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第十部长篇了。小说写完了，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这二十来年，要形容我国的形势，好像一阵疾风，把门和窗子都吹开了，一阵尘烟夹杂着各种物品拥进了房子。

    过了一刻，尘埃稍定，往门窗外一看，有亿万富翁，有无赖小偷，有万丈高楼，有茅草小屋，有总统选举，有议会吵架，有如水的美元，有灿烂的霓虹……五光十色，应有尽有，闹得眼花缭乱。

    回头再看室内，中堂的“寿”字被吹落了，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对联，也不知道被刮向何方。一个宋朝的古瓶被吹倒破碎了。吹进来的东西也很多：美元英镑，马克日元，大亨们的传记，桌面上的电脑，机器洋娃娃，款爷旅行家，哈巴狗和波斯猫，蚊子和苍蝇……如果分类整理一遍，得费很大功夫。

    用木棍头往墙角一扒拉，吹进来还有文学艺术一类的东西，这里，我们必须细看。

    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风格、流派。有的标明“新”，有的标明“新新”，有的标明“新新新”。有的是真“新”，有的因为没见过，对我国说是新的，对外国，则是半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旧货。因为新，有人又好奇，便学将起来：照抄照转的，把西服改为“中山服”或者长衫马褂的，西装上衣缝上块长布作连衣裙的……反正只要“新”就好，加上一阵炒作，一时身价百倍。

    等待又加冷静时，再仔细斟酌，原来那些吹进来又打着当成新旗帜的，是从旧衣服上扯下来的一块布；奶油蛋糕加上山西陈醋，怎么吃也不顺口。没有生活积累，只靠少女时期一点青春躁动作题材，写来写去的，无非是“三角”、“四角”，“五角”、“六角”的自我重复。……外国闹了一个世纪的思潮，我们在几年之内，重复走了一遍。

    现在好像要想一想该怎么往下走了。

    回顾这一二十年，我从来没有反对和排斥过任何新的东西，但我从来也没有受到任何“风”的吹动。我深知，作家是属于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受自己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制约。勉强去学，就“画虎不成”了。我学不了青年作家；他们也不一定学得了我，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历史磨难。我的一贯思想是：我就是我，我坚持我！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经历，生活体验，人生价值，注定文艺要去“载道”，要去“载德”。怎么也改不了，怎么也“空灵”不起来。

    不影响读者一点什么，你写作干什么呢？

    当我们想想怎么往前走时，不妨回头看看历史。历史是一部巨大而无情的筛子。它筛选着一切事物，也筛选着文学艺术。在历史上，什么文艺作品留下来了，什么东西被筛下去了，很能说明问题。在历史上凡是反映社会生活，凡是为人民呼喊，凡是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凡是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作品都留了来了。那些无病呻吟，个人向隅而泣，或者在形式上玩点花活儿，无论中国或外国，同样都被历史的“筛子”给筛下去了。在我国的科举制度中，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的“八股文”，写了好几万篇吧？可是，留下来几篇呢？

    这几年的“西风东渐”，吹进来的主要是好东西。即使有些这样那样的不良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走一遍的道路，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财富。我们不必责备，也不必后悔。关着门，好像很安全，可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打开门，虽然难免有苍蝇和蚊子，但你发展了，进步了。历史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现在想讲一讲《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的写作。

    文学创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是比较重视结构的。动笔之前总是把“总设计”想好：每个人物从出场到归宿，每个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和细节……都有了成熟的想法才开始写。

    这部小说，比起过去我写的长篇，要费劲一些。原因是我没有构思好，就打开电脑“动笔”了。

    首先是我的主人公没有构思好。他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省委书记。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是挨过整的。没有经过这些“运动”，既不能表现他的历史，也不会形成他的性格。这个人物在晚年，重新放出了他的光辉。在改革开放中，他敢为天下先，创造了在战场上不可能创造的业绩。他的业绩，不仅在本省，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威信很高，尽管有人想推倒他，他泰然自若，巍然不动……他的故事该怎么发展下去呢？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成就和威信也一样：他可能因为成就而骄傲了，也可能因为威信高而专断了……有许多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的考验，可是经不起成就和威信的考验。小说写了一多半，我才下了决心，让他经受住了这些考验。任何领导人都是从平民来的，而且都要回到平民中去。

    丢掉官职是容易的，可是丢掉官架子，恢复平民意识却不容易。我的主人公，始终没有丢掉平民意识，最后又回到平民中去，这是他自己理想和归宿。我在写作中，有作家朋友问我：“现在还有你写的这样人吗？”我说“当然有，没有我就创造一个。他代表了我的理想。”

    其次是题材，我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文革”前写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在文艺创作领域，有四大热门题材：宫廷戏，反腐倡廉、警匪和情爱故事。宫廷题材看得多了，难免雷同化，公式化，出现“审美疲劳”；警匪题材，我没有生活；反腐倡廉，我觉得作家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肯定写不出新意，写不过青年作家。情爱呢？在我过去出版的小说中，也都有情爱故事，但，我写情爱总是不成功。作家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是有局限性的，作家也难免有自己的局限性。像我这样一个从战争的血和火中走过来的人，最关心的是政治，而在政治层面，其中最关心的又党的作风。有人现在淡化主题，我也暗暗强迫自己淡化一些主题，可是怎么也淡化不了。这可能是我的缺点，也可能是我的优点。

    有作家朋友问我：“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发财，谁还关心你写的题材呢？”也可能。

    但是，你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却时时刻刻关心着你。包括你的发财。同时，我也想，每一种题材的作品，有自己的读者层面。我作品的读者层面有多大呢？我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都关心我写的这类题材。你了解了其中的运作机制，你做人做事，就知道“必然”；知道了“必然”，你就会有更多的“自由”这就是辩证法。

    我既然写到改革开放，写到高层领导，就难免涉及到经济问题。因为本书的主旨不在反腐倡廉，故事中的经济问题有的“案件”并没有查清。现在的腐败案件，从南方到北方，从中原到边疆，实际发生的腐败案件，和已经破获的腐败案件，是没有办法算出比例的。我故事中某些领导的经济问题，之所以没有查清，一是因为我的主题和题材不在这里，二是永远埋历史上的谜，是很多的。将来如果我再续写下去，也许会让天下大白的。本书也就在这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