烂泥，洗都没法洗。”

    郑三炮叼起一根压扁的烟卷：“你们城里人，不是说的，全是假干净，我在南州市最高级的澡塘子里洗过澡，那里面有个大池子，好嘛，那水，甭提多脏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沫子，嗬！你们没看见，要看见，非吐了不可。你们城里人可不在乎，恨不能连脑瓜子都泡里头。”

    “泡澡、泡澡嘛，不泡怎么行。”脸上带疤的犯人很在行地说。

    “你嫌脏，不会别下去，冲淋浴不就完了。再不然，靠墙边还有好多洗脸池，你就在那儿洗嘛。”年长的犯人是一副很耐心的神情。

    “可不是吗，我就找了个洗脸池，在墙角那儿，就是太浅太矮，洗着不得劲儿，大洗脸池别人又都占着，就这个空着。嘿！我拧开龙头刚洗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不让我洗，说他要撒尿，我他妈洗澡碍你撒尿什么事了，这不是神经病吗？”

    “啊呀！”年长的犯人突然悟出点儿味儿来，“你是不是把小便池当洗脸池了？墙角的，这么矮，这么浅是不？那是小便用的！”

    “哈——”犯人们粗野地齐声大笑起来。

    “能洗就成呗，臭讲究。”郑三炮讪讪嘟囔着。

    这时候，卞平甲同另一个年轻犯人端着两个饭盆从外面走进来，犯人们轰一下爬起来围上去，照盆里看了一下以后又慢慢地退下来，怏怏地骂：“又是妈的臭萝卜。”

    那个打饭的小伙子把盛窝头的盆子往地上一，骂骂咧咧地在门槛上蹭着鞋上的泥巴，“鬼地方，伙房门口都快拔不动脚了，我操……”他突然发现了通铺上多出了一套被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给我这儿挤一个？”

    一个犯人咬着窝头说：“田头儿叫他睡那儿的。”

    小伙子不吱声了，目光敌意地斜了周志明一眼，眼珠子忽然凝止不动了。

    “咦，你不是南州市公安局的吗？”

    周志明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注视了一下，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

    “你不认识我了吗？”年轻犯人用筷子杵起一个窝头，在他脸前阴阳怪气地晃着，“在十一广场观礼台底下，咱们见过面儿，还多亏了你呀，要不，我还吃不上这份窝头呢。”

    全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停止了嘴里的咀嚼，惊讶的、冷漠的、仇视的和嘲弄的目光一齐投向他。

    “公安局的？”郑三炮捧着菜碗，蹓跶着凑过来，“真新鲜，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便衣，”年轻犯人恶狠狠地努努嘴，“咱哥们儿就是这小子抓进来的。”

    周志明一下子想起来，这年轻犯人就是他和马三耀在广场事件时抓住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他直视着那张冷笑的面孔，皱眉说：“你到这儿改造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那么流里流气的？”

    “哟嗬，像个公安局的啊，哈——”犯人们怪笑起来，郑三炮嘴张得老大，几乎能看见那血红的嗓子眼儿。

    墙角那个沙哑的声音威严地咳了一声：“快吃饭吧，今儿咱们班倒泔水。”这句话使杜卫东没能发作，尴尬地哼笑两声走开了。

    卞平甲递给他一碗煮萝卜，两个窝头。他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肚子早就瘪瘪的了，黄澄澄的窝头还是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他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每口窝头都得在嗓子眼儿里打几个滚儿才能咽下去，而现在他不但能大口吞咽，甚至已经能从中嚼出一种甜味来了。他接过窝头，就着菜汤，坐在床沿上大口吃起来。

    犯人们吃起饭来是很专注的，屋子里除了咕唧咕唧的嚼咽声和稀溜稀溜的喝汤声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说话了。杜卫东最先吃完，把两只碗重重地摞在一起，巴唧两下嘴，说：“操！没吃饱。哎，林士杰，今儿又没干活，你吃得了俩吗？”

    林士杰嘴里正嚼着，脸上的疤痕一上一下地运动着，见杜卫东要打他的主意，忙用手护住碗里剩下的一个窝头，一连气地声明着：“怎么吃不了，怎么吃不了，我还不够呢！你和公安局那孩子不是老相识吗，还不让他匀一个？”

    杜卫东的眼睛果然盯上了周志明碗里摆着的一个窝头，冷丁一筷子戳过去，窝头就插在了他的筷子头上，狠着劲咬一口，才冲志明笑着说：“怎么样，咱们俩实行共产主义吧。”

    志明完全给弄愣了，好半天才悟过劲来，虽然被拿去的不过是一个窝头，但这种当众受辱的羞耻感甚至比拉他上万人大会上示众还要难以忍受。他狠狠咬住腮帮子没发作，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作，闹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将来既要同这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关系就得设法搞好才行，否则何以自处呢？想到这一层，他索性顺水推舟地把人情送了过去。

    “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

    对他的忍让，杜卫东显然没有估计到，仓猝中竟也稀里糊涂地点头“啊”了两声，算是领情了。周志明看出周围的犯人都露出发呆的目光，他们原来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吧？他想起去年看到的一份公安局内部发的通报，那是马局长在市南分局搞整顿试点中调查的一桩老犯人压迫虐待新犯人的事件。在市南分局的看守所里，新犯孝敬和服从老犯是条不成文的法规，这条习惯法是依靠老犯人集体的武力来维持的，很有点儿像李伯元在《活地狱》那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清代监狱的弊恶。所不同的，是以老压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现在当然不会有勒索“孝敬钱”和叫新犯睡在马桶边上的事了，但是抢饭扣饭，睡觉挨挤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记得当时看完了这份通报后，还就“新犯人为什么不去找看守人员告状”这个问题和大陈辩论过，“干吗受这份气？告他们嘛！”他当时那种愤然不解的议论言犹在耳，现在竟也作为一个新犯人在体会屈服的滋味了。“你是用一个公安干部的心理状态来看问题的，犯人可不一样，就是那么个受制于人的地位，自我感觉和一般人就不同嘛，他们才不愿多惹什么事，都是抱了能忍且忍的宗旨。”现在看来，还是大陈说得实际。

    屋角沙哑的嗓门又响起来：“有水吗？怎么不打水去？”他这才注意地循声望去，在靠北墙墙角的被子垛上，歪斜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他苍老喑哑的声音正相反，他有一副骨骼宽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躯，又圆又小的眼睛深陷在隆起的眼眶骨里，眉毛既浓且乱，如两撇干草堆在额上，乍看上去像个精力极壮的大猩猩，只有眼角洒出来的鱼尾纹儿和开了顶的天堂才显示了他的实足年龄。

    杜卫东懒懒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的水桶跟前，刚要拎起来，郑三炮用匙子当当敲着碗边，说：“傻小子，今天你有接班人啦。”杜卫东先愣了一下神，然后会意地看了周志明一眼，脸上登时挂出老犯人的倨傲，用脚踢踢水桶，空荡荡的水桶发出当当的响声。

    “嘿，打水去。”他冲志明发号施令。

    志明没说什么就从铺板上站起来，走到门边，提起水桶。

    “在哪儿打？”他脸上像烧了火，他恨自己的卑屈和下贱！

    “出门，往北走。伙房前面。”

    卞平甲走过来：“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在哪儿。”

    一出门，卞平甲便热心地把院内的一些诸如厕所、水池一类的公用设施指点给他，又把日常监区里的一些规矩关照给他。自从和卞平甲相处以后，他潜然觉得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所以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一点儿信赖感。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卞平甲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感激的表情。

    “这几间房子是放工具的。”卞平甲嘴不停地说着，“这间也是。怎么着，闹了半天你也是公安局的呀？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因为什么折进来的呢，”他突然压低声音，“是不是和十一广场事件那批人一回事？”

    他若明若暗地点点头，岔开话题，问道：“那边那间小房是干什么的？带锁的那间。”他把手指向大院墙角下的一扇隐蔽的小门。

    “那间呀，你想进去住两天吗？我还在里头住过一天哪。”

    “什么？”

    “反省号。”

    “你进去反省过，为什么？”

    “咳！那次才叫不值，我刚来头一天，晚上点名，于教导员把我的姓念错了，卞字念成了卡字，我没答到，他问我为什么不答到，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可于教导员愣说那字也能念卞也能念卡，说我是有意犯各，就这么着，让我蹲了一天反省号，倒正好，省得我干活了。”

    “咱们这儿都干什么活？”

    “做砖呀，咱们班是管往机器里运土的，你推过那种独轮车吗？可不好推呢。”

    周志明想了一下，“你说的于教导员，是不是刚才胖胖的那个，说话细嗓门。”

    “对对，就是他，他叫于中才，砖厂的第一把手，”卞平甲又把声音放低，“其实原来是六分场园林队的一个工人，前几年乱的那阵子，他一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叫‘一棵松’战斗队，算出了点儿标新立异之名，后来就参加到全场大联筹里去了，出来就当了砖厂教导员。”

    “那个常，常文树，他是干什么的？”

    “就刚才领咱们回来那个？他叫常松铭，咱们砖厂的文书。”

    “文书？我还以为他叫常文树呢。”

    俩人沉默片刻，卞平甲看着他，叹口气，说：“小伙子，十五年，够熬的。咳，其实想开点儿，也没什么了，熬出去你还不到四十岁嘛。”

    “四十岁……”周志明不由打了个寒战。

    一进了六月份，天气便明显地热起来，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路面像个大火炕似的直冒虚烟儿，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暑气还没有退尽。

    严君骑车子出了机关大门，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坏极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马上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一场。

    公安部派来的３１１案调查组上个星期五到达了南州市，一到，就被局里接进惹人注目的南州饭店住下，并且配上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接待班子。宴会、游览、和局长们的互拜，然后又是市委领导接见，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又周到，耽搁到第四天，才下到五处来。调查组到五处的当天，就召开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当众宣布了四条，这四条毫不留情地撕破了严君很久以来一直保留在自尊心上的那块神圣天地，她终于明白了，在她理想中纯而又纯的公安机关里，也有人人自危的时候。

    第一条没什么，无非是说调查组下来的任务和宗旨：专案专查，不把潜入特务徐邦呈脱逃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誓不收兵云云；第二条，严君就有些不明白了，调查组是受部领导的委托而来，但调查工作却讲明是在南州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是谁？是３１１案的负责人甘向前呀，这岂不等于说，甘向前领导着调查组来审查他自己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第三条也叫人不舒服，是希望大家认真回忆、大胆揭发、主动坦白、不准串联。名曰“希望”，实则命令，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最叫她接受不了的是第四条：所有和３１１案有关的卷册、文件，甚至连个人的工作笔记本，一律交出封存，不许片纸遗漏，就跟防贼一样，仿佛他们这些侦查员当真都有涂改和销毁这些证据的危险似的，这算什么事呀！

    接下来，就是开会，发动大家揭问题，摆看法。参加会的，除了他们承办３１１案这个小组的成员外，连几个当时帮过忙或者知道点情况的干部，也被提拎来了。纪处长垂着头，一言不发，调查组的人更是面孔僵硬，一脑门子官司，严君坐在墙角，心里真是委屈透了。

    那个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信是段科长写的，他当然要先说。

    “我的观点，信上已经写明了，导致这个案件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判断指挥上的失当，这个失当，又是由一系列侦查工作的漏洞和审讯工作的错误造成的。现在，人已经跑了，损失是没法儿挽回了，我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和警觉，侦查工作像这样子干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呢！”

    “那么你说该怎么干呢？”甘向前横着插过来一句话，把严君吓了一跳，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才刚刚开始就像吵架似的，她不知道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侦查是一门科学。”段科长从容地环顾四座，声气并不见软，“既是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的态度是不排斥一切有益的经验的。说到这个案子，对徐邦呈，究竟该不该那么急着就抓起来，还有对‘三月计划’的认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大家可以摆出来，一块儿分析……”

    “你当初不也是一口赞成逮捕徐邦呈吗，记性何以会这么坏呀？”甘局长声色俱厉，又打断了段科长的话。

    “对，我当初是赞成逮捕徐邦呈的，但那是出于侦查工作正常需要以外的其他原因。这个问题以后是要讲的，我现在只讲明面上的毛病，比如像审讯上的毛病就很明显。我不赞成把所有案卷材料匆忙封存起来，既然要彻底查原因，不如索性把审讯录音拿出来，叫在座的都听一听，看有没有我信上说的那些问题，指供啊，引供啊，这都是过去明文禁用的手段嘛。我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可过去有些规章制度、工作经验，是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总结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概看成是九分反动一分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文化遗产，还主张批判继承嘛……”

    “段兴玉同志！”甘向前当当地敲起桌子来了，“我提醒你注意，对旧公检法的那一套办案方针，我们的态度绝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彻底砸烂、彻底决裂！你不要越说越出格了！公安部的同志下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查清罪犯逃脱的原因，局党委也是有信心查清的。你今天借题发挥，执意要扯出这些早有历史结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逼着局党委发动一场政治辩论！”

    段科长大概完全没有料到甘向前会如此盛怒，怔了片刻，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屋子人大气不敢出，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连公安部的几个人也默默无言，脸上表情颇不自然。甘向前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一挡，接着说：

    “我前些天就已经向有些同志吹过风了，３１１案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局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要害。当时我们是几十个人夹着徐邦呈上山的嘛，为什么还给他逃了？根子在哪里？我看就在于我们公安队伍的严重不纯，内部出了坏人，让周志明这样的异己分子混进侦查机关，还有不出错的！”

    甘局长住了嘴，哗地打开扇子，呼哒呼哒地摇着，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屋里长时间地沉默，好一会儿，公安部调查组那位领头儿的人才开口问道：

    “纪处长说说吧，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嘛。”

    纪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合上，喝了口水，又下意识地打开来看看，语气格外迟疑：

    “呃——，我说说，我说说。我拥护公安部和局党委关于调查３１１案的决定，呃——，３１１案的失败，我首先应当负责任，这个……对周志明的事嘛，我也要负责任，也要负责任，这个，侦查队伍中出了这样的败类，是我们全处的耻辱，全处的耻辱，特别是我，更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略略放开了一点，语气似乎也渐渐顺畅些了，“但是周志明在３１１案上是否有通敌纵敌的问题，我看，我看……当然，也不排除，但要下结论，恐怕也不宜太草率，还要搞点扎实可靠的证据出来才好服众，最好别单单地以一事推一事。呃，从形式逻辑上讲，在三大推理形式中，类比推理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这个这个，我也是个人看法，不成熟……”

    话虽说得婉转，但与甘局长的意见相抵触，却是十分昭著的。不过严君倒是觉得，纪处长的话，使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大家似乎也都透了口气，因为他的话不仅转移了一下甘局长的雷霆之怒，而且在甘局长和段科长激烈的两端之间，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

    那个叫人心惊肉跳的会，当然没法儿议出什么结果来，自然也不会再开第二次了。从星期二到今天又是整整的四天。段科长天天被调查组叫到秘书科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谈话，无话可谈时也得在那儿呆着，在严君看来，简直是被变相地办了“走读”学习班了。前天，甘局长在全处干部大会上宣布：因为纪处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上，所以处里的日常工作暂时移交；昨天，纪处长就送来了一张请假条，告病不朝；今天早上，局里任命的新处长便走马上任了。

    如果不算刚被降职“发配”到自新河劳改场去的马局长的话，纪处长便是全局唯一留在处长职位上的“前朝遗老”了，前后才三天，终于被换下了台，而且简单得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按说，她这样的普通侦查员，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在处里，人事关系既不深，业务上也算不上骨干，本来是用不着为这些处科级头头儿们的起落荣枯操心费神的，可她偏偏老是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和自己的命运、事业、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处长被撤职还倒罢了，她怕的是段科长也呆不长，怕再冒出一个甘局长一类的人来当她的科长，如果整天在一个屋子里办公，横竖都不对劲儿的话，那该多么别扭啊！

    不过看上去，段科长反倒比她还要沉着似的，每天照样上班来，下班走；走道里迎面碰见了，照样和人点头打招呼；在食堂打饭时，该说该笑，没事儿人一样。

    昨天，她、大陈、小陆，分别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和她谈话的，除了两个调查组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市局来的人和他们五处政治处的一个干部，那间小屋子被坐得满满的。她进去的时候，一看到摆在这些人面前的那张预备给她坐的空凳子，心里先就不舒服，她想起审讯徐邦呈的那间预审室来了。

    “来，坐吧，坐吧。”公安部的一位同志最先招呼她，口气倒还亲热，“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有点反感，冷冷地答了一声：

    “严君。”

    “严君，严肃的严？”

    “严肃的严，君臣的君。”

    “嗬，严肃的皇帝，哈哈哈。”

    驴唇不对马嘴，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她心里发笑，在凳子上坐下来，眼神漠然，一副很不合作的表情，“有什么问题，问吧。”

    “咳，没事，咱们随便扯扯，随便扯扯。”那人有些尴尬，先是漫无边际地胡绕了几句，然后很生硬地扯到正题上来了。

    “３１１这个案子，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不用顾虑，大胆说，啊。”

    “这我可说不出来。”

    “你个人总有个看法嘛，说错了不要紧。”

    这人的神态简直像是哄小孩似的，她心生厌恶，出言也就有点噎人。

    “我算老几？侦查方案都是领导定的，我能有什么看法？”场面挺僵，冷了几分钟，一位公安部的人忍不住突然问：

    “３１１专案组离开南州去边境的时候，周志明是不是让你给他寄过一封信？”

    “什么？”她皱起疑惑的眉头，“和这有什么关系？”

    那人没回答，却接着问：“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寄给谁的，你能回忆一下吗？”

    周志明托她给施肖萌寄信的事，她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可她却拧着脾气，非要反问：“这和３１１案有什么关系？”

    市局的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用一种教训的口气说：“严君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冷静，部里同志问你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嘛，怎么这么费劲？”

    她也瞪起眼来：“那当然，你们不解释清楚，我私人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

    “什么，你私人的事？”对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话柄，“周志明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和别人通信，怎么成了你私人的事了，啊？据我们了解，周志明平常从来没有什么通信关系，偏偏在仙童山诱捕计划确定之后，临去边境之前，匆匆忙忙往外发信，难道不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稍停，对方又稍稍缓和了语气说：“严君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会积极配合我们调查的，周志明和什么人通信，究竟有没有问题，不查怎么能知道，你说对不对？”

    她的心情已经十分败坏，口气也越来越烦躁，“我忘了，早忘了那信是寄给谁的了！”

    “时间并不久嘛，怎么能忘了呢？”

    “三个月了，怎么就不能忘？”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这简直是在顶牛抬杠了，严君咬了咬牙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

    “干什么？”

    “上厕所。”

    她并不需要上厕所，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一出了那间小屋的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厕所，又慢慢地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然后再慢慢地走出来，听到旁边一个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声音便走了进去。

    四个男的，围着一张办公桌甩得正欢。她看了一把，没走，又看了一把……

    “嗬，怎么着，严君也不怕浪费青春啦？”

    “哼，”她冷笑一下，“我没什么青春，无所谓浪费不浪费！”

    一连看了四把，直到政治处的干部领着市局的那个人气急败坏地挨门找到这儿，才算结束。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市局的人脸红脖子粗，“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等你，你什么意思？”

    严君恨得真想一扭身走开，可她却用了一种平静得近于戏谑的口气，说：“哟，又不是办我学习班，还不让人歇口气呀，我还以为你们早散了呢。”

    倒是市局的那位，先给气走了，一边走一边气势汹汹地叫：“你们处长呢，你们处长呢？”

    要找处长？找去吧，我一没辫子，二没把柄，怕谁！

    大陈和小陆也被谈了话。虽然事前早做了“不准串联”的规定，但在办公室里没外人的时候，小陆还是忍不住要说。

    “哎，怎么跟你们谈的，问你们周志明的事没有？”

    大陈没说话。她没好气地说：“周志明怎么啦，噢，就因为有了胶卷的事，什么都想赖人家呀！”

    “听口气，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什么根据似的。”小陆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说：“让我回忆周志明到边境以后都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别看咱们是干侦查的，当时还真没注意他，谁想到他是那么个人呀。调查组怀疑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收买，想查查他的社会关系。咱也不了解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好像有个女朋友，是不是？我反正没见过。”

    大陈声音小小的，“唉，咱们尽力给部里的同志回忆吧，回忆不出来也没办法。况且调查组现在也并没有肯定周志明准有纵敌问题，咱们千万别把有影没踪的事和那种定不了否不掉的东西往外端，反而给部里的同志添乱。刚才他们也问我当时山上的情况来着，他们怀疑周志明为什么早不开枪，偏等着徐邦呈跑了才开枪。我也只能照实说呀，周志明当时还和徐邦呈打了两下呢，从开打到徐滚下去，总共几秒钟的事，根本就来不及出枪嘛，而且靠敌人的那面坡很陡，往前一蹿就能滚下去。我还给他们画了一下。他们好像挺失望的，可事儿就是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部里要是说这样就属于纵敌了，那部里定吧，咱们服从。”

    “那当然，那当然。”小陆连连点头。

    看来，无论是大陈的巧妙敷衍还是小陆的稀里糊涂，都没有和调查组搞僵，这就使严君的顶撞更显得突出和孤立起来了。她暗暗做好了挨整的准备，这也许是她有生以来心情最灰暗的时候。

    报复果然来得快。今天上午，政治处通知她两天之内到城东区公安分局报到，虽然她早就听说过处里要抽一个人长期支援分局加强一些信托商店的堵赃工作，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想不到会轮上她去，这时候到分局去，显然会给人一种犯错误下放的印象。她愣了半天，索性也横了心，去就去！就是叫她改行搞一辈子社会治安，反刑事犯罪，她也心甘情愿了！比起五处这块是非之地，分局，也许还算一块净土呢！

    严君想着想着，思绪不由地又移到了周志明身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要把３１１案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不是落井下石，找替罪羊吗？唉，假如那个徐邦呈被打死了该有多好，周志明说他一共打了四枪，全局射击训练第八名的好成绩，总有一枪能中吧！

    硕大的无影灯低低地悬在头顶上，四周一片金黄，徐邦呈仿佛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阳光下，心情也不由得平静安详起来。这是哪儿？

    马尔逊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任何间谍都愿意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马尔逊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他最重视的不是情报，而是情报员本身的安全；在间谍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技巧运用上，马尔逊的见地也处处显示着霍夫曼所无法比拟的科学和老辣：霍夫曼要求情报员的活动一律遵守教程规范，而马尔逊却主张不必拘泥，甚至根本就不造成对情报员的过分训练，主张一任自然。“过去我们曾经在五角大楼内部很难得地安插了一个情报员，可是就因为这位英雄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使用反跟踪技术，结果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注意。假如他每天下班都老老实实地走路，大概永远不会被‘山姆大叔’抓住的。”马尔逊总喜欢把这个雄辩的例子挂在嘴上。在他这次潜入之前，马尔逊对他做了一次反审讯的考核，他的反应机敏，对答如流，使这位上司恼火异常，“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保安人员马上就能看出训练的痕迹，你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冲他发火儿，实际上的矛头却是指向霍夫曼。霍夫曼当然不甘示弱，“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自然具备当间谍的条件，完全用不着训练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尔逊也不客气，当着他的面就和霍夫曼争吵起来，“那么请问，什么是当间谍的条件？什么？”连徐邦呈当时也不明白马尔逊何以拿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诘问霍夫曼。当然，霍夫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间谍的条件，难道还用现在讨论吗？做一个间谍，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健康强壮的体魄，忘我的献身精神，敏捷机智的反应力和应变力，通晓多种语言和职业，还有……外表要平淡无奇。”霍夫曼想尽量说得全面些，而马尔逊却鄙夷地打断他，“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比你还要书生气，像这种纸上谈兵的条件我可以一口气举出三十条来！可现在是七十年代了，你这一套只有小说家才欣赏。在现实世界中，詹姆斯·邦德００７是不存在的，任何类似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式间谍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职业谍报人员的眼睛里，间谍的最高技巧就是自然，间谍的最好条件就是能够接近情报目标，如果一个间谍不能接近情报目标的话，那就是把所有优秀素质集于一身，也毫无用处！”

    他不能不叹服马尔逊的坦率和实际，可他又不明白了，难道自己不是最好的间谍吗？他这次潜入南州市，尽管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尽管他今后也并不会具备接近情报目标的条件，但他却成功地应用了马尔逊亲自为他设计的自我营救计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难道不是马尔逊的一份荣耀吗？不，马尔逊是器重他的，爱护他的，不然，何以会这么不惜工本地为他动这次手术呢？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为他压惊洗尘的酒宴上，马尔逊是那么热烈地拥抱他，亲吻他，“你是Ｄ３的光荣！”马尔逊说这话的表情是真心实意的，“中国的先哲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马尔逊的汉学水平的确很深，背诵这段文绉绉的古训竟可以不打一点折扣，而他这个中国人都还不能尽解其意，实在惭愧，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显然是表露马尔逊对他的褒奖与赏识的，这不能不使他感激涕零了。如果没有马尔逊这个精神上的靠山，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的荣誉心和胆气还能不能重新凝聚和振作起来。

    “徐先生，不要紧张。”陌生人的声音又凑了下来。紧接着，冰凉的酒精棉花触到了他的脸，柔和地移动着，他打了个哆嗦，不，不要怕，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那惊心动魄的一页的的确确已经翻过去了，下一页……下一页又该是什么？

    “这是你的护照，这是你的履历，亲爱的徐，在手术之前的这些天，你得把自己的历史先熟悉一下，要背熟……”

    颧骨一阵刺痛，给他打针了，是麻药。整个脸慢慢地膨胀起来，而意识倒一点点迟钝下去。啊，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马尔逊，你在哪儿？不要抛开我，千万不要抛开我！

    “你放心去吧，亲爱的徐，我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

    ……

    头一天活儿干下来，周志明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体力上的超量支出使他在回到监舍以后头重脚轻，几乎连铺都爬不上去了。

    这里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干活。第一天是一个姓丁的队长带队出工，队伍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灰亮的三角枪刺上系着耀眼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犯人们一到窑上，队长往办公室里一坐，解放军战士远远地拉开警戒线，工地上就是那个外表阴沉的老犯人田保善说了算。他给周志明派推小车给制砖机送土的活儿。周志明从来没推过这种独轮车，他望望搭在取坯土挖成的大坑上那狭长的木板车道，心里直发怵，嗫嚅了一下，对田保善说：“我，不会推这车，是不是先……”

    田保善没等他说完，一扭脸走了，像全没听见一样。郑三炮拿棒槌腿踹踹那辆小车，在他耳边揶揄道：“你当这是义务劳动呐？这是强迫改造！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会学着点儿。”

    他没说话，硬着头皮去推那小车，和他搭组装土的是杜卫东，这小子一声不响地一通猛装，把小车的斗里装得满满的，拍得实实的，临了还冒尖加了两锹土，然后把下巴颏往锹把子上一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