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孔老夫子的观念和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

    翻开《论语》，我们看到，朴素的字句后面常常闪耀着一种理想之光。

    孔夫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句话在民间流传得很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志向至关重要，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方向。

    所以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经常让学生们各自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先进》篇里面有一个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侍坐》，记载的就是孔子如何跟学生一起畅谈理想。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我们把这段文字转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这一天，孔子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陪老师坐着。孔子很随意地跟他们讲，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老了，没有人用我了。我平时老听见你们说，没有人了解我的志向啊！假如现在有人了解你们，打算起用你们，你们能做什么呢？

    子路是个急性子，听老师这么一问，不假思索就回答说：“给我一个拥有一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这个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外有被武装侵略的危险，内有粮食不足的危机。假如让我来管理它，不出三年，可以使人人振奋精神，并且懂得什么是道义。”

    按说子路的理想比较远大，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假如自己的学生真能有如此业绩，可以使一个国家转危为安，他应该感到很欣慰吧。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夫子哂之”，微微冷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就接着问第二个学生：“冉求，你的理想是什么？”

    冉有名求。他的态度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他说：“假如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光景，可以使老百姓们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就要等待贤人君子了。”他的意思是说，在物质层面能做到使百姓富足，但要万众齐心，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那我可做不到，还是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

    他的话说完了，老师依旧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公西赤！你的理想是什么？”

    公西华名赤。他就更谦逊了一层，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现在老师问到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然后他说，在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他对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都没有说。

    大家会看到，孔子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更谦逊，一个比一个更平和，一个比一个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端的愿望。

    在今天看来，一个人的发展，最重要的往往不在于终极的理想有多么高远，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我们往往不缺乏宏图伟志，而缺少通向那个志愿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切实的道路。

    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你想做什么呢？

    曾皙名点。他没有立即说话，《论语》对此写得惟妙惟肖，叫做“鼓瑟希”，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原来刚才他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瑟，听到老师问自己，他让瑟声逐渐逐渐缓和下来，缓和到最后一声，“铿尔”，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我们熟悉的《琵琶行》所描写的那样，“曲终收拨当心画”，让乐曲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曾皙不慌不忙，“舍瑟而作”。什么是作呢？那个时候人们是席地而坐，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都是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当要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要站起来以表示恭敬，这就叫“作”。曾皙是把瑟放在一边，然后毕恭毕敬站起身来答对老师的问话。

    从这样几个字的描写能够看出什么来呢？可以看出曾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不会像子路那样“率尔”而对，而是娓娓道来，成竹在胸。他先是征求老师的意见，说，我的理想和这三位同学不一样，能说吗？老师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嘛。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阐述他的理想。他说，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时节，就是阴历的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在这个大地开化，万物复苏的季节，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舞雩台上，沐着春风，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成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

    孔子听了他的话，长长地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与”，赞同。即是说，孔子的理想和曾点是一样的。这是四个学生畅谈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老师发表的唯一一句评价的话。

    各人的理想谈完了，子路、冉有和公西华他们三个就下去了。曾皙没有立即出去，而是问老师，您觉得他们三个说得怎么样呢？

    老师也很巧妙，他先挡了一下，没有作正面评价，说，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嘛。

    但曾皙还要继续问老师，那为什么子路说完话您冷笑了一下呢？

    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一点都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意思是说，要以礼制去治理一个国家，首先你的内心要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一个起点。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发言，说明他内心缺乏一种恭敬和辞让啊。

    接下来曾皙又问，难道冉有不是想治理一个国家吗？（您为什么没有哂笑他？）

    老师说，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

    曾皙又问，难道公西华说的不是治理国家吗？（怎么也没见您哂笑他？）

    老师说，有宗庙，又有国际间的盟会，不是治理国家是什么？像他这样精通礼仪的人说想做一个小司仪者，那么谁又能做大司仪者呢？

    孔子的意思是说，他笑子路，不是笑他没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理对象的大小，不在于它是不是国家，而在于自己的态度。因为冉有和公西华态度谦逊，而他们又有实际的才干，所以孔子没有哂笑他们。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孔子并没有否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理想，为什么唯独对曾皙给予热情鼓励呢？从孔子对曾皙的支持中，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但是曾皙的内心是完满充盈的，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为前提，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这就比另外那三个人想从事一个具体的职业，在那个职业上做出成绩要高出一个层次。

    这就是孔夫子说过的“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能让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呢？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们心灵的声音。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过得很不开心，觉得自己有抑郁症的前兆，就去看心理医生。

    他跟医生讲，我每天特别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一回到家里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自己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越到晚上，我的心里面会越恐惧，越压抑，所以常常整夜失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一进入工作状态，我的症状就消失了。长此以往，我很害怕会得上抑郁症。

    这个医生认真听完他的倾诉后，给了他一个建议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的演出？等看上一段时间后，我们再聊一聊，看你这种抑郁症前兆是不是有所缓解，然后我们再来商量方案。

    听完医生的话，这个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医生的时候，已经是满面泪水。他艰难地对医生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

    这好像是一个寓言，但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欢欣地表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这就是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惶失措的根源所在。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做着过冬准备。

    第一只田鼠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搬进洞里。

    第二只田鼠卖力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稻草、棉絮拖进洞里。

    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

    那两个伙伴一边忙活，一边指责第三只田鼠说，你这么懒惰，也不为过冬做准备，看你到了冬天怎么办！

    这只田鼠也不辩解。

    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躲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洞里面，看着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每天无所事事。渐渐地，大家觉得非常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些时光。

    在这个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另两只田鼠讲故事。比如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它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看到他在做什么什么；又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它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什么；它说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曾经听到鸟儿在唱一种歌谣……

    它的那两个伙伴这才知道，这只田鼠当时是在为大家储备过冬的阳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开冻、万物欣欣向荣的时节，安排一个洗涤自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个仪式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的意义，但是它却能给内心一个安顿。这种安顿需要我们与天地合一，去敏锐地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是特别奢侈了。在现代化的今天，反季节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当生活的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四季走过的痕迹，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什么四季分明，什么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已经激不起什么反响。我们不会像曾皙那样敏感，想到在暮春时节，让自己去受一次心灵的陶冶，从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坚定地放飞出去。

    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的内心愿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它却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论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老师告诉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士”的最高标准。

    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低一些的标准啊？

    孔子回答他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你能够从身边做起，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这种爱的力量去得到周边人的认可，不辱祖先，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说话信用诚实，行为坚定果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不过，也可以勉强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大家看到这里以后一定会瞠目结舌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啊？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答应别人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也一定给你做到，就是能够实践自己诺言的人只能勉强算作第三等的士。可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六个字，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子贡可能也觉得这三个标准太高了，于是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现在这些当政的人怎么样？他们算得上“士”吗？

    结果他的老师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些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上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

    其实，“士”的这三个标准，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能够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的质量描述。

    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这很自然会让我们想起战国时候赵国的蔺相如。大家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会注意到“完璧归赵”这个故事。

    当年赵王得到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设法夺过来。于是他派使者告诉赵王说，我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这块璧。赵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国，这块璧一旦拿到秦国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蔺相如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豁出命来也不会让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

    等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就随随便便在偏殿相见，并让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传看这无价之宝。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是很难的事情。于是他就跟秦王说，大王，这块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指给你看。等秦王把这块璧还到他手里，蔺相如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是对宝玉、也是对赵国的不尊重。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十五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像我们一样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块玉给你。不然的话，我的头和这块玉现在就同时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

    蔺相如知道秦王不会履行诺言，所以连夜让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则留下来，最后跟秦王做一个交待。他对秦王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现在完璧已经归赵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惶？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一种权势，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就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在《论语》中，一切高远的理想，都建立在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有一次孔子说想搬到九夷、也就是东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住。

    有的劝他说：“陋，如之何？”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怎么好住呢？

    孔子却淡淡地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是君子有天下使命，不管这个地方是奢华的还是简陋的，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外在环境而已；第二个角度，就是君子的内心有一种恒定的能量，他可以使得周边熠熠生辉，繁华似锦，他自己生命里面的气场可以去改变一个简陋的地方。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的《陋室铭》大家都熟悉，在这样短短一篇铭里面，他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他说，我们居住的这种物质环境可能无法改变，也无须苛求，你周边来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环境，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果你和朋友之间谈论的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大家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居住条件的简陋就一点都不重要了。

    所以，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

    其实我们真正读懂了《侍坐篇》，看到了“吾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在“莫（暮）春”时节“咏而归”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

    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

    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鼓励，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隙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那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论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