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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星期日
布隆维斯特与爱莉卡一起度过星期六夜晚。他们躺在床上，详细地谈论札拉千科一案的细节。布隆维斯特对爱莉卡是绝对的信任，从无一刻因为她即将为竞争对手效力而无法畅所欲言，而爱莉卡也从未想过将这篇报道带过去。这是《千禧年》的独家，只不过无法主编这一期让她颇为沮丧，否则这将为她在《千禧年》画下完美的句号。
他们也讨论了杂志社未来的组织结构。尽管不能干涉杂志的内容，爱莉卡仍决心保留她的股份，继续当董事。
“让我到日报去待几年，再来谁晓得呢？也许我退休前还会再回《千禧年》。”她说。
至于他们俩复杂的关系，又何必非要改变不可？只是见面不会再如此频繁了。就像八十年代，《千禧年》尚未成立前，他们各有各的工作时那样。
“我想以后我们见面得先预约。”爱莉卡说着淡淡一笑。
星期日早上，他们匆匆道别后，爱莉卡便开车回家，回到丈夫葛瑞格·贝克曼身边。
她走后，布隆维斯特打电话到索格恩斯卡医院，试图打听莎兰德的情况。没有人肯透露任何消息，他只得打给埃兰德巡官，警官可怜他，这才吐露：以目前的情形看来，莎兰德状况不错，医生们都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问能不能去看她。埃兰德说莎兰德其实已经被捕，检察官不会答应让她见任何人，但反正她也无法接受讯问。埃兰德又说如果她的情况恶化，会打电话通知他。
布隆维斯特查看手机发现有四十二条短信，几乎全都来自记者。自从得知是布隆维斯特找到莎兰德，甚至很可能还救了她一命之后，媒体便开始胡乱臆测。他显然与事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他删掉所有来自记者的留言后，打电话给妹妹安妮卡，邀她中午一块吃饭。接着打给米尔顿安保的执行官德拉根·阿曼斯基，他正在利丁粤的家中。
“你对上头条确实很有一套。”阿曼斯基说。
“这个星期本来想打电话给你，听说你在找我，可是一直没时间……”
“我们米尔顿一直都在持续调查。我从潘格兰那里听说你有一些消息，不过你似乎遥遥领先于我们。”
布隆维斯特略一迟疑才说：“我能相信你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站在莎兰德这边？我能相信你是真心希望她好吗？”
“我是她的朋友。不过你也知道，这并不表示她是我的朋友。”
“我明白。但我想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与她的敌人展开激战。”
“我支持她。”他说。
“如果我告诉你某些信息并且和你讨论，你应该不会泄漏给警方或其他人吧？”
“我不能卷入犯罪活动。”阿曼斯基说。
“我不会要求你这么做。”
“只要别告诉我你正在进行某种犯罪活动，那么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我。”
“这就好。我们得见一面。”
“今晚我会进市区。晚餐行吗？”
“今天不行，但如果能约明天晚上，我会很感谢。你和我，也许还有其他几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欢迎你到米尔顿来，就约六点如何？”
“还有一件事……待会儿我要去见我妹妹安妮卡·贾尼尼律师。她正在考虑为莎兰德辩护，但她不能做白工。我可以自掏腰包付她一部分费用，米尔顿公司能不能也奉献一点？”
“那孩子将会需要一个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请恕我直言，令妹恐怕不是最佳人选。我已经和米尔顿的首席律师谈过，他正在研究。我想到的是像彼得·阿尔汀之类的人。”
“这样做不对，莎兰德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协助，我们细谈后你就会明白。不过原则上，你愿意帮忙吗？”
“我都已经认定米尔顿应该为她请个律师了——”
“所以是愿意或不愿意？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大概知道整个内幕，而且我有策略。”
阿曼斯基笑起来。
“好吧，我就听听你怎么说。合我意的话，就算我一份。”
布隆维斯特亲亲妹妹的脸颊后立即问道：“你要替莎兰德辩护吗？”
“我必须拒绝。你也知道我不是刑事辩护律师。即使杀人一项她被判无罪，也还有其他许多罪名。她需要一个影响力与经验与我截然不同的人。”
“你错了。你是律师，而且以争取女权闻名。几经深思熟虑，我认为你正是她需要的律师。”
“麦可……我想你不太了解这涉及什么。这是个复杂的刑事案件，而不只是对女人的性骚扰或施暴这么简单。如果我为她辩护，结果可能会很惨。”
布隆维斯特微笑着说：“是你没弄明白。如果她是因为——比方说——达格和米亚的命案被起诉，我会去找席柏斯基等重量级的刑事辩护律师。但这次审理的案子却完全不一样。”
“你最好解释清楚。”
他们谈了将近两小时，一面吃三明治、喝咖啡。布隆维斯特叙述完毕后，安妮卡也被说服了。他拿起手机，又打了通电话给哥德堡的埃兰德巡官。
“你好，又是我，布隆维斯特。”
“我没有莎兰德的任何消息。”从语气上听得出他十分气恼。
“我想这是好消息。不过我倒是有一些消息。”
“什么？”
“她已经有个律师名叫安妮卡·贾尼尼，现在就在我旁边，我请她和你说。”
布隆维斯特将手机递向桌子另一边。
“我是安妮卡·贾尼尼，我已经决定担任莉丝·莎兰德的辩护律师。我得见见我的当事人，征求她的同意。另外我还需要检察官的电话号码。”
“据我所知，”埃兰德说：“已经为她指派公设辩护人了。”
“是吗？但有没有问过莎兰德的意思？”
“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机会问她话。如果她状况够好，希望明天就能和她谈。”
“好，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在莎兰德小姐开口拒绝之前，你可以把我视为她的法定代理人。除非我在场，否则你们不能讯问她。你们可以跟她打个招呼，问她接不接受我当她的律师。但也仅此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了。”埃兰德明显地叹了口气。对于这点，他不十分清楚法律究竟如何规范的。“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想知道她有没有任何关于尼德曼下落的信息。可以问她这个吗……即使你不在场？”
“那没关系……你可以问她有关警方搜捕尼德曼的事，但凡关系到她可能被起诉的问题都不能问，同意吗？”
“我想这没问题。”
埃兰德巡官从办公桌起身，上楼去向初步调查的负责人耶娃转达他与安妮卡的谈话内容。
“显然是布隆维斯特聘请她的，我想莎兰德毫不知情。”
“安妮卡专攻女权，我听过她的演讲。她很精干，但完全不适合这个案子。”
“这得由莎兰德决定。”
“我可能得在法庭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为了这女孩着想，她得有适当的辩护人，不能只是个博取新闻版面的名人。而且莎兰德还被宣告为法定失能，不知道这对事情有无影响。”
“我们该怎么办？”
耶娃思索片刻。“真是一团乱。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谁负责，又或者会不会转移到斯德哥尔摩给埃克斯壮。无论如何她都需要一个律师。好吧……问问她要不要安妮卡。”
布隆维斯特在下午五点回到家后，打开电脑，继续接着写他在哥德堡旅馆没写完的文章。持续工作了七个小时，他发现文章里有几个显而易见的漏洞。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的地方。根据既有的资料，有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就是国安局内部除了毕约克，还有谁共谋将莎兰德关进精神病院？至于毕约克与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之间的关系，他也尚未触及核心。
最后他关上电脑，上床睡觉。一躺下来，马上觉得可以轻松安稳地睡个好觉，几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还有多少问题无解，他掌握的资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闻头条。
尽管夜已深，他还是拿起电话，打算告诉爱莉卡最新进展。但及时想起她已离开《千禧年》，顿时又感到难以成眠。
列车于晚间七点半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车，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会儿，观察周遭环境。第二天上午八点刚过，他从拉赫尔姆出发，中途到哥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饭，之后又继续乘车往斯德哥尔摩。他已经两年没到首都来，其实他压根不打算再来。虽然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工作，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尤其退休后每回来一次，这种感觉便又强烈一分。
他缓步穿越车站，在连锁便利商店买了晚报和两根香蕉，还停下脚步看着两名戴头巾的伊斯兰教女子从身边匆匆经过。他并不反对女人戴头巾，别人想要奇装异服，他无所谓，但是她们非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作这样的打扮，让他很不舒服。他认为，这种装扮出现在索马里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萨街老邮局旁边的福雷斯饭店，前几次来都住在这里。这家饭店地点好又干净，而且不贵——因为是自己付钱，得考虑到这点。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尔博的名义订了房间。
上楼进房后，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这个年纪，经常得上厕所，晚上能一觉到天亮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间，他脱下帽子——那是一顶窄边的墨绿色英式毡帽——松开领带。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体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结实，身穿犬牙格纹夹克和暗灰色长裤。他打开棕色公文包，拿出两件衬衫、一条领带和内衣裤，收进抽屉柜，然后将外套和夹克挂到门后的衣橱内。
现在上床还太早，出门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欢散步。他坐到旅馆房间必备的椅子上，环顾房内之后打开电视，关掉音量，省得非听不可。他想打电话到柜台点杯咖啡，最后觉得太晚了便作罢，转而打开迷你酒吧，将少许约翰尼·沃克牌苏格兰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极少量的水。他翻开晚报，细读每一则关于搜捕尼德曼与莎兰德一案的报道。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记下一些东西。
前国安局高级行政官员古尔博现年七十八岁，已退休十三年。但情报人员从来不会真正退休，只是隐身幕后罢了。
战后，十九岁的古尔博投身海军，一开始只是预备军官，后来才开始接受军官训练。但他并未如自己预期的那样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务，而是前往卡尔斯克鲁纳担任海军情报系统的讯号追踪员。这项工作他完全能胜任，多半只是查探波罗的海对面的情况，但他觉得单调而无趣。不过他倒是在军中的语言学校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这些语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网罗成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当时担任秘密警察局第三处处长的正是那个无懈可击的乔治·图林。古尔博刚进去的时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总预算两百七十万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时，秘密警察的预算已超过三亿五千万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员他不知道。
古尔博一生都奉献给国王陛下——说得更正确一些，应该是这个社会民主福利国——的情报单位，这其实很有讽刺性，因为选举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给温和党，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温和党。他认为卡尔·比尔特[注1]是现实政治[注2]的祸害。因此投给了英瓦尔·卡尔森[注3]。“瑞典最杰出的政府”统治几年下来，更证实了他最深的恐惧。温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时，正值苏联垮台，依他之见，无论在面对东方新兴的政治机会，或是在利用间谍的艺术方面，没有哪一个政府像瑞典这样手足无措。比尔特政府不但以财政为由削减苏联方面的人事，还同时卷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国际纠纷——好像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威胁到瑞典似的。结果就这样错失了在莫斯科设置长期眼线的大好机会。总有一天，当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古尔博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国安局与军情局将会接到荒谬的命令，期望他们挥挥魔法棒就能变出一帮特工来。
[注1：卡尔·比尔特(CarlBildt，1949-)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的瑞典首相，于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九年间担任保守派的温和党主席。]
[注2：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德文real(现实的)加上politik(政治)的复合字。指一个人的所有政治及外交决定，只会依循现实考虑，完全放弃意识形态。]
[注3：英瓦尔·卡尔森(IngvarCarlsson，1934-)，瑞典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帕尔梅首相遇刺身亡后接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一九九一年大选失败下台，一九九四年大选重新担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
古尔博起初在国家警察局第三处的俄国组办公，有了两年的经验后，在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年首度实地派任试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阶的空军武官身份入驻莫斯科大使馆。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个知名间谍的后尘。几年前，担任此职位的正是恶名昭彰的温纳斯壮上校。
回到瑞典之后，古尔博从事反间工作。十年后，奥多·丹尼尔森手下数名年轻的秘密警察揭发了温纳斯壮，最后以叛国罪判他终生监禁于长岛监狱，古尔博便是这几名警员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纳·维涅领导的秘密警察进行重组，成了国家警察局(又称瑞典国安局)的情治部门，人员开始剧增。当时，古尔博已经当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尔博从来不用“S？po”一词称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会用“SIS”(瑞典国安局)，同事之间则称“公司”或直接说“单位”，但绝不说“S？po”。原因很简单。“公司”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是所谓的人员管控，也就是调查并记录涉嫌抱持共产或反动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内部，共产主义者与卖国贼是同义词。后来一般常用的“S？po”一词，其实是有反动之嫌的共产主义刊物《光明》所发明的用语，专门指称警界中的共产党猎人，有轻蔑之意。古尔博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前上司维涅的回忆录《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会用“S？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决定了古尔博的事业前途。
有了“SIS”的称号，表示国家秘密警察已经转变成司法部备忘录中所描述的现代警察组织，这牵涉到招揽新人以及持续不断的训练问题。这个不停扩展的组织，大大提升了“敌人”安排干员渗入的机会，相对地便必须强化国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员们的俱乐部，没有谁不认识谁，新进人员最普通的资格条件就是他父亲正是或曾经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变了。
一九六三年，古尔博从反间组调到人员管控组，这个角色在温纳斯壮的双面间谍身份被揭露后，变得更为重要。在那期间奠定了“政治主张记录”的基础，名单上全是被认定抱持不该有的政治观点的瑞典公民，人数在六十年代末达到将近三十万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却在于：国安局内部又该如何实施安全管控？
温纳斯壮的失败在秘密警察圈中引发一连串的窘境。如果国防参谋总部的上校能为俄国工作——他同时也是核子武器与国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顾问——那么秘密警察当中可能也有俄国派来的同样高级别的干员。谁能保证“公司”里的高层与中级主管不是在为俄国人工作？简单地说，谁来负责暗中监控间谍？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尔博奉命去和国安局副局长汉斯·威廉·弗朗克开会，与会者还有两名“公司”高层：秘书长和预算主任。会议结束前，古尔博已被任命为某一新成立部门的负责人，部门名称叫“特别小组”，简称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门改名为“分析小组”，简称SA。几分钟后，预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组织最后定名为“特别分析小组”，简称SSA，平常就叫“小组”，以区别代表整个秘密警察局的“单位”或“公司”等称呼。
“小组”是弗朗克的点子，他称之为“最后防线”。一个在“公司”里占有战略地位却隐形的极机密单位。所有文件，包括预算备忘录，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渗透。而其任务便是监控国家安全。弗朗克有权做这样的事。他需要预算主任与秘书长来建立这个隐形结构，但他们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与敌人交战数十回的战友。
第一年，“小组”成员包括古尔博和三名精挑细选的同事。接下来的十年间，人数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两名老派的行政秘书，其余则都是专业间谍猎人。组织结构只有两个层级，古尔博是组长，通常每天都会和每个组员会面，组里重视效率更甚于背景。
形式上，国安局秘书长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尔博的上司，他得每个月上交报告给他们，但实际上他被赋予的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独特职位。他——而且只有他——能决定将秘密警察的顶头上司放到显微镜下检视。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将维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启动调查，或是进行电话监听，而无须作任何解释，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他效法的对象是在美国中情局扮演类似角色的传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顿，而且两人也有私交。
“小组”成了“单位”内部一个微型组织——不属于、平行且凌驾于国安局其他部门。这也产生了地理位置的影响。“小组”的办公室在国王岛，但为了安全考虑，几乎整个团队都从总局搬到东毛姆区一间有十一个房间的公寓里。该公寓已悄悄改造为防御式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驻守，因为忠心耿耿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处的两个房间里。她是个难能可贵的同事，深得古尔博的信任。
在组织里，古尔博与手下雇员皆是不见天日——他们的资金由一笔专款供应，但隶属于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国安局正式架构中却完全没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任务是处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务，就连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岁，古尔博已经爬到一定的地位，采取行动无须向任何人报备，并可以对任何人启动调查。
古尔博很清楚“特别分析小组”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敏感的单位，因此工作内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书面记录少之又少。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兰德签署一道命令，明确指示拨款给“特别分析小组”，因为其任务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十分重要。在某日的下午会议中，国安局副局长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质类似的事，这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文件盖上了“极机密”章，归入国安局的特殊机密档案。
首相的签字代表“小组”已是合法机构，第一年的预算为五万两千克朗。古尔博心想，预算这么低倒是高明的手法。如此一来，设立这个小组显得只是例行公事。
更广义地说，首相签字表示他认为确实需要有个单位来负责“内部人员管控”。同时也可以解释为首相准许成立一个团体，顺便监视国安局以外一些特别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内，也正因为如此而产生了潜在的严重政治问题。
古尔博发现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他并不贪杯，只不过这一天和这一趟行程着实漫长。人生至此，他已经不觉得多喝一两杯威士忌有何要紧。于是他又倒了一点点格兰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过最敏感的问题，当然就是帕尔梅事件。
古尔博还记得一九七六年选举当天的每个细节。那是瑞典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选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遗憾的是首相由费尔丁担任，而不是远比他更胜任的哥斯塔·波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帕尔梅被打败了，为此古尔博大可松一口气。
在国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闲谈中，大伙曾不止一次谈论帕尔梅担任首相的合适度。一九六九年，维涅遭到解职，因为他说帕尔梅可能是颇具影响力的克格勃干员。单位内部不少人有同感，以当时的气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单位里根本不受争议。只可惜他却是在访问北博滕时，与拉希南逖郡长公开讨论此事。拉希南逖惊讶不已，立刻向部长报告，维涅也随即被召见，与部长一对一进行说明。
令古尔博丧气的是，帕尔梅可能与俄国方面接触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尽管“小组”努力不懈试图发掘真相，找出关键证物，却一直毫无所获。在古尔博看来，这并不代表帕尔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别狡猾聪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苏俄间谍犯同样的错。帕尔梅让他们年复一年遭受挫败。到了一九八二年，当他第二度当上首相，他的问题再次浮现，后来斯维亚路响起刺客的枪声后，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组”麻烦不断的一年。国安局内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组”存在的少数几人当中——出现了不少批评声音。过去十年间，有六十五名国安局雇员因为被认定政治立场不可靠而遭到解雇，然而其中大多数都一直提不出证据，因此有些非常资深的人员开始怀疑“小组”是被一群偏执的阴谋论者所把持。
有个案子涉及国安局于一九六八年聘雇的一名人员，古尔博个人认为他不胜任，如今回想起来仍让古尔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贝格林巡官，瑞典陆军中尉，后来才被发现是苏军情报单位GRU的上校。古尔博曾分别四次试图赶走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连“小组”以外的人也开始怀疑贝格林，局面才有所转变。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丑闻。
七十年代前期，对“小组”的批评与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尔博曾听到多人提议删减预算，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部门。
有批评就表示“小组”的未来受到质疑。那一年，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了国安局优先处理的目标。就间谍活动而言，这是他们历史上悲惨的一章，主要应付的都是与阿拉伯或亲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内部的大问题是应该赋予人员管控组多大的特权去调查瑞典境内的外国公民，或者继续由移民组负责管理。
由于这场堪称秘密的官僚内斗，“小组”觉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强管控——其实就是监视——移民组的人员。
这项任务落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于一九七〇年进入国安局，无论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诚度来看，都绝对有资格与“小组”的人员共事。他利用空闲时间加入一个所谓“民主联盟”的组织，社会民主派的媒体则称之为极右派团体。在“小组”里面，这不构成障碍，因为还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联盟成员，而且联盟的成立，“小组”其实提供不少助力，也贡献了一部分资金。这名年轻人便是通过该组织获得“小组”的注意与网罗。
他名叫古纳·毕约克。
札拉千科实在太走运了，一九七六年选举日那天走进马尔姆警局寻求庇护时，受理人刚好是这个叫毕约克的年轻警官，他当时是移民组的主管，而且已经和最高秘密组织牵上线。
毕约克马上意识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断谈话，并将这个叛逃者安置在大陆饭店的房间内。毕约克紧急通报的人是古尔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组那个有名无实的上司。他打电话时，投票站刚刚关闭，所有迹象都显示帕尔梅输定了。古尔博也刚回到家，正在看电视上的选举报道。听到年轻警官的激动陈述，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他开车到大陆饭店——距离他今天待的房间不到两百五十米远——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尔博的一生起了巨变。“机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随即察觉到有必要为这名叛逃者建立一个新架构。
他决定将毕约克纳入“札拉千科小组”。这是合理的决定，因为毕约克已经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纳入总比冒着风险将他排除在外的好。于是毕约克从移民组调到东毛姆警局的一间办公室里。
在接下来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中，古尔博打一开始就决定只告诉国安局的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大致了解“小组”活动的秘书长。秘书长将消息压了几天后，向古尔博解释说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报告国安局局长，政府也必须知情。
那时候，新任国安局局长知道内部有一个“特别分析小组”，至于“小组”真正的工作内容却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刚上任，负责收拾一般称为“资讯局事件”的残局，而且已准备在警界平步青云。秘书长曾私下告诉局长，说“小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单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业程序，外人也不得质疑。只要问题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这位局长便从来不问，相当于默许了。他接受这个事实：有这么一个名叫“特别分析小组”的玩意，而且他什么都不能过问。
古尔博满意地接受了现况。他下令要求绝对保密，就连国安局局长在办公室谈论此事也得特别谨慎。局长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组”来处置札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当然无须告知。由于政局变天，新任首相费尔丁忙得团团转，整个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长以及与其他保守党派协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个月后，局长才带着古尔博开车到首相办公室所在地罗森巴特，向新任首相报告。古尔博根本不赞成告诉政府，但局长坚持立场——若不向首相报告，在宪法上站不住脚。古尔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想说服首相别让札拉千科的相关消息泄漏出他的办公室，他坚称没有必要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知情。
苏联一名重要的情报分子向瑞典寻求庇护，这让费尔丁十分心烦，便开始说起为了公平起见，他必须与联合政府另外两党党魁商议。古尔博早就料到首相会反对，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声解释，如果首相这么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辞职。这个威胁让费尔丁的心迟疑了起来，古尔博的意思是万一消息外泄，俄国派出暗杀小队来解决札拉千科，首相必须负全责。假如负责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认为非辞职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将成为首相的政治灾难。
费尔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应允。他批准由“小组”负责札拉千科的安全并进行盘问，也下令有关札拉千科的消息不能传出首相办公室，这道命令立刻归入机密档案。费尔丁签下命令不只证明他知情，也限制他与任何人讨论。简单地说，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抛到一旁去。但费尔丁要求让他办公室的一个人知情，一个由他特别挑选的内阁成员。此人将负责联系那个叛逃者的相关事宜。古尔博勉强同意了。他预料应付一个内阁成员应该没有问题。
局长很满意。如今札拉千科事件有了宪法的保障，也就是说他背后有人撑腰。古尔博也很满意。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锁线，也就是说他将能掌控大量信息。札拉千科只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东毛姆办公室后，他坐到桌前写下知道札拉千科一事的人员名单：他自己、毕约克、“小组”的行动负责人汉斯·冯·罗廷耶、副组长弗德利克·克林顿、“小组”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和负责搜集与分析札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报的两名警员。未来几年内，这七个人将成为“小组”中的特别小组，他暗自称之为核心团队。
“小组”以外，知情的除了国安局局长与秘书长之外，还有首相与一名内阁成员，总共十二人。如此重大的秘密竟只有这么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见。
想到这里，古尔博的脸色一沉。还有第十三个人。毕约克最初会见札拉千科时，有一名律师毕尔曼陪同。让毕尔曼进入特别小组是绝对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实也不过就是国安局的菜鸟——也没有必备的经验与技能。古尔博考虑了各种做法，最后决定小心地将他引出局外。他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边恐吓毕尔曼只要他敢泄漏只字半句，就以叛国罪关他一辈子，另一边又答应替他的未来铺路，甚至还利用甜言蜜语让毕尔曼自我膨胀。他安排毕尔曼进一家颇具名望的律师事务所，并让他案子一宗接着一宗地忙不停。唯一的问题在于毕尔曼实在太不长进，无法好好把握机会。十年后他离开事务所，自行开业，也就是后来在欧登广场那间律师事务所。
接下来的几年间，古尔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监视着毕尔曼，由毕约克负责。直到八十年代末，苏联面临瓦解，札拉千科也不再处于优先地位，他才停止监控毕尔曼。
一开始，“小组”将札拉千科视为突破帕尔梅谜团的关键，因此古尔博对他展开长时间盘问时，首先提及的便是帕尔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灭，因为札拉千科从未在瑞典执行过任务，对这个国家毫无所悉。不过他倒是听说过俄国间谍“红色跃行者”的传闻，可能是某个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欧国家的政治人物。
古尔博列出一串与帕尔梅有关的人名：卡尔·黎波姆、皮埃尔·肖里、史坦·安德森、马里塔·厄夫史考等等。终其一生，古尔博一再地追着这份名单，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古尔博转眼间成了大人物。他在杰出战士的专属俱乐部受到礼遇，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彼此熟识，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谊与信任之上，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与官僚体系。此外他还见到安格顿，并在伦敦某间秘密俱乐部与英国军情六处的首脑共饮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远无法将自己的丰功伟业告诉任何人，即使是死后的回忆录也一样。而且他无时无刻不担心敌人会发现他的海外之行，担心自己引人注意，担心自己可能无意间引领俄国人找到札拉千科。如此说来，札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敌人。
第一年里，这个叛逃者住在小组名下一间不为人知的公寓，任何记录或公开数据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札拉千科小组”成员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来计划他的未来。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的护照和一段费心设计的个人经历——这个伪造的背景却有瑞典档案记录为证。
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札拉千科已经搞上那个原姓休兰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还漫不经心地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古尔博开始觉得这个俄国叛徒脑子不太对劲，还怀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仿佛是需要一个舞台。否则他如此愚蠢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
一会儿是妓女，一会儿是酗酒，一会儿又和保镖等等发生暴力冲突惹麻烦。札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闹事遭瑞典警方逮捕，还有两次则和酒吧斗殴有关。每次“小组”都得谨慎地出面保释他，并确保相关文件从此消失，记录也得加以修改。古尔博派毕约克二十四小时守着札拉千科，这不是简单的任务，但别无他法。
本来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到了八十年代初，札拉千科冷静下来开始适应。但他始终没有抛弃那个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还生了两个女儿卡米拉和莉丝。
莉丝·莎兰德。
古尔博不悦地念着这个名字。
这两个女孩九岁或十岁时，他对莉丝就有不好的感觉，不用精神科医生诊断也看得出来她不正常。毕约克的报告说她对父亲很凶恶、有攻击性，似乎一点也不怕他。她话不多，却有上千种方式表达她对事情的不满。她将会是个麻烦，但古尔博做梦也想不到这麻烦竟会如此巨大。他最害怕的是莎兰德家里的情况会导致社会福利人员写出一篇提到札拉千科这个名字的报告，因此他一再力促札拉千科与家人断绝关系，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札拉千科每次答应后又总会食言。他还有其他妓女，他有无数的妓女，但几个月后偏偏总会回到那个阿格妮塔身边。
那个王八蛋札拉千科。只要情报员让那话儿支配人生的任何一部分，显然就不是优秀的情报员。那个人似乎自以为不受任何正规约束。假如他只是和妓女上床也就算了，偏偏却一次又一次地凌虐女友。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激怒看顾他的“札拉千科小组”组员，并引以为乐。
古尔博知道札拉千科毫无疑问是个病态王八蛋，但叛逃的GRU探员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他眼前只有一个，而且此人很清楚自己在古尔博心中的价值。
“札拉千科小组”扮演起清洁大队的角色，这点无可否认。札拉千科知道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问题他们都会解决。对于阿格妮塔，他更是任性到了极点。
其实并非毫无警讯。莎兰德十二岁那年，曾刺伤札拉千科，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是被送到圣约兰医院，组员们要收拾的残局更胜以往。古尔博于是向札拉千科挑明了说，要他绝对不能再和莎兰德一家有来往，札拉千科答应了。这个承诺他遵守了六个多月后，又再次出现在阿格妮塔家，把她打个半死，她最后被送进一家疗养院度过余生。
莎兰德家那个女孩竟会制造汽油弹，倒是古尔博始料未及。那天简直是一团混乱。眼看就要接受各式各样的调查，“札拉千科小组”——甚至于整个“特别小组”——的未来危在旦夕。万一莎兰德说了什么，就会危及札拉千科的掩护，而过去十五年来在欧洲各地布置的行动恐怕也得解除。除此之外，“小组”也可能受到正式审查，这是不计代价都得避免的结果。
古尔博满心忧虑。如果“小组”的档案公开，外界将会发现有些行动不一定符合宪法的规定，更遑论他们多年来对帕尔梅与其他重要社会民主党员所作的调查。帕尔梅才遇刺几年，这还是敏感议题。紧接着当然免不了要起诉古尔博与其他几名“小组”成员。更糟的是，有些野心勃勃的三流记者八成会散布“‘小组’是帕尔梅遇刺的幕后黑手”等言论，进而引发更不利于他们的臆测，调查工作也可能更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秘密警察的人事变迁太大，就连现任的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个“小组”的存在。所有与国安局的联系都只到新任秘书长为止，而他已经在“小组”里面待了十年。
组员们陷入极度惊慌，甚至于恐惧的情绪中。解决之道其实是毕约克提出来的。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是因为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国安局反问部门拉上关系，当时该部门正在监视一个有嫌疑的工业间谍，而他正是关键的顾问。调查到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需要知道调查对象若遭受极大压力会有何反应。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那一次，国安局人员成功地防止了自杀事件，并让该间谍成为双面间谍。
莎兰德攻击札拉千科后，毕约克偷偷地聘请泰勒波利安担任“小组”的外部顾问。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让波汀因接受康复护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须消失在某个长期照顾的疗养院。所有相关的警方报告全都集中到国安局，由秘书长转交给“小组”。
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合法的医疗报告，由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联手撰写，接着还要一份简要但毫无争议的地方法院裁决书。问题只在于案件的呈现方式，无关宪法。这毕竟涉及国家安全。
何况莎兰德确实很明显是疯了，让她到医院待几年有益无害。古尔博批准了。
许多问题一并解决之际，“札拉千科小组”也正好面临解散。苏联已经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确愈来愈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从秘密警察资金当中取得一笔丰厚的资遣金，于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复治疗，六个月后送他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那时他们便和札拉千科摊牌，他与“小组”从此各自为政。这是古尔博最后负责的任务之一。一星期后，他到达退休年龄，便移交给他钦定的接班人克林顿。此后，古尔博只在特别敏感的事件中担任顾问。他又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年，几乎每天都进“小组”工作，但分派给他的任务愈来愈少，他也就逐渐淡出。接着他回到家乡拉赫尔姆，在那儿找事做，起初还经常上斯德哥尔摩，后来次数逐渐减少，最后压根不来了。
在看见札拉千科的女儿出现在每个新闻广告牌上的那天早上之前，他已经好几个月连想都没想到他。
古尔博既惊慌又困惑地留意整件事的发展。毕尔曼担任莎兰德的监护人当然不是巧合，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的是札拉千科的往事怎么会浮上台面？莎兰德很明显是精神错乱，杀死这些人并不令人意外，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会牵扯上札拉千科。他女儿迟早会被捕，到时一切都完了。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并认为该是回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了。
“小组”面临了自从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札拉千科拖行着进入厕所。现在有了拐杖，他便能到处走动。星期日这天，他强迫自己做一点短暂而剧烈的训练。下巴依旧疼痛难当，所以只能吃流质食物，不过已经可以下床开始活动。装了这么久的假肢，他很快就习惯拄拐杖。他试着在移动时不发出声响，并在床边来来回回地练习。每当右脚着地，整只腿立刻一阵剧痛。
他咬紧牙根，想着女儿就近在咫尺。他花了一整天才推测出她就住在右手边走廊过去第二间病房。
夜班护士已经离开十分钟，凌晨两点，万籁俱寂。札拉千科费力地起身，摸索着拐杖。他走到门边倾听，没有声响，于是拉开门，走上廊道，听见护理站传来微弱的音乐声。他走向走廊的尽头，推开门，看了看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再沿着走廊往回走，来到女儿房门口停下，拄着拐杖站立片刻，竖耳聆听。
莎兰德听到一个摩擦声，随即睁开眼睛。走廊上好像有人拖行着什么东西。有一会儿寂静无声，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接着又听到同样的声音逐渐离去。她开始感到不安。
札拉千科就在外头。
她感觉被锁在床上。护颈底下的皮肤好痒。她顿时有一股强大的欲望想移动，想起身。她慢慢地坐了起来，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又跌回枕头上。
她用手摸了摸护颈，找到固定的纽扣，便打开纽扣，将护颈丢在地上，呼吸立刻顺畅许多。
现在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武器，以及起身去把事情一次解决的力气。
她勉强撑起身子，扭开夜灯，往房内张望了一下，没看到什么合用的东西。这时她的目光落在离床三米处墙边的护理桌上，有人留下一支铅笔。
她一直等到夜班护士来过又离开。今晚似乎是每半小时巡房一次，护士来的次数减少应该表示医生认为她的情况改善了，因为周末期间至少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人来巡视。至于她自己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差异。
护士走后，她使尽力气坐起来，双脚从床沿垂下。她身上贴着记录脉搏与呼吸的电极片，但电线朝铅笔的方向延伸。她将全身重量放在脚上，站起来，一时间重心不稳晃了一下，她一度以为自己会昏倒，但还是扶着床头稳住了，然后将视线集中在眼前的铅笔。她摇摇晃晃挪出数小步，伸出手，抓起铅笔。
然后缓缓退回到床边，已然精疲力竭。
过了一会儿，她好不容易将被单和毯子拉到下巴处。接着开始研究铅笔。是一支普通的木质铅笔，刚削过。用来当武器还过得去——可以戳脸或眼睛。
她把铅笔放到臀部旁边，这才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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