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封信是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其目的是催促傅作义克服犹豫观望心理。但是，这封信过于严厉、尖锐，与目前融洽的谈判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平津前线指挥所引起争议，聂荣臻根据谈判情况的进展，判断傅作义确有弃暗投明、争取新生的真诚意愿，觉得没有必要递交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林彪认为谈判的目的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要管傅作义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打嘛，过去他还跟我们打少了吗?

    苏静是应傅作义之邀中共派往北平城的谈判代表。聂荣臻告诉苏静，那封信可由邓宝珊决定是否交给傅作义，如一切顺利则不交，如和谈遇阻则交出公开信。

    邓宝珊与苏静进入北平后，一切进展顺利，那封公开信也就没有交到傅作义手中。1月2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率北平守军五十二万人马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电询林彪：“交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林彪电催苏静务必于最近两天将信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把信交给傅冬菊。傅冬菊也觉得措辞生硬，怕父亲感情上受不了，便压了下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刊载了这封公开信。

    傅作义看后，情绪十分冲动，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叫道：“太不像话，怎有这种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他于是致信林彪，称“自己有罪，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此事传出，立即在军中引起波动。

    林彪、聂荣臻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林彪开门见山地说：“公开信所言，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合作。我们是非分明，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化开疑团后，主宾轻松自由地交谈起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傅作义将他藏在心中的疑问掏了出来：“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也很直爽地回答：“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华北这场战争，即使不由我林彪指挥，国民党军队也是要失败的。”

    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为标志，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在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我军以三万九千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一个月后，林彪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

    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机关3月下旬入迁北平。根据此前1月15日中央军委的决定，改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奉令先行回北平布置党中央迁驻北平事宜。

    从西柏坡到北平，蜿蜒长达三百多公里。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的沿途安全警备工作由第四野战军负责。为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亲自选定路线，安排布岗、设哨，并派部队控制沿途制高点，从北平郊区到市中心，凡交叉路口和公路两旁四百米内遍设流动

    哨、隐蔽点和便衣人员，并停止一切电报、电话联系。

    3月24日清晨，两百多辆中、小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路烟尘，从西柏坡出发。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驶进北平，下榻于香山。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军号齐鸣，战旗翻飞。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第一辆敞篷车徐徐从四野方队前驶过，“首长好”的呼声震耳欲聋。

    3月25日，满口湘音、身穿粗呢制服的毛泽东住进了紫禁城。林彪——这个从林家大走出来的山村小主人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目睹北平的一切，林彪心中感慨万分。如果林育南不把他送进浚新小学，如果林育英没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他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

    历史正如光阴，不可挽留，也不可逆转。在人生的履历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

    林彪以胜利者的姿态下榻北京饭店。他有理由自豪。在全军所有野战部队中，四野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实力最强，林彪的年龄也较其他野战军司令员为轻。林彪为此十分得意，他借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常对人说：“这就叫‘四美具，二难并’。再难、再美、再巧的事也碰到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