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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曹务平笑了,拍着伍圣林的肩头说:“伍书记,金秘书长是和你开玩笑哩!”

    金大华说:“我可不和他开玩笑。曹市长,你不知道,下午咱伍书记在厕所里还逼我呢,要我额外再增加两个指标。”

    曹务平说:“厕所交易不算数,原来说定的八个指标照给。”

    伍圣林这才松了口气,笑道:“在厕所里,我也是随便说说嘛,哪有那胆子逼咱人民政府呀!金秘书长,你也凭点革命的良心,我下午的发言,可是比政府还政府呀,散会后,老许他们都问我,哪天到市政府上班?!”四十八

    随着整组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一个月前终于告别了那排破车棚,有了自己像模像样的集团总部;书记、老总们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张大同的办公室最大,是个带会议室的套间。

    环城路开工典礼的第四天,张大同突然通知集团一级的领导到他办公室开会,说是要落实一下南环线两个厂子的拆迁问题,再临时研究其它几件事。集团老总、书记们陆续到来时,张大同小会议室的29英寸大电视正不停地播放着平川市民的捐款情况。

    场面热烈而生动。位于中山路口的中心集募站门前,等着捐款的干部群众竟排起了长队。电视台、电台的记者们手持话筒跟着排队的人群进行现场采访,要捐款的市民们谈看法。

    市民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说这路早该修了,市委、市政府想的,也正是老百姓想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别说捐几十块钱,就是捐几百块钱也没啥了不得的,路修好了,不堵车了,两天就能多赚几百块。一个小学生捐了五十元钱,拿着大红的捐款证书说,这些钱是过年时家长给的压岁钱,买零食吃完也就完了,捐出来修路最有意义。一个中年妇女流着泪说,这路早该修了,若是早有今天,早把路修好,我儿子也许不会死,我儿子是在受伤后送医院急救的路上死的,救护车被堵在路上开不过来。所以,今天我认捐500元,支持咱干实事的政府。

    后来,屏幕上便出现了民营亚太集团公司董事长柏志林满面笑容的特写镜头。不知是电视台事先安排好的,还是柏志林又在借机做广告,这位董事长捐出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张放大了十几倍的支票票样,票样上赫然写着:亚太集团公司全体员工捐款20万元。20万元不是中文,而是阿拉伯数字,2后面的那一连串0显得很有气势。

    面对摄像机的镜头,戴着眼镜的柏志林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声称,亚太集团作为一个受惠于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著名民营企业,对社会有一份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对平川的基础建设更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尽管市委、市政府明确规定,对企事业单位一律不进行集体募捐,但亚太集团仍自愿捐款20万,用于环城路某一座大型环岛雕塑的建设。并宣布说,这仅仅是个开始,亚太集团在平川未来的大建设中,将进一步依靠党和政府,为平川的经济起飞作出更大的贡献。

    副总经理束万宏看着电视画面禁不住议论说:“这个柏志林,真是个大滑头,捐了20万块钱,买下一座大型环岛的永久性广告不说,还落得个支持环城路建设,热心公众事业的好名声,真他妈绝了。”

    集团副书记冷海生却说:“恐怕还不止这些吧?你没听这位柏总说吗,他还要进一步依靠党和政府,为平川的经济起飞作贡献呢。我估计,他作出这副姿态,不仅只是做个永久性广告,背后肯定还有文章,说不准又瞅着哪块肥肉了。”

    束万宏说:“还不是机械一厂那块地皮么?这位柏总可是盯了好长时间了。先是缠着人家台湾华氏集团的华小姐,现在看看华氏的投资意向合同没办法履行了,市里有可能把这块地皮划给咱们纺织机械集团,这小子又想到咱这边插一手了。不信,你问问张总,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张大同正坐在对门的长沙发上抽着烟想心事,勉强笑了笑,没答碴。

    束万宏又颇为不屑地说:“这个柏总也不想想,你一个民营企业,说到底也就是个规模大点的个体户,胃口这么大,现实么?再怎么改革,我们国家也还是公有制为主体嘛。”

    张大同这才掐灭烟头说话了:“老束呀,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嘛。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就更重要了。前几天吴书记和束市长还和我谈起过,要我们在总体思路的把握上多动动脑子,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走强强联合,规模经营的路子;另一方面,也要把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引进来,激活我们这种国有大型企业的内部机制。吴书记特别提到了亚太的柏志林,说这个人很有些办法哩。”

    冷海生说:“他再有办法,赚的钱再多,也是自己的,不是咱公家的。”

    张大同说:“不能这样看问题。赚的钱是他的不错,可他作为一个自然人能用掉多少?绝大部分还不是用于平川的经济建设了么?这有什么不好?昨天,他带着个女公关跑到了我家里,要我死活把机械一厂的地皮弄下来,明确提出想参股盖大厦。我当时没答应他。现在想想,倒有个主意了。我们马上不是要搞股份制改造试点么?你们看,能不能接受他们亚太来入股呢?柏志林说,他的亚太能拿出一千万,有他这一千万,我们环城路南线两个厂子的拆迁费用不就解决了一部分么?!今天,我们就在这个短会上先议议。”

    正说着,另外一个副书记和一个副总经理也到了,张大同马上叫秘书关掉电视机,宣布开会,开宗明义就说:“先通报一下情况:我们提出以兼并平川机械一厂为前提,自我消化两个厂拆迁负担的条件,市里还没有最后答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是,美国SAT公司远东部的郑杰明又插手了。郑杰明从机械一厂邱同知那里得知台湾华氏无法履行意向合同,又把修改后的方案拿了出来,准备向市政府另外支付五百万元人民币的地价补差,取得这块黄金宝地五十年的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南环两个厂子是不是还按原计划拆?拆了后,市里把地皮给了美国SAT公司,我们就被动了。不拆,曹市长不答应。今天上午,曹市长和金秘书长又连打了几个电话给我,话已说得很难听了。”

    老总、书记们都不说话。

    张大同又说:“从顾全大局这一点上讲,我看,我们没有理由不拆,就是困难再大,也得拆。但是,从保护国有资产不向外资流失这个角度讲,我又不太赞同先拆。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市里加点压力,把这块黄金宝地争取到手,把这座规划中的国际大厦变成我们未来的集团总部大厦。为此,我宁愿和民营亚太公司合作,也不想和外资合作。我希望这座大厦没有一丝美元的气味。”

    束万宏提醒说:“张总,你这话可不能在市领导面前说,这与我们积极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大气候不相符哩。”

    冷海生也说:“要我看,真能和美国SAT公司合作也不错,总比和柏志林的亚太合作好。”

    张大同不高兴了:“同志们,你们怎么对民营企业有这么大的偏见?亚太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民族资本,我们有便宜不让自己的民族资本占,还能让外国资本占吗?全世界哪个国家不在保护自己的民族资本?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不要糊涂!”

    老总、书记们又不做声了。

    张大同叹了口气说:“当然,到现在为止,地皮我们还没拿到手,我也还没想过让亚太插手机械一厂的地皮,但已想请亚太对我们集团参股,就是法人股,自然,这也得他们愿意。”

    束万宏摇起了头,说:“只怕柏志林不会同意。这人多精明呀,不见肥肉不下嘴,他会把钱往咱这庞大的烂锅里扔?”

    张大同说:“现在是烂锅,将来不是,对此,我张大同充满信心。另外还有一点,我请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集团可是全省股份制改造的试点单位,将来很有希望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你们知道这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长期计划经济造就出的书记、老总们大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张大同真想给大家上一堂关于股票,关于期货,关于现代经济的大课。然而,眼下却不是上这种课的时候,两个厂子的拆迁和机械一厂地皮的事必须解决。于是,他摇摇头,又回到了正题上:“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怎么办吧。”

    冷海生这才说:“我赞成先顶一顶,不过,最好不要硬顶,还是软磨,反正南环这边一时也开不了工。”

    束万宏说:“软磨不如硬抗,我看倒不妨早一点和市里摊牌,请吴明雄书记明确表个态。”

    又一个老总说:“吴书记如今和陈书记的关系可是不一般,陈书记老想着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如果吴书记受陈书记的影响,表态答应把地皮给了SAT公司,我们就连这点希望都不存在了。”

    正这么说着,亚太集团的柏志林打了个电话过来,对张大同说:“张总,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一个小时前,机械一厂那个汉奸邱同知,带着SAT的郑杰明到泉山水利工程指挥部去找陈忠阳了,百分之百是去谈地皮。”

    张大同一怔,急问:“你咋知道的?你不是在中心集募站表演捐款吗?我刚才还在电视里见到你呢。”

    柏志林说:“我就是在中心集募站听内线朋友说的,绝对可靠。因此,我建议你们马上去找吴书记,和吴书记好好谈谈,免得日后被动。”

    张大同说:“我现在到哪去找吴书记?吴书记是在水利工地上,还是在环城路工地上,谁知道呀?”

    柏志林说:“我知道,现在吴书记和束市长都在国际工业园门前的路段上,正陪着省交通局李局长看规划中的环岛现场呢。”

    张大同不由地发了句感慨:“柏老弟,我真服你了,信息这么灵。”

    柏志林在电话里直乐:“我在电视上做广告时不是说了么?我这个民营公司要依靠党和政府,当紧当忙时不知道党和政府在什么位置还像话么?!”言毕,又说,“张总,我对你老兄忠心耿耿,你这国营大集团得了好处可别忘了我这民营小兄弟呀。”

    张大同说:“当然不能忘了你柏总。我们书记、老总们正在开会研究和贵公司的合作呢,不仅仅是一座大厦的合作喽,想和你老弟更全面,更精诚的合作,请你们亚太集团参股,如何?你老弟有没有胆子把你们私人游击队的土枪、土炮都带过来,参加我们国军呀?”

    柏志林不置可否,只说:“张总,有您这样的大帅做国军司令,这事咱还不好商量吗?!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那块黄金宝地拿到手。若是陈书记先找了吴书记,吴书记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你的工作就难做了。”

    张大同觉得柏志林说得不错,遂中断了会议,马上驱车赶往国际工业园。果然,在国际工业园里见到了吴明雄。

    这时,吴明雄和束华如正在启动区的综合大楼里向省交通局李局长介绍国际工业园的情况,一见张大同进门,便沉下脸问:“张总,你们纺织机械集团那两个厂子是怎么回事?咋还不动手拆?还等什么?”

    张大同说:“吴书记,我正要向您汇报……”

    吴明雄说:“你别汇报了,我都知道。你们不就是盯着机械一厂的那块地皮吗?报告我看了。我告诉你,这事现在还不能谈。地皮日后能不能给你们,我和束市长都不敢说。你们若因此就不顾大局拖延拆迁,影响环城路工程,后果自负!”

    张大同心里很怯,嘴上却仍在争:“听说市里打算把地皮给美国SAT远东部的郑杰明?我们就有些急,怕国有资产会流失。”

    吴明雄这才口气缓和了些:“大同,这你不要担心嘛,我们共产党的平川市委和平川市府不是满清王朝嘛,我和束市长也不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头脑很清醒,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改,但却决不会卖国。”

    束华如也说:“市里根本没考虑过把地皮低价转让给郑杰明,迟迟不能拍板的原因还在于台湾华氏集团。华氏不能如期投资电厂,责任在台湾当局,不在华氏。吴书记就想,我们做事不能太绝。现在,我们大体是这样设想的,其一,这块地皮给你们,由你们出面和华氏合作,尽可能争取最大利益;其二,在你们和华氏谈不拢,而你们又有实力独自开发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你们一家干。”

    张大同放心了,转身告辞。

    吴明雄追着张大同的背影又说了句:“张总,不要再观望了,东环、南环的开工期要提前,你这个全市最大的国营集团要带个好头。”

    张大同回头向吴明雄挥挥手说:“吴书记,你放心,我连夜安排拆迁!”

    驱车赶回集团总部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朦胧夜色中,几个集募站门前还有不少下了班的人在捐款。集募站的收音机都拧到了最大的音量,电台在不停地广播着一个个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额。

    路过中山路集募站时,张大同无意中发现,自己年迈的父亲也在捐款的人群中。

    一阵热流从心中涌过,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张大同停下车,悄然走到捐款队伍的尾部,将口袋里仅有的一百五十元现金全掏了出来,递给一个带红领巾的小女孩说:“小朋友,叔叔没时间排队,你替叔叔把这些钱捐了,好么?”

    小女孩接过钱问:“叔叔,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给你登记呀?”

    张大同说:“就这样登记:一个平川市民。”

    四十九王媛媛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看着电视,听着广播,心渐渐热了起来。后来,就一遍又一遍地想:平川市委、市政府号召每一个有劳动收入的市民为环城路工程建设捐款,自己作为一个平川市民,无疑也该响应号召,捐出一片心意。

    开头并没想过要捐八千元,只打算捐180元。因为,到这天下午五时止,她手头只有这180元钱。

    没想到,五时左右,过去的厂长,现在的康康豆奶公司总经理田大贵来了,带了12000元给王媛媛,说是医疗费报销款。

    王媛媛知道公司上了豆奶生产线后,日子好过多了,对医疗费及时报销深信不疑。然而,算了一下账,却发现不大对头,报销款多出了足有五千多元。

    王媛媛便问田大贵:“这五千多元是咋回事呀?”

    田大贵往王媛媛的床头一坐,大大咧咧地说:“哦,这是经公司办公会研究,决定发给你的医疗和生活补助。自费药品按规定不能报销,但,大家都知道你的困难,就补助了几千块嘛。”

    王媛媛说:“这多不好,我病着,又不能给厂里作贡献,哪能拿这么多补助?下面不要叫死了?”

    田大贵得意洋洋地说:“叫什么?没人叫的。大伙儿谁心里没数?咱过去连工资都开不上,现在,本公司全体员工在我田总经理的英明领导下,加大了改革步代,取得了初步的改革成果,有工资有奖金,平均每人每月都挣七八百块钱,哪个不满足?别说给你补助是办公会研究定的,就算是我个人定的,谁又能说什么?这支队伍我当家。”

    王媛媛嗔道:“看你说的,倒好像公司成了你田大贵的了。”把钱往田大贵面前一推,又说,“拿走,拿走,别气我了。”

    田大贵拉着王媛媛白白的小手直笑:“别气,别气,媛媛,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除了工作,也没啥别的爱好了,不过就是得意时爱吹两口嘛!不过,也就是在你面前吹,在别人面前还真不敢吹,怕被人逮着话把打我的小报告哩。”

    王媛媛也笑了:“只敢在我面前吹,你田大经理也真够威风的了。”

    田大贵脸红了,想说什么,又没敢说,只紧拉着王媛媛的手不放。

    王媛媛感到田大贵的手很湿,好像尽是汗。

    本来这天可能会发生点什么,可偏在这时,原副厂长、现在的副总经理汤小泉找来了,吓得田大贵忙把王媛媛的手松开了,马上换了副很正经的面孔,以领导的口吻要王媛媛好好养病。

    汤小泉没注意到这一幕,风风火火地对田大贵说,东北三家联营单位的老总们到了,要田大贵快回公司。

    田大贵只好回去,临走时还交待说:“媛媛,身体好一点后,就常到公司看看,厂里的兄弟姐妹都想念你呢。”

    王媛媛心里说,只怕真正想念我的只是你田大贵哩。

    田大贵走后,王媛媛心里热乎乎的,先是想田大贵的种种好处,想田大贵早先给她许的愿。大贵说过的,等把公司搞上去了,就送她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自己便对自己说,自己的病真要能治好,就把这一辈子都献给田大贵。最好是,她的病好之后,田大贵能碰上点啥事才好呢,比如,瞎了,跛了,她就心甘情愿地一辈子服侍他,那该多美?!这念头让王媛媛吓了一跳:自己是怎么了?不把大贵哥往好处想,倒巴望着他倒霉,真是疯了。

    后来,看到桌上那一万二千元钱,又想到了为环城路捐款。

    现在她王媛媛有钱了,再捐180元就不像话了。她王媛媛可不是个普通市民,而是个特殊市民,为了给她治病,厂里、报社,那么多好心人捐过款。市委的紧急救助基金会也捐助过她整整一万元医疗费。现在,集资上环城路,她该多捐点才对得起生她、养她、救助过她的平川哩。

    这么一想,便取了八千元出了门,到了中山路集募站。

    这时,天已黑了,集募站进进出出来捐款的人还很多,王媛媛转了好半天,也没见人稀少下来,就在附近的市第一百货公司转了转。在皮装柜台上看中了一件红颜色的短夹克,样子很新,街上还没人穿,就动了心,想把它买下来,可一问价钱,竟要四百多元,便没舍得。尔后在化妆品柜台买了支五元三角钱的口红,又到楼下的快餐店吃了两元的盒饭,才又到了集募站。

    正是吃饭时间,集募站里没人了,办公桌后面只有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在记账,屋子另一边,还有个像是出纳的女同志在清点捐款。王媛媛进门时,屋子另一边的女同志没在意,倒是带眼镜的中年人带着一脸微笑站了起来。

    王媛媛问:“你们下班了么?”

    “眼镜”说:“没下班,上面有规定,只要有一个人来捐款,我们就不下班。”

    王媛媛说:“那好,我捐款。”

    “眼镜”麻利地拿出市民捐款登记册和空白的捐款证书,准备填写,习惯地问:“哪个单位?姓名?职业?捐多少?”

    王媛媛把手上的小包往“眼镜”面前的桌子一放,将8000元全掏了出来:“就这么多吧!”

    “眼镜”一下子愣住了:“这里多少钱?”

    王媛媛有些腼腆地说:“8000元,你点点。”

    “眼镜”忙对着屋子另一头叫:“章会计,你快过来,这位姑娘一个人捐了8000元。”

    章会计过来了,惊讶地看着王媛媛说:“我的大妹妹,你可千万要想好呀,8000元不是个小数目,捐出去可就不能反悔的呀!”

    王媛媛说:“我早想好了,不会反悔的。”

    “眼镜”说:“我劝你在办捐款手续之前再想想。”王媛媛摇摇头:“不要想了,你们收钱办手续吧。”“眼镜”很负责任,坚持说:“姑娘,你还是再想想,市委、市政府号召平川市民捐款,确有经济目的,另外更重要的却是,借此一举唤起我们平川市民热爱平川,建设平川的政治热情。环城路总投资大约要几个亿,靠市民们捐二千万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市委、市政府要求大家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尽心意,捐个几十元、几百元也就可以了。”

    王媛媛听不下去了,轻声说:“你们这里不接受,我就到别处捐去了。”“眼镜”这才住了口,和那个章会计一起点起了钱。把钱收好,“眼镜”请王媛媛在捐款登记册上签名。王媛媛先不愿签,后来拗不过“眼镜”,只得拿起笔,在自愿捐款者姓名栏里签上了吴鸣两个字。“眼镜”和章会计先还没起疑,到再三追问之下王媛媛仍不愿报出单位地址时,“眼镜”才怀疑这可能不是真名。“眼镜”也不明说,灵机一动,要章会计拉住王媛媛,自己手忙脚乱地去找照相机,说是要给王媛媛照张像做个纪念。

    “眼镜”大概是怕王媛媛消失在平川茫茫人海中再也找不到。然而,王媛媛却执意要消失在人海中化作一滴水。在同章会计拉扯时,王媛媛就想,我才不要出什么风头哩,就是想献出一片心,了却一段情。也许我会死去,可我的心,我的情,却永远留在了环城路上,当后人走在这条宽阔大路上时,她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趁章会计一把没拉住,王媛媛风一般似地飘出了门,溶入了平川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步往家挪时,时间已经很晚了。王媛媛以为父亲不会等她回家吃饭了。不曾想,下了解放路,搭眼就看到了父亲熟悉的身影。做记者的父亲正空着肚子站在巷口张望,焦虑不安地等着她。

    陪着父亲吃晚饭时,已是十点多钟了,电视里正在播平川新闻。“环城路工程指挥部消息:迄至今晚20时止,全市市民捐款已突破2400万元,大大超过了工程指挥部的预期目标。环城路工程指挥部总政委、市委书记吴明雄,总指挥、市长束华如高度评价我市干部、群众的奉献精神。”让王媛媛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电视里就播出了关于她的新闻。“最新消息:本台记者一小时前获悉,中山路集募点今晚收到一位年轻女性的8000元捐款,创下了迄今为止我市个人捐款的最高记录。该年轻女性执意不肯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仅在认捐登记册上署名‘吴鸣’。环城路工程指挥部委托本台发出呼吁,请‘吴鸣’同志速与工程指挥部联系,联系电话是558868。再重复一遍,联系电话是558868。”

    之后,这个呼吁和这个电话号码在报纸上、电台里一次次出现,可王媛媛就是没拨过。一周之后,中共平川市委、平川市人民政府发出“致吴鸣同志及所有匿名捐款者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说,吴鸣同志,您和许多捐款市民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可平川的城、平川的路将记住你们,你们的名字已永远留在了平川大建设的史册中。

    那晚,王媛媛心情真舒畅,想笑,又想哭,人世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王媛媛就走到了阳台上,入迷地望着夜空出神。夜色真美好,正是十五前后,一轮皎月于高远暗蓝的天幕上挂着,满天繁星闪闪烁烁,让王媛媛不由地想起了一部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电影的内容差不多忘干净了,可那名字记得真切哩,叫《今夜星光灿烂》。是的,今夜星光真灿烂!第十三章从省城到首都五十列车缓缓地停稳在站台时,吴明雄从车厢的车窗内看到了平川市政府驻省城办事处主任居同安。居同安接车很有经验,站立的位置恰在软卧车厢门前,车门一打开,居同安就挤上了车,帮着吴明雄和随行的市委秘书长叶青提着行李下了车。走在站台上,吴明雄就问:“小居,我要你搞的调查,你搞了么?省城几条主干道的峰值车流量有多大?”

    居同安说:“吴书记,等你到省委招待所住下,我再详细向你汇报。我们不但搞了实地调查,还把省城交通局多年积累的资料也看了,包括国民党和日本人时期的一些资料。”吴明雄说:“好,那我再给你一个任务:到省图书馆和各大学跑一下,把德国、日本和南韩战后恢复时期的资料多找一些来,重点是道路基础建设方面的。等我出国访问回来后交给我,或者交给叶秘书长。”

    居同安应下了,后又随口问道:“吴书记,你们这次不是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么?咋又出国了?”

    吴明雄说:“和省委领导同志一起去北京开过中央工作会议,我和叶秘书长就从北京出境,在东京和严市长他们会合,三个国家,跑15天,主要考察道路市政建设。”

    叶青叮嘱说:“居主任,吴书记要的这些资料,你要亲自跑,有些带不出来的就复印,不让复印就请人抄下来,中文版、外文版全要,时间有半个多月,应该没问题吧?”

    居同安连连说:“没问题,没问题。”

    出站后,居同安引着吴明雄和叶青上了一辆崭新的豪华皇冠。

    吴明雄一上车就说:“小居呀,你可是比我阔气哟,都坐上这种高级车了。”

    叶青也说:“居主任,你的车可是超标了。按规定,你们这种处级单位只能用桑塔纳嘛。”

    居同安马上叫了起来:“我那台桑塔纳都跑到20万公里了,束市长也不批我一台新车,连办公经费也不给了,要我们搞改革,自己创收买车、搞接待。束市长和我说:有本事在省城办公司赚钱,你居同安坐奔驰500我都不管;没本事赚钱,你就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驾驶自己的两条腿去吧!”

    吴明雄“卟哧”一声笑了:“这个老束,还挺幽默的嘛。”继而又说,“你居同安身份不一般,在省城就代表咱平川市委、市政府,有台好车也不为过,我放你一马,只装不知道。”

    居同安讨好地说:“吴书记,要不,我把这台车换给您?”

    吴明雄说:“我可不敢坐。”

    居同安亲自驾车,驰出车站广场,打算直驱广州路22号省委招待所。

    吴明雄看了看手表说:“小居,时间还早,你带我们兜兜风,在省城主要干道上转一圈,好不好?”

    居同安说:“吴书记,坐了六个多小时车,你也不累?!”

    吴明雄说:“坐车还累呀?大漠河水利工地和环城路工地上的同志才叫累哩。”

    于是,居同安便开着车带着吴明雄满城转,转到能停车的路口,吴明雄还几次下车,用自己的大脚板量道路的路面,搞得过往行人很好奇地盯着看,还差点引来了交警的干涉。

    吴明雄量马路时,居同安就把自己的豪华车停得老远,好像要和自己的市委书记划清界限似的。

    叶青也站在一边远远地看,还摇着头对居同安说:“咱这吴书记,真是走火入魔了,打从上了环城路,走到哪里都喜欢量马路。”

    在胜利路和解放路交叉口,吴明雄正量着马路,一辆奥迪突然停到面前,把吴明雄吓了一跳,也把不远处的叶青和居同安吓了一跳。

    再也没想到,奥迪里钻出来的竟是省委书记钱向辉。

    钱向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吴啊,散步散到我们省城大马路上来了?我的车要是撞了你,算我的,还是算你的?”

    吴明雄笑了:“撞不着的。”随即又指着车水马龙的路口议论说,“这个交叉路口的设计有问题,这么大的车流量,我看当初就应该搞个立交桥。道路设计一定要超前。钱书记,你看,面前的现实证明,适应就是落后嘛。”

    钱向辉点点头说:“是呀,十几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的社会经济会有这么飞速的发展呀?”

    吴明雄若有所思地说:“所以,这种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平川今天不能再犯了,平川的环城路就是要搞第一流的。”

    这时,居同安和叶青都过来了,过往行人也不时地往这边看。

    钱向辉怕影响交通,便对吴明雄说:“来,上我的车吧,我正要到招待所去看你们这帮市委书记们呢。”

    吴明雄说:“我们办事处的车在这儿呢。”

    钱向辉说:“你坐我的车,让他们自己走吧。”

    吴明雄马上想到了合田事件,想到了道路和水利工程引起的风风雨雨,以为省委书记钱向辉可能要和自己谈些什么,私下里警告一二,于是,便上了钱向辉的车。

    然而,钱向辉却没发出任何警告,甚至没主动提起合田事件和那些风言风语,而是和吴明雄大谈基础建设对经济起飞的决定性作用,讲的几乎都是外国的事。

    钱向辉说:“大家都知道嘛,日本和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战后经济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上的。当时的国际经济学家们曾预言:日本和德国在30年内翻不了身。可没想到,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和德国的经济都搞上去了。这里面的因素当然很多,但有一点给我的启发很大。哪一点呢?就是基础建设。在战后最黑暗的日子里,当柏林和东京街头的少女们为一个面包、一个饭团在卖淫,昔日的白领从地上拾美国军人的烟头抽的时候,他们的战后政府也没忘记整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德国很多著名公路就是在那时修的,现在还在起作用,了不起呀。”

    吴明雄的心一下子热了:“我正要找这方面的资料哩,自己想看,也想请平川的同志们看看,进一步统一认识。钱书记,你能给我推荐一些么?”

    钱向辉说:“回头我开个书目给你吧!”

    吴明雄这才主动说:“关于平川的水利和道路工程,钱书记,你是不是听到了一些议论?”

    钱向辉极其简洁地说:“说来说去,就是合田一个会嘛!”

    吴明雄说:“合田县委书记尚德全已让我们市委撤了。不过,这个县委书记从本质上讲还是个好同志,我们真是挥泪斩马谡呢。”

    钱向辉绝口不谈尚德全,也不提具体事情,只说:“对你们这些市委书记,我一直讲,你们权力很大,责任不小,关乎一个地方的兴衰。决策错了,要负主要责任的是你这个市委书记;发现问题不处理,要负责的,还是你这个市委书记。你主持的班子决策对头,对出现的问题,和某些很难预料的突发性事件,能不徇私,不舞弊,按党纪国法秉公处理好,我这个省委书记也就没啥好说的了。”

    吴明雄完全听明白了:钱向辉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谢学东并不能代表省委,作为省委一把手的钱向辉是支持他吴明雄干实事的,那些不负责任的风言风语,蒙骗不了这个省委一把手的眼睛。

    这让吴明雄很欣慰。

    然而,吴明雄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和钱向辉坐在车上谈话的同一时刻,大漠河水利工地上又出了事:水长县副县长兼水长县水利工程指挥司明春收受某皮包公司女经理方小芳区区800元贿赂,竟将一批过了期的劣质方便面卖给水长段工地,以致造成432人食物中毒,引起了水长民工的极大义愤,约13000人自当日15时起宣布停工。

    组织停工的领头人是谁,一时无法查明。

    这个要命的电话是肖道清打来的。

    时间是22时45分。

    其时,吴明雄正在卫生间洗澡,是光着身子接的电话。

    肖道清在电话里毫不掩饰地对吴明雄说:“吴书记,因为事发突然,又事关重大,据我判断,水利工地上很有可能出现动乱,所以,我已同时向省委谢学东同志和省政法委作了紧急汇报。”

    吴明雄握话筒的手抖了起来,强压着才没发火,只冷冷地问:“肖副书记,你凭什么判断水利工地上会出现动乱?你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既然你已直接向谢学东书记作了汇报,还找我这个市委书记干什么?!”说罢,吴明雄狠狠挂上了电话,拉开卫生间的门对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叶青叫道:“叶秘书长,给我要水长工地,找陈书记!”

    招待所总机尚未把陈忠阳的电话要通,肖道清的电话又打进来了,非要吴明雄接不可,叶青只好把话筒交给吴明雄。

    吴明雄没好气地问:“肖副书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肖道清说:“吴书记,你别发火嘛!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13000民工罢了工,真出现动乱咋办呀?是管水利工程的陈忠阳同志负责呢,还是我这个政法书记负责呢?你吴书记心里总得有个数嘛。”

    吴明雄说:“我知道,你打这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与你无关是不是?我明白了,请你挂上电话好不好?我在等水长工地陈忠阳同志的电话。”

    肖道清仍不挂上电话,又说:“你总得听我把话说完嘛。工地出事以后,陈忠阳同志要我派市公安局局长毕长胜到水长工地抓人,确切地说,就是抓水长县副县长司明春和水长县三山贸易公司经理方小芳。我觉得抓司明春有些欠妥当,其一,司明春是不是受了800元的贿,还要调查;其二,就算司明春受了800元的贿,也够不上刑事犯罪;其三,恕我直言,罢工民工要求逮捕身为副县长兼工程指挥的司明春,很可能是在发泄对水利工程本身的不满,我们抓了司明春,罢工民工极可能提出新的要求,对此,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虽然我对工程上马有保留,可在防止和镇压动乱这一点上,我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我把这些道理讲给陈忠阳听,请陈忠阳保持政治头脑的清醒,对一般群众多做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好好排查一下为首闹事的民工头头,以便日后公安部门处理,陈忠阳就破口大骂,完全丧失了一个市委副书记最起码的风度。”

    吴明雄问:“这么说,到现在为止,你肖副书记除了打电话向上报告,什么事也没做,是不是?那我告诉你,这种最起码的风度我也没有,我也要骂你是不通人性的昏官!”

    再也想不到,肖道清竟会这么纠缠不休,吴明雄把电话刚挂上,一分钟不到,他的电话又打进来了,没等吴明雄说话,就抢先说:“吴书记,我知道你着急,所以,你在不冷静的情况下说两句气话,我不怪你。但我要郑重申明的是,我并不是不做工作,而是没法工作。首先,对这个水利工程的上马,我是有保留的,我之所以有保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量力而行,我担心出乱子,给党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事实证明,乱子不断,从集资开始就有人告状,接着就是合田事件和今天的水长罢工,顺便提一下,今天下午,市政府门口还有农民开着手扶拖拉机来群访,是束市长接待的,可能还是为了水利集资。其次,作为管政法的副书记,我必须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不顾后果地一味蛮干……”

    吴明雄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厉声打断肖道清的话头,一字一顿地说:“肖道清同志,现在,我以一个市委书记的名义命令你,什么话都不要说了,立即放下电话!”

    那边的电话这才很不情愿地挂上了。

    没一会儿工夫,陈忠阳的电话打进来了,开口就说:“老吴,你是不是在开电话会议呀?我的电话老打不进来。”

    吴明雄没作任何解释,焦虑地问:“工地上的情况怎么样?停工范围和事态有没有扩大?据肖道清说要动乱了?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陈忠阳愤愤地说:“按咱肖书记搞阶级斗争的办法,当然要出大事。我们的民工中有什么阶级敌人呀?他们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停工的。他们出这么大的力,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身为水长县副县长的司明春竟敢串通一个荡妇坑害我们的民工,不抓能行吗?我从上午一发现问题,就请肖道清把市公安局的毕长胜派过来,他直给我打官腔。民工们停了工,他还是不理睬。实在没办法,我从云海市公安局临时调了一些人去,把司明春和那个姓方的荡妇都从窝里掏了出来,押到水长工地上当场上了铐子,用枪押走了,就是刚才的事。”

    吴明雄说:“好,处理得及时果断!民工们的反映如何?”

    陈忠阳说:“民工反映很好,好多民工流着泪在我面前跪下了,说是人民政府公道,不护贪官污吏,称我们是青天。现在,13000民工已全部复了工,正在陆续往工地上走,老吴,你听听席棚外的脚步声有多响。”

    电话里果然传来了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

    陈忠阳又说:“民工们已表示了,停工失去的时间,他们会加班加点夺回来。你放心到北京开会去吧,水利工程方面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吴明雄真感动,声音哽咽着说:“老陈,代我谢谢水长县的民工同志们,谢谢他们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告诉他们,他们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让他们放心,对水长县副县长司明春和那个姓方的经理,政府会从重从快依法严惩!”

    最后,吴明雄又问:“432个食物中毒者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死人?”

    陈忠阳说:“迄至目前还没死人,估计不会死人,200多人已出了院,在水长县医院治疗的大部分也不太重,只有14个人没脱离危险期。”

    吴明雄说:“要给水长县医院下个死命令,千方百计保证不死一个人!”

    陈忠阳说:“这个命令我已代表市委下过了。”

    吴明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才把肖道清在几次电话里说的情况向陈忠阳通报了一下,并提醒陈忠阳注意,可能谢学东和省政法委有关领导还会找他。

    陈忠阳郁郁地问:“对咱这个肖书记,我们究竟还要容忍到什么时候?”

    吴明雄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他毕竟还年轻,我们都再看看吧!”

    想到肖道清“顺便”说起的农民群访,吴明雄又挂了个电话给市长束华如。

    束华如正在环城路工程指挥部里,一接到电话就乐了,“怎么?大老板,对我们这些打工崽不放心呀?半夜三更还查岗?”

    吴明雄说:“老束,别开玩笑,我问你,下午市府门口是不是发生了农民群访事件,是不是水利集资引起的?处理情况如何?”

    束华如说:“这么点小事,我一去就处理完了。不是水利集资的问题,而是乡镇打着水利集资的旗号乱摊派的问题。泉山县有个乡,书记、乡长串通一气,把以资代劳款从每人45元提到85元,逼农民缴。农民知道市里规定的只是45元,自己缴85元上了当,就找市政府来讨说法了。农民同志们通情达理,都和我说,上水利,挖旱根,谁受益谁出资,这没话说,可层层加码就不对了,我们的血汗钱来得不易呀。我代表市政府当场答复了他们,并电话通知泉山县,要他们县里先替乡里垫退多收的款项,下一步查处该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该撤的撤,该换的换,决不能看着这帮土皇帝横行乡里。”

    吴明雄提醒说:“重点查经济,我怀疑这里面有贪污问题。如有这类问题,要坚决依法处理,该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该判刑就判刑!要这帮败类明白,谁污我平川市委、市府的清白,破坏我们的建设,谁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束华如说:“好,这也正是我的想法。”

    放下电话后,吴明雄长长地舒了口气,对一直伴在身边的秘书长叶青说:“这个肖道清,又在谎报军情!”

    叶青说:“人家政治上敏感,政策观念强嘛。”

    吴明雄“哼”了一声说:“那他最好到政策研究室去当主任!”

    叶青眼睛一亮说:“我倒有个建议,我们常委的分工可以再调整一下嘛,让肖书记去主管计划生育和党群。这可都是些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又是应该常抓不懈的工作。也省得他当紧当忙时误事,他目前分管的纪检、政法这一摊子太重要了。”

    吴明雄沉思了片刻,笑了笑说:“啥工作不重要呀?叶秘书长,你真以为计划生育工作就不重要?这是基本国策嘛,有一票否决权哩。我们平川是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市,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松一松,一年就能多生十几万,不得了呀!他肖道清要是真能把这项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抓好,也就算称职了。”

    叶青马上说:“那好呀,肖书记在常委里最年轻,应该迎着困难上嘛。”

    吴明雄这才说:“常委分工的调整,不能我一人说了算。我看,还是征求束市长、陈书记和大家的意见再说吧。”

    这夜,吴明雄失眠了,躺在省委招待所的房间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大睁着两眼,看着天花板发呆。后来,爬起来,到服务台找了两片安眠药吃下,才在黎明到来前熟睡了一阵子。五十二

    进京的特快列车从省城发车是上午九时,抵京已是半夜了。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住下来,吴明雄累得很,也困得很,想洗个澡好好休息,不曾想,省委副书记谢学东却主动找上了门,说是睡不着,要找点酒喝,点名要平川大曲。

    吴明雄笑着说:“谢书记,你不想想,到北京开会,大老远的路,我带平川大曲干什么?”

    谢学东指点着吴明雄说:“咋?不主动缴械是不是?那我可就搜查了?搜出多少,我拿走多少,你可别心疼啊!”

    叶青忙解围说:“吴书记没带酒,我倒带了两瓶,是送朋友的,最新的仿古紫砂瓶装,谢书记,您恐怕还没见过呢。”

    叶青把一瓶酒拿出来,往桌上一放,自己主动回避,出门找人聊天了。

    谢学东待叶青走后,从灰中山装的大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又把酒瓶打开,往两个空茶杯里倒满了酒,招呼吴明雄说:“来,来,老吴,一起喝两口,咱只喝不带,实实在在。”

    吴明雄知道,谢学东肯定有话要说,便强打精神,走到谢学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坐下一想,自己还带了几包合田县新出产的红心山芋脯和红心地瓜干,就到包里找了出来,请谢学东尝尝。

    谢学东尝过后,夸赞说:“不错,不错。如今人们大鱼大肉吃够了,还就喜欢吃些野菜什么。城里的孩子们各种高级的果脯、梅子吃多了,没准还就要吃山芋干、山芋脯哩。老吴,你真聪明,能想到开发合田的山芋干,有想像力,很有想像力呀。”

    吴明雄说:“谢书记,你可表扬错了。有想像力的不是我,而是合田大刘乡的一帮子新型农民。这山芋干的开发,是他们搞出来的,已经成系列产品了,上个月打进了上海和北京的超级市场。”

    谢学东说:“这总是你吴书记支持的结果嘛。”

    吴明雄苦苦一笑:“我可没支持他们,而是做了一回反对派哩!去年,在刚上任的第一次常委会上,我就公开批评过合田,说他们提出的‘山芋起家,靠加工发财’是典型的小农意识,连大农都不是。可人家没被我这个市委书记批倒,吓倒,照旧搞山芋的多种经营和开发,硬是闯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致富之路,让我不能不认错呀。前一阵子,合田的红心集团成立,我写了贺信去,号召贫困地区的同志们向他们学习。就学他们这种不惟上,只求实的精神勇气。”

    谢学东似乎从吴明雄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稍微有些尴尬,浅浅抿了口酒,笑道:“老吴,你现在倒是蛮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嘛。哎,你听没听下面5555的同志说起过‘新三大作风’呀?”

    吴明雄说:“是不是这么几句: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这现象确实存在呀,比如说,我们肖书记就比较注意联系你这个老领导嘛。”

    谢学东笑了,说:“老吴,其实你不知道,对肖道清批评最多的,恐怕也就是我了。他这个人的长处和短处都很突出,老成、稳重、政策性强,政治上比较成熟,也廉洁自爱,有上进心。但是,终究还是年轻一些嘛,实践经验少一些,处理突出性事件的能力还差一些,碰到大一点的事情,有时就难免判断失误,惊慌失措。像昨天水长工地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慌张嘛!他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时,我就说,天塌不下来。果然,一问陈忠阳同志,事情早处理完了。他向你汇报时,是不是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呀?”

    吴明雄讥讽说:“是蛮急的。不过,我们这位肖副书记急的不是水长出现的事情,而是急于摆脱自己的责任。这位同志虽然年轻,政治上确是很成熟了。”

    谢学东摆摆手说:“老吴,这就是你的误会了。你想想,他又不分管水利工程,对水长发生的事情,他有什么责任呀?他担心出现动乱,向我们汇报,提醒我们注意,是有政治责任心的表现嘛,有什么错误呢?”

    吴明雄揣测,可能因为水长风波平息了,肖道清察觉到了自己的失策,又请谢学东出面作解释了,于是,便问:“谢书记,是不是肖书记又打电话找了你?”

    谢学东说:“不是他找我,而是我找到了他,严肃批评了他,要他好好向你,向陈忠阳这些老同志学习。我对肖道清同志说,老同志在长期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工作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在任何书本中都学不到的。”

    吴明雄说:“他又没有错误,你批评他干什么?”长长叹了口气,又说,“倒是我们这些老同志,错误不少啊。谁敢说自己在一生的工作中没有错误?闹不好,日后还会继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有肖道清,可能永远不会犯错误。”

    谢学东明显感到吴明雄话中有话,便问:“为啥他就永远不会犯错误?”

    吴明雄说:“他不干事嘛!”

    谢学东摇了摇头说:“怪不得肖道清说,你老吴对他有成见呢?!肖道清做了这么多年的市委副书记,真就没干工作?不对吧?你是在说气话吧?不能因为他对水利、道路工程的上马有不同意见,你就这样评价他,这不公道嘛。我对水和路同时上马不是也有保留么?你是不是也认为我不想干事?同志,平川的事情很多,不仅只有水和路嘛。”

    吴明雄不愿再说下去了。

    谢学东却又说:“平川的市委班子一定要团结嘛,作为你们过去的老班长,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们。我和肖道清同志多次说过这个问题,再三告诫他,要他尊重你这个一把手和班子里的每一个老同志、新同志,一定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今天,我也和你说说这个问题,班子的团结搞不好,你这个班长总有责任嘛。从北京回去后,你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深入交交心好不好?”

    吴明雄点点头说:“谢书记,你这个提醒很及时,看来,我们是要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了……”

    后来,双方都小心着,天上地下扯了些别的,扯到快12点,串门的叶青回来了。谢学东又和叶青说了几句闲话,才起身告辞。

    叶青待谢学东走后才发现,两个茶杯里的酒几乎没动,便故意说:“看来你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

    吴明雄满面疲惫地苦苦一笑:“实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哩!”叶青问:“谢书记找你谈什么?”吴明雄说:“你猜猜看?”

    叶青说:“又是兴师问罪吧?水长工地罢工了,出乱子了,不得了了,这都是你们蛮干的结果!你们就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就是不把肖道清同志的正确提醒当回事!吴书记,是不是?”

    吴明雄缓缓地摇摇头说:“错了,谢书记的领导水平可没这么低,水长工地的事怎么发生,又怎么解决的,他很清楚,谁是谁非,他也很清楚。他这回来和我谈班子的团结问题了。要我们大家在担着风险没日没夜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团结好头脑清醒的肖道清同志。”

    叶青一怔,说:“该不是肖道清猜到你想让他去主管计划生育了吧?”

    吴明雄感叹说:“否则,还能称得上头脑清醒吗?!这位同志已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是一个多么敏感,多么精明,又多么善于经营自己政治前途的同志呀!这个同志若是能把一半的心机用到建设平川的工作上,平川一千万人民该有多幸运啊!”

    叶青默然了。

    第十四章漫长的战线

    大漠河像一条被热气腾腾划开了肚肠的巨龙,横卧在千里平川的雪野上。严冬已经过去,无限春意在大地的热土下缓缓复苏。从最北面的大漠县,到最南面的云海市,积雪逐渐融化,合田以南已看不到多少积雪的踪影了。然而,天仍很冷,六百里工地上的气温,连着几天一直在-5℃到-3℃之间徘徊。

    春耕春播的农忙季节,在不经意中渐渐逼近了,南水北调工程进入了阶段性冲刺时刻,各县市工程指挥部调到工地上的民工和机械与日俱增。最多的一天,六百里大漠河上竟汇集了187万人马和包括挖土机、汽车、拖拉机在内的各类大小型机械2.5万台。驻平川某集团军也应平川市委、市政府的请求,出动了一个成建制的工程团,协助泉山、水长境内十几座重要桥涵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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