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汇丽又用柔软的腿在桌子下面贴紧了郑天良的腿，这一次郑天良没有拒绝，两条腿在桌面上酒肉的掩盖下相互勾结一拍即合，腿与腿之间甚至还有了一些相依为命的感觉。沈汇丽用眼睛勾了一眼郑天良：“太谢谢你了，吃完晚饭我请你唱歌，你的嗓音迷倒了半个中国的少妇们。”

    郑天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象征性地泯了一口酒后，说：“我现在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这么多年歇惯了，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是焦头烂额。”他含蓄地回避着沈汇丽的邀请，他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因为女人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男人绝不会因为喜欢女人的裸体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于是，他的腿从沈汇丽的腿上挪开了。

    赵全福和于文红轮番向郑天良敬酒，赵全福问：“老板，合和厂回迁的事，你看多长时间能搞定？你现在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一个抵三个用，我看中的那块地你是不是这几天就能给我定下来？”

    郑天良说：“合和厂回迁县城比较麻烦一些，因为牵涉到你投资后减少了利税上缴，还关系到县里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方针问题，我需要跟许多同志进行沟通，首先是宣县长那里就有不少难度。不过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定要回迁，而且要迁到工业区去，这一点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看法。”

    赵全福张着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左右为难，他显然对郑天良的表态感到紧张，在吐出了骨头后，赵全福说：“老板，我可不想到工业区去凑什么热闹，那里都是国营大厂，我这个体户去那里名不正言不顺。”

    郑天良并不看赵全福，他说，“你看中的城边上的那块地，县里要统一开发，工业区当初征地太多，现在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纠正你老赵的一个错误观点，不要再说什么个体户不个体户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代，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将来工业区可能都是民营企业。我的意见是让你的合和厂建在啤酒厂旁边的空地上，两万多平方，足够你用的了。现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建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于文红站起来又向郑天良敬了一杯：“还请你大老板多多帮忙，赵总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赵全福说：“这事就全权拜托你大老板了。我老赵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心里是有数的，你就放心地为我疏通，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尤其是新来的叶书记那里，你要帮我将工作做到位。”

    郑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们完全确立后，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说：“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你们一定要能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来，也让我脸上有光。”

    吃完饭，沈汇丽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楼的套房，这是她跟郑天良的专用房间，房间里的地毯和马桶上的温度都是熟悉而亲切的，但沈汇丽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天良在房间坐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晚上还要回办公室看材料，叶书记说九点四十分打电话找我谈事情，所以我得回办公室，你们在这里玩一玩唱唱歌。”郑天良说得很诚恳，沈汇丽失望地看着郑天良，脸上无比地凄楚，看着郑天良的背影从楼道里消失的时候，沈汇丽发现郑天良的皮鞋在经过走道里地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

    赵全福开车将郑天良送到县政府办公楼，临走前，他将一个塑料袋塞给郑天良：“老板，合和回迁的事全靠你了，我请你帮我在市领导那里疏通疏通，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补上。”

    郑天良一捏，知道是钱，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赵全福站在黑暗中压低声音说：“这几文小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你代我请有关方面领导喝喝茶的一点茶水费。不要推来推去的，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郑天良将钱往赵全福手里塞，这时，县政府看大门的刘大爷提着水瓶过来了，他说：“郑县长，你晚上加班呀？我这就给你送水去。”郑天良缩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里很含糊地应付着。赵全福趁着这片刻的功夫一头钻进了车里，他对郑天良说：“就这样吧，改天我再向你汇报迁厂的事，厂房我已经请上海的专家设计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郑天良手里攥着一包钱，就像攥着一包炸药和一包罪证，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县政府大院里寂静无声，秋虫在草坪里唧唧地叫着，它们和刘大爷一样都不知道郑天良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郑天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尔见几颗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样地忽隐忽现可有可无。郑天良冷静地将一包东西揣进公文包里，公文包平安无事，像一个饿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进三楼的办公室，郑天良反锁上门，灯光照亮了这个已经不再朴素的空间，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点上烟，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并没有发烧，心里也很平静，他没有立即看钱，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研究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一点奇异的感觉都没有呢？既没有多年前面对意外之财的愤怒，也没有一夜暴发的激动。也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却是那么平静而安宁，也许是他以前所捍卫的东西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毫无价值，所以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了作业一样，发现一题就改了一题。

    日光灯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是整流器对灯管老化做出的反应，自己也许就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妓女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淫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淫的无知，而一旦脱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淫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淫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棍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所以此时打电话恰到好处。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的是手机，这样叶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机显示屏上看到这是郑天良从办公室打来的，叶正亭在电话里说：“老郑呀，还在办公室没回家休息吗？都快十一点了，你要注意身体哟！”

    郑天良说：“叶书记，这么晚了，你不还是没有休息吗？合安的问题很多，你又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里敢这么早就轻松地睡觉了。”晚上被沈汇丽赵全福灌多了酒，说这话的时候，郑天良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酒呃。

    叶正亭听到酒呃声后问：“老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郑天良很无奈地说：“有点感冒，不要紧的，我还能扛得住。”

    叶正亭很显然对郑天良的这种工作态度很满意，于是就说：“合安的担子确实很重，但你是一个正派而又很有经验的干部，我不压给你，又能压给谁。”

    郑天良手里把玩着文件柜的钥匙：“听说工业区要彻底改制，各企业提交的股权转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报告还有合资意向书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没时间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总体看来，各企业的思想认识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你对河远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赶紧走。工业区企业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启动，除了缫丝厂已经有一家江苏客商愿意控股合资外，其他的企业都要卖掉，但我考虑，卖企业的前提是保证工人就业，减税而不能免税，而且减税不能超过两年，要在整体上维护合安的利益。”

    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于合安复杂的历史背景，你要注意协调好关系，尤其是宣中阳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汇报，拿不准的可以向我汇报。”

    郑天良说：“叶书记，我给你打电话正是要你给宣中阳打个招呼，一个是让他知道清产核资和审计是市委的决定，另一个是让他能在清产核资和审计领导小组成立的会上做个宣传动员，中阳同志比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这件事会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响到你和以恒市长的关系。我在计委、审计、经委等各部门抽调了二十六个人，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全部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少不了的。”

    叶正亭说：“我回来后已经跟宣中阳打了电话，以恒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说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这都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有组织纪律性，以恒同志对第二阶段全市国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郑天良听了后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的指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上，请你放心，我会为执行你的指示而赴汤蹈火的。”他发觉叶正亭越是讲他跟黄以恒高度一致，这里面问题就越大，就像黄以恒从来都跟他郑天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弟关系。所以郑天良觉得必须在电话里向叶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这样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就像农村腌菜时的一句俗语叫“盐多不坏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郑天良经常半夜回来，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觉，今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周玉英已经睡了，他将塑料袋里的钱先是放在床头柜里，但怕被周玉英发现，就放到了冰箱里，冰箱里也不安全。郑天良站在客厅里呆了有一支烟的时间，还是拿不准主意，最后他决定放到大衣柜的隔板后面。放好后，他上床睡觉，竟睡得无比踏实，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在厨房喝稀饭。天有些凉，周玉英在给郑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柜里翻了好半天没找到毛衣，却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她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对郑天良说：“怎么大衣柜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着周玉英已经打开了塑料袋，正准备撕开报纸，郑天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说：“不要动，里面是文件。”说着就从周玉英的手里夺了过来。

    周玉英一脸糊涂地看着郑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柜里干什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周玉英说着就要上前去夺。

    郑天良脸色都变了，他死死地抱住一包东西，坚决不松手，周玉英这时发起了脾气：“郑天良，你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女人的照片？不讲清楚我就到纪委去告你！”

    郑天良因为过于心虚，动作变形得有些厉害，这与他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很不相称，他在周玉英步步紧逼下，迅速调整了一下情绪，反戈一击说：“难道我什么事都要向你公开吗？你是县里的哪一级领导呀，我所有的事都要向你汇报？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你看？”

    郑天良以进为退，反而让周玉英陷于被动，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郑天良，郑天良脸色很严峻，饭碗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上，稀饭上残存的热气细若游丝一样地冒起来，很快又在空气中碎了。

    郑天良将塑料袋重新裹上，然后走到周玉英身边对她说：“我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但你千万不能对外讲。”

    周玉英像犯了错误虚心接受批评一样地点了点头。郑天良压低声音悄悄地对她说：“最近县里正在对工业区进行审计，一些领导干部在审计中出了问题，这里面是某领导的违法乱纪的账本和票据，要严格保密，所以我昨晚在办公室看完后就带回来，当然也是不能让你知道的，因为纪委都已经介入了，懂吗？你摸摸，这么软，像照片吗？”

    周玉英用手捏了捏，薄薄的，软软的，确实不是照片，于是她就很委屈地说：“我怕你在外面学坏，你都一个多月没碰我了。我老了。现在领导干部不少人都在外面搞女人。”

    郑天良心里一惊，但很快又镇静下来：“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最近工作太忙，我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倒头就睡，真没办法。”

    郑天良用手拍了拍周玉英松驰的肩，算是表示了一种歉意。

    郑天良揣好保密的“材料”到办公室去了，他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将钱锁在文件柜里后，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大楼里人都来齐的时候，今天和以往任何一天都没有任何两样，只是一些人穿上了羊毛衫。

    宣中阳在清产合资和经营审计联合小组成立会上做了宣传和发动，他说这件事关系到合安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制定，关系到合安国企的发展前途，所以希望同志们要认真对待，努力工作，在郑县长的直接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最后他还强调了几点：“清产核资原则上是就高不低估，不能让国有资产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中流失掉，还有一点就是经营审计主要是审计经营管理中的合法性问题，宜粗不宜细，对事不对人，要防止通过审计来整人。”

    宣中阳这些话讲得很重，而且口气也比较坚决，这使郑天良感到宣中阳与前些日子自己刚分管工业时相比，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宣中阳这些话明显是说给郑天良听的，既是提醒，也是警告。郑天良在具体布置的时候，充分维护了宣中阳的权威，而且也一再重复了审计是经营性审计，而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审计。

    二十六个精兵强将分头进入了工业区各个企业。

    郑天良将沈一飞找到了红磨坊套房谈话，这一段时间，郑天良经常在红磨坊找人谈话，这里比较安静，干扰小，也比较隐秘。

    沈一飞坐在沙发上，郑天良想起了沈汇丽的造型，他发现这兄妹俩有许多相同之处，沈一飞的身材一直不发胖，而且牙齿也很整齐光洁，这种遗传使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就像当官有娘老子做后台一样，与生俱来，一路高歌。

    沈一飞在郑天良面前始终保持着感恩的心情，语言和动作都非常规范，从不敢造次。他的轻工局副局长是郑天良为他争来的，尽管沈一飞出任副局长更多的是郑天良为捍卫实验区政治的尊严，当时甚至差点跟乔岸书记拍桌子吵翻，但沈一飞内心里还是感激郑天良的。

    郑天良剥了一个桔了递给沈一飞，沈一飞说：“老板，怎么好意思让你为我剥水果，我自己来。”

    郑天良将桔子塞到他手里，说：“不要客气了，领导就是服务嘛，我为你服务是应该的。”

    郑天良的话让沈一飞一时无所适从，他接过桔子迟疑了好半天都没吃，直到郑天良自己也吃了起来，他才食不甘味地咬了一瓣，桔子很酸。

    郑天良说：“你今年好像也快四十了吧？按说也该动一动了。”

    沈一飞心情有些紧张地说：“四十一了，还望老板能继续关心我栽培我。”

    郑天良说：“你原来是黄市长的驾驶员，其实他要是愿意提拨你，打一个招呼就行了。”

    沈一飞说：“老板，你是知道的，我自从到实验区后跟了你，黄市长就根本不管我的事了，再说我不过是一个驾驶员，他那么大的官是不会管到我这一级的，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郑天良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当初的副科级还是黄市长定的嘛！”

    沈一飞说：“没有你大老板的点头拍板，我哪有今天的副科级。”

    轻松的闲话里已经包含了重大的主题，这就是郑天良暗示沈一飞可以动一动了，如今郑天良是叶正亭书记看中的抓经济工作的副县长，又是多年的常委，权倾一时是不争的事实。沈一飞脸上泛起了一层想入非非的光芒。

    郑天良说：“这么多年来，我对你一直是比较偏爱的，毕竟在实验区患难与共过，感情上不一样，但是我说不上话。好在现在正亭书记对我比较支持，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我还是可以说一些话的，宣县长对我这个老同志也是很尊重的。”

    沈一飞想入非非的光芒开始转变成迫不及待的企求：“老板，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要靠你。你栽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郑天良突然变了脸，声音严厉了起来：“但你背着我究竟干了什么？”

    沈一飞一下子脸色刷白，结结巴巴地申辩道：“老板，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

    郑天良拍着茶几说：“你要不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今天就不会找你来谈话，我让纪委检察院的人找你谈。你说，你这个轻工局副局长都敢这样干了，要是当局长，你还能刹得住车吗？”

    沈一飞低下头不吱声了，他脸色惨白。

    郑天良说：“审计小组已经将啤酒厂问题搞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跟田来有两个人到浙江和福建出过两次差，不是为了推销啤酒，而是应广告客商邀请去游山玩水，三十万广告投放到两个没有销售网点的穷县，广告做了，一瓶啤酒都没销过去。一个县长一个局长居然私自做起了下属企业的广告代理，而且专捡没有销售网点的地方做，安的是什么心！你说你打算是向我坦白，还是向纪委检察院坦白？”

    沈一飞抹着头上的汗，目光涣散地看着郑天良，声音颤抖地说：“老板，我向你坦白，请你看在多年跟着你的份上，拉我一把。”

    郑天良面无表情地说：“说吧！”

    沈一飞交代去年夏天浙江和福建的两个县级市的广告公司上门来要做碧源啤酒的广告，并说他们那个小地方不喜欢洋啤酒很欢迎价廉物美的碧源啤酒，他们提出先打广告，后做代理，田来有一口答应，并让沈一飞陪他一同去两个县去考察市场，去了后广告商安排他们游玩了普陀山和武夷山，一天晚上酒喝醉了后，他们两人接受了两个小姐的色情服务，服务后本来是沈一飞代表啤酒厂与广告商签广告合同，但广告商说他们还是希望田县长签，而且还暗示性地说了一句：“田县长，昨天晚上给你安排的确实是处女。”田来有当时脸色就青了，只好被迫跟两个广告公司签了广告合同，每个广告公司给了他们三万块钱回扣，共六万块钱。回来后，田来有让沈一飞到啤酒厂叫厂长杨功成汇出了三十万广告费，但此后两家广告公司却只字不谈啤酒代理的事，田来有和沈一飞都打电话去催广告商赶紧播广告和销售啤酒，但对方很无赖地说他们那里的男人只喜欢小姐，不喜欢啤酒。等于是白白被敲诈了三十万，田来有从此也只字不提了，六万块钱回扣，分给了沈一飞一万五千，沈一飞只收下了八千。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郑天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真该让你到大牢里剃光脑袋过军事化的生活。”

    沈一飞扑通一声跪在了郑天良的面前：“老板，我求你救救我，我真的不想去浙江福建，田来有说我在轻工局分管啤酒厂，是他硬逼着我去的，钱也是田来有硬塞给我的。这事全是他干的。”

    郑天良气喘吁吁地说：“你给我把八千块钱交到民政局去，捐给福利院，让于江海给你打一张收条，日期写去年九月份，如果纪委和检察院找你的话，你就说回来后当时就捐了出去，玩小姐的事田来有承认你也不要承认，不然，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我来帮你解决。现在就去办，越快越好。不要对任何人讲我找你谈话了，听懂没有？”

    沈一飞泪流满面地从地毯上爬起来说：“听懂了，老板，你是我再生的父母，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给你脸上抹黑了。”

    沈一飞走后，郑天良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发现远处的工业区悄无声息地匍匐在黄昏里，夕阳照耀着不再冒烟的烟囱和冷漠的厂房，工业区如同一片豪华的墓地。

    郑天良站在黄昏的光线里拿起手机给审计局李局长打电话：“老李呀，我是郑天良，去年八月份啤酒厂的两笔三十万广告费是打往浙江福建两家县城的广告公司，从账面上看有没有问题呀？”

    李局长说：“没有问题，发票是正规的税务发票，而且两家县电视台的广告合同也附在后面。”

    郑天良说：“你给我查一下，去年啤酒厂有没有往那里发货，如果没有发货，那么这三十万块钱广告费该怎么解释，看看经办人是谁？”

    郑天良在指导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小组工作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啤酒厂督阵，他在翻看账目时，偶然看到了一份广告合同，签合同的人不是啤酒厂厂长杨功成，而是田来有，查同时期出差报销的发票，填报销单的是却只有沈一飞一个人的名字。郑天良觉得这份合同有些蹊跷，而且肯定与田来有有关系。杨功成是田来有的亲信，不可能从他身上有所突破，于是郑天良就找来了沈一飞，软硬兼施，没几个回合，沈一飞就老实就范，而且牵出来的主要人物就是田来有。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了一个电话，叶正亭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这群败家子，一个都不能放过，不管是什么背景，一查到底。”市纪委立即介入，三天后，田来有在家里的温暖的被窝里被宣布实行“双规”，杨功成与沈一飞分别接受了一万五千块钱和八千块钱回扣，这两人交由县纪委处理，杨功成最后被检察院批捕，沈一飞由于已经提前将钱捐给了县福利院，所以一身清白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