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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无聊赖的杨红，在生活中找不到如胶似漆的爱，却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小说里。
杨红就跑到校图书馆、市图书馆去借原著来看，这几个地方都借不到了，就到书店、书摊上买来看。看着看着，就不局限于电视上放的那些东西了，不管是什么书，翻几页，只要有“她”字的，包管跟爱情相关。如果连翻四五页，还没有一个“她”字，就弃之不顾。光写几个男人的书有什么可看的？还不如看菜谱。有女人的地方才有爱情，没有爱情的书，女人懒得看。
每晚的电视连续剧也还是照看不误，即便已从书上知道了情节，但毕竟只是文字，人物形象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看看电视，心里就有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虽说有时演员一出场，与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把人吓得一跳，但有那么几个演员，还是有看头的，称得上风度翩翩，特别是融入了感人的剧情，演员也变得好看了，人是因为可爱才美丽的嘛。就算剧情已经被电视剧编导删减篡改得不成体统，但有声有画，比光看文字来得实惠。剧情可以从书中弥补，所以看电视看原著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听说这种爱情连续剧的观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看进去了，就看不出来，把自己当作剧中人物，爱的是剧中人，恨的也是剧中人，流的是自己的泪，伤的是自己的心；第二类是看进去了，还能看出来，进去时，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出来时，联想自己，对照古人，唏嘘不已；第三类是看不进去，强看，边看边加评语，把个连续剧连同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等等，等等，评得一塌糊涂，批得体无完肤，一边在骂骂咧咧:“屁大一点儿事，在那里扯，扯，一扯几十集，”一边又把这扯出来的几十集全都看了。
杨红就属于这第二类观众。她爱看电视上那些情深意切的男主角，看到那些缠绵悱恻的情节，就感动得泪眼朦胧。但她不会为这些男主角坠入情网。这一点跟她小时候一样，如果某个男主角就在身边，又那样情深意切地爱她，可能免不了要打动她的心。但那些男主角都离得远远的，八杆子都打不着，怎么会爱上他们？杨红一般都是对照剧情，检查自己，越对照越觉得美好的爱情都被作家写到书里、电视里去了，差不多写尽了，写绝了，写得人间没有了。
杨红一看就看到半夜，有时周宁都从麻将桌上回来了，杨红还舍不得放下书睡觉。周宁知道叫她不看也没用，杨红做什么事一旦入了迷，比他还厉害。
周宁有时睡前也把杨红的书拿起来看几页，当作催眠曲，一般都是翻个几页就哈欠连天，说比《政治经济学》还催眠。
周宁有“性”趣的时候，也不催杨红，就让她在那里看书，自己爬上床，在杨红身边躺下，把手伸进杨红的睡衣里，在她身上四处游走。杨红推他的手，说:“别捣乱，让我看书，还有一点没看完。”
周宁说:“我又没叫你不看，我做我的事，你看你的书，别理我就是了。”说着，仍然在那里“上下其手”。杨红被他摸得气喘吁吁，看不下去，就丢了书，闭上眼。
周宁就把书捡回来，塞到杨红手里，极恳切地劝她:“接着看，接着看，看书要专心致志，心无二用，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杨红喘着气，骂他:“你这样捣乱，我还怎么专心致志？”这正是周宁要的效果。周宁暗自笑着，手更不老实，等杨红忍不住来求他。
杨红问他:“为什么书里电视里的男人就那么缠绵多情，现实生活里的男人就光想着这事呢？”
周宁一听这话，又看见杨红闭着眼，仿佛灵魂出窍的样子，就觉得自己身上硬的东西软了，软的东西都僵硬了，便收了手，平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恨恨地说：“你们女人一看书就看得走火入魔，不知道又把我当作了哪个云轩、飞鹏之类的小白脸了。扫黄真应该首先把琼瑶什么的给扫了。这些年，我们男人不知道帮她书里的小白脸做了多少床上功夫。男人真可怜，要跟这些无孔不入的情敌斗，不知什么时候就戴了文学绿帽子。”
杨红认真地说:“我是问你正经话，为什么现实生活里的男人就不像书里的男人那样缠绵多情呢？”
周宁懒洋洋地说:“那还不简单？因为电视里的小白脸都是下半身不顶用的嘛，只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上半身来。你看他们那种娘娘腔，就知道他们是阳痿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见花就谢。说不定下了银幕就沿街找那些电线杆子上贴的专治阳痿的广告看呢。”
“你一说就说下流了。像《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能文能武，他也是下半身不行？”
周宁说:“我不晓得什么白瑞德，黑瑞德，反正生活里是没有那样缠绵的男人的，所以作家才写在书里哄你们这些傻女人，赚你们的眼泪。”
杨红特别喜欢《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情那么坚，心那么细，郝思嘉爱的是卫希礼，他还是那么痴痴地爱着郝思嘉。郝思嘉夜晚做噩梦惊醒，他会在那里慢慢开解。这么好的男人，就只能是作家编出来的？
杨红固执地说:“可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呀，如果生活里面没有，书里怎么会有呢？”
周宁打个哈欠，说:“谁知道，可能是来源于生活的反面吧。我认识几个H大作家班的人，多半是丑得没人要，闲得无聊，在那里神编乱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千人追、万人爱的主角，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写这些东西打发时间，还能干什么？
2
杨红听周宁提起H大作家班的事，追根究底的毛病又犯了，就跑到校图书馆翻看以前的校报、省报，终于在一张省报上找到了H大某届作家班的报道。
H大办的作家班，只收颇有名气的作家，让他们装模作样地修几门课，就发个大学文凭。H大办班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主要是利用作家的名气和笔杆，为学校打开知名度。
作家都是清高的，不会为个文凭折腰。男作家报名读作家班的，动机都比较高雅，主要是挖掘素材和灵感，顺便也挖掘一下H大的女生们。男作家看到H大女生都黄口黄面的，就把骑士风度发扬光大，义不容辞地要为性无知的女本科生启蒙，为性饥渴的女研究生效劳。女作家来H大作家班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接触一下男作家，如果不幸碰上几个为她们坠入情网的男本科生男研究生什么的，也只好舍命陪君子。
杨红看过其中几位作家的作品，都是些唯美纯情的，故事缠绵悱恻，文字清丽动人。男主角都是德才兼备，多情如白马王子。女主角更不得了，那份美丽，恨不得让女主角自毁容貌，以平民愤。
但杨红一看作家们的近照就大失所望。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摄影师没有使出黔驴之技，在杨红看来，大部分作家都是其貌不扬，对有的人，用这个词还有词不达意、隔靴搔痒的感觉。如果不是出于对作家的尊敬，杨红差不多要说有几个是形象猥琐。看着那些照片，杨红心里就想，是不是H大招生简章上对外貌有这么一条要求，而自己没看见啊？
看了这些作家的近照，就把杨红看得泄气了。怪只怪有些作家爱以第一人称创作，在那里一路“我”、“我”的，杨红就以为那都是他们自身的故事。即使不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也只怪他们写得太逼真，让杨红认为作家还是在写他们自己，只不过为了达到无处不在的观察效果，把“我”换成了一个名字。这样一想，杨红就觉得周宁说的有些道理，美好的爱情都是作家编出来的，而且是由其貌不扬的作家编出来的，源于生活的反面，正因为人间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作家才异想天开地编出来——与其说是赚女人眼泪，不如说是赚出版社稿费。
受了这个致命的打击，杨红对看小说也失去了兴趣，注意力又转到现实生活中来，并开始向文学的反面——哲学方面发展，由具体走向抽象，由个性走向共性。
想到自己的生活，杨红就很哲学地想，恩怨或许真能忘却，真情也许仍然存在，但一个人的个性却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人的共性是很难改变的。也许女人生来就是“情诗”，而男人生来就是“淫诗”。虽然男女都觉得自己在爱，但因为对爱的理解不同，女人很难感觉到男人的爱，总觉得他们不爱，或是爱得不够。而男人总觉得女人的眼睛有毛病，明摆在那里的爱，她们却看不见，在那里无事生非，要证据，要表达，等到男人兴致勃勃地来表达了，她们又说那不是她们期待的表达。
不知不觉的，杨红就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哲学家的高度了，看问题的时候，就很能抽象一下了，不光看到男人的个性，也看到男人的共性，感觉已不再是“周宁是首淫诗”，而是“男人都是淫诗”。
站在一个哲学家的高度，就像飘飞在半空中一样，有点居高临下看世界的味道。杨红现在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到：地上有个杨红，正在为丈夫不跟她如胶似漆生气，不过，你看看你的周围，很多女人都在为她们的丈夫不跟她们如胶似漆生气呢。男人就是这样的啦，他们不是不爱女人，只是他们的爱是阵发性的、间歇性的、局部性的、具体的、粗犷的、如火如荼的、上来得快也下去得快的、有时候甚至是自私的。改造他们是不容易的，生他们的气是于事无补的，为他们难受是要伤自己的身体的，跟他们离婚是很麻烦的，再找一个是不能保证一蟹好过一蟹的……
据说男人生来就是哲学家，他们看女人，往往可以从一个抽象的高度看到一些共性，所以他们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芳草是什么？就是女人，不是张家的大小姐，也不是李家的二闺女，只是女人的代名词。只要是女人，他们就有可能去爱，去娶，去性。得不到这个女人，还有那个女人可以代替。善于看到女人共性的男人即便是说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也喜欢以一些泛指的词开头:“你们女人哪……”、“女人嘛……”
而女人呢？据说就比较容易把注意力局限在具体的男人身上。爱上了张家的老大，就只能嫁张家的老大，换成李家的老二就觉得日子没法过。虽然李家更富有，但因为他不是张家的老大，跟他就觉得被玷污了、被玩弄了、被糟蹋了、被污辱了、被蹂躏了。如果是张家的老大呢，就“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他具体化，等结了婚，差不多就把那个男人据为己有了，像毛姐一样，开口就是:“我们家老丁哪……”、“我那个死鬼老丁呢……”
女人要达到哲学家的高度，需要经历好些个具体的男人，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女人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可以推断出她已经遇到过好些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了，不然她舍不得用这个“都”字。当然有些书呆子女人，看多了书，从书本中看出这一点，或者一些谈虎色变的女人，被吓破了胆，从他人经历中看出这一点，不在此列。
杨红现在突然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想给自己吃一帖安慰剂。既然普天之下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么自己也就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运气不好、嫁了“淫诗”的女人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求大家要经常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雷锋同志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的原因。
老早就有人说过，中国人不患贫，只患不均。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都不穷，只有自己一个人穷。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在受苦，我的苦就不算什么了，就可以欣慰地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既然人生就是一场苦难，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去苦？不苦就不算经过了人生。
哲学家杨红很快就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些例子，看看自己这栋楼的夫妻，虽不是新婚，但也都结婚不久，也没见谁成天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多半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有一些也跟周宁一样，忙着打牌下棋，还有一些经常吵吵闹闹。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见。
杨红开始还怕别人看见周宁不在家陪她要议论，总把门关着，后来发现对这一点反而没人过问。杨红向毛姐抱怨周宁爱打牌下棋时，毛姐还说:“暑假里，无事干嘛。你叫他干什么呢？”
想到这些，杨红只好叹口气，在心里说：男人都是“淫诗”。既然是“诗”，就多少有点诗意，不是全然没有情，但他们的情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既然是“淫”诗，转来转去就脱不了那个性字，主题结构，平仄韵律，修辞造句，花言巧语，都是围绕一个性在转。
情诗一般的女人遇到淫诗一般的男人，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理解，都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擦亮眼睛。等到她们认识到男人都是淫诗的时候，她们就觉醒了。觉醒之后，有的就反叛了，有的就堕落了，有的就绝望了，有的就认命了。反叛的女人就变得痛恨男人，处处跟男人作对，用自己的姿色作武器，惩罚那些淫诗般的男人；堕落的女人就蜕变成一首淫诗，只认性，只认钱，以性换钱，以钱换性；绝望的女人就看破红尘，或超脱人世，或封闭自我，既不要淫，也不要诗；认命的女人就变得明察秋毫，大智若愚，随遇而安，处变不惊，该淫的时候淫，该诗的时候诗。
杨红知道自己不敢反叛，不甘堕落，不想绝望，所以只有认命。
不过高度概括都是有高度风险的，你一用这个“都”字，就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就肯定会有人跳起来喊冤，说：“我就不是那样的！”杨红刚刚对男人作了一个概括，说他们都是“淫诗”，就马上感到了自己的偏激，因为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情诗般的男人。
3
这个人就是住在杨红右隔壁的陈智。因为三十多了还没女朋友，是个大龄青年，被人唤做陈大龄，原名陈智反而被人忘了。陈大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现在是H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因为没结婚，所以不能住家属区，只能挤在青年教师宿舍里。但因为他工龄长，职称高，所以又享受特殊照顾，可以不必跟人合住，自己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
陈大龄人生得高高大大，象棋下得好，提琴拉得好，为人也很热心，无论谁家搬家、买电器，都会拉他去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叫他“七楼的苦力”，因为七楼的女人都爱拉他当差。七楼女人的丈夫们，不是工作忙，就是打牌忙，而陈大龄一般都在家，随叫随到，所以女人们拧个被子，提个水，牵个电线什么的，都爱找陈大龄帮忙。
外人想不出陈大龄为什么至今没有对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那方面不正常。杨红现在已经是过来人了，因为见识过男人了，所以也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可能不正常，不然怎么可以熬到三十多岁还不结婚？
杨红对这个陈大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刚搬来不久，一天清晨，杨红还没睁眼，就听见有人在拉一首什么曲子。那个曲子正配她当时的心情，如果是一首进行曲，她恐怕只能跳起来做早操。但那支曲子，很优美，有点哀伤，淡淡的，不像“江河水”那样哀伤到她要哭出声来。
杨红没学过什么乐器，也不懂音乐，但她喜欢边听曲子，边加入自己的幻想。她不管原作者写曲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她只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当是为自己写的，想在脑子里幻画出一幅什么图就幻画出一幅什么图。那天她在心中幻画出的是一处林中空地，地上绿草青青，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点缀其中。林中彩蝶翩跹，一缕缕阳光从树缝里透进来，形成一支支光柱。不知为什么，这幅美丽的图画总是罩着一点愁云惨雾，很淡，但驱之不去。
正当她静心聆听的时候，就听有人敲了敲隔壁的门，睡意蒙胧地说:“大龄啊，还才八点呢，放假，都在睡觉。”
杨红听见琴声戛然而止，一个男人应道:“对不起。”。
后来隔壁的陈大龄就改为晚上拉琴。杨红被周宁撂在家里的时候，就爱把电视的声音关了，一边织毛衣，一边静静地听他拉琴，心中随音乐在那里幻画出种种美丽的场景，把自己置身其中，就能暂时忘了生活中的烦恼。
周宁刚搬进来时还找陈大龄下过一回棋，去陈大龄家没多久就跑了回来，说:“这个陈大龄不是人。”
杨红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周宁说:“他的棋简直是下神了，说不定是柳大华的徒弟，连闭目棋都会下。我不是他的对手，难怪别人都不跟他下。”
杨红问他:“为什么你不愿跟一个下得好的人下呢？不是可以进步得更快吗？”
周宁哼一声:“谁下棋是为了求进步？不都是为了娱乐么？找个明知下不过的人下，不是像追求一个追不到手的女人一样吗？白费力，还丢脸。”
杨红饶有兴趣地问:“那你追我是因为你觉得追得到手啰？我那时可是学习尖子呢。”
周宁搔搔头，嘿嘿一笑:“我成绩不好，是因为我不努力嘛。如果我像你们女生那样，肯花工夫，又会死记硬背，我还上H大？我上北大清华都有余了。”周宁一看杨红的脸色，就知道自己这招没过好，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哪个男人找老婆是看她成绩好不好？又不是选学习委员。我主要是被你的细腰大屁股搅昏了头，什么都顾不上了。”杨红少不得要拧周宁几把算是惩罚。
后来杨红因为老是帮别人做菜，把每月一坛的计划煤气提前烧完了，有一天正做着饭，就没煤气了，只好在煤气坛下面放个盆子，泡上热水，又奋力地摇煤气坛，想把一顿饭凑合完。正好陈大龄从走廊上路过，对杨红说:“嗨，小姑娘，那样很危险的，爆炸了，我们都壮烈牺牲了。”他把他自己那坛煤气拎过来，帮杨红换上，说:“你拿去用吧，我一个人，很少做饭，用不着。”陈大龄后来干脆把自己的煤气证也给了杨红，让她用。
杨红千恩万谢，陈大龄只说:“我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放长线钓大鱼的人，今后要吃你做的菜的。”杨红就经常端一点菜给陈大龄送过去。陈大龄也不客气，吃完了，会把碗洗了，还来放在杨红门前的碗柜里，附一张小纸条，写上“谢谢”，然后加一句评价。如果是一碗扣肉，就写上“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是一盘炒豆，就来一句“大珠小珠落玉盘”。杨红看了，觉得开心，比周宁光会说“好吃，好吃”多一分情趣。
杨红经常看见陈大龄带他两三岁的侄子玩。有时看见他们在楼下的滑梯那里玩，小孩子一遍遍地滑下来，在陈大龄面前张开两只小臂膀，陈大龄就一遍遍地把他抱上滑梯，让他再滑，两个人一玩几个小时。有时也看见陈大龄在水房外放一个大水盆，装满了水，里面漂着各种塑料玩具，陪他侄子玩水，两个人都很投入很开心的样子。还有几次，杨红看见陈大龄坐在水房边通向顶楼的楼梯台阶上，抱着熟睡的侄子，一动不动，生怕惊醒了小孩子。看见杨红，就轻声解释，说小孩玩累了睡了，走廊上凉快，又没蚊子，就让他这样睡一会儿。
杨红听别人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但到了三十岁左右，身上的父性母性就觉醒了，就开始想要个孩子了。她觉得这话印证在陈大龄身上了。然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虽然离三十岁还远，但也开始想到孩子的问题，主要是奇怪，不知道自己怀没怀孕。“老朋友”确实是没来，但自己一直就是这样颠颠倒倒的，不能说明是怀孕了。如果怀了孕，至少是会呕吐一下的吧？是不是自己根本不会有小孩？
担心了几天，杨红就忍不住了，有天晚上就问周宁:“如果我不会生小孩怎么办？”周宁大大咧咧地说:“不会生就不会生，还少个麻烦。反正我哥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周家有人传宗接代就行了。”
“可别人会怎么说？还不说我是只不下蛋的母鸡？”
周宁看杨红那么在乎别人的议论，就说:“别人问你，你就说是我不会生。只要你不说是因为我阳痿，说什么都行。对了，去把《家庭生活大全》拿来，看看男人不生有些什么原因。”
虽然周宁为她找好了借口，杨红还是觉得心情沉重。有人说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那自己到底是半个还是一整个？
连杨红自己也没觉察，从那以后，自己心里就把“做爱”这个词换成了“做人”。
4
杨红开始只把陈大龄当作一般朋友，没有多在意。她对他刮目相看，是在毛姐向她学说了陈大龄的爱情史之后，或者说，陈大龄的“无爱情史”之后。
毛姐是H大财务处的办事员，三十多岁了，因为还在熬职称，所以也只能住十平方米的小单间。毛姐这个人很有个性，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更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得上是一个侠女。
但如今天下太平，江湖萧条，哪里有那么多不平让她拔刀相助？她路上能见到的最大不平就是上公共汽车乱挤，她也没刀可拔，有刀拔也不知道拔出来该戳谁，因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乱挤。于是毛姐就把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平演变为“路见不婚，撮合相助”。因为毛姐把自己可介绍的人称为手中的“牌”，男的叫“黑桃梅花”，女的叫“红桃方块”，条件好的叫“主牌”，条件不好的叫“副牌”，不想帮又推不掉的叫“底牌”，所以又可说是“路见不婚，抽牌相助”。
毛姐为人撮合多年了，从自己还没有男朋友时就开始，坚持数年，不改初衷，被丈夫老丁冠之为“生命不息，撮合不止”。毛姐的丈夫老丁，就是当年毛姐手中的一张牌，结果不爱指定的约会对象，反而爱上了介绍人，成了毛姐的丈夫。这是毛姐做媒生涯中唯一一件违反职业道德的事，被人提起，仍有几分惭愧，只说：还不是被他那身警服照花了眼。
毛姐敬业，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到某个人，不提他哪个系、哪个院，只以撮合没撮合、成没成来形容。
“这个小王呢，就是我上次给他介绍的一个商校的老师，他没谈成的那个人。”
“老林你可能不认识，就是我介绍给体校那个小魏，人家没要他的那个。”
有一天，毛姐和杨红两人在水房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是她们当中哪一个提起了陈大龄，毛姐也是职业性地介绍:“陈大龄呢，其实人还不错，年轻的时候，为了供他弟弟上学，把自己的青春给耽误了。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过得太久了，憋坏了，有点不正常了，我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女朋友，他死都不肯见面，害我把手里的红桃Q方块Q都得罪了。后来，他对我说，‘毛姐，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你为我介绍，我相信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杨红听到这句，觉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与其说是心动了一下，不如说是心停了一下，因为心一直是在那里动着的。这个异样就是你感觉时间停滞了一下，身边的事物消失了一下，眼前亮了一下，灵魂哆嗦了一下。杨红虽然马上回过神来，但心里一直在念叨：爱情可遇不可求，爱情可遇不可求……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想着但不能形成文字的话吗？爱情应该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你身边的，它来了就来了，它没来就没来，你想要它来、不想要它来，都由不得你。爱情不是一个可以计划可以安排的事情，不能说“好了，我从明天起，爱上某某某”，也不能说“算了，我从现在起，不爱某某某”。说当然是可以说，言论自由嘛，但你做得到吗？如果你做得到，你就知道那其实不是爱情，只是感情，同情，激情或者是矫情。
陈大龄大概是毛姐撮合生涯中唯一不服从安插的一张牌，所以毛姐对他有点偏恨：“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迂腐？三十多了，还在那里爱情可遇不可求，再这样‘遇’下去，一辈子就过完了。我跟他说，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你爱的人，但是你可以先找个老婆过着再说嘛。等遇到你爱的人，再爱她不迟。”
毛姐体己地拍拍杨红，说:“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谁不知道男人心里都是想着那桩事的？别说禁几年，禁几天都叫他们受不了。”
杨红想到周宁，就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姐解释说:“我不是教唆陈大龄以后搞婚外恋，我是知道他等不到他想要的人的。哪有什么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呢？就算有可遇不可求的，也都是发烧烧糊涂了的，新开的茅厕三天香。过几天不发烧了，多半发现两个人其实不般配，后悔都来不及。你知不知道啊，杂志上都说了，自由恋爱的，以后离婚率比经人介绍的高得多。你想，我们帮人介绍的，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得出谁跟谁相配。而且我们是旁观者，头脑是清醒的，我们给配好的，都是千挑万选，认真衡量了的，不比那些自己遇到的保险？”
杨红有点心不在焉，只有气无力地哼哼哈哈着。毛姐说:“你知道陈大龄说什么？他说，毛姐，我不愿这样草率结婚的，如果结了婚，再遇到我等了半辈子的人，我怎么办？那样一段情，我会拿不起也放不下。娶我爱的人，我对不起老婆；不娶我爱的人，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我自己。你听没听说过世上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恨不相逢未娶时’？”
5
从那以后，杨红对这个陈大龄就有点肃然起敬，心想，世界上还真的有人这么痴痴地等咧，而且是个男的。她想，如果是个女人，这么等着也许容易点，女人怕的是孤独，是别人议论。但一个男人，能这么等，就太不简单了，别人议论不说，光生理上的痛苦，就够他受的了。
杨红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他脸虽然刮得光光的，但下巴青青的，如果留起胡子来应该是马克思一样的络腮胡子。他说话声音浑厚，带点喉音，一点也不娘娘腔。七楼的女人，仗着自己是结了婚的，都喜欢开玩笑地拍他一下，拧他一把。陈大龄一般都是一边笑着，一边就灵活地闪开了，脸上是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
杨红觉得陈大龄单身的原因应该是曲高和寡，因为他的一切都带着点曲高和寡的味道。棋下得好，所以没人跟他下；琴拉得好，可惜别人嫌他吵；对爱情要求太高，所以至今单身。他要等待的爱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肯定也是太出色了，出色到曲高和寡的程度了。两个曲高和寡的人凑在一起，就正好成了知音。我的曲子只有你听得懂，你的曲子只有我听得懂。
杨红自觉不自觉地就爱把陈大龄拿来跟周宁比。陈大龄比周宁高，比周宁白，鼻子高高的，眼窝深深的，很洋气，头发又浓又黑，即便刚洗了头，也是满头黑发，不像周宁那样，平时看着头发不少，一洗头就显得不多了。陈大龄的背是倒三角形的，肌肉结实，而周宁则是长方形的，有点瘦精精的。杨红想，陈大龄心目中的爱人应该也是貌若天仙，肯定也会拉琴的，只有那样才配得上他。
杨红一直想问问陈大龄那天清晨拉的是什么曲子，但都不好意思跑上门去同他谈话，怕别人误解，也怕陈大龄误解。
有一天晚上，到了陈大龄天天拉琴的时间，杨红没有听到陈大龄拉琴，正在纳闷时，听到有人敲她的门。她开了门，看见陈大龄站在门外，身上有些石灰水印，人很疲乏的样子。
“我想借你的煤气灶煮个面条，食堂关门了，快餐面也吃完了……”
杨红打断他的话:“你客气什么呀，本来就是你的煤气，你用就是了。”想了想，又说，“你不熟悉我油盐酱醋放在哪里，不如我帮你煮吧。”
陈大龄也不客气，说:“好，那就麻烦你了，装修房屋，搞得满身是石灰水，我先去洗个澡。”
杨红煮了面，顺手炒了一点榨菜肉丝，放在面上，双手端着一大碗面到隔壁陈大龄家去。她用脚踢踢门，听见陈大龄应道:“等一下！”
杨红被面碗烫得受不了，问:“还有多久？如果太久，我就端回去，等会儿再来。”
陈大龄应着:“来了来了！”猛地拉开门，杨红见他背心才穿到一半，肌肉结实的胸脯正对着自己，脸一红，手一抖，碗一歪，把面汤泼了一些在手上。陈大龄慌忙接过面碗，放在桌上，又跑到水房打了一些冷水来，叫杨红把手放在冷水里浸着，说:“过一会儿，擦些牙膏，就不会疼了。”
杨红把手放在水里浸了一会儿，又把陈大龄递过来的牙膏擦了一些，真的不疼了，就笑着说:“你还懂得这些婆婆经呀？”
陈大龄说:“上山下乡时从那些农村婆婆那里学来的，不过她们连牙膏都买不起的，只把手浸在水缸里。用牙膏是我摸索出来的。你坐呀，别站在那里。”
杨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听陈大龄讲他以前的经历。陈大龄讲一段，杨红就追问:“还有呢？”陈大龄忍不住笑着说:“你就像个孩子，听一个故事，就催着讲下一个。”
原来陈大龄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父亲拉提琴，母亲弹钢琴。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后来就死在那里。陈大龄从插队落户的地方考上大学，读完了就分在H大。弟弟陈勇也读的H大，现在在英文系教书。只不过弟弟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而陈大龄还是单身。
讲了一会儿，杨红问陈大龄:“你那天拉的那个怪好听的是个什么曲子呀？”
陈大龄自嘲地说:“我拉了好多曲子呢，我以为个个都好听，原来只一个好听啊？”
杨红脸一红，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然后就把她自己听那个曲子时在心里幻画出来的景色描绘了一番。
陈大龄听着听着，突然把碗放下，说:“我拉几个，你告诉我是哪个。”说完就拿出提琴，调了弦，想了想，就先拉一个跟杨红的描绘不同的曲子。
杨红听了一会儿，觉得不像她上次听到的那首，就说:“好像不是这个。”
陈大龄说:“你要闭着眼听才行的，你看着我的脸，什么好音乐都变得难听了。”
杨红想反驳一下，但又不好意思夸奖他的外貌，就依他说的，闭上眼。陈大龄拉了另一首曲子，杨红一听就觉得是上次听到过的那首，不等他拉完，就睁开眼，说:“就是这首。”
陈大龄也不吃面了，只一个劲儿地问:“你听过这个曲子的？”
“那天听你拉过的。”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嘛。”
“你学过提琴？”
“没有。”
“那你父母是搞音乐的？”
“不是。怎么啦？”
陈大龄笑着说:“那你不得了，太有音乐天赋了，而且音乐语汇跟陈刚、何占豪可以一比了。”
杨红见他又是“天赋”，又是“语汇”的，有点搞糊涂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陈大龄说:“你不知道么？这个曲子是陈刚、何占豪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里面的《化蝶》一段啊。”
6
陈大龄解释说:“《化蝶》一段讲的是梁祝死后，化为蝴蝶，翩翩起舞，从此不分离。你心里想到的那些景色，基本上就是作曲人想要表现的意境。”然后叹口气说，“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本事了，一拉琴，很多精力都放在指法、弓法上去了，不能潜心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
杨红见他这么懊丧，就安慰他:“你不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怎么会拉得这么好呢？你拉不出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我又怎么能看到作曲家要表现的东西呢？”
陈大龄笑起来:“让我先把我们的姓名写在纸上，免得我们两个这么互相吹捧，飘飘然起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杨红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有时，同一首曲子，我在不同的时候听，可以想到不同的东西。”
陈大龄说:“那是因为你天性就跟那些优美的音乐相通，有些人，生来就是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内心就是一首诗，所以听到跟自己性情相通的音乐或者读到类似的诗词，就会引起共鸣。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被一些凄美的音乐和诗歌打动？比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之类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母谈论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料得日后断肠时，定是年年一月八”，父亲说这个题目是套的苏轼的《江城子》里面的一句。
陈大龄看杨红愣在那里，就说:“音乐比诗歌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诗歌还有个识字的问题，而音乐没有。音乐的语汇是天生就懂的，虽然也可以学，但终究不像自己悟出来的自然。像你这样多愁善感的女孩，最容易被哀婉的音乐打动，因为你们心底，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遇到高兴的事，比一般人少一份欣喜，但是如果遇到伤心的事，就比一般人多十分伤心。”
杨红就想到自己真的是这样，遇到高兴的事，还老想，这是不是真的？然后又怕乐极生悲，怕欢喜必有愁来到，总是克制着，不敢太高兴。遇到伤心的事呢，就反反复复纠缠在心里，无法开解，无力忘却。杨红觉得陈大龄真是看到她心底去了，就问:“那我这种性格是不是不好？”
陈大龄安慰她说:“性格没什么好不好的，要我看，你这是最诗意的性格，这个世界，人人都只来一趟，但你这一趟就比别人经历得多，因为你比别人体会得多。不过如果你不想伤心，自己就想开点，少去咀嚼痛苦。”陈大龄拿起琴，说:“让我再考你几首。”说罢，就拉了一首快的。
杨红听了一会儿，不知道曲子在讲什么，也没有看到像《化蝶》一样美丽的景色，就老老实实地说:“我说我是撞上的吧？这首我听不出名堂了，只觉得一群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
陈大龄哈哈笑起来:“又被你说中了，这首就叫《蜜蜂飞舞》，学琴的人练习指法时常用这个曲子，不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种。”
这下，杨红也猜出兴趣来了，说:“那你再拉一首慢的，如果我猜出来了，我就跟你学拉琴。”
陈大龄说:“那我一定要选一首你肯定能听出来的。”
杨红听了这话，有点不自在，心想，陈大龄的意思是他很愿意我跟他学拉琴？但她马上又在心里暗骂自己一句，看你想到哪里去了。
陈大龄开始拉一首曲子，缓缓的，很优美。杨红不由自主地盯着陈大龄的手，看他长长的手指灵活地在琴弦上移动。她特别喜欢看他揉弦的动作，修长的手指落在琴弦上，手腕轻轻地动着，速度由慢到快，幅度由小到大，提琴的声音就变得柔柔的。他运弓的右手也很好看，弯出一个美丽的弧线，手腕轻轻地带动手臂，叫人觉得他的手腕一定是柔柔的，很有韧性的那种。
杨红无缘无故地想到，这样一双手，如果搂着他心爱的女人，也一定是柔和的，带着怜惜，好像怕把她揉碎了一样。但是他的搂抱，又肯定是有韧性的，不论谁都不可能把那个女人从他怀里抢走。他肯定不会像周宁一样，平时都不记得碰你，但疯狂起来就不管是挤着你哪一块，压着你哪一方，拼命地挤，拼命地压，好像不挤扁不压碎就不甘心一样。有时腮骨勒在你脸上，差不多可以把你的脸挤碎，真怕哪天就被他破了相。
杨红见他沉醉于演奏，就偷偷看他的脸，发现他因为垂着眼，有点半闭着的样子，睫毛好像能遮住眼睛。他拉琴的时候比较安静，不像电视上那些演奏家，挤眉弄眼，摇头晃脑，捶胸顿足。他常常是垂着眼睛，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波动，好像沉醉于音乐之中。如果叫他一声，肯定能把他吓一跳。
陈大龄拉完了，问杨红:“听没听出这首讲什么？”
杨红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心虚地说:“没注意听，可不可以再拉一遍？”
陈大龄笑着说:“我说了的，要闭着眼听的，你不信。再来。”
杨红心想，为什么要我闭上眼，难道他知道我睁开眼会在那里看他？这个人好像能看透别人心思一样，可怕可怕，在他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杨红闭上眼，认真地听了一遍，说:“反正我不是真想学琴，乱说一通吧。这首没听出什么，只觉得有水有树，仙境一样。”
陈大龄说:“你这回不跟我学琴不行了，因为这首是圣桑的《天鹅》。”
杨红使劲摆手，笑着说:“不算，不算，这个不算，我没听出天鹅。”
陈大龄也笑着说:“但是你听出了里面的水啊，这只天鹅是在湖上游着的。”然后停了笑，说，“真的，我教琴也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少能听出曲子的意境的。你小时没学琴，真是浪费了。现在的家长不得了，个个都逼着小孩学琴，有的小孩根本不想学，被逼得无奈，勉强学，终归是很难学好的。家长问起来，我还不好说他的小孩没天赋。”
杨红笑着说:“你知道被逼着学是学不好的，你还逼着我学？”
陈大龄说:“我还不是跟别的家长一样，望女成凤嘛。”
杨红叫起来说:“你才多少岁呀，就想当我的家长？”
两人问了一下彼此的年龄，发现陈大龄比杨红正好大出一轮。
7
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儿，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谎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打扮什么，越居家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屈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俩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几乎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待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儿，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要去讲师团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待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
8
那天晚上周宁回来，杨红把陈大龄参加讲师团的事告诉了他，说:“我也想报名参加讲师团，我可以到你老家去教书。”
周宁说:“你别说起风就是雨了，你到那种地方去，过不了几天就会哭着要回来的。陈大龄也是吃饱了饭无事干，肯定是想分学校一室一厅的房子。”
杨红觉得周宁无缘无故地就不喜欢陈大龄，就说:“人家陈大龄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人，住什么房子他根本不在乎。”
周宁就呲地一笑:“他不在乎，那就别搬过去，怎么还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总之他那人不太正常的。楼下小龚为了不去讲师团，专门出钱请医生给他开骨结核的证明。大刘呢，就赶快让他老婆怀孕了。只有陈大龄这样的人，癫癫狂狂的，才会想起跑那种地方去。像你这样没受过那种苦的人，说想去还可以理解。像我这种尝过那番苦的人，一旦逃离了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想回去了。陈大龄下过乡，那个罪还没有受够？真的搞不懂这种人。”
杨红说:“可是我总是要去的，听说年轻的，没下过乡的，都要轮着去的。”
周宁睁大了眼:“你也要去的？什么时候？你去了，那我怎么办？过一个星期就坐汽车去看你？乡下的路，颠颠簸簸的，只怕是颠到了骨头都散架了，想做都做不动了。”
杨红觉得他想来想去，最后都落脚到“做”上去了，也就不再在周宁面前提讲师团的事了，今年自己是去不成了的，系里把课都排好了，以后再说吧。
杨红就在那里扳着指头，算陈大龄还能在H市待多久，一算就吓了一跳。如果九月初就走，那就只有十天左右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又很惶惑，我这是怎么啦？爱上陈大龄了？我是结了婚的女人，怎么可以爱上丈夫以外的男人呢？真的不能再跟陈大龄来往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但她又忍不住想跟陈大龄来往，就在心里说，只是一般同事，一般朋友。他要下乡去了，我送点东西总是可以的吧？杨红就挖空心思，想送一件又实用又贴身的东西给陈大龄。最后就想到做一个被套给他，这样他洗了被子就不用缝，一装进去就可以用，而且又是天天要用的，还贴身。想到贴身，杨红又觉得脸红了，为什么我要送他贴身的东西？真是不可救药了。
鬼使神差地，杨红就跑到街上去买了布，回到家就裁好了，用缝纫机缝好，怕拉链会夹了陈大龄，还专门用了暗拉链，从里面拉上，这样就不会划破陈大龄的皮肤了。还剩了一些布，杨红就做成两个枕头套，又用另一个颜色的布剪成提琴和蝴蝶的图案，绣在枕头上。一切都做好了，就拿到陈大龄房间去，看他喜欢不喜欢。
陈大龄自然是赞不绝口，说杨红太费心了，又说提琴的颜色、蝴蝶的颜色与枕头的颜色深浅相配，绝了。说完就掏出钱来，一定要杨红收下。杨红把钱扔在桌上，说：“这是对你参加讲师团的鼓励，不收钱，连学校都要鼓励你的嘛。”
陈大龄就一再坚持，说：“学校鼓励是学校鼓励，你刚参加工作，钱也不多，我工作时间长了，比你宽裕，心意我领了，钱是一定要给的。”说着，就抓住杨红的手，把钱硬塞在她手里，又把她的手握拢，不让她把钱丢桌上。
杨红被他抓着手，突然涌起一股冲动，好想贴在那个胸膛上，闭上眼睛，就贴那么一会儿。但她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一样，心里乱糟糟地想，以前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他碰你一下，你就恨不得冲十遍澡，甚至把他碰过的那块挖掉；另一种是如果他碰你，你不会反感，因为他是你的男朋友或者丈夫，他碰你是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还有第三种男人，就是你看到他，明知你不该碰他，他也不敢碰你，但你就是渴望被他抱在怀里……
陈大龄见杨红突然不跟他争着退钱了，发现她正愣愣地看着他的胸脯，便很快撒了手，有点不自然地走到一边去，讪讪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被套和枕头我从今天起就开始用。”抖开一看，有两个枕头套，就笑着说:“怎么有两个枕头？我用一个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你用吧。”说完，又觉得不妥，赶快声明，“我是说，你拿回去用，不是……”
杨红见他这么泰然自若的人也有不自在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忍不住笑起来。
陈大龄红了脸，自嘲地说:“算了，不说了，越描越黑。”
杨红见他这样，越发大胆，追问一句:“听说口误都是内心世界的反映。”
陈大龄的脸更红了，眼光逃向一边，说:“弗洛伊德的话你也信？”
杨红见他窘成这样，发了慈悲之心，岔开话题，问他:“听别人说，你为了供你弟弟读书，连婚都不结？”
陈大龄缓过气，镇定起来，笑着说:“这个版本还不错，让我弟弟做了替死鬼，怎么没人把我树立成心灵美的典型？”然后解释说，“其实供我弟弟读书跟结婚没有关系，用不着二者必居其一的。我的工资，加上我教琴的钱，养活一个妻子一个弟弟肯定不成问题。我只不过是没遇到合适的人罢了。你还听到过什么版本？”
杨红咯咯笑着说:“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会气死。”
“是不是说我那方面不正常？”
“你怎么知道？”
陈大龄若无其事地说:“人人都在那里传嘛。难怪我找不到女朋友，都是他们把女孩给我吓跑了。”
杨红真诚地说:“其实就算你那方面不正常，还是会有人爱你的，女人不是只要那方面的，女人要的是感情，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很多女人宁愿要感情。”
陈大龄饶有兴味地看着杨红:“很多女人包不包括你呀？”
杨红埋下头，不知该怎样回答，心想，他可能只是一般性地问问，也可能是问我会不会为了感情嫁他。
幸好陈大龄很快转移了话题:“以前还想，是不是要摆个擂台，现场表演一下武功，免得别人说我不正常。听你这一说，也不用摆擂台了，别人说我不正常应该是件好事，这样就可以试出来谁是真的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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