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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鹤鸣返回地区的当天晚上，栗宝山和张言堂也坐车回到了地区。他们找到杨鹤鸣家里，先向杨鹤鸣汇报了大字报案件的新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尔后就详述不能纠掉银俊雅县长助理的理由。杨鹤鸣听后问他们，下午刚同意，怎么晚上又变了？栗宝山不说怀疑那屋子设有机关，只说怕当时顶了老部长不合适。杨鹤鸣虽然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也不能答应他们，因为这是辛哲仁书记的意见。他又不能把这个告诉给他们，只能反复做工作，要他们还按他说的办。栗宝山和张言堂见夜已深了，只好告辞出来。
“我们先回家看看，想想主意，明天早晨在地委大院碰面后，再定怎么办。”栗宝山对张言堂说。于是，两个人分手，各回各家。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两个人在地委大院碰面后，栗宝山问张言堂有什么主意，张言堂提出去找辛哲仁。栗宝山说，绝对不能找李哲仁。命令是杨部长下的，只能找杨部长说。越级汇报，后果不可设想。这是政界里的大忌，千万不能贸然从事。他主张继续找杨部长磨。因为明显地看得出来，杨部长对他们是信任的，理解的，要纠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坚决。要是很好地磨一磨，兴许就不坚持了，或者有句什么话，他们拖着不办，到时候不跟他们叫真也就行了。张言堂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只是提出来自己不去为好，让栗宝山一个人去。栗宝山觉得这样也好。因此，张言堂去科室找同事聊天，栗宝山到杨鹤鸣办公室去磨。
谁料，栗宝山越磨，杨鹤鸣的态度反而越硬。正在栗宝山感到无奈，准备要走的时候，杨部长桌子上的电话机响了。
“喂。”杨部长漫不经心地拿起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后，立时坐直了身子，一改方才的声调，“是是是，我是杨鹤鸣。啊，对……什么？”他好像有些吃惊，又好像有些难为情，但很快用明朗的语气说：“好吧，好吧，我明白。”杨部长放下电话，低头沉思。
栗宝山估计杨部长接的是哪位重要领导的电话，看他很忙，这时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唤了一声“杨部长”，打算告辞。
杨部长惊醒了似地：“啊，宝山，你坐，你说吧。”
“我想给杨部长说的，都已经说了。请杨部长原谅我惹您生气。杨部长这么忙，让我打扰了这么长时间，实在对不起，我先走了。”
栗宝山说完，转身就往外走。
“宝山，你回来。”杨部长叫住他。
栗宝山转回身来，疑惑地看着杨部长。他忽然发现杨部长看他的眼睛变得温和了，脸也不像刚才那样严肃了。他走回来，站到杨部长的对面，看着杨部长，等杨部长发话。
“坐，坐下。”杨部长用平和的声调说，并且使着手势。
栗宝山心犯嘀咕地坐了下来。他看着杨部长，杨部长也看着他。杨部长好像等他说什么，但他这时猜不透杨部长的心，不知道说什么好。杨部长等了一会，等不到他的话，只好低下头去，像是思虑什么，然后对他说：
“你刚才说的银俊雅县长助理的事，不行就依着你们吧，暂不要纠了。”
栗宝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杨部长，你是说银俊雅的县长助理可以不纠了，是这样吗？”
“是”“那太好了！太感谢杨部长了。我代表太城县全县人民感谢杨部长。”栗宝山非常高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部长的态度会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意了他的意见。
杨部长依旧低着头说：“因为纠起来确实有困难，于你们的工作也不利，所以只好这样了。”
“感谢杨部长对我的理解，对我工作的巨大支持。”
这时，杨部长抬起头来问：“昨天下午我到县里对你说的话，你给别的人说了没有？”
“没有，我给任何人都没有说。”实际他给张言堂说了，在这里他根据杨部长的意向，几乎是未加思索地撒了一个小谎。
“那好，昨天对你讲的和今天对你讲的，你统统不要再对任何人讲了。就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的一样。你记住了吗？”杨部长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把频率放得很慢，一字一句说得又清楚，又有分量。说完之后，用眼睛盯着栗宝山，等候他的回答。
栗宝山这时虽不十分理解杨部长的用意何在，但他知道杨部长的这个交待至关重要，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他也一板一眼地口答说：“请杨部长放心，我记住了，昨天下午杨部长到县里对我讲的和今天在这里对我讲的，绝不对任何一个人讲，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以党籍作保证！”
杨部长很满意栗宝山能把他的嘱咐复述出来，放心地点了一下头说：“好。”
栗宝山心想，杨部长肯定还要批评教导他一番。可是没有。杨部长再一次抬起头来对他说：“就这样吧。你去忙吧。”他见杨部长下了送客令，赶快告辞退了出来。
张言堂早在院子里等着，见栗宝山满面春风地走出来，高兴地跑上去问：“是不是获得了意外的成果？”
“你怎么知道？”
“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是这样。”栗宝山简要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张言堂又问他：
“你知道叫杨部长突然改变态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吗？”
“好像和他接的那个电话有关系。”
“很可能。不过，真正的原因我已经找到了。”
“你已经找到了？是什么？”
“你来看。”
张言堂给栗宝山展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只见第一版上显赫的标题登着：《太城县拨乱反正图大业，奇才女奉献良策挑大梁》在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中，剖析了造成太城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记述了栗宝山上任后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想敢干，给银俊雅平反，银俊雅如何有才，如何献出矿业兴县的良策，栗宝山及其县委又如何打破常规重用人才，委以银俊雅县长助理的重任。并且说，这是太城县在改革开放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它使太城县人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曙光。还说，太城县的经验，在全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等等。
正是这一篇文章改变了杨鹤呜的态度。确切一点说，杨鹤鸣态度的改变，是因接了那个电话，那个电话是因这篇文章。电话是地委书记辛哲仁打的。
自把杨鹤鸣派往太城以后，辛哲仁的心情就一直很沉重。平心而论，他是很不愿意对栗宝山提出批评的。不但不愿意批评，倒觉得应当支持和表扬栗宝山才是对的。虽说栗宝山提拔银俊雅当县长助理欠妥，但栗宝山总算打破了太城县污浊沉闷的空气，在那里树起一杆令好人鼓舞、叫坏人恐惧的旗帜，使他似乎看到了太城黎明的曙光。大字报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上边的一些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传下来了那个指示。尽管他费尽心机，也不能不采取适当的形式，派杨鹤鸣去批评，去纠正。他既为栗宝山、为太城担心，也为自己的私心而感到愧疚。他本是一个心底坦荡，不愿意做违心事的人。可多年的仕途实践，改变了原来的那个他。每每回想起这个变化，他都心发酸，又不得不继续下去。想当初，还在他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由于受父母的熏陶和影响，就立下了要当科学家的宏愿。因此，他学习十分刻苦，门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数理化在中学一直名列全校榜首，一九六五年以高分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但命运不济，人大学不久，即赶上了文革，学业被荒废，后来分配到了农村。那里没有塑造科学家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他只能随势而安，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不觉就进了乡机关，又进了县机关。先是当农业技术员、农机站站长，后来又当副乡长、乡长、副县长、县长。一九八三年机构改革的时候，因他有大学文凭，又是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又年轻，一下子选他当了行署的专员。后来地委书记到线，他又接了地委书记。任这个职务也已经有八年多了。从前，他对职务升迁看得很淡，不管是在乡，在县，还是在地区，都把精力百分之百地用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想过，干工作是为了升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大约是最近几年的事，他开始想到个人的升迁，而且这个意识越来越强烈，常常为此苦恼，为此愤愤不平。因为周围的环境使他越来越体察到，当今在从政的圈子里，升迁已几乎成为一个人能力、水平、价值和政绩的唯一标准。不管你是怎么进到这个圈子的，一旦你进来了，你就不得不谋求升迁。你升了，是你有水平，有能耐，你荣耀，你脸上有光，众人也高看你。你升不了，是你没水平，没能耐，你发灰，你脸上无光，众人也看不起你。你要降了，那更是惨了。如果晋官像晋升学位一样，凭学问，凭真本事，倒也罢了。可气的是，晋官不全凭这些。随着不正之风的蔓延，官道在一些地方变得很不干净。辛哲仁既痛恨那些污秽的东西，也惧怕那些污秽的东西。他认为，解决那样严重而广泛的问题，需要积蓄力量，需要万众的觉醒，也需要扭转乾坤的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本，他一方面痛斥不正之风，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他看到跟他一起当地委书记的人，甚道比他晚了好几年的人，都提到省里甚至中央去了，而自己还是原地未动，心里很是不平，很是感到脸上无光。为了能够升迁，他虽做不出夸大成绩报假喜、肉麻地吹捧领导、送礼那一套，但特别注意研究官道上的复杂关系。总怕弄不好影响了自己。总想绕开一些障碍，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弄得他很累，很憋气。眼看着太城县有问题，却不敢大刀阔斧地去干。栗宝山好容易在那里打开一点局面，他也不能及时地给予支持。不但不能支持，上边的一个电话，他立刻得派人去批评，去纠正。这算是什么事呢？在杨鹤鸣走了以后，他用拳头狠狠地捶了几下桌子。好像在捶打这个难弄的世道，也好像在捶打他那负疚的灵魂。接着，他一会担心他的意见落实以后，太城会不会出现不利的局势，一会又担心栗宝山会不会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不接受，他就没法向上边交待。
于是乎，后一个担心成了他主要的担心。当杨鹤鸣返回来，告诉他栗宝山接受了，一切都很顺利时，他却对这顺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但高兴不起来，而且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眼睛呆呆地看着前面，就好像已经看到了太城出现的不利局势一样。晚上，他回到家里，没有吃饭，早早把自己关到屋里去睡觉。实际他那里能睡得着呢？栗宝山和张言堂找到杨鹤鸣家里申述不能纠掉银俊雅县长助理的理由，他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杨鹤鸣没有对他讲。杨鹤鸣只能落实他的意见，不会向他讲困难，更不会把矛盾上交。杨鹤鸣宁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会给辛哲仁添麻烦。杨鹤鸣就是这样的人。这天晚上，辛哲仁一夜没有合眼。
尽管一夜没有睡，今天早晨他还是第一个到了机关。就像拉惯了磨的驴，一进了磨道就转个不停，又批文件，又看材料。十点钟，公务员送来了报纸。他一手打电话，一手翻开报纸来看。《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的那篇文章，立时使他双目惊亮。他赶快放下电话，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了。这一看，又是兴奋，又是着急后悔。像这样大块头高评价的典型经验文章上《人民日报》，在他这个地区还是第一次，在全省也不多见。不用说，很快会引起省委的重视，在全国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许多人前来参观学习。不仅太城县，他这个地区，乃至全省的知名度都要一下子提高了。这不但可以成为他升迁的重要筹码，而且可以成为省领导升迁的重要筹码。那个下指示批评的省领导，看了报也会后悔，也会马上改变态度的。让他着急侮恨的是，他竟然做了那违心的决定，而且已由杨鹤鸣捅下去了“这该怎么办呢？”他在办公室里十分着急地想。“不管怎么样，都应当纠正，应当立即行动。”他接着想。他觉得所好的是，是由杨鹤鸣单独出面去谈的，他没有直接出面，他还能争取主动。只是有点对不起老部长了。但他知道老部长理解他，会主动承担责任的。因此，他便给杨鹤鸣打了那个电话。
打完电话，他开始考虑进一步的补救工作。他认为，眼下需要做的工作在三个地方，一是太城，二是省里，三是北京。太城的事已交给杨鹤鸣去办了，他可以缓两天再去，不必着急。省里的事应当抓紧。原来打算过两天去省汇报落实电话指示的情况，现在用不着汇报这个了，应赶快到省找主要领导汇报太城进行改革的尝试和成果。北京也应当快点去，去支持黄福瑞、银俊雅在北京的招商引资。掂量来掂量去，他觉得还是先去北京为好。
正在这个时候，地区政法委书记郝万超敲门进来了。郝万超行色匆匆，一脸紧张，进门后把门关严，走到辛哲仁跟前汇报说：“刚接到太城县政法委电话报告说，太城县那天晚上出的大字报案件破获了，案犯是黄福瑞县长的儿子黄顺德。还说，黄顺德交代，他是受他父亲指使的。”
辛哲仁听完汇报，刚感轻松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问：
“有证据吗？”
郝万超回答说：“他们在电话里说，证据确凿。详细情况，我还说不上来。”
以辛哲仁对黄福瑞的了解，他认为黄福瑞支持儿子干这事的可能性不大。可人家说证据确凿，他不敢完全断定。他想，这很可能还是那帮人策划的一个阴谋。考虑到太城的复杂背景，他只能作出原则的指示说：“太城发生的大字报案件，背景很复杂，一定要广泛深入地调查，反复地进行核实，要重证据，千万不能轻信口供。尤其案件涉及到黄福瑞县长，更要慎之又慎。当然，是他，他跑不了。不是他，也绝给他安不上。你们本着这个精神，先做做工作，尔后再详细汇报。在没有完全定案以前，尽可能保密，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黄福瑞还是太城县的县长，他现在正在北京招商引资，如果不注意，会影响太城的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郝万起回答：“我明白。”
送走郝万起之后，辛哲仁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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