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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南和景立贞对视了一下。
这肯定是小莉的母亲了，长得就像，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有些厉害的干练女人。她的脸上露着主妇的亲切，目光却含着锐利，她的线条分明的脸，勾勒有力的眼睛、鼻子、嘴角，包括额头上那男性化的细硬皱纹，削瘦挺直的身子，都不使人感到长者的慈和，也不给人以女性的温善。她周身散发着一股子使你不得不小心处之的辛辣劲儿。
这就是李向南了。早晨在单元门口迎面相遇过的就是他。黑黑瘦瘦的，看样子就不是个简单的年轻人。在古陵县能把小莉的叔叔那样一个老县长整得死去活来，又能把小莉这样一个眼界高、心计多的女孩子搞得神魂颠倒，此刻迈进省委书记家的门口了，又能做出这样一副稳重礼貌的样子，会来事儿呢，今天我倒要掂掂你。
“您是小莉的母亲吧？”李向南尊敬地问。
“你是谁呀？”景立贞亲切地笑了。
“我叫李向南，古陵县来的。”
“噢，”景立贞略有些夸张地笑道，“听说过你。来，到客厅里坐，进来吧。”
李向南踏进了客厅，看了看一大屋子人，踟蹰地站住了，“顾书记还没回来？”
“快了吧，你坐着等一会儿，这里好几个人也是等他的。”
景立贞招呼着李向南落了座，便不再理睬他，又说说笑笑地主持起家中的沙龙来。她掌握着话题，活跃着气氛，笑着和每个人搭话，惟独不理李向南，连目光也绝不往他那儿看。哼，论年龄，论辈分，论资历，论关系，你都该在人群后面的角落里老老实实坐着。她现在就要冷落冷落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让他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大分量。
对这位省委书记夫人的心理，李向南当然无从知道。他坐下以后，双肘撑膝前倾着身子，低头慢慢点着烟。待客厅里的人们对每个新来者照例有的片刻注意过去之后（其实人们几乎就没有注意他），他便隔着弥漫的青烟，观察起省委书记家中的客厅来。二十来个人，有男也有女，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干部，有知识分子，也有几位仪态不同的夫人，四周相围地坐满了客厅，沙发，藤椅，折叠椅，凳子，小板凳。人们屁股下座位的级别自然反映着人们地位的高低和到来的先后。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地位，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先后，这就是个复杂的函数了，很难做简单的估计。他现在坐的自然是硬板凳，而且是在角落里。这倒有利于他冷静观察。
他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来客的级别、地位大概都是低于顾恒、低于景立贞的，这从他们听着景立贞说话时的神情、坐姿都能看出来。有的人始终含笑注视着主人，其全部努力就是不断寻找机会表现对景立贞的迎合。
有一个人例外。那是腆着腹坐在景立贞旁边沙发上的一个仪表很堂皇的老干部。他眯着眼微笑地看着前面某个地方，表示很有兴致地听着众人聊天。这位胖老头的级别大概也在顾恒之下，要不，景立贞绝不会让他与众人一起在客厅等待，但可能在景立贞之上，因为景立贞对他比较客气，他对景立贞也不做任何迎合。不过，因为夫人在家中常常同时“享有”着丈夫的地位，这位胖胖的老干部对景立贞总的还是表现出敬上的态度。
来客们相互之间呢，看来有的熟识，说笑呼应，有的并不认识，相互之间客气而拘谨。但由于此刻都坐在这里，也便似乎成了一个暂时的统一体，都有维持沙龙运转的义务。看得出有人来这儿是有具体目的的，他们以敷衍的兴趣参与着客厅里的说笑闲谈，尽着每位座中客都有的活跃气氛的责任，但他们的神情并不集中，兴致也不高，他们在等待着和主人个别谈话，或耐心，或焦躁。
有一位引起了李向南的注意。三十七八岁，头发已经半白了，像个工人，一直皱着眉抽闷烟，毫不应酬客厅里的说笑。他偶尔瞥视景立贞的目光中，显然压抑着不满。他几次在烟灰缸中慢慢旋转着用力摁灰烟头，让人感到他就要站起来一样。他终究也就站起来了。“我走了。”他说。
“好容易又来一趟，怎么这就走了？”景立贞连忙亲热地说。
“顾书记不回来，您又没时间。”他冷冷地说道。
景立贞目光闪动了一下，爽声笑着站了起来：“这个赵宽定，还是这么急性子？好，老顾不回来，你有事先和我说吧。”
赵宽定目光阴沉地垂着眼没说话。
“走吧，别影响大家。咱们到隔壁房间里谈吧。”景立贞说道，声音含着特别的亲热。
“你这次来，什么事啊？”景立贞问道。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她知道这个举动的安抚意义。
赵宽定垂着眼往外摸烟，脸色阴沉地没有说话。
景立贞拿起火柴盒，准备亲自给他划火。赵宽定看了看景立贞手中的火柴，伸过手来，要自己拿去划。“还是我给你划吧，这是应该的，你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客人嘛。”景立贞说道。
赵宽定俯身低头，吐出了烟。
“这么远来，什么事啊？”景立贞问道。
赵宽定稍稍挪动了一下脚，沉默不语。
这个赵宽定。看着他一头粗糙的花白头发，景立贞不由得在心中慨叹了一声，小伙子原有一头乌黑漂亮的头发。“文化大革命”中，顾恒在东北S省任省委书记，被揪斗得死去活来，是赵宽定——他原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司机——冒着枪林弹雨，领着一派群众组织把已经瘫痪的顾恒从对立派的黑牢中抢救出来，一路上背着他东躲西藏，一直转移到安全地带，又亲自照料他养伤康复。用顾恒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中他能幸存下来，多亏了宽定。现在，赵宽定因为曾是造反派头头，日子很不好过。他几次写信给顾恒，希望他能写封信给省委领导，帮他说说话，改善一下他的处境，顾恒一直未能使他如愿。这次，听说顾恒从省里回北京，他赶忙从东北跑来，一定是有让顾恒难为的要求。还是她来替顾恒挡驾吧。她什么难题都不怵。
“怎么，处境还不太好？”她关心地问道。
景立贞含笑的目光，连同旁边茶几上这杯冒气的热茶，都让赵宽定感到一种暖烘烘的感化力。但他仍低着头，他的脖颈、他脸都还没放松，还凝结着刚才的情绪。那是受到冷遇而产生的愤恨。忘恩负义。替他们卖命都白卖了。你顾恒换个地方还当省委书记，我赵宽定就该有过不完的关，受不完的审查，又是撤职，又是开除党籍，又是……他一想到这两年的日子，愤愤的情绪就一劲儿往上涌。刚才他在客厅里简直想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再当众指着景立贞好好数落她发泄一顿。
“我的处境能好到哪儿去。”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景立贞一直含笑的目光保持和延续自己刚才的那句问话，她相信自己的亲热是足够的了，需要的是等待。果然，赵宽定开口了，她也便神采活动起来：“比前一段好点吧？”
“党籍开除了，职也撤了。”
“又让你开车去了？……开车也不错嘛。”
“车也不让开了。”
“那让你干什么？”
“烧锅炉。”
一秒多钟的沉默。“多学一样技术也是好事。一个人总要起落起落，磨炼磨炼。”
“磨炼？哼，”赵宽定用力绷着嘴，过了一会儿，“这一阵又传说要逮捕我。”
“为什么？”
“说炸省委东楼是我主谋策划的。”
“1968年的‘七·二五事件’？”景立贞对S省“文革”历史很知道一些。
“是。”
景立贞蹙起眉想了想，很锐利地打量了一下低着头抽烟的赵宽定。这种事情有点严重性，务必保持适当距离。“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她问。
“确实不是我，这我敢保证。”
“那还怕什么？”景立贞松了口气，劝慰道：“让他们调查嘛。调查清了不就完了。你怕什么？是好事嘛。喝点水吧。”她把茶杯往赵宽定这边推了推。
赵宽定狠狠地绷住嘴唇，阴沉地盯着地面：“可我当时也没反对、制止。”
景立贞略怔了怔，随即又笑了：“只要不是你主谋策划的就不要紧。”
“可好多事情现在说不清，我当时是头头。现在，有几个人乱咬我，都往我身上推。”
景立贞和赵宽定去隔壁了，李向南继续观察着客厅。这也是一种社会调查吧。
主人不在了，客厅明显失去了中心，呈现出这儿三五人一摊，那儿五六人一团的多中心状态。时而有人大声说起一个有吸引力的话题，人们的注意力便都聚过来。过了一会儿，又涣散开来，成为轰轰嗡嗡的一片。
这一摊，几位妇女在唏唏啧啧地讲二六六号民航客机在广西恭城崩山遇难。海拔一千五百米，满山森林浓雾，二十米远就不见景物，出动了解放军还是连尸体都找不见。讲的人有声有色，听的人哎呀呀地表现着震惊慨叹。
那一摊，两三个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在讨论北京市人口、用地、供水的三大规划。话题中止时出现了几秒钟嘴巴无话可说、眼睛也无处可看的难堪和沉默。一会儿，又有人提起新的话题，谈开了现在基本战线太长，要好好压缩。
还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斯里兰卡的眼库向全世界贡献了九千多只眼球；某位电影明星因大量走私被捕；上海人结婚请客摆酒席吓死人，各大饭店都排满到明年了……有一摊人的谈话声音逐步高起来，说的是南方一个刊物登了一篇小说，专门写年轻女人怎么勾引高级干部。
这时，那个仪表堂堂的老干部伸了一下手，好像在示意会场安静一样，对满客厅人们气愤地说道：“现在的文化界也真不像话。这种书有人写，也有人出。前两天我看到一本书，叫什么《爱娃和希特勒》，写希特勒的风流事。真是太不成体统了。”
景立贞定住目光看着赵宽定：“你要相信公安局和法院嘛。”
“我不相信他们。公检法的几个头儿都是他们那派保过的，恨不能把我杀剐了。就是没罪，也能给我捏出罪来。”赵宽定一摁烟头，猛地抬起头来。
景立贞不怕这个，她和蔼地笑了：“无中生有搞捏造，制造冤假错案，那他们就犯法了。”
“哪有他们犯法的时候。整错你了，关你十年、二十年，顶多再给你平个反，有什么用？你完了。”
“平了反怎么能叫完了？”
“老景，你怎么说得这么轻巧，不是你住法院是不是？”赵宽定冒火地一下站起来，把右手往后一甩，像甩掉一只从后面拉住他的手，转身就要走一样。
“我不是说让你去住法院，我是说只要你确实没有问题，就不怕他们捏造。”景立贞耐心地解释道。
“老景，我怎么跟你说好？”赵宽定第一次瞪着眼正视着景立贞，胡茬抖动着，声音高而嘶哑，“那几年乱腾腾的事，你不知道？除了关起来的，谁大小没点事？像我这样当过造反派头头的，能一点事都抖落不出来吗？”
景立贞略垂下眼帘沉默了极短的一瞬。就在这一瞬间，凭着她凝结着丰富经验的直感，她应变过来了。她的脸色一下变得愤慨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就纠正错误，这也要实事求是。随随便便把人抓起来，无限上纲，那样搞还是极左的一套嘛。”她义愤填膺地打着手势，“宽定，你沉住气，什么也不怕，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讲清楚，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你们省委报告。”
赵宽定直愣愣地看着景立贞，不知说什么好。他暴躁地一跺脚，无可奈何地“唉”了一声，又要甩脱别人似的往后甩了一下手，像是拔脚要走，结果却一屁股很重地坐了下来。刚坐下又猛然站了起来，火爆地说道：“找省委有什么用？”
“总会有人替你说话嘛。”
“谁肯？我请顾书记给省委领导写封信，顾书记不是一直都不肯吗？”
难题这才开始了。“你这个宽定，怎么这样说话。”景立贞顿时放下脸来，“你知道老顾收到你的信后是什么心情吗？那几天我正好借出差去省里看他，他连晚饭都没吃，心情不好，晚上省歌舞团演出，说好要去的，省报连他看演出的新闻都预先写好了，他没心思去。说要给你们省委钱书记写信，他们是老战友，连夜打了两遍稿，还是我拦住没让他写。我对他讲，你这样写信，不符合原则嘛。再说，你原来在那儿当过省委书记，和那儿的人事有各种历史性联系，你写信，不一定对宽定有好处，只会使他的处境更复杂化嘛。他说，别的事我可以不管，宽定的事，即使有违反原则之嫌，我也要管一管。我又这样说了几遍，他才犹豫着把信压下了。你要不满就不满我好了。这些情况我本来不想说的。你对老顾要是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以后就不用再来找他。你现在站起来就走，我也绝不拦你。”
赵宽定垂着眼站在那儿，沉默不语了。
他并不知道，收到他来信的那个晚上，顾恒确实是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但还是按时去看了歌舞演出；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顾恒确曾考虑过是否写封信给他熟识的S省省委书记，但后来并没有写，不曾有过打了两遍稿的事情。
景立贞观察地瞟了赵宽定一眼，知道自己的话分量已到。她换了平和的口气：“老顾这两年血压高，身体也不太好。你的事，等他回来我给你说吧。看看他这次在北京能不能遇到你们省委领导，让他问一问。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想在东北了。”过了几秒钟，赵宽定说。
“去哪儿？”
“我想调到顾书记的省里去。”
“调到他那儿？”景立贞有些意外。
客厅里的谈话还在继续。上海的服装展销；丹麦的家具展览；北京市现在层层剥瘦肉，案台上见白不见红……逐渐又出现一个中心话题。
“你们知道现在结婚讲究全鸡，全鸭，六灯俱全吗？”
“全鸡、全鸭算什么，很平常，现在……”
“你知道什么是全鸡、全鸭吗？”
“这谁还不知道？”
“说的不是饭桌上的全鸡、全鸭。全鸡是指：收音机，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扇机。”
“是这个全鸡（机）啊。哈哈哈。连电扇也加了个机字。……全鸭呢？”
“全鸭是鸭绒被，鸭绒垫，鸭绒衣，还有鸭绒什么的，全套。”
“六灯俱全呢？”
“进门门灯，进屋吊灯，墙上壁灯，沙发旁落地灯，看书台灯，躺下床灯。”
“还有什么？”
“还有多了。关于家具、衣服的讲究说不过来。”
“你说的这还不算厉害的呢。你们有谁看了大众日报，好像是上个月的？”
“怎么了？”
“那上面登的，山东一个县里大搞娃娃亲。”
“山东哪个县？”
“好像是商河县。那儿的不少父母为子女包办‘娃娃亲’。十二三岁的小孩，有的才六七岁的小孩，当父母的就给他们订了婚，孩子不愿意就强迫。”
“那孩子们还有心学习吗？”
“都是农村的吧？农村就是太愚昧。”
“现在的农村，别提了，乱着呢。”
……
乱？他们对现在的感觉是乱？他们去过农村吗？顾恒怎么还不回来？自己还等下去吗？
“是，调到顾书记那儿，跟着他。”赵宽定说道。
“跟着老顾？”景立贞的目光很快地闪动了一下，“你们那儿能放吗？他们不是还在审查你吗？”
“只要顾书记说个话，我想，那边可能也就不会闹我了。”
景立贞看了赵宽定一眼：还真有点心计啊。她说：“你调到那儿干什么？老顾也干不了两三年了，要退二线了。”
“没关系。我也不要顾书记安排我什么职务，只要调过去，哪怕还让我烧锅炉也行。”
景立贞看了看赵宽定，发现他不仅头发花白了，脸面苍老多皱，三十七八岁的人，背也开始驼了。她不禁动了一丝恻隐之心。同时眼前便浮现出顾恒现在那魁伟壮健的形象。然而，她绝不会感情用事。她的心没那么软。她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宽定，老顾肯定会关心你的，可这事他出面办为难不为难？你是最关心他的，你替他想想呢？”
赵宽定坐下了，解释道：“我觉着不为难。要是让他写信直接为我受审查的事说情，那倒可能不太好说。现在他只是要调我去，对审查我装着不知道就行了。这样，就回避了政治影响，同时也变相地为我说了话。我们省委书记是他老战友，对他要的人总得照顾情面吧？”
“宽定，”景立贞慨叹了一声，“你把事情想简单了，要是你们省回个信说：你的问题还没查清楚，不能调走呢？”
“那到时再说，老子就不怕活不出去。”
“不能这样。”景立贞关心地嗔责道，“什么事考虑周到了不更好？这事等老顾回来，我再和他谈吧。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见见他，但这事你不要直接和他提。他最近情绪不太好。”她不堪多说地摆了摆手，蹙起眉看着对面的墙壁。
赵宽定看了她一眼。
“省里矛盾很大，工作很难开展。他几次不想干了……”景立贞停了停，叹了口气，“他最近身体又不好，肝脏有问题，也不知是不是肝硬化。”她似乎完全沉浸在替顾恒的忧心忡忡中了。
“让顾书记想开些。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少干点。”赵宽定不由得要反过来说一句宽慰的话了。
“宽定，只有你能这样为他考虑啊。”景立贞感叹道，“现在的干部水平太低，都是提要求、出难题的多，满足不了他们，就反对你。”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赵宽定感到一种隐隐的、使他有一丝不安的压迫力。“现在的人还不都是这样。”他不自然地附和道。
景立贞长叹一口气，走到写字台跟前，拉开中间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叠钞票放到茶几上：“现在工作不好干啊。这二百块钱，你拿上吧。”
“我不要。”
“拿上吧，你生活困难，要赡养老母亲。老顾几次想寄点钱给你，都怕影响不好。这不是你来了……收起来吧。”
赵宽定伸手拿住钱，似乎是想推过去谢绝，但手往前略推了推又停住，慢慢地一点点收了回来，把钱放进了口袋里。
景立贞的目光瞥见了赵宽定手的运动层次。
烟雾腾腾的客厅里，人们正带着明显的偏颇继续议论着农村的乱，讲着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案件：偷盗的，诈骗的，走私的，贩私的，赌博的，流氓的，搞迷信的……
景立贞在门口出现了，她对靠门口坐着的李向南说道：“你过来一下，我和你说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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