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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了深秋时节。
天渐渐冷了，秋风吹动满地飘落的黄叶，卷起一阵阵尘土，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夏英杰怀着一种比秋色更为苍凉的心情，以个人的名义第五次来到上海。
这一天，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明天就是宋一坤出狱的日子。
过去四个月里，夏英杰曾四次秘密去上海，她成功地瞒住了家人和单位，没有人知道她的意图和行踪。为此，她也付出了很多辛苦，她必须马不停蹄地在旅途中奔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也争取使用最少的活动经费。她不能让后院过早地起火，也必须合理地支配她那点有限的积蓄。
然而，四次探望宋一坤，事态的发展并不令人乐观。每次见面都显得机械、生硬，客气之中三言两语了事。更有甚者，宋一坤竟然连她的名字都不曾询问过，他不想知道她的任何情况。这不是个好兆头，或者说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宋一坤的缄默是出于自卑？出于傲慢？还是出于戒备？似乎都不成立，难道他不是人，夏英杰找不到答案。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非常愚蠢、荒唐，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的小丑。然而，她不是一个容易动摇的女人，虽然她一直无法明确道出究竟爱他什么，但这个男人身上肯定有一种东西是她所渴望得到的，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来上海之前，她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充分估计，她自信有办法，有能力控制局面。尽管她心绪不佳，但是她告诫自己：冷静、沉着，最后一刻见分晓。得一人者得一生，这是聪明女人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战。
夏英杰在旅社中度过了失眠的一夜，她把该考虑的问题重新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最后把思路落在邓文英身上。她知道这个女人一定会来，那将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甚至包含着火药味。
躲是不行的，应该沉着、从容，把被动转化为机会、资本。
天刚亮她便起床了，八点钟，她退掉房间步行来到看守所。
大门口，三辆轿车沿路边依次停放，一辆白色豪华“皇冠”，一辆黑色“奥迪”，一辆红色“桑塔纳”，有七八个男人站在路边。夏英杰还是第一次看到看守所门口的这种景观。
她一个人在马路的另一侧站着。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过马路朝她走来，这人西装革履，戴着眼镜。他打量着夏英杰客气地问：“请问，是夏英杰小姐吗？”
夏英杰警惕地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人递过一张名片：“我是坤哥的朋友。听说你每个月都来看坤哥，可是不凑巧，我们一次也没碰上过。”
名片上印着：上海梅克林酒家经理赵洪。
夏英杰问：“那些人都是来接宋一坤的？”
“宋一坤？”赵洪一愣，随后看着夏英杰笑着说，“你口气不小哇，坤哥身边直呼他名字的人，还真是不多呢。”
夏英杰心里微微一震，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宋一坤的威严。同时她也意识到，宋一坤的朋友不仅只是方子云一种类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没什么，也许你本来就该例外。”赵洪说，“夏小姐，你在这里不太方便，请到车里等吧。”
夏英杰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是担心邓文英来了以后发生冲突。于是说：“谢谢你。我站这儿挺好。”
赵洪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宋一坤终于出现在看守所的门前。在经历整整一年的铁窗生涯之后，他平静地走出来，走过大铁门，步入自由的天地。他的神态不像是在迎接自由，更像是刚刚完成了一项使命。深秋的早晨有些凉，他穿着的蓝色中山装外面还套了一件棉背心，那样子不伦不类，很滑稽。
众人一下子围了上去，问长问短，格外亲热。而宋一坤却没什么反应，只是“嗯”了两声，使人觉得不近人情。看样子那些人已经习惯了，并不在意。
宋一坤转过身，重重地望了一眼看守所的高墙铁门，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冷光。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皇冠”轿车开过来，在宋一坤身边停下。这辆“皇冠”，夏英杰见过，也领教过主人的高傲。尽管她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觉得心跳骤然加快了。
衣饰华贵的邓文英从车上下来，她迅速环视了人群一遍，把目光停在夏英杰脸上。她感到吃惊，眼睛里充满了敌视和恼怒。
她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还不能最后肯定。她走到宋一坤面前，柔声说：“一坤，我来接你。咱们回家吧。”
“离题了。”宋一坤提醒道。
邓文英彻底绝望了，她苦笑着点点头：“对于这个结局我有思想准备，我要是男人，大概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我不怨你。我伤害过你，可你不给我补救的机会，也不必恨我了。剩下的法律手续你随时都可以找我，只要公道，我不会难为你。”
“谢谢。”宋一坤客气地说。
邓文英绷着脸走到夏英杰面前，用讥讽的口吻问：“夏小姐，这次来上海不会又是顺路吧？”
事到临头，夏英杰反而平静了，说：“顺路来是事实，专程来也是事实。”
邓文英冷冷地说：、“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你的责任我不会强加给你。我承认你很有眼力，可我和一坤毕竟还有一纸婚约，你该不该有点内疚呢？”
“有。”夏英杰承认。
“那好，我给你一个平衡心理的机会。”邓文英说着，挥起手朝夏英杰脸上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我告诉你，一坤的情况我心里有数。属于我的东西，不离婚是我的，离了婚也是我的，这是法律给我的权力。”
说完，邓文英钻进轿车，车子打了一个弯开走了。
刚才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更英杰身上。无论更英杰心理准备多么充分，但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当耳光落在脸上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泪水大滴大滴地屈辱地往下淌，她觉得自己像是被人剥光了衣眼，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无地自容。
这场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却发生了，这个事件犹如一部宣言，使原本模糊不清的事态变成了既定事实呈现于众人。宋一坤在心里暗暗叫苦，他越是不堪重负，夏英杰就越给他加码。
“上车吧。”他对众人说了一句。
夏英杰坐在白色“皇冠”车内，宋一坤和赵洪坐在后排。司机小马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赵洪给宋一坤点上烟说：“坤哥，客房预定在上海大厦了，那里比较安静，风景也好。你要带走的电脑、音响和款子我在你走的那天再送来，安全一些。你房间的电话已经报给阿海和孙刚了，约定下午三点与你通话。晚上周董事长要在和平饭店单独请你吃饭。中午我那里安排了两桌，算是给坤哥接风吧。按你的意思，现在咱们去看刘金龙。”
“钱带了吗？”宋一坤问。
“五千元，一分不少。”赵洪拍了拍文件包，停了一会儿又说，“坤哥，是不是先去选衣服，然后再去看刘金龙？”
“不必。我是看朋友，不是耍威风。”
赵洪说：“金龙在公司里就吃里扒外，后来又出卖你，一年牢狱之苦不说，还扔进去四十万，公司也垮了。这种小人还去看他，我做不出来。”
“都是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毛病？”宋一坤道，“为这废了金龙两条腿，过分了。”
“那也是报应。”赵洪的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成份。
宋一坤不再与他争辩，转而问：“是谁通知周立光来的？”
“谁也没通知，是周董事长自己要来的。他现在的身份不便到看守所，所以让秘书代劳了。他还怕你不高兴呢。”
“形式主义。”宋一坤说，“他根本不该来上海。”
“农民企业家嘛，重义气。”赵洪说，“当年如果不是你给他那个机会，也许他现在爬不了那么高。”
“谁告诉你的？”
“他自己说的，而且说过不止一次。”赵洪解释。
车子拐进一条不太喧闹的街道，道路的一侧是一个菜市场，一看便知是居民区。
司机指了指右前方说：“大哥，到了。”
车子往前滑了十几米停住，众人纷纷下车。一时间只听“嘭嘭嘭”关车门的声音一个劲儿地响。
赵洪带着宋一坤走到前面，夏英杰跟在身边，其他人紧随其后。走了几步，赵洪往前一指说：“看，就在那儿。”
顺着赵洪手指的方向望去，路边的台阶上面有一个挂着“精修打火机”的木牌子的小摊位，一张长方形的旧桌子上竖着一根铁棍儿，上面用铁丝串着许多打火机的废壳，桌子前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充气筒，桌子的一端靠着一双又脏又黑的木制拐杖。摊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乱糟糟的头发，精瘦，脸上皱巴巴地刻着苦难的条纹，穿着一件与他的脸同样皱巴的廉价西装，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生意，他坐在椅子上低头看书，全然没有理会有人朝他走过来。
赵洪远远地就开始招呼：“金龙！”
刘金龙抬起头朝这些人看去，愣了一会儿，又低下头看书，至于能不能看进去只有他自己知道。
“金龙。”宋一坤快步走过去，老远就伸出手来，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便尴尬地收回来。
尽管宋一坤衣衫破旧，却仍不能平衡他居高临下的地位。站在他身后的那些人，一个个面色冷淡，目光里充满了敌视、鄙夷。在众人目光的逼视下，刘金龙更显得孤零、潦倒。
刘金龙放下书，拿出一包廉价香烟自己点上一支，拿烟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狠狠地往未一坤脸上吐了一口烟雾，冷笑着说：“我算着你今天该出来了，本想躲几天，可你我朋友一场，不给你一个出气的机会显得我金龙不够意思。现在你看到我这副德性，该满足了？”
“屁话！”宋一坤说。
赵洪插上一句：“金龙，坤哥放出来连衣服都没换就来看你，你说话要讲……”
宋一坤用手势制止他说下去，示意他把钱拿出来。宋一坤把厚厚的一叠人民币放到桌子上，诚恳地说：“钱不多，暂时贴补一下生活。我刚出来，等以后情况好转了，我会关照你的。”
刘金龙试图抬起手把钱推开以保持一份尊严，可那只干瘦的手似有千钧之重，好容易抬起来了却没有去推，而是压在了钱上。与生存相比，尊严太可怜了。不知是由于屈辱还是由于感激，他流眼泪了：“坤哥，拿回扣的事我确实干了，我认账。可举报的事真不是我干的，到死我也不认这笔账，打断我两条腿，冤哪！现在老婆离婚带着儿子走了，就剩下我和老娘，这个家完啦。”
宋一坤心情非常沉重，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无可奈何地拍了拍金龙的肩，转身离开了。
众人拥着宋一坤上了车，又是一阵“嘭嘭嘭”关车门的声音，那情形，使人联想到影视片里黑社会的某种场面。
夏英杰坐在车里，心中被一股寒气笼罩了，她觉得宋一坤城府太深、太复杂了。她想，如果方子云知道他的那封举报信竟是今天这种结果，不知该作何感想？
车子快到目的地了，宋一坤对赵洪说：“我讲四件事，你记一下。”
赵洪忙把本子和笔拿出来。
宋一坤说：“一、中午的饭局取消，后面两辆车的人各自回去。我一个山村穷小子，无须洗尘。二、你马上把电脑和磁盘送到客房，我要用。从现在起到十七号晚八点以前，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八点半你把款子和音响送来。三、你安排一个司机陪小马一起把车开到江州，十七号晚九点出发。小马一个人走夜路不行，驾驶技术也欠火候。你的司机到江州后自己乘火车返回上海。四、你马上着手安排两张十八号晚开往江州的软卧，十七号晚上必须把票拿到手里。”
“我记下了。”赵洪合上本子，又遭，“午饭已经定好了，出席的人都是过去公司的同事和熟人，你不出席，怕是不合适吧？”
“你去解释。”宋一坤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的确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时间。而这一切与夏英杰有直接关系，他不能让夏英杰在外面久留。
车子开到上海大厦门前，赵洪下车对后面的人讲了些什么，这些人又重新钻进车里。宋一坤下车朝他们歉意地摆摆手，目送着赵洪他们离去了。
上海大厦一眼望去给人高贵气派的感觉。四周洁净，风景很美，外白渡桥举目可望，桥上车流如水，桥下碧波粼粼。
夏英杰的房间与宋一坤相距十几米，而且规格也不一样，她住的是豪华套间，而宋一坤住的则是标准间。宋一坤把夏英杰的房间环视一遍，然后目光落在夏英杰脸上，说：“小姐，以后我该怎么称呼你呢？直呼夏英杰显然不合适，叫小姐又大客气了。”
“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夏英杰嘲讽地说。
“是警察告诉我的。”宋一坤坦白道。
夏英杰想了想，说：“你就叫我阿杰吧，这样省事。”
“那好。”宋一坤取出钱交给她说，“阿杰，一会儿电脑送来我要打一些文件，你和小马去给我买衣服。我身高一米七五，胖瘦就是这样子。”
夏英杰点点头，问：“要哪种档次的？”
“过得去就行。破小子讲究什么？”
宋一坤交待完后去了自己的房间，他关上门脱下棉背心，从中山装口袋里取出一个笔记本，坐在沙发上再一次审阅。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四万多字，是他近两个月里写成的。他要把这些文字重新整理，输人电脑。
“夏姐，还满意吗？”宋一坤离开房间后，小马问夏英杰。
夏英杰摇摇头说：“太奢侈了，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既不踏实，也不自在。”住豪华饭店，坐高级轿车，这种不劳而获的待遇给夏英杰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仅仅凭性别就能轻易得到的东西，肯定会包含某种发霉的味道，这使她无法平衡自己的人格。
“这与轻薄女子有什么两样？”她自卑地问自己。她希望早点离开上海，尽快翻过这令人尴尬的一页。就目前而言，她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切，承受别人轻蔑的眼光。
小马说：“大哥等着换衣服，咱们走吧。”
“去哪儿买？”她问。
“当然是批发市场。同样的东西，大商场里要贵一倍。”
“我也是这个意思。”夏英杰对小马说，“你先下去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小马离开了。
夏英杰走到宋一坤房间摁响了门铃，进去后她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他问：“有事吗？”
“现在你已经自由了，我想知道你怎么处置我？”她问。
宋一坤平缓而又武断地说：“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
夏英杰无奈，把钱从包里取出，从中分出了一些，然后还给他，说：“用不了这么多钱。”
说完，她转身走了。
小马驾车朝上海的一个服装批发市场驶去，见身旁的夏英杰一言不发，便想缓和一下沉闷的气氛。
“夏姐，听说你是记者？”他问。
夏英杰点点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志国。”
“听口音，你是上海人？”
“父母都在上海，可有什么用？”小马伤感地说。他一边小心开车，一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十六岁那年，小马因父母离异而成了孤儿，两个家庭都不要他，他便在大街上擦皮鞋糊口。
宋一坤到上海办公司不久，公司院内的简易修车棚里不知何时起每天晚上多了一个男孩子，总是早上背箱子出去，晚上回来席地而睡。
一天上午，宋一坤从办公室出来准备乘车外出，无意中发现男孩子没有去街上挣钱，而是睡在车棚里一动不动。他走过去叫了两声也没反应，用手一摸，原来男孩发高烧已经不省人事，便当即抱上车送医院抢救。后来，他把男孩收留在身边。开始，男孩在公司里干杂活儿，由于勤快、懂事、守规矩，深得宋一坤喜爱，就出资培养他当了司机，为的是有门手艺好生存。
夏英杰同情地看了小马一眼，心里的阴云也因此释放了许多。她笑着对小马说：“你很会转移话题。”
小马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就是想说明大哥是好人。”
评价宋一坤是不能用“好人”或“坏人”这种简单概念的，这一点小马不会明白。她看着街景问道：“那位赵洪经理为什么会听坤哥的？”
“他以前是大哥的秘书。”小马解释道：“一年前他借大哥三十万元和这辆车开了一家餐馆，也发了，那辆红色桑塔纳就是他刚买的。本来大哥是应该拿股份的，大哥没要，可能还账的时候会算点利息。”
“这么说，你给赵经理开了一年车？”
“今天正式结束。”小马轻松地说，“想不想听段音乐？”
“当然想。”夏英杰笑着说。
车内响起了音乐。
夏英杰立刻便听出这是一首名为《密西西比河》的美国音乐。强悍、有力的节奏，低沉、浑厚的男声伴音，使人仿佛能感受到地下的岩浆在涌动，随时都可能爆炸、喷发。这支曲子如此富有感染力，似乎每一个音符都在撞击人的灵魂，给人以深沉，给人以悲壮，给人以征服世界的使命感。
她从这支曲子里看到了宋一坤内心世界的一角，随即问：“除了这一首，坤哥还喜欢什么曲子？”
“还有一首《教父》。”小马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这是大哥喜欢的音乐？这盒带子我保存一年了，今天刚拿出来。”
夏英杰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特定的条件，需要与之对应的文化和境界。她默默地自语：《教父》好听，可真正能听懂的人又有几个呢？
批发市场里人潮拥挤。夏英杰在小马的引导下转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三千多元为宋一坤购置了从里到外的全套衣物，包括领带、皮鞋、袜子。带来的钱全花完了，她又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风衣。天冷了，只靠里面一件羊毛衫已不足以御寒。
回到大厦，刚走近宋一坤的房门便听见里面电脑打字的声音，显然赵洪已经来过了。夏英杰停住脚步，让小马把衣物送去，自己回房间去了。
几分钟后，宋一坤打来电话：“阿杰，我让小马去和平饭店接周董事长了，中午小聚一下，就免去了晚上的马拉松饭局，既不失礼又节省了时间。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一小时后咱们去餐厅。”
夏英杰想了想，说：“我去不合适，就免了。”
“免不得，饭总是要吃的。”他似乎是在命令。
“好吧。”夏英杰同意了。
午餐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小聚，一张小圆桌只坐了他们三个人，饭菜也非常简单。从谈话中夏英杰得知：周立光原是民工队的包工头，两人是同乡，而两人相识却是因为一起经济欺诈纠纷，宋一坤为这场纠纷连续写了三篇报导，披露了某官商的欺诈行为，引起了社会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周立光的民工队挽回了十几万的损失。周立光组建了建筑工程队之后，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宋一坤介绍的，当时正值他任厅长秘书。周立光的成功使他成为穷县里的致富能人受到推崇，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他联合另外几支建筑队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深圳。
十一月十八日晚，宋一坤即将乘火车离开上海，周立光和赵洪前来送行。夏英杰在窗前看着他们在站台上交谈，脑子里却装满了自己的事情。想到火车开动之后，她与宋一坤将有二十个小时单独在一起，心里暗自说：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
此时的宋一坤与刚出狱时判若两人，一套合体的深蓝色西装与白色衬衣、暗格领带和暗花羊毛衫配在一起，他随意地站在那里，不经意地流露着他那种独特的淡然和高贵，加上那件高档风衣披在肩上，更显出一表人材。只是那张白净的脸依旧缺乏表情，不尽如人意。
周立光身材高大、强壮，一副老板派头。他笑着问：“老弟，真的没有考虑余地了？”
“你都看到了，”宋一坤说，“我现在是内外交困，需要时间休整，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嘛。等有一天活不下去了，我会投奔你讨口饭吃。”
赵洪一笑，说：“周兄，你现在能给坤哥的只有那把董事长的交椅了，坤哥不会去的。”
夏英杰听着也不由地笑了笑。
“言重了，言重了。”宋一坤连着说了两遍。
小马和另一名司机已先行离开上海，所有重行李全部随轿车拉走了，只有夏英杰手里的这只皮箱除外，这里面装有三十多万元现金和几个电脑磁盘。这就意味着：宋一坤的重心已经从上海转移了。
列车驶出不久，大多数旅客都人睡了，软卧车厢里已经很少有人走动，过道里静悄悄的，只有车轮撞击铁轨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窗外，依稀可见远处的灯光如星星一般在流动。
夏英杰还是第一次乘坐软卧，既看不到硬座车厢里的拥挤，也看不到硬卧车厢里的脏乱，这里安静、舒适。
宋一坤在上铺，他把那只双密码自动报警皮箱锁在床铺的铁栏上，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确切地说，对夏英杰的事他已经在心里做出决定了，然而怎样表述却是一个难题。他在努力协调自己的思路，选择最佳的方式。
夏英杰在下铺，虽然她十分疲劳却毫无睡意，她在等着宋一坤最后的裁决。应该说她已经推断出几成了，她能够分析出宋一坤大体上的态度，但是她需要知道细节，知道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才能拿出相应的策略。
人，她是要定了。
她见同包厢的另外两位旅客已经睡了，便起来伸手碰一下宋一坤，轻声说：“咱们谈谈吧。”
夜深了，过道里空无一人。宋一坤轻轻把包厢的门关上，在过道里与夏英杰对面坐下，把烟放在小桌上。
“江州已经没有你的家了，你下一站去哪里？”夏英杰问。
宋一坤答道：“先去玉南油田，一是送你回家，二是给方子云一个经商的机会，让他负责与专家合作研究一个专利产品。然后我回山东老家，陪姐姐待一段日子。”
夏英杰心里止不住一阵酸楚，涌上来的泪水使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她沉默不语。
宋一坤看在眼里，严肃地说：“为了这次谈话我已经思考很久了，今天晚上只讨论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你和我。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头谈起，否则中心问题就说不明白。所以，请你拿出点耐心来。我们缺乏的不是时间，而是你对我的了解。”
夏英杰点点头。
“请你先谈谈你的家庭。”他说。
夏英杰简要地介绍道：“我一家四口人，父亲是地质研究院院长，母亲是油田职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哥哥是油田外事办公室翻译。我是北京大学毕业，在《玉南日报》社当记者。”
“书香门第。”宋一坤下了结论，说，“了解你几句话就够了，因为你涉世浅而透明度高。但是了解我就得费点口舌。方子云除了向你介绍我的身世之外，有没有提到过一封举报信？”
“没有。”更英杰肯定地说，她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
“那好，就从这封信说起。”宋一坤从西服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她，“你先看看这封信。”
夏英杰打开信，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下去——
坤哥：
签证、机票全都办好了，时间大紧来不及向你道别，托赵洪转交这封信，请坤哥原谅。
维也纳那边请坤哥放心，叶红军全部替我们安排好了。当然，是看你坤哥的面子，我们心里有数。
按坤哥的意思，你的“皇冠”轿车和三十万资金总作价五十万元已经交给赵洪使用，不算股份，只按银行一年的定期存款算利息，合同我们替你签的，由小马保管一份。
公司这场官司你一个人顶了，我们无话可说，只图友情后补。据调查，举报人是刘金龙，我们花了几个小钱废了他两条腿，也算给坤哥一个交待吧。
来日方长，还望坤哥保重身体。
王海孙刚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夏英杰把信还给宋一坤，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第一，正如刘金龙自己所说他是冤枉的，只是他有口难辩，他只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自己所为，是我毁掉了这个人，也毁掉了那个家。第二，王海和孙刚与我合作了两年，可我还是坑了他们。因举报偷税而损失四十万是坑他们，诱使他们出国发展也是坑他们，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他们俯首帖耳，为我所用。第三，我借钱给赵洪并不是出于仗义，而是为了阻止这笔钱落到邓文英手里，赵洪不知道他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我想告诉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我与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或者说，是由骗子和傻瓜组成的集团。”
夏英杰注意到，宋一坤在谈举报信时只字未提方子云。然而，她却要感谢方子云曾经给她的提示，使得她此时依然能够保持表面的镇定。她问：“你为什么要举报自己？”
宋一坤拿出一支烟放到嘴上，见没有弹烟灰的地方，只得又收进烟盒。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林枫，江州中行信贷部主任，有印象吗？”
夏英杰心里一震，脱口说：“这个人半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伏法了。怎么，你跟这人，有关系？”
据报道，林枫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万元，案发后偷渡澳门。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追捕，在澳门将他捕获归案，经过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执行枪决。同案宣判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分别以偷渡罪、窝赃罪、窝藏罪判处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这是一个轰动全省的大案，在全国也有影响。曾一时，省电台、电视台和各种报刊纷纷连续报道此案，可谓人人皆知。
难道宋一坤与案件有关？夏英杰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他，算是不远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着说，“当年他当省劳模时我曾采访过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侨办工作期间也经常与他在场面上见面，关系更进了一层。我辞职后是他介绍我与王海和孙刚认识的，他们是林枫的上海同乡，在江州开餐馆十一年。当时林枫帮我贷款五十万元，期限为一年，王海和孙刚各出资两百万元。我们一起来上海办公司。协议规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资为主，担任总经理。两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万，现在那辆车和这箱钱就是我的收获。从这一点，没有林枫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枫帮我的动机可用三七开解释，三分出于友情，七分思路却在意大利，在叶红军身上、他是为将来的后路作感情投资。叶红军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关系密切，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人奥地利，后来移居意大利。这个人脑子灵活，善于交际，很有活动能力。”
夏英杰似乎领悟到一些东西了，问：“林枫案发后找你了？”
“如果那样，我还能坐在这里么？”宋一坤反问道。他摇摇头说：“我得到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林枫出事前半个月，江州检察院曾来人向我调查那笔贷款的事，检察官来公司隐瞒了真实身份，临走时又要求我严格保密，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我意识到，林枫要出事了，而林枫这种人是决不会为几个小钱弄脏手的。于是我断定：只要他没有落网，就一定会来找我。当时表面上平静，可事态已经明朗了，林枫躲不过检察院，而我也躲不过林枫。”
“我能理解你。”夏英杰说，“帮林枫实际上已经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叶红军都得搭进去。不帮他，你落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名声，对你这种人可能是个损失。”
“场面上的人全凭一张脸打发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难行。”宋一坤说完沉默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这种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问夏英杰丝毫没有准备，她愣了一下，不说帮，也不说不帮，而是说：“不知道。也许我举报，也许沉默。如果我能解开这样的难题也就用不着打你的主意了。”
“让谁解都伤脑筋。”宋一坤继续说，“我权衡一夜，认为只有监狱才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价，那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于是，我勉强制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员刘金龙辞退了，为下一步行动埋下伏笔。如果林枫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场虚惊；如果林枫潜逃，他必然得有一个暂时藏身的过程，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先一步送进牢房，即使他侥幸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个投资的朋友。”
“这个时间差不好掌握，稍有偏离就会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当时在上海，怎么能及时得到林枫潜逃或被捕的确切消息呢？”夏英杰问。
“我在报社工作三年，熟人总少不了。对林枫这种重头新闻省报能落后吗？”宋一坤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接着说：“等林枫派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失去自由了。因为辞退刘金龙在林枫案发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枫派人来上海之前，所以没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人们只知道刘金龙因拿回扣被炒鱿鱼了，然后怀恨在心而举报了我。至于王海和孙刚出于感动而分担了四十万元的全部损失，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况且，那时他们正有求于叶红军，就更需要表现一下。”
夏英杰记得，刘金龙确实承认自己拿过回扣。她想：可怜的刘金龙到死都不会明白，他有没有拿回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体计划的需要，他符合充当牺牲品的条件。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税的事。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
她想了一会儿，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王海和孙刚出国发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维也纳又是一座人人向往的世界名城，可你为什么反而说是坑了他们呢？”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在举报自己之前给叶红军打电话讲了三件事。一、以访友的名义来上海，实际为了与王海和孙刚见面。二、王、孙二人早有出国之意，见面后必然会流露出此意，要答应他们。三、要尽全力在较短时间内把他们办出去。当时的情况，一方是有目的而来，一方是急于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王海和孙刚回了出国梦，而叶红军也因此得到了一万美元的辛苦费，双方都满意。”
面对夏英杰的疑问，宋一坤进一步解释道：“解体公司，那是我决定坐牢的附加原因之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于我白手起家、自我测试这个阶段来说是合理的，而两年的实践之后，我既有了自信又具备了一点资本，这个价码就不太公道了。但是我不能讲出来，只能潜移默化，顺其自然。今天放他们，是为了明天收编他们。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我还不是好汉，我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
夏英杰说：“如果他们在维也纳发展很快，会逐渐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恐怕不是你收编他们了，而是他们收编你。”
宋一坤摇摇头，分析道：
“维也纳固然好，但那是一个工商发达，投资饱和的高消费社会，是富人的天堂，普通中国移民除了打工很少有发展机会，加上语言不通、资金薄弱和种族歧视等多方面的限制，决不是王海和孙刚这种半文盲可以打天下的。大多数中国人出国并不是要在国外发财，而是为了杀回马枪，以外商身份发中国财。而王海和孙刚是无能为力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潜台词是，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当他们碰破了头，开始怀念两年赚三百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该归队了。”
夏英杰心里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堵透不过气来，她觉得宋一坤正用他的高智商摆弄一只魔方，而他身边的人都在某种磁力的作用下有规律地运动。他用最小的代价渡过了一场危机，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强化了生存环境。
夏英杰有理由相信：她是惟一目睹宋一坤解剖自己的人。此时的宋一坤已经剥去伪装显现出不可告人的一面，他是赤裸的，然而又是真实的。王英杰为这份不可多得的坦诚所感动，她能够体会出这其中的分量，也就是说，她在宋一坤心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她不再是无足轻重。
该讲的都讲完了，宋一坤站起来，点上一支烟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去抽。夏英杰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随后跟过去。这里的噪音大，车轮有节奏地响个不停。
夏英杰把水递给他，说；“你讲了这么多，也许是想把我吓回去，可我没那么脆弱。其实，你没有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坏。”
“不是那回事。”宋一坤说，“我讲了那么多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根据真实情况做出自觉自愿的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打发你回家。我暂时还不能跟邓文英离婚，确切地说是离不起，一旦离婚就必然涉及财产问题。邓文英的心思我知道，她学的是管理专业，又去法国专门进修服装设计，她有能力单干，可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我的情况她了解，我也从没打算瞒她，毕竟夫妻一场。她的条件是：五十万元每人一半，而我的一半还要借给她使用一年。这个条件不满足，她是不会在离婚书上签字的。”
“你的打算呢？”夏英杰问。
“我想，还是应该控制住现在的主动权。”宋一坤扔掉烟头，喝了一口开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说：“我对将来有三种考虑。上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集结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打一个大战役，解决根本问题。中策，依靠现有的资本搞一个产品，慢慢滚雪球。这两种结果都不会亏待邓文英。下策，万一我一败涂地，只好重操旧业，耍笔杆子混饭吃。如果能争取最好的一种结果，你我之间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你是说，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图谋财产？”夏英杰觉得自己被轻蔑了，屈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不能那样讲，但也不能不负责任。”宋一坤感触地说，“我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邓文英对我期望过高了，期望与现实之间毕竟有距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直白地说只是一个山村穷小子，我没有三头六臂。如果你因为我而毁掉现有的生存基础，这个代价不是我可以承受的。从零做起，或者从负数做起，我没有把握包打天下。”
夏英杰看着宋一坤，她沉思了许久之后缓慢而压抑地说：“女人嘛，总是相对自私一些。如果你肯为我做出牺牲的话，我希望你放弃手中的一切，满足邓文英的要求。”
“用这么大的代价证明你的清白？”宋一坤以反对的口吻问。
“或许你不在乎，可对我却很重要。”夏英杰语气沉重地说，“我想证明我和娼妓之间的区别，不是零售自己，也不是一次性买卖，而是一种正常的、不伤害人格的感情关系。当然这很难说清楚，很多女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说清楚的机会。可我有这种机会，就看你给不给我。”
“形式主义。”宋一坤说，“活命是第一需要。”
“你夸大事实了。”夏英杰诚恳地说，“如果你仅仅是活命而不要求贵族生活，我自信能够养活你。我对你、对将来都有信心，我希望你能退居到和我平等的位置上，我们相依为命，从零做起，共同创造将来的生活，你和我两个人的生活。”
宋一坤不为所动地说：“财富的含义很广泛，它包括知识、经验、感情、信任、伦理、爱心等等，而不仅仅是金钱。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也不必说服我。我对你是有安排的，对你来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让我干什么？”夏英杰问。
“还记得我手里拿过一个笔记本吗？”宋一坤说，“那是我在看守所里用了两个月专门为你准备的，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小说大纲。我把本子烧掉了，把内容重新整理全部输人电脑，没人知道这件事。我把电脑留给你使用，一年之后等你写完了我会和你联系的，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三十万字可以完成。”
“写小说？”夏英杰自语，这个念头她连想也没想过。
“这是你的强项。”宋一坤耐心地解释道，“我告诉你，记者是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很难出人头地，而一本畅销书可以使你一夜之间红遍全中国。当然，现在文坛已经十分拥挤了，要想脱颖而出非得有点刁钻的招术不可，我自信有把握帮你杀出条血路来。你安心写书，干你自己的事业，无论我的情况怎样恶化都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费了这么多口舌，绕了这么大圈子，终于把最后那张牌打出来了。然而夏英杰根本不为所动，她坚信：人是第一宝贵的，只有真正抓在自己手里才可以踏实、安心。她在心里说：女人有女人的一套打法，到了玉南就由不得你老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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