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怀在政治上跌了大跤，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夫人名叫艾荣，比他小八岁。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他负了重伤。那时，艾荣在后勤部的战场救护队。是她以瘦弱的身驱，从战场上把张敬怀背下来，走了十多里路，累得吐血。为此，她立了一等功。张敬怀伤愈回部队时，经同志们说合，两人便匆匆结婚了。张敬怀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把她当做救命恩人。结婚之初，也有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只有在两次战争的空隙中，有时是军官们回到后方，大多是家属们到前方，使得夫妇团圆。时间很短暂，没有真正互相理解的时间。可是，结婚不久，朝鲜停战协订签字，张敬怀就发现这位女同志个性太强，和同志们相处，事事爱拔尖，虚荣，计较地位，和谁也搞不好团结。当初，她见别的女同志嫁给首长，很快得到了提拔。可是，她参加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一个普通卫生员。为此，她常常埋怨张敬怀：“就是你不给我说话！”组织部们，也觉得艾荣应该提拔一下，可是，张敬怀还是不同意，说：“她不能团结人，如果她当了领导，会和单位所有的人都弄崩的！”

    这话自然会传到夫人的耳朵里，为此，夫妇关系一直不好。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志愿军回国后的第二年，政治部没有通过张敬怀，把艾荣提了个某军队医院门诊部的支部副书记。她嫌官小，上班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因为她是张敬怀夫人，大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计较她。张敬怀常常让他注意劳动纪律和群众影响，可是她自有说法：“你为了避嫌，就是压着我。和我同样资历的，当了营、团级干部的有多少？怎么和你这个首长结婚，就该倒霉！”

    他也不和妻子解释，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说得越多，吵得越凶。

    前年她生产女儿胜美的时候，难产，又大出血。几乎要了命。现在她面色惨白，弱不禁风。从胜美下生，夫妇就分居，再没有同过房。本来艾荣还想要一个男孩子的，可是她说：“我命中无儿呀！”

    在军区党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会议内容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从张敬怀每天回家时的表情，加上社会上已经开始“反右倾”运动，凭丈夫常常赞扬“彭总”，张敬怀挨批判的事，她也猜了个八八九九。

    一次张敬怀回家，夫人看着他，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在你的眼里，好像就是你革命！你的党性比谁都强。总是乱说。看看！你吃到什么好果子了？”

    他在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挨批判，以及现在调离部队，自然无法瞒过夫人。但是，党内高层的事，他不能向妻子透露半句。本来他已经够难受的了。别人对他有什么误会，他都可以谅解，连夫人也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了，吼道：“我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乱说过什么话？”

    “你不乱说，怎么会有今天？你在那个会上，没有发言？没有检讨？没有揭发？别以为人人都是傻子。我消息灵通着呢。”

    这又是在揭他的伤疤了。

    张敬怀又继续吼着：“我还得说，我得说！”

    “你说呀，你说呀！你能把自己说得连军区副政委都丢了！我算服儿你了！”

    “总有一天我要说的！”他不想和夫人再吵下去。转身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生闷气。

    对于一个南征北战数十载的将军来说，脱去军装，是改变个人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件。可是张敬怀不能不脱去军装了。

    一直拖到这年年底，张敬怀才到省委去报到。既然他已经离开了部队，就不能再穿军装了。哪有穿军装的省委领导呀！这天，他把早先压在箱底的一套中山服找出来，放在床上，身子斜歪在那里，盯着那套便衣，久久不动。他想，难道自己就要离开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了吗？

    这时他又想起了彭总。从中央文件中，他知道彭德怀老总被撤销国防部部长职务后，已经被下放到京西一个叫做“挂甲屯”的村子住闲。历史的偶然性也真会巧合：怎么彭总偏偏被下放到叫“挂甲屯”的村子呢？连身经千战的“彭大将军”都“挂甲”了，何况自己呢？

    如果是正常转业，脱军装，换便衣，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现在他是犯了错误被迫转业到地方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流泪了。

    他懒洋洋地，把那套中山装穿在身上，走到大穿衣镜前审视着自己。他感到吃惊：镜子里的这个人是谁呢？那是我吗？平常他是很少照镜子的。现在他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怎么那么老呢？他又走近些才发现，两鬓头发好像突然斑白了许多。他不愿再看，急忙走到客厅。

    夫人去年生女儿时，因难产，大出血。因为那时，郑政委为了排解他的烦闷，让他到某师临时搞调研，虽然接到了电话，可是并没有回家。一提这事，夫人就埋怨他：“战场上我救了你的命，可是我给你生孩子，要死要活的，你连回家看看我都不肯。就你的工作忙，就你的责任心强呀！”

    平常他也很少过问一下她们母女的情况。夫人常常说他：“你除了工作，还关心过谁？我生产时，都快死了，你连个面也不见，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你及格吗？”

    一提到这些事，张敬怀也常常感到自己不对，可是改不了。这时他总是抱歉着说：“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吧？”

    夫人说：“我的奶水不够，你能不能想法给孩子搞一点奶粉或炼乳”。

    “你不会到‘军人服务社’去买吗？”

    夫人说：“你也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了。军区的‘特供点’，过去买肉是不限量的，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四斤了。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份儿。四斤肉，全家吃，够塞牙缝的吗？……至于买牛奶炼乳什么的，你异想天开吧。”

    “那就买代乳粉嘛。”

    “买代乳粉也要粮票的。你只会当首长，连目前生活的普通常识都没有！”说着气哼哼地出去了。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之后，国民经济的频于崩溃，已经看出一些苗头了。可是不管多么困难，党的高级干部都有特殊供应点。军队则有“军人服务社”，买食油、肉类，香烟等一般不受数量限制。可是随着主副食品越来越匮乏，“特供”也不能不受影响。

    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他是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从一个老战友那里借到彭德怀“上书”的全文的。在借这份“上书”时，老战友一再嘱咐他：我是违反纪律的，你千万可不能给别人看呀！他答应了。

    他细细阅读着彭总的“上书”，越看越感到彭德怀老总的正确和勇敢，同时也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卑微。那时，彭德怀老总就预见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会给国家、人民、党，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的事实应验了。另外，从“大参考”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饿死人的事件已经发生，看来，它还要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呀！

    这时，警卫员小周低着头，脚步迟慢地进来了。

    “首长，我，我犯了错误……”

    对这个警卫员小周，张敬怀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那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抗美援朝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为了战俘遣反问题，停战协定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板门店一次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代表说：“既然在会议桌上，我们达不成协议，那么就让大炮发言吧！”

    中朝首席谈判代表说：“好，就让大炮发言吧！”

    那时，张敬怀还在某师当政委，他们这个部队的守备阵地是西线的大德山一带。美军进攻时，炮火之密集，后来人们用“炮弹一响，土松三尺”来形容。山上的树木被轰没了，草被烧成灰烬。每抓起一把土，就会同时抓起几块弹皮。连指南针放在地上都会失灵。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中，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只蚂蚁，都难于存活下去。

    那天，张敬怀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正向敌方阵地观察，忽然一声刺耳的“啾……”传来，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这个炮弹的落点就在身边。

    守护在张敬怀身旁的一个战士，没容分说，就猛然把张敬怀推倒，并且俯在他身上。这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青年战士叫着：“叔！叔！叔呀！”接着放声大哭。

    他把这个青年战士带回指挥所细问，原来在抗美援朝前夕，叔侄是一起自愿报名参军的。这个青年战士的父辈有兄弟三人，就守着这根独苗。张敬怀感动了，“给他们周家留一枝根苗吧！”于是便把小周在身边当了他的警卫员。一直到如今，七八年了。

    看着眼泪汪汪的小周，张敬怀不相信这个纯朴的河南农村孩子会犯什么错误。

    亲切地问：“你犯什么错误？你能犯什么错误？”

    小周含着眼沮说：“我偷了首长家里三斤鸡饲料。”

    原来因为主副食品极端缺乏，军区特供点的鸡蛋，也由原来的不限量改为每月三斤，而且只有张敬怀一个人的份儿。这样，夫人就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养了四只生蛋鸡，把剩菜剩饭当鸡饲料。剩饭菜不够养四只鸡的，又走后门从一个粮站买来些糠皮什么的做饲料。

    张敬怀听了，叹口气，问：“你拿鸡饲料干什么？”

    小周眼泪汪汪地说：“在自由市场……托人……托人，三斤鸡饲料可以换一斤粮票……家乡来信，我爹，爹饿死了！……我娘也……”说着大哭起来。

    张敬怀忍不住转过身，哽咽半天说不出话。转身把夫人叫过来：“把现有鸡饲料给小周！让他换成粮票寄回家，都饿死人了，还吃什么鸡蛋！”又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五十块钱：“去，到邮局，给家里寄去。”

    小周哭着不肯接，张敬怀硬是给他塞进口袋里。

    小周回身又把五十元扔到桌子上，并且从身上掏出一个旱烟袋，说：“首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已经没有资格当解放军的战士，更没有资格当首长的警卫员了。我请求退伍。但无论到哪里，我始终会想念首长。这是我叔叔牺牲时，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一个旱烟袋。留给首长做纪念吧。”

    这只旱烟袋，短杆，有四五寸长，可以装在军衣的口袋中。装烟末的皮袋，原来是黄色的，现在油黑油黑，可是角角楞楞已经磨白了。从这个烟袋，张敬怀又想起那个在炮弹将要落在他身旁，扑在他身上挽救了他一命的老班长。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念物，更有价值呢？张敬怀含着眼泪，接过烟袋，几乎是命令的说：“你没有拿过我家的什么鸡饲料，你也不存在什么退伍问题。以后不许再讲这些话。听到了没有？”

    小周没有回答，转身退出。已经走过西厢房了，张敬怀还听到了他的哭声。

    张敬怀关起门来，实实在在的抽泣了一阵，内心呼叫着：“我们这个革命，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过了一刻，把眼泪擦干，向外边喊了一声：“毕秘书！”

    只过了几秒钟：“到！”毕秘书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毕秘书，是个标准军人，跟他有四五年了。戴副浅度近视镜，一脸知识分子气质。他博览群书，很有学问。他为张敬怀起草的讲话稿，发言稿，工作总结、报告之类的文稿，几乎不用修改。他为人又正派。作为张敬怀的秘书，从不乱说乱道。也从不向他讲别的首长的这事那事，更不向张敬怀提出这样那样的个人要求。他从当军政委时，就跟着他。首长就是首长，秘书就是秘书。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上下级关系。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心。现在他觉得，有点对不起毕秘书。

    凭毕秘书的水平，起码，应该放到团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如果当时他说句话，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因为在他身边工作，同时也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毕秘书魄力差一些，所以，一直没有安排，他觉得对不起毕秘书了。现在，即使他有心提拔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力了。是他耽误了毕秘书的前程。现在，他觉得应该和毕秘书谈谈心了。

    他亲切地说：“你坐下。”

    毕秘书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他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毕秘书，过去，我是上级，你是为我服务的秘书。

    中央、军队的大事，我们不能随便议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又没有议论的时间。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和你谈心太少，我现在要走了。我们作为同志，谈谈心好不好？”

    毕秘书说：“好。”

    作为他这样的高干的秘书，除了不能参加他们这个阶层的会议之外，从秘书整理的上报材料中，从中央、中央军委、军区党委发来的文件中，什么情况秘书不知道？像他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他所受到的批判，连他的检讨的草稿，都是毕秘书替他起草的。有时他自己起草的稿子，也征求过秘书的意见。对于毕秘书，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张敬怀想了想，说：“毕秘书，现在我要走了，我们要分别了。你有什么话，无论是想说的，不想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甚至不能说的。你都讲给我听好不好？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正确理解你的，你相信吗？”

    “相信……好。我说，我说。”毕秘书坦然说。

    张敬怀又补充：“我首先觉得对不起你。我早就应该把你放下去，可是总是舍不得。我觉悟晚了，想纠正也来不及了。是我在你的问题上太自私，总是怕人们说闲话……”

    毕秘书说：“首长，你不要这么说。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他一直感到这位秘书是了解自己的，这话使他十分感动。

    “那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特别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毕秘书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我和首长要说的话，其实也不多。首长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说：真理和权力，有时候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只这一句话，张敬怀就被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毕秘书会想得这么深，这么富于哲理性。

    张敬怀微微点了点头，不语。

    毕秘书继续说：“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张敬怀又一次被震动。

    毕秘书接着说：“所以，我劝首长，对问题想开一点，看远一点。不要苦闷，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是，是，你说的对。认识一个真理，大概需要历史和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的……”

    “历史是最无情的。”毕秘书接着说“还有，首长到了地方上……地方，比军队要复杂得多。像你单枪匹马的，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岗位，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首长熟悉的军队环境，都相差甚远。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有许多事，都不能按部队的习惯处理……”

    “你说得很对，十分对！”他没有想到毕秘书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些话来。

    他感到原来对毕秘书的认识和估计还是太低了。

    “至于……”毕秘书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长再操心了。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这句话使张敬怀吃惊不小。他提高了声调：“为什么？你还年轻嘛！什么时候定的？”

    “前天组织部找我谈的话。只说是工作需要，让我服从分配。”

    “是不是你没有揭发我？没有和我划清界限？是我株连了你？”

    “我不能这么想，首长也别这么想……”

    过了半天，张敬怀“唉”了一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敬怀换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报到了。省委书记杨同理，还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杨书记向常委们介绍了新来的省委副书记，称他为“张敬怀书记”，并表示热烈欢迎。

    杨同理书记说：“张敬怀书记，是从部队来的，部队在革命化方面，是我们地方的榜样。张书记来我们省委，会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带来革命化的思想作风。”

    张敬怀绝对相信，省委领导层都会知道，他是因为“沾”了彭德怀问题的“边”，被调到地方的。这是些客气话而已。

    在座的常委们热烈鼓掌。

    会上研究常委们的工作分工。

    张敬怀说：“我刚刚到地方，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目前想搞点调查研究，是不是暂时不要给我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了？”

    杨同理书记说：“在工作中熟悉情况嘛。”

    大家议论结果，让张敬怀分管“文教”这一摊。张敬怀只好接受了。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实事求是’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放卫星’，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一脚踢’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深翻’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右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瞎指挥风’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天灾’，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天灾’，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发明’：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冲天’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这是‘五风’之一的‘命令风’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浮夸风’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显然，这个问题卜奎是想过的，不过这话他故意说得模糊些罢了，可见这个青年尽管坦率，但还是有保留的。

    张敬怀不说话了。卜奎觉得他该告辞了。可是他环顾房间周围的书架，说：“张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张敬怀笑了一下：“有什么不能问的，你说吧。”

    “张书记一定是个大学问家，”卜奎问“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张敬怀又笑了一下：“我是‘红小鬼’，放牛娃出身，哪里上过什么大学？只是爱看书。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见了书，我都收起来背着。长征时不得不丢弃。解放以后才真正读了些书。……我听你的谈话，你也不像个中学生呀。”

    两人的谈话，已经超过上下级的态度了。

    ……

    张敬怀觉得，他和卜奎的谈话，是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况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话也是他自己想说的。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对这次谈话，他觉得十分惬意。

    张敬怀觉得谈话差不多了，打电话告诉刘秘书，把这个小青年领到省委大食堂，从身上掏出一斤粮票和一块钱，招待他吃午饭。然后要组织部派一位干部科长到三平地区，考核一下这个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贯表现，并且暗示，他可能选这个青年当自己的秘书。

    最近三平地区地委祈书记，心情一直很烦躁。省里的“内参简报”发表了他们宣传部干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尽管文中所举例子，没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区发生的。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指的他们的地区。如果在“反右派”那时候，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打他十个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给他发表了！编辑部还加了肯定的“按语”。当然，卜奎所反映的问题，所举的事例，不单指三平地区，都是具有全国性的，当那股“五风”大吹大扫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即使在他们地区所发生的，现在也都纠正了，谁也不会为此觉得丢脸：当初谁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区的事，上了报刊，尽管是内部刊物，祈书记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前天，省委又调卜奎去谈话，是什么意图呢？是批评他的“右倾言论”？还是让他进一步揭发本地区所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事实。

    想了很久，祈书记让宣传部整理了一份“关于卜奎同志《最常说的，最难做的》一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首先给卜奎做了政治上的结论：说这个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无组织无纪律，他的文章中所举许多事例，很不准确，有许多夸大其词之处，观点也失之偏颇。同时，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地委领导审查，就拿去发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的这种右倾观点，是有阶级根源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叔父，原来是国民党部队一个中尉。一九四九年，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等等。

    这份材料刚刚写好，是不是上报省委，祈书记一直在犹豫。正在此时，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就到了地区。

    地委宣传部时部长，马上向祈书记汇报了省委来人要了解卜奎情况的消息。

    为了卜奎写的那篇文章，他们不知道省委此次派专人调查卜奎，是要查他什么问题？时部长请示祈书记：“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向那个干部科长汇报？”

    祈书记问：“省委调查卜奎的意图是什么？是肯定卜奎的文章中的观点呢？还是作为右倾的典型，组织批判？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先拿出材料，就显得主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就很不好了。”

    “现在还不知道省里的意图。”宣传部长补充说“前天，省里把卜奎找去谈话。”

    “谈了些什么？这个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卜奎是前天去的省委，昨天晚上才回来，他没有向我汇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所以没有向您汇报。不过……据《内参简报》编者加的‘按语’，是肯定卜奎的文章的观点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代表省委领导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看卜奎回来时的表情，倒是很高兴的样子。”

    祈书记沉思良久，说：“这就得具体分析了。”

    “是，是。”

    “这样吧。你先和那位科长谈谈。摸摸省委意图的底。”

    中午，宣传部长，请干部科长吃一顿实际上是宴会的“便餐”，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友好谈话，宣传部长有底了。下午，他向祈书记反馈来的消息是：看干部科长的意思，好像有意要调卜奎到省委工作，这次是专门考核他的社会关系和一贯表现而来的。

    祈书记又沉思良久，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好事！好事！这是好事呀！”

    宣传部长一时没有理解祈书记的意思。

    祈书记说：“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肯定了卜奎的文章，而且能把他输送到省委工作，这不是我们地区的光荣吗？我们地区有一个干部在省委，今后会有很多方便……”

    “那是，那是……”

    祈书记立即交待任务：“你马上再准备一份材料：这材料首先要肯定卜奎这篇文章，说是在大跃进中，我们地区在工作上，确实有违反了客观规律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现像。全国都如此，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我们完全同意卜奎同志文章中的观点，目前已经并且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继续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良作风；第二，要说明卜奎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能够完成任务，有敢于讲真话的优良品质。第三部分，要说明卜奎同志，家庭出身贫农，社会关系没疤没节，至于他叔父的国民党军队中当中尉的问题，他叔父逃往台湾的时候，他才八九岁，根本没有见过叔父。谈不上什么阶级影响。其他，你看情况，再作些补充。”

    有了这个底，宣传部长该如何和干部科长介绍卜奎的情况，就好办多了。

    晚饭又是宣传部长陪着干部科长吃“便餐”，又作了第二场热情洋溢的谈话。

    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科长的此次来地区的意图。饭后稍事休息，就拿出他匆忙准备的材料。干部科长看后，甚为满意。

    宣传部长立即争取主动，提前和卜奎谈话，说是：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省委领导也很重视。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了让你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打算把你推荐到省里工作。……“

    卜奎犹豫了半天，说：“我有一个母亲，如果我离开本地区。他老人家疾病缠身，没有人照顾不行。”

    部长说：“这一点，我们想到了，对你母亲的生活，省里也希望我们好好安排。你在乡下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吗？”

    “是，现在在公社机械修配厂当工人。”

    “我们想把你姐姐调到县机修厂，你母亲也把户口转到县里，吃商品粮。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卜奎没有说的了，他首先感激地区领导，感谢省委领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接受分配了。

    在卜奎到省里报到之前，以祈书记为首的地委常委们，还特别设宴送行。这是卜奎没有想到的事。

    祈书记举杯说：“我们地区出了一位卜奎同志这样的秀才式的好干部，是我们地区的光荣。我们早就看出卜奎同志，前途会有大的发展。我们地区是个小盆，发不了大面团，是留不住这样的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干部的。我们极力向省里推荐。……”

    卜奎觉得这些话不真，因为前几天，宣传部长还批评他擅自向省里投稿，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呢。此时，他只是有礼貌地“嗯嗯”应答着。

    祈书记又说：“卜奎同志到省委工作，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做什么。但是在省委工作，眼界宽，信息灵。希望卜奎同志，在适当时候，上级有什么动向，政策有什么变化，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以便我们主动地及时地把握工作的大方向。

    我们共产党人，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讲什么官不官的，但我还要说句旧话，为了卜奎同志的荣升，大家干一杯！”祈书记举起酒杯，在座的领导，一齐站起来。

    卜奎不能失礼，也站起来，干了一杯。

    祈书记又说：“卜奎同志，对我们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对我本人有什么批评，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给我们留下些宝贵的意见。”

    卜奎有点受宠若惊。好像因为这次调动，他的智慧细胞，他的水平，一刹那翻了几倍。他实在没有经过这种场面，不知如何应答才好。

    “我们以后到省里开会、办事什么的，要麻烦卜奎同志了。”

    尽管祈书记极力想活跃宴会气氛，可是宴会一直很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