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情感的粘合剂
在各县区处理干部的过程中,一般都由他们自行决定,不上报市委市政府的。但是,汉阳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却成了一个特殊案例。这个干部是学物理的,在统战部上班。五年来,他都是每天到单位报到后就走人,常常迟到早退,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呆着。他喜欢搞小发明,而且沉醉其中。五年来,他一共取得了三项家用电器专利,其中一个专利卖了十五万块钱。所以,大家对他很有意见。说他拿着国家工作,却不给单位办事。他是个知识分子,也不善于交际,几年前就提出要调到科技局工作,都因为关节不通而未能如愿。这次,单位把他作为辞退对象上报人事局,准备辞退他。但汉阳区政府考虑到他有发明成果,所以特别请示了市政府。古长书得知此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据知道内情的人反映,这个人平时性格孤僻,单位领导也很少给他分配工作,加之统战部本身又是个不太忙的单位,确有不少闲人。所以他就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搞自己的发明去了。古长书说:“这是个人材。不仅不能辞?他,而且要保护他的热衷于发明的积极性。我们有专门的科研机构,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却拿不出什么科研成果,人家不是科研单位的,却拿出了成果。是好事嘛。为什么要阻止这样的好事呢?依我看,他成天不上班,也比成天上班而碌碌无为的人强!别看有人成天上班很认真的,你要问他干了些什么事,他一件事也说不上来!其实就是浑浑噩噩的瞎混。对干部的评价,最终要看他的工作实绩。这位干部的工作安排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事部门用人不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失职行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天天在讲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结果讲来讲去,有的地方还是一句空话!一些地方需要人才,而另一些地方恰恰把别人需要的人才闲着。这怎么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呢?”
古长书当即给汉阳区区长打了电话,责成他们尽快把此人调到科技局去,尊重他的个人选择,让他的爱好职业化。少一个干部不要紧,多一个科研人员是好事。古长书还提醒他们,这次实行的干部辞退制度,是针对极少数问题干部而制定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比如说,有的人只拿工资不干事,而且惹事生非;有的人品质恶劣,又没触犯法律;有的人极度狭隘,猜疑心重,对领导和同志起黑心,告黑状,做黑事,等等,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辞退对象。可他们在公务员队伍里,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绝不能把辞退机制扩大化,将这个制度变成整人的工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利用辞退制度来处理个人恩怨,打击报复他人,我们也将严肃查处,让其付出同样的被辞退的代价。就此,古长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上。各区县都把它当作文件学习。
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很快推进,古长书非常感谢市人大的配合默契。说具体一点,就是李修明的支持。比如受到处理的那些局长们,他们都是人大代表,要处理他们,必须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这就要看人大的态度了。如果人大态度暧昧或动作迟缓,这些事情很难快刀斩乱麻地进行。一旦拖泥带水,就会惹出麻烦来,上上下下打招呼的,说情的,都会出现。集体决策就会在摇摆中受到质疑。从现在的结果表明,他们对李修明的顾虑是多余的,李修明确实是个顾大局的襟怀坦白的人。这也让古长书真正理解了,市级各大领导班子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格局,实现优化组合。如果大家心口不一,各行其是,七撬八裂,党委和政府的许多工作是很难顺利开展的。班子团结了,心齐了,凝聚力也就产生了。所以,古长书时常到李修明那里去坐坐,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跟他相处,聊聊工作,说说家常。这便成了情感的粘合剂。
20.顾晓你消失了
李修明下乡视察工作时淋了雨,发了重感冒,古长书专门给他送去特效感冒药,这药是黄骏从国外带回来送他的,他就转送给了李修明。李修明在感动之余,越发觉得古长书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总是善于把日常工作变成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既沟通了心灵,也沟通了工作思路。李修明喝了药,躺在病床上,拉着对古长书的手说:“长书啊,做事,我没你那样大刀阔斧;做人,我没你这样周到细腻;做官,我没有你这样威风凛凛。所以,我得向你学习。”
古长书说,“老领导太抬举我了。”
李修明坦言:“前些日子处理公安局长唐浩,要让他自动辞职,作为人大常委会主任,我自己都捏了一把汗。因为我知道,唐浩从省委到省公安厅都有关系,跟市里的个别领导私人交情也不错,你敢向太岁头上动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没想到这事办得这样利索,竟然滴水不漏。”
“关键是得力于你的支持。”古长书说:“我也认真研究过关系问题。其实,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有各种关系的,怎样看待和分析这些关系,也有一个立场和观点问题,有一个对关系的价值判断问题。关系只是一种情谊,但不能同流合污。比如我是一个市长,有些干部跟我关系就很好。但这种很好是建立在工作和友情上的,正因为我们关系好,他就更应当对工作负责,对我负责,更不能给我添乱。如果他对工作不负责,对我不负责,他就破坏了这种关系。我能原谅他的毛病,但不能容忍他的错误。他如果营私舞弊,或者犯了其他严重错误,我绝不迁就他,纵容他。反而我可能对他更严厉。如果仅仅因为关系,就去包庇一个人的错误,去姑息迁就,这种领导就是典型的昏官,就是在养虎为患。李主任,不知你发现没有,这次处理唐浩,跟他关系很好的个别领导,并没站出来帮他说话。这至少能说明两点:第一,他们知道说情也是白说,正气一旦强硬起来,就是压不倒的。第二,表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立场,认为组织对唐浩的处理是应该的。”
李修明点点头说:“你分析得很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有什么打算?”
古长书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课题,目标就是要提高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要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党委和政府是有能力的,是有权威的,是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能够解决党内的自身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从制度建设入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以此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上,我们需要一个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业局长,我想在全省范围内招聘一个。农业方面,粮食生产比较稳定,但难点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我还是想实行搬迁脱贫。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将那些住在深山里的农户搬迁到公路边上,这可能是一条出路。”
李修明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可是,住在深山里的农户很多,需要确定一个杠子,一个标准。不然大家都想搬迁,也是问题。”
古长书说,有关细节他已经考虑好了。搬迁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离公路二十里以外的,子女就学困难的,土地脊薄的,吃水用煤困难的,粮食产量极低的,家境贫寒的,每年要吃国家救济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也就是说,生存环境恶劣,不适宜农民居住的地方,都要有步骤的搬迁。按照这个条件来划分,也就不多了。前些年,古长书在任市委秘书长时,曾提出过这个方案,汪洋书记也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过,但未能得到最后落实。
李修明非常佩服古长书清晰的工作思路,对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明明白白。他表示,要亲自带队下去,深入农户搞调查。市级各机关都要派干部下去,进行前期调查工作,把底子摸清,做到心中有数。
随后,古长书把自己的想法向贺建军做了详细汇报,又在农口部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全面研究部署,确定整个工作由金安市扶贫经济开发办公室负责落实,市级各部门抽调人员参与前期调查摸底工作。第二周,各单位抽调的两百多人全部在市政府礼堂集中,古长书对即将出发的下乡干部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古长书说:“据我所知,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农民出身。可你们现在日子多好过啊,是国家干部,是大学毕业生,是共产党员,吃着皇粮,拿着薪金,你们的家都安在城市里。在你们老家的村子里,你们就是精英人物,是能够撑起家族门面的人物,你们的家人都为你们是国家干部而骄傲。你们是家族的光荣,是村里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可是,同志啊,你们知道吗?有许多跟我们同样是农民身份的人,也就是为你们能走出深山而骄傲的人,却生活在极度贫寒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中间,有我们的叔叔,有我们的婶婶,有我们的兄弟。政府一年又一年的扶贫,可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寒中真正解放出来。作为市长,我问心有愧,心急如焚啊。同志们,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啊!你们这次下乡,走的是全市最苦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是调查摸底,也是访贫问苦。为了这些人不再受苦,你们是要吃许多苦的,要流许多汗的。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我给大家鞠躬了!”他就真的给大家鞠了一躬。
这番话说得大家为之动容。这时候的古长书没有了市长的威严,而是在语重心长地倾诉心声。大家看到了,他表情是那样复杂,情绪是那样激动,内心是那样焦虑,语言是那样温和。古长书给大家鞠躬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人一边擦拭泪,一边鼓掌。有人感叹说,古市长太厉害了,他就是能一把抓住我们的内心,击中我们情感中最脆弱的地方。他总是在用和最恰当的方式和最美好的语言来唤起大家的奋斗精神。
然后大家分兵十路,一齐出发了。以前下乡活动也不少,干部们走了就走了,回来了就回来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总是高高在上,只管发号施令,从不跟他们见面的。不少时候,干部们带一肚子怨气下去,装一肚子酒回来。但古长书打破了常规,他就是要用亲切感人的话语为他们送行,让他们从心灵深处去感受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去感受“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句话的朴素意义。以此激发他们的扶贫热情,让他们干得开心,苦得开心,也笑得开心。
市里下去两百名干部配合县区搞搬迁户调查摸底,为期半个月时间。在调查走访期间,不少干部都把自己身上的零钱捐献给了贫困农户,有十几元的,有几十元的,也有几百元的。总共捐献了一万多元。这并不是领导的号召,而是在一个小组内,有人一带头,其他人都积极响应,一个小组又影响到另一个小组,于是形成了一股风尚。人大主任李修明,把自己身上的一千多元钱,拿出整整一千元,分别送给了三家农户。李修明说,这些钱在我们身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在贫困农户手里,就可以稍稍改善一下生活窘境。虽不能拯救他们,却能让他们感到温暖。
市妇联一共去了八个女同志,顾晓你带队。她是自从当副主任以来,第一次带队出去工作,她把这事看得很重要,看成是考察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态度的机遇。下乡后,她们兵分两路,跟当时乡政府的干部深入农户。每天早出晚归。乡政府没有招待所,她们只好跟女同志搭铺,两人挤一床。在调查摸底进行到尾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妇联会的女士们在返回的途中出了麻烦。她们走的羊肠小道就只有四五寸宽,稍不留意就会摔倒。副主任顾晓你走在最后面,一边叮嘱前面的人,自己也小心翼翼的走着。大家边走边说说笑笑,忽然不见了顾晓你的声音。有人往后面一看,发现突然间顾晓你消失了。原来她一脚踩滑,从光秃秃的山坡上滚了十多丈远,只见坡下有杂草在晃动。大声呼喊她,也没见回音。大家吓住了,就开始顺坡往下找。由于坡陡,无处落足,走着走着又摔倒一个,幸好没有滚到沟底去。后来大家手拉手,慢慢往坡下移动,每人都经过了一番摸爬滚打的折腾,直到杂草丛生的沟边,才把顾晓你找到。
21.精神可贵
顾晓你没有摔死,可摔得比死还难看。面目全非,满脸是血,身上许多地方都划破了。她们齐心协力把她扶起来,可她不能站立,可能是脚摔断了。幸好同行的有位副乡长,就由他背着顾晓你,顺着小沟的毛毛路往下走,背后都沾着顾晓你身上的血。走了二十多里后,副乡长都背得哭笑不得了。忽然发现手机才有信号了,这才跟当地乡政府取得联系,去了几个男干部去接替他,轮流把顾晓你背到卫生院抢救。
顾晓你是翻滚下去的,摔得远,落得轻,沟边的杂草减轻了阻力。腿上骨折了,还有一些外伤,但没有生命危险。卫生院的女大夫责怪说,“真是的,都怀孕五个月了,还要到这种地方来。你们去的地方,乡政府的人都没去过。她这样滚下去,肚子里的孩子是保不住了。”
那个副乡长身上的血,原来是顾晓你下面流出来的。同事们感到很惊讶,顾晓你有孕在身,平时也没看出来。如果早知道她怀孕五个月了,她们一定会阻止她下乡的。三十多岁的女人,算是高龄产妇了,怀一次不容易。要是这次留下后遗症,是会影响生育的,以后怀孕就困难了。由于乡下医疗条件不好,便从县医院叫了辆救护车,直接把顾晓你送进了市人民医院,救护车行驶在路上时,顾晓你就无可奈何的小产了,大夫在车上进行了紧急处理。
市妇联主任和顾晓你的丈夫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看到她丈夫焦急的样子,妇联主任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歉意,说都是我做得不好,是我派她去的,可我不知道她怀孕了啊。顾晓你的丈夫也是机关干部,是通情达理的人,他说这种意外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算她命大,没出大问题,也是万幸了。别的我不操心,就是怕她身体吃不消。不一会儿,贺建军和古长书先后赶到了医院,专门看望顾晓你。贺建军说:“有的女同志不说怀孕五个月,就是刚刚怀孕,她们也不会下乡去的。你倒好,怀孕五个月了,也不给同事打个招呼。又不是私生子,瞒什么呢?”贺建军此言一出,大家轰地一笑,贺建军又转了口气道:“你精神可贵,我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表示感谢。”
顾晓你一直躺在病床上不说话的,贺建军说了这番话后,她就不住地流泪,不知道是为之感动还是为失去孩子而伤心。她丈夫不停地给她擦拭眼泪。古长书看了看顾晓你,他的表情变得疼痛而复杂起来。他当即分付医院,一定要竭尽全力,让伤者身体得到全面恢复,不要留任何后遗症。院长说,请市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并提出马上给她安排一间特护病房。
22.唯一靠得住的
金安市扶贫搬迁的调查摸底全部出来了,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全市离公路二十里以外的,子女就学困难的,单家独户的,土地脊薄的,吃水用煤困难的,粮食产量极低的,家境贫寒的,每年要吃国家救济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农户达1600多户,7200多人。他们不是贫困人口的全部,只是贫困人口中最严重的一部分。当调查结果呈现在古长书面前时,古长书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这与他想像的数字差距太大了。他当初测算,全部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全市最多不超过1000户,结果竟有1600多户!这中间,竟有一半农户购买酱油食盐等生活必须品,要到五十里开外的地方去。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缺水,一大半农户不知道电灯是什么东西。这些人,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过分。他们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就生活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古长书被这些数字震憾了,心里前所未有的沉重。他让市扶贫经济开发办公室给他送去15年来的扶贫情况汇报,每年各县区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把那些数字相加起来,全市所有的贫困人口早已全部脱贫了。可实际上,真正脱贫的并不多。就跟植树造林一样,年年上报的数字都很可观,如果把它们都加起来,它就要超过全市的国土面积,不仅没有荒山了,而且大家都要住到森林里去了。总归一个字:假!大家都在哄,都在玩数字游戏。许多地方就是一年复一年哄过来的,许多干部就是一级一级哄上来的,许多百姓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哄伤心的。在那一时刻,古长书恨不得把这些总结报表撕成碎片!他绝不允许他这一届出现这种欺上瞒下的情况!
古长书心里奔腾着一股激情,也流淌着一股激愤。看着这些虚假的总结和报表,他感到一根根耻辱的鞭子抽打着他的良心。也许对于许多地方官者来说,对这一切早就司空见惯了,他们只会用从政者的高度冷静一笑置之。可古长书不行,他感到的是羞耻和种失职,感到的是公仆意识与政治责任的缺位。他给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交待了下一步的工作:要编制统一搬迁规划,把每一户的搬迁任务要落实到乡村。1600多户看起来很多,分解到各县区也就不多了,一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要确定地址,要盖房子,要划分责任田,还要有简单的家具,电线电灯、有线电视都得一次到位,要让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很快就能适应。基本的生存条件解决了,然后才是谋求发展之路的问题。所有搬迁户全部盖土房,由乡政府组织施工。按平均每户2万元建设费计算,全市也只需要320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古长书说:“一年内实现搬迁是铁定的任务,只能提前完成,不能拖延一天。这个时间是宽松的。人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只要一年时间呢,何况我们盖的是一层土房。咱们有言在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
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向古长书立了军令状,他说:“没问题的,从现在起,我就一心扑在这事上。如果出了问题,我向全市人民检讨,然后自动辞退。我先把乌纱帽搁在你这儿。”古长书笑笑说,“你还是戴着吧,那是属于你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要摘掉你乌纱帽的不是我,而是组织,是老百姓。”
市政府4个副市长,都比古长书年龄大,可他们都很喜欢也很尊重古长书的,既能听古长书的话,也能积极主动、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有的副市长遇到下属送来礼物不好处理,也私下给古长书讲讲,然后商量一个办法,要么收下,要么退回,要么上缴纪委。古长书就觉得他们真正把自己当知心朋友看,只有一腔赤诚,襟怀坦白的人,才可能做到这样的。古长书毕竟是这个班子里的班长,又是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当然也有人希望成为古市长的心腹,或打小报告,或私下里告诉他某某局长在背后说市长坏话。特别几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后,就有某某局长说古长书有些霸道,有些个人独裁。古长书便听后一笑,让对方不要听这些闲话。古长书说:“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看看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而不是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因为群众才是大多数,群众才最有权评价我们,我们的工作永远是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下面一些领导对我们有看法,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路不同,有议论就很正常了。不同的声音有时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的。”
对于打小报告的,讨好卖乖的,告密的,古长书对他们的心态心知肚明。有人想挑拨离间,把正常的关系复杂化;有人没什么政治动机,只是传达一个信息;但更多的是想讨好他,想成为古长书的心腹。下面也有人猜测,谁是古长书的心腹?其实谁都不是。在古长书的个人词典里,是没有心腹和亲信这两个词语的。而且他特别反感这两个词,听到它们,让他感到恶心,让他想到不正经和一些丑恶勾当。古长书研究考察过不少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凡下场不光彩的,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与心腹有关。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古长书既不培养自己的亲信与心腹,也不会成为别人的亲信与心腹。在市级机关中,有一些出色的部门领导,古长书是很喜欢也很欣赏他们的,但并不宠爱他们,也不偏袒他们,就连表扬他们也非常谨慎,原因就是怕他们骄横和骄傲,也怕他们借势造势。但古长书心里很明白,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往往就是靠那么几个能干的人支撑起来的,他们就是顶梁支柱,是政府工作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友情关系和纯洁的同志关系,是自始至终都要坚持的一贯原则。在古长书看来,如果缺乏对事业的忠诚,什么心腹也好,亲信也好,统统都是靠不住的。在利益冲突面前,他们既可以出卖你,也可以背叛你。唯一靠得住的便是自己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品格。
23.隐性的阻力
贺建军那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对贺建军煞有介事地说,下面有个别干部议论,古长书作为市长,好象有点独揽大权的样子,市委的事情怎么能由他说了算。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贺建军哈哈一笑,说:“我们一直是集体决策,从来不由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市长,他的话,他的建议,都是有一定份量的。至于说他独揽大权,谁说的?谁说这话我就要让他举例说明。哪怕只有一个例子,我就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如果没有例子可举,那我就认为,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说话的人也非常知趣,马上改换口气说,其实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目前市委市政府这个班子,是最近几届班子中,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班子。贺建军见对方口气变了,也不再伤人家面子了。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们这个班子,不敢说最团结,也不敢说最有战斗力。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
事后贺建军在跟古长书共进晚餐时,向古长书通报了一下他所听到的闲言碎语。古长书说,“我早就听说过各种说法了。不要小看下面这些领导,他们都是有想法,有头脑的人,有一些说法很正常。如果谁要不怀好意地乱说,今后我就要抓一个典型出来,严肃处理。”贺建军说:“没这个必要。我们自己把握好就行了。”贺建军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工业局的何无疾前几天给我送去了五万元钱,我没收,退了。你跟他共过事,这人怎么样?”
古长书说:“这人不行的。是一个官瘾很大,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权力的人。他在我家里跑过无数次了。也给我送过钱,让他拿回去了。”
贺建军觉得何无疾很可笑,说:“这人怎么这样!你说说,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古长书说:“想提拔呀。即想提拔,也想换一个比较好的单位。”
贺建军说:“可是连一个工业局都搞不好的人,还能到什么地方呢?”
古长书很感慨地说:“以他跑官所付出的辛劳,以他的积极态度和火热的激情,我都感动了。不提拔他,简直有点不好意思了。看来得阻止他跑官了,党风政风就是这样跑坏了的。”
贺建军听后只乐,他问:“怎么阻止?”
古长书说:“让他不当局长他就不跑官了。我真恨不得把他免了。我们市的工业生产要有大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把何无疾换下来,他就不是干工业的这块料。”
说到工业上的事,贺建军心里就发毛。他也暗暗着急。在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里面,几乎找不出一个懂工业的。那些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都是半路出家管工业,并不真懂工业的。在市级部门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如果调一个新手到工业局当局长,也许还不如何无疾,那就不如保持原状。贺建军的顾虑,也是古长书的顾虑之处。人才的问题困惑着他们。
贺建军忽然想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倒是不错。可是,他不能当工业局长。他即使能当,可能他也不会干。”
古长书说:“谁?”
贺建军说:“你的朋友,黄骏。”
古长书说:“可能他不会干的。一个外来投资者,一个亿万富翁,他会当一个穷市的工业局长?如果他当局长,就纯粹是为我们服务,他本人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而且会影响他的生产经营。”
贺建军说:“用招聘的形式把他请来如何?”
古长书说:“如果真把他工作做通了,那何无疾怎么办?往哪里放?”
贺建军说:“交给组织部安排吧,让他到统战部当副部长,平级调动。”
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你给组织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先物色工业局长,如果物色不到合适的,就向全省招聘。这时候我们就去做黄骏的工作,用我们的真诚感动他吧。”
两人吃着饭,把工业局长人选的事谈了一番,有了初步意见。如果把何无疾调到统战部当副部长,虽说也是正处级,对于何无疾本人来讲,跟他的期盼和努力的目标相去甚远。他肯定是不会高兴的,甚至会骂娘的。以前,何无疾为了跑官,下了很大功夫,他是在不遗余力地奔跑着,一直忙碌在跑官的旅途中。跑官有跑官的苦处,得讲技巧,心累;得走动,身子累;得送礼,身上要出血;还得接受别人欢迎的或鄙薄的目光,等等等等,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如果调个新单位反而不如工业局有权,那就白忙乎了。统战部属于那种典型的没权没钱的单位,何无疾当然就会很失望,也会生气。话说回来,古长书和贺建军都能理解何无疾跑官要官的苦衷,可调换工业局长实在是大势所趋,不能仅仅照顾他的个人情绪,不能把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作为情感的法码。可换人也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何无疾能给书记市长送钱,就可能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送钱,给其他常委们送钱,以打通每一个重要关节。贺建军和古长书都拒收了,可是,谁能保证他所送的每一个领导都拒收呢?那些收了钱的,就会努力为他说话,为他办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隐性的阻力。
24.金安的盛世华年
不久,调整何无疾的事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聘工业局长。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争论颇多。组织部的刘部长就认为,何无疾这些年来是很有成绩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以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尽管发展还是慢一点,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头上。突然调他去搞统战工作,能否适应?我们不能再犯用人不当的错误。如果换个工业局长还不如何无疾怎么办?组织部长这么一说,其他常委们都不吱声了。
古长书早有预料,知道调整何无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没想到组织部刘部长会提出异议,因为在许多干部的任免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时候都是高度一致的。古长书很婉转地说,何无疾同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年来他做了不少工作。可话说回来,调整干部岗位不是否定工作成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我市工业有一个飞跃式的突破性的发展?与我们的前后比,我们每天都在进步;与我们的同级城市比,我们的进步让人汗颜。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了,即使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要实现工业产值翻番的目标,那么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我看来,局长人选依然非常重要。请大家再议一议。今天可以议而不决,但要谈出一些思路。
大家继续沉默了。想想也是啊,一边是组织部长,一边是市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同意谁的观点,反对谁的观点?这就非常微妙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庸之道,沉默也是一种中庸,至少表明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贺建军站出来打破沉默了。他看了看手表,说,“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我要说的话,放到下午说。”
他要说什么话呢?贺建军打了个埋伏,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大家到机关食堂吃饭去了,也都在心里暗暗琢磨会议的内容。但无论是怎样一个结果,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以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几个强硬制度为标志,以其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和开拓性,拉开了金安市新一轮的改革序幕,接下来,必将是一场巨大的难以抗拒的暴风骤雨。无论这场暴风骤雨怎样激烈,怎样残酷,都必将迎来金安的盛世华年。
2004年8月底初稿
2004年11月底再改
2004年12月12日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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