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南下考察回滨海的当天下午就去了丝织厂。

    这十多天，由市纪委、监察局、公安、检察、工业局、审计局、审计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丝织厂进行了全面的审计。刘琳看了审计报告和专题调查报告后，差点儿把美尼尔综合症给气犯了。从长达二十页的审计报告上看，刘琳留一下的丝织厂家产是三千万的固定资产，一千万流动资金，银行没有一分贷款。1993年开始败落，客观因素也存在，一是全国纺织行业全面滑坡，特别是丝绸制品在国际市场滞销，出口配额限制，国内市场又疲软，造成企业“无米下锅”没活干；二是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压贷，资金回笼又困难，三角债增多，使丝织厂出现市场和资金两难，形成恶性循环，迫使企业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三是丝织厂五六十年代的设备陈旧不堪，产品档次又低，花色品种少，又没有叫得响品牌，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产品市场竞争力脆弱；四是企业负担偏重，全厂共三千多职工，在职职工不到二千人，离退休干部职工接近一千人，他们工资和医药费总额占全厂50％，等于一个人干活挣的钱要养两个人。所以“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职工没有积极性；五是改革力度没有到位。丝织厂改革先是实行股份制，动员全厂干部职11参股。由于职工太穷，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黄了。接下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搬进厂内，分车间搞承包。但企业又有一个通病即包盈不包亏，赚了是承包人的，买别墅买轿车包二奶，亏了是国家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庙穷和尚富，甚至把国有企业变成比私营还要私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哪经得起拆腾。但从主观上看，丝织厂班子的腐败和无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审计报告上说，1993年银行贷款一千三百万，当年亏损四百万；1994年银行贷款一千万，市财政为了扶持丝织厂也拿出无息贷款三百万，结果当年亏损七百万；1995年丝织厂临近倒闭，市里花钱买稳定，协调各家银行再贷给八百万，结果当年再亏八百万；1996年，丝织厂停产，职工每月发180元生活费，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每月按半个月标准发放。考虑丝织厂是个无底洞，银行停止贷款。下半年开始，厂里凡是能卖的设备包括废铜烂铁都掘地三尺拿去卖了发生活费。欠了电费被供电公司停了电，欠了水费被水厂停了水，欠环保站垃圾处置费，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无人过问。夜里一片漆黑，车间里长满荒草，哪像个工厂。1996年底，市外贸公司为丝织厂揽到了一笔加工十万条被面的业务，为了支持丝织厂作最后一次挣扎。市财政拿出三百万无息贷款，全厂干部职工集资一百万作流动资金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机器仅转三个月就停了，其结果是应收款增加了三百万，市政府等于把钱扔进了别人的腰包。1997年春节临近的时候，为了过一个安稳年，市里又从吃饭财政中抠出一百万发给停产企业职工，并上门慰问了上百户特困职工。党政机关干部不发一分奖金，其中给了丝织厂三十万元。目前，市丝织厂厂房、土地及无形资产评估二千七百万元，债权九百万元，欠银行贷款三千万元，欠市财政无息贷款六百万元，债务六百万元，尚欠职工生活费三个月计一百二十七万元。帐面亏空不计利息七百二十七万元，实际潜亏已愈千万元，是严重的资不抵债企业。1993—1997年五年间等于败了五千万元，每年亏损一千万元。即使对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来说，也已是天文数字了。刘琳怎么也不相信这些阿拉伯数字是真的，但它们一行行排列有序，让她看去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诞。

    然而更让刘琳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审计报告上说，1994年，厂里借口为稳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养住企业人才，瞒着职工向市里提出了厂内办厂的要求。得到工业局同意后，在深圳成立了丝织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后，由厂长情妇担任公司总经理、一级法人代表。名为厂级领导、中层干部和工程师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实际上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股份占有者们没有出一分股资，而是从丝织厂一次性划过去公司开办费三百万。1995年在丝织厂频临倒闭的艰难时刻，置企业和职工生死而不顾，又划走三百万。近四年来，这家名为股份实为国有的皮包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成为把国有资产转入个人腰包的中转站。既没有上交厂里一分钱利润，也没有付给厂里一分钱利息。来去飞机、宾馆吃注舞厅泡妞、新马泰旅游，都拿到厂财务处报销。这家办在深圳的丝织品制造有限公司成为这帮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的世外桃园。1995年，丝织厂为了组建省级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知名度，提出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思路，从企业流动资金中抽出两百万元把丝织厂门市部兼成品仓库的场所装修成夜巴黎娱乐城，集餐厅、卡拉OK、舞厅、室内高尔夫球、桑拿、按摩、茶室、棋牌于一体，吃。喝、玩、乐、娱、赌齐全。厂里高薪聘请原滨海市委书记、现任地区检察院检察长的公子于挺为总经理。为了合理安置本厂人才资源，由女职工自愿报名、于总经理亲自挑选了50名漂亮姑娘或风韵犹在的少妇，像红色娘子军连一样到夜巴黎做服务员。这些女工除厂里发给工资外，还有颇为可观的小费收入，搞得女工们对夜巴黎充满向往。一些穷怕了的女工在灯红酒绿轻歌漫舞中经不住金钱引诱走上了卖淫道路。厂班子成员到夜巴黎就像皇帝一样被女职工伺俸着，要你喝酒就喝酒，要你跳舞就跳舞，要你笑你就笑，要你上床就上床，稍有不听话的，就让你走路。三百万投资和厂里每年花到夜巴黎的上百万接待费，厂里没有得到一分红利和一分利息，税收又借特困企业给减免了，夜巴黎娱乐城几乎成为于挺的私人企业。这几年，在市场滑坡、企业经营困难、职工生活费和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厂长的轿车换了三茬，开始是桑塔纳，后来换奥迪，再后来花一百万换成排量为四点零凌志，其他副职也都各显神通，坐上了红旗。厂长们车进车出比国务院总理都忙，但职工们不知道厂长们在忙些什么。

    自从刘琳离开丝织厂后，厂里近十年没有建职工宿舍。三代同堂两代同室已司空见惯。有一对已登记三年没房子结婚又耐不住寂寞的夫妇到仓库里‘懈馋”，被厂警当小偷逮住传为笑话。而厂里却在1996年初，企业处于停产的情况下，拿出二百万元，建了六幢小别墅。名曰接待用房，实际上没接待过一个客户。小别墅建好厂领导就住上了，有的还金屋藏娇养起情妇。刘琳再也看不下去了，恨不得把审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都撕碎了，自己和千百职工苦心经营的家当败在了一群败家子手中。她吩咐厂党委书记郭永川，让厂人事处把全厂职工花名册拿来，她要自己圈定参加座谈会人员，并指示厂中层以上干部一个都不准参加。郭永川笑笑说，现在职工跟你是冤家，你的茶也没有人倒了。刘琳说不喝。她又让吴景通知工作组长及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各家派一位领导听听职工意见，提前介入。等参加座谈会的人员都到齐后，刘琳说今天请厂里的部分老领导。老职工和职工代表开个座谈会，不谈改革，不谈转制，主要想听听大家对厂领导班子的意见，主题是反腐败。腐败不反，改革就会偏离方向，改革就没有保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许多改革都是败给了腐败，在腐败中夭折。我们丝织厂的根本出路在改革，但当务之急是反腐败。大家听了都鼓掌。刘琳就让工作组长把审报报告和调查报告给大家念一遍，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可以提一提。希望大家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刘琳话音落时，会场就沸腾了，发言很是激烈。一位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说，我的一生是跟党走的，我用我的党性担保，不向组织说一句假话。我原是厂财务处长。1994年夏天，厂长拿来三张共1.5万元的罚款单报销，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深圳市公安局开出的嫖娼罚款收据，每张收据五千元。我说嫖娼罚款不能报销，这是财务规定。厂长说这是工作需要，嫖娼也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客户要嫖娼，你就得满足他，否则跑了客户，三千职工就得喝西北风。我还是给顶了。另一笔款是我们丝织厂每年生产用蚕茧都是委托市供销社收购的。本地一级蚕茧是每吨3万元，二级蚕茧是每吨2.5万元，三级蚕茧是每吨2万元，全地区就我们一家丝织厂，加上生产形势又不好，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1995年分管供销的副厂长却避近就远，从江西调进一批三级蚕茧，价格与本地一级蚕茧相同，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我又给顶了。事后，厂长说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当当顾问，财务处长让年轻人干，就把我免了。这两份证据我复印后保存至今。上一任厂长发言说，我不当厂长当顾问后，实际上他们不让我顾问，但我身在厂部，还是了解到一些内幕。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组建时，曾经从上海一批纺织企业购买了七成新的设备，但买设备的款是丝织厂付的，是有据可查的。守大门的老孙说，刘厂长你还记得我吗，1988年出事故我左腿截肢后，你就叫我守大门，说这个厂的管家就我当了。一直以来我是按你刘厂长的话去做的。去年五月，咱厂停产后，有五辆车子从咱厂拉了织机要开大门。他们拿着厂长的批条，说有五车报废织机援助给革命老区农民办企业，请放行，并注明这五辆车的牌照号码。我当了四十年织机修理工，一看就知道织机是哪一年哪一厂生产的，打走的全是新机器，是工人饭碗哪！当时比要我的命还难受。我打电话问厂长，厂长说咱再穷也不能穷了革命老区，再苦也不能苦一老区农民，革命职工不能没有革命感情，我的指令是立即放行。去年底，听说厂里接了一批业务，厂里要搞技改，运回了五车新设备。我做梦也没想到，运回咱厂的新设备就是当初那批织机。这来回一运，坑害了国家多少钱财。他们看我不惯就让我下岗了。我妻子有病，儿子又是傻子，我无路可走就在厂门口摆个炉子卖茶叶蛋，厂长让保卫科的人连炉带锅掀了，做人连良心都没有了。老孙头说着哭起来了。刘琳百感交集，越听越难过。一位80年代全国纺织系统老标兵说，这流氓厂长把我一家害得家破人亡。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厂搞统计，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不知这流氓厂长是什么时候看上了我女儿，软硬兼施带我女儿跟他出国考察。实际上不是什么考察，而是厂领导带着我女儿到新马泰游了一圈。半个月回国后，我女儿就上法院离了婚。厂长要她到夜巴黎当三陪女，我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老标兵恨得咬牙切齿。就这样你一个他一个地抖落到晚上八点。刘琳心情沉重地说，听了大家发言，我感触很深，在用人问题上组织上是有责任的，当然主要责任在于我。借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请大家放心，对腐败分子党和政府绝不心慈手软，一定要给丝织厂三千职工有个交代，不过我现在不想过早下结论。

    刘琳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门口等候着一批人，原来是丝织厂班子成员包括总工程师，一共7人，但书记没有来。刘琳说我正要找你们集体谈次话，进屋吧！大家都跟着她上了楼。厂长说老领导，我们都是你一手培养的，我们受了冤枉你得为我们作主啊！有人巴不得丝织厂出乱子，等着看丝织厂好戏，你是丝织厂老厂长，也是等着看你市长好戏。刘琳请大家在客厅里坐下，说有事说事，不要把我与丝织厂捆在一起。厂长说咱先说事吧。关于报销1.5万元嫖娼罚款发票是有这件事，我们能不担当吗？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舍命救君子。刘琳问是丝织厂的客户还是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的客户，大家都说当然是丝织厂客户。刘琳说那为什么发票。是你们的名字。厂长说为了客户，我们三人当一回替死鬼，还落个不讨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事捅到老婆那里，后院还得起火。刘琳说你接着说。厂长说关于轿车，不是我要更换，是外单位无力偿还我厂债务，凌志车折价抵债给了我们，刘琳说是哪个单位？厂长说这个就不具体汇报了。分管行政的副厂长就是丁一妻弟，他说关于6套小别墅问题我来汇报吧！当初建小别墅的目的是为客户创造一个宽松的接待环境，吸引他们到滨海来，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1995年企业陷入困境，没有了客户的踪影。我们想，小别墅闲着也是浪费，没人住的房子旧得快，就借给厂领导一人一套，权当为国家财产守守门，又没有要一分钱费用，这怎么能算罪状呐？刘琳问小别墅交付使用的时间和你们住进去的时间分别是几月份？大家都说大概是1996年底吧！住进去大概是今年年初。刘琳说我只想问一句，1996年上半年丝织厂已停产，停产就没有客户，接待客户就是一句空话，你们还建小别墅究竟为什么？厂长说丝织厂不能这么完了，我们是为今后东山再起着想。行政副厂长说关于夜巴黎娱乐城问题，我们是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作出的决策，这个项目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是很好的。安置了一批下岗女工，利于社会稳定。有些女工受不住金钱引诱犯了些事也是事实，但任何事情都有个正负面，绝不是职工们说的一团糟一片黑。刘琳问既然经济效益比较好，这几年夜巴黎上交了国家多少税收？上交了厂里多少利润？厂长说夜巴黎经营时间不长，还要扶持一两年，按照政府说的叫放水养鱼。刘琳本来想说等那点水到了鱼早就死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就让丝织厂领导们再接着说。分管营销的副厂长说关于跨地区调购蚕茧问题，主要是当时蚕农养蚕产量下降了，担心企业生产无米下锅，确立了先外地后本地的收购方案。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是以价格调节市场，那么价格差距肯定存在的。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职工是无法理解我们的苦衷。

    刘琳说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说，关于处理设备问题，当时考虑丝织厂停产后，设备闲置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支援贫困山区乡镇工业发展，也好为市里作些贡献。至于向他们购买回来的设备，是他们作了重大技术改造后我们适当地付了一些技术转让费，没有全额付款。刘琳问山区农民对织机作了哪些方面技术改造？技术副厂长红着脸说具体就不汇报了。他知道在精通纺织机械、科班出身的刘琳面前瞒是瞒不过去的。最后厂长说关于厂内办厂的问题，是根据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创办的，也就是说是合理合法的，也间接地利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一级法人，独立合算，盈亏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没有丝毫关系。至于三百万开办费，属于借款。刘琳问利息多少？什么时候归还？手续怎么办的？厂长说这些都是口头协议，具体手续没有办。刘琳问还有什么要说的事没有，大家都说先说这些吧，其他的以后再说。刘琳说你们集体来找我，这说明你们对我这老厂长的信任。在事实面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市里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还是我下午在职工座谈会上说的那句话，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他们都说就拜托老厂长了，便告辞而去。

    时针已指向十点，刘琳晚饭还没有吃，她找了两包麦片却没有开水。她拿电茶壶灌水又停水了。她实在太饿了太累了。胃是上山下乡时被地瓜干胀坏的，许多次一饿就昏过去。现在女儿又不在身边，昏过去连递口开水的人都没有。她打电话让吴景给她送一碗大排面来，脑子里乱哄哄的，想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把丝织厂的事儿理一理。电话却一连串地打过来。首先是地区检察院于检察长。他在滨海当市委书记时，刘琳还是丝织厂厂长。是他打破常规一手把刘琳提拔到财政局长的位置，随后他又和当时还是市长的赵明山一起又把她提到副市长宝座上。调离滨海时还力荐刘琳为市长，是刘琳仕途上的恩人之一。于检察长称丁一声小刘啊，就以老领导兼长者的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滨海市丝织厂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在工业战线上树的一面红旗，也是全地区工业系统先进单位；这面红旗不能在你当市长时候倒下去。

    当一把手绝不能就事论事，要善于站在政治高度看大局、论得失。他说我认为丝织厂的问题只是改革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就得冒风险，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把改革中的失误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当作腐败来看，就是大错特错了。说严重，是在压制改革、打击改革、反对改革，这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的，就要成为改革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罪人。我相信小刘你不是这样的人，否则我不会倾其全力把你推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刘琳饿得几乎虚脱，冷汗淋淋，便问老领导还有什么指示。电话说指示谈不上，有两点意见同时请你转告一下赵明山同志；一是立即撤出丝织厂工作组停止审计、调查，尽快息事宁人，把精力用在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上；二是保护改革者，对丝织厂班子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刘琳说丝织厂的问题能否定个时间，我去向老领导具体汇报一次。电话那头说我不要听汇报，我只要听结果。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口气很是坚决。刘琳捏着话筒半天回不过神来，想不到自己一直敬重着的老领导已彻头彻尾换了一个人，她感到陌生了。以如此的心态来当检察长，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可分，还有什么腐败可反。第二个电话是丝织厂党委书记郭永川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情面见市长，刘琳想想吴景很快会来的，不会有其他差错，就让郭永川尽快过来。第三个电话是谢权打来的，他说自己刚听到消息，估计丝织厂不查没问题、小查小问题、大查大问题。考虑到丝织厂问题背景比较复杂，靠山比较硬，建议刘琳首先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自己。这好比打仗一样抢占好的地形，才能制敌取胜。同时建议吴景住到刘琳家，有事也好照应，刘琳说可以。第四个电话是匿名者打来的。口气好像劫匪一样穷凶极恶，说如果丝织厂的闲事再管下去，就把刘琳的头割下来送给夏威夷她前夫。

    再下面是赵明山的电话。一听赵明山的声音，刘琳便哭起来了，这是她从政以来唯一的一次当着外人哭。当初女儿被绑架时她都没有这么哭过，并且哭得很悲，哭声很大，三分钟过去了还说不出一句话。赵明山说不要哭，也不要怕，要坚强，还有我赵明山呢！要么我过去看看你。刘琳说千万别过来，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在电话上跟赵明山说了一遍，说完了又抹起泪来。赵明山听后，果断地说鉴于丝织厂班子问题严重，情况复杂，要宜早不宜迟，马上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请公、检、法、司和纪委一把手都来。你在前边冲锋，我做你后盾。不要怕，滨海这块土地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就是天王老子，我赵明山也要把他拉下马。刘琳一边听一边擦干了眼泪。这时，吴景和郭永川几乎同时到达。刘琳边吃大排面，边问郭永川有什么事快说。刘琳认为郭永川与自己搭档多年，人还是本分的，原则性还是比较强的，只是厂长把他晾在那里，他受不了他们就与那一伙同流合污了。他开口便说你在家里找找看，是否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刘琳莫名奇妙，没有理解郭永川的话，说我人堂堂正正，家里清清白白。郭永川说那好，我把有些内部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半小时多了他们还没有谈好。赵明山来电话催了两次，刘琳才对郭永川脱改日再谈。

    郭永川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摸摸地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