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烦燥不安从早晨就开始了。琐碎的自行车铃声灌满了大街小巷，密集的汽车拥挤着爬行在举步维艰的道路上，尾部冒出了断断续续的黑烟，一些暗藏的烟囱以固定的姿势继续喷吐着由来已久的工业灰烬，烟囱下面是灰烬一样稠密的人群蠕动在稀薄的光线里，他们来去匆匆，去向不明。

    太阳早就升起来了，是个睛天，但天空灰蒙蒙的，感觉到四处弥漫着浑沌的阳光，抬起头却怎么也看不出阳光是从哪里铺到地面来的，这种别扭的感觉很像是一个穷人无缘无故地接受了一笔来路不明的捐款。于是我的目光开始关注路面上扬起的灰尘和匆匆经过的形形色色的鞋子，当人们走在路上时，鞋子里就装满了思想和动机。

    这个早晨，我的鼻子里充满了新鲜的脂粉的气息和鞋油的味道，我无法想像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怀揣着怎样的思想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衣冠楚楚的强盗、骗子、小偷、妓女、越狱逃犯、杀手，还有“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义务献血者，他们的服装和表情掩盖起了全部的真相，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早晨公平地享受着平坦的路面和含糊不清的阳光。当然，除了我自己，也没有人知道我正在忙于离婚。

    我去找律师希望在离婚诉讼中将儿子判给我，一路上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巷口或僻静处拽住我的袖子向我兜售走私的香烟、手机、仿真男女生殖器，还有一些用来作案的藏刀和麻醉药粉，他们动作敏捷神情诡秘，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眼睛警惕地东张西望着，然后从每个迎面而来的人脸上寻找商机。我对他们说：“我没钱！”经过市政府门前时，发现五六百名下岗工人在静坐示威，他们衣衫朴素面色青黄，一些标语穿插其间，标语上写着“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纺织工人要上班要吃饭”等，警察们穿着崭新的黑制服手里拎着棍子，却没有人动手。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工人伸出青筋暴跳的手指着市政府大楼说：“把里面的腐败分子拉出来统统枪毙掉！”身边静坐的下岗工人们顿时快活了起来，他们咳嗽着随地吐痰，七嘴八舌地说：“都枪毙了谁来干市长。”许多人不自量力地抢着说：“我来干！”

    这个秋天来临的日子里，我又一次听到了“枪毙”两个字。“枪毙”其实也就是“处决”的意思，但“枪毙”比“处决”听起来更过瘾，它让人联想到黑洞洞的枪口和血淋淋的枪烟，这种联想可以满足人们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暴力意志和恶毒的念头。

    一个被离婚拖得焦头烂额的人，很难以吃冰淇淋般清凉而平静的心情去面对日益糟糕的阳光，一贫如洗地走在没有方向的风中，你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很容易找到一个干净的垃圾筒，但却难以找到一个干净的灵魂，城市越来越美丽，城市的行为越来越丑陋，你可以发现公交车上老弱病残专位上坐的全是身体健康的人或头发染得发绿发黄发紫的俊男靓女们，人们在酒桌上茶楼里公开交流开后门行贿受贿的经验，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打假球、买假文凭，抄假论文，编假档案，造假处女膜。没有一个人脸红，没有一个人忏悔，没有一个人觉得可耻。拍卖文物和拍卖官位拍卖小姐同时开始，美丽的服装与可耻的欲望和谐统一，道德的面具和嫖娼的避孕套放在同一个柜台上销售，庄严的口号成为强盗们鲜艳的旗帜。

    这种尖锐的感觉使我变得越来越刻薄，然而我在抽象的刻薄中更多地是将刀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妻子的离婚宣言使我最初否定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十五年前我从省化工学校毕业分回到老家县城的农药厂，干了两年多，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只分了两百二十多瓶农药，农药质量相当糟糕，厂子倒闭后一个老职工自杀，喝了大半斤都没死，抢救过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还不如喝白酒。后来我就卷着铺盖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座省会城市谋生，做过建筑工地的保安兼打手，当过纯净水、壮阳药推销员，在一家报社拉过三年广告，由于忍受不了屈辱和辛苦，还当了几年自由撰稿人，专门写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强xx卖淫、吸毒贩黄方面的稿子。那段日子里，我的心理非常阴暗，希望这城市里多一点杀人放火强xx抢劫，就像寿衣店花圈店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一样。赚了十几万后，我压抑了多年的贪婪的欲望和野心开始膨胀，要知道我这个农民出身的穷小子受够了富人们嘲弄的目光和蔑视的表情，于是，我顶住妻子的压力，坚决不买房子，将挣来的血汗钱用来开了一个“阳光小酒馆”，由于资金少，小酒馆只好开在一个穷人很多的旧街巷里，挤在一大串卖烧饼的、炸油条的、租影碟的、修车补鞋的、开美容院的小铺子中间，生意很清淡。阳光小酒馆笼罩在城市的阴影之下，终日不见阳光，像一个潜伏在杂乱无章的人群中的小偷或一个脸上涂抹了许多脂粉随时准备卖淫的妓女，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灰心和绝望，每天守着小酒馆望着城市的天空发呆，繁华的城市以及高楼里面每一扇窗口都在拒绝着我的妄想，我是这个城市随地吐出的一口痰。我在无法拯救自己又不愿正视现实的时候，就只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这种生活，这就是我跟隔壁美容院的小姐张秋影在去年冬天一个下雪的夜里终于滚到了一张床上，我知道美容院基本上不是用来美容的，所以就让她到我店里来当服务员，每月开800块钱工资，可惨淡的生意使她无法坚守我们之间性质可耻的爱情，脸上的脂粉一败涂地，偶尔来几个客人吃饭，她动作懒散地将筷子和酒杯很马虎地丢在客人的面前，像面对着借钱不还又不好当面发作的穷亲戚一样冷若冰霜。当我决定跟她分手的时候，她却提前将我一脚踹了，她跟一个做白粉生意的小伙子走了，一声招呼都不打。这短命的不切实际的爱情毁掉了我和妻子十年夫妻情分。隔壁美容院小老板反复找到我妻子说我挖美容院墙角，妻子终于忍无可忍地跟我闹起了离婚，我真心诚意地向妻子认罪：“能不能给我悔过自新的机会？”妻子韦秀在即将破产的纺织厂当女工，她不参加静坐示威，却对我义正辞严地说：“如果你真的找一个本分的女人，我也许能够原谅，可你找一个妓女来侮辱我。”

    小酒馆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倒闭了，韦秀不愿宽恕我。离婚的焦点是五岁的儿子判给谁，我要儿子归我，她对我的律师说：“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嫖客能培养出品质优秀的儿子来。”

    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跟张秋影是由认识而后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张秋影外从来没嫖过娼，怎么能说我是嫖客呢？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企图让时间冲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我现在租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民房里，重新开始当自由撰稿人，写一些杀人放火的稿子，挣一点小钱维持生计。心里空虚时，就钻进网吧上网打游戏，或找一些无聊的人聊更为无聊的话题，诸如是否卖一些兵马俑到国外换钱给下岗工人买饭吃，还有法轮功是否能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已经基本上报废了。

    世纪末的人们，大都是不计后果地活着。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穷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杀富复仇的欲望，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出车祸死于非命，巷口里光着胳膊就着花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干部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进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口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抽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抽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套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卖，各刊物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身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出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子》杂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进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做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感到无比窝囊。我对《红裙子》编辑部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部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性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出第一手材料。”

    阳光从窗口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是一个女性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干。

    城郊结合部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淫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洞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乱纪，而是想省一点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处藏身的盲流，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天严重打击着我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我心里就会对在家乡合安县当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滋生出双倍的怨恨和敌意。如果不是当年舅舅绝情，我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如果舅舅当年将我从即将倒闭的农药厂调换一个单位，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地步。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当副县长的舅舅，母亲死后，我一直无法宽恕舅舅以原则和廉洁的名义对自己的亲姐姐见死不救。

    秋天微凉的风灌进巷子里，黄昏一点一点地来临了。胡四搬了一张开了缝的小木桌，摆上一盘烧得通红的死鱼，这时，收了摊子的房客们就陆续聚集到有风的巷口，有的带一碟花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还有人在菜市场捡了瘟鸡放辣椒红烧后送到小桌上，香味深入肺腑，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大伙吃得满嘴油光灿烂浑身热血沸腾，我终于理解了穷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吃饭。菜混着吃，酒每人自带，这天我也拎了一瓶“火烧刀”子混在其中大吃死鱼、瘟鸡，两条饥饿的狗争着抢我们吐出的骨头，它们的尾巴在黄昏的风中极不耐烦地摇晃着。酒精燃烧着潜伏的情绪，大伙又开始议论关于“枪毙”的事情，去年胡长青被枪毙的时候，大伙都说毙得好，等到成克杰被枪毙的时候，巷口里群情高涨，每人破例买了包好烟“阿诗玛”，很奢侈地喝了十四斤“柳河大曲”，热烈庆祝枪毙了大官，当场喝倒六个，他们硬着舌头说杀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说成克杰已经很大了，杀的官不能再大了。杀猪的杨汉攥住我的袖子：“还得往上杀，让我用杀猪刀捅，省下子弹钱换花生米喝酒。”今天大伙的情绪不高，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枪毙大官了，于是酒也喝得有些索然寡味，先是卖老鼠药的高老树说清源市公安局长被情妇用局长的手枪崩了脑袋，胡四总结说这叫自掘坟墓。后来又陆续有人说起了几起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汽车爆炸事件，大伙都说这些人都是他妈的王八蛋，要炸就炸有钱人炸贪官污吏。他们似是而非地说着一些道听途说半真半假的社会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写作价值。喝酒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城隍庙给人看相算命的刘半仙说他下午给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看相并威胁他说“气数已尽，当迅即解劫除灾，化凶归吉，若不悬崖勒马，家破人亡。”刘半仙的自吹自擂引起了巨大的嘲笑声，都说县委书记怎么能轻易上你的当。刘半仙赌咒发誓说，他下午拉住一个过路的胖子，估计他是领导干部，就蒙了他几句，谁知那个肚子很大的领导干部当场脸色就灰了，悄悄地将他拽到宾馆里求刘半仙细说原委并为他解劫除灾，刘半仙到宾馆后胡说八道一通，竟骗了三百块钱，抽了有半包“中华”烟还在宾馆洗了个热水澡，他说他确实听到在场的一个年轻人喊肚子大的人吴书记。胡四说也许是乡里的书记或村书记，刘半仙觉得大家有点蔑视他，很恼火，他说乡书记村书记是不可能抽“中华”的，也不可能掏三百块钱给他。为了表明他确实赚了一笔后的慷慨和有福同享，他当即起身跑到巷口的小铺子里买来了三斤“柳河大曲”二斤卤猪蹄四小袋花生米给大伙尽兴。大伙也就高兴了起来。刘半仙说看来县里书记县长“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是可以成立的，他说合安县的一个副县长郑天良已经被判了死刑，受贿索贿五百多万，比胡长青还多一百万，情妇就养了七八个。大伙觉得这条消息很没意思，枪毙副省长还有点刺激，副县长等于是小鱼小虾，杀副县长就像杀鸡，没有悬念，不好玩。

    我听得骨头里风声鹤唳。我放下手中有些冰凉的酒瓶，对刘半仙说：“这不可能！”刘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说他有一个表侄在省城当律师，正在为郑天良辩护，我说能不能让我见一见你这位表侄，的士费我来付，刘半仙说枪毙一个副县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没有看到报纸上关于我舅舅郑天良判处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报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十二年前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过我舅舅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风越来越凉，天黑了下来，巷口电线杆上一盏路灯很勉强地亮了。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百三十块钱，请我认识的省法制报记者李成品到“枫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楼旋转餐厅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听郑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对我说：“这个案子现在当然不能报道，县处级干部要等到枪毙后才能见报。省高院终审判决前天才下来，‘十一’前要枪毙一批迎国庆，大多是抢劫强xx杀人的，领导干部好像只有郑天良一个副县长。”

    李成品平静地叙述这件事就像叙述一个毫无意义的陈年往事一样，没有一点情绪，他警告我不要乱写，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我连连称是。

    旋转餐厅下的城市里万家灯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灯川流不息地闪烁着物质的光辉，那些我看不见的乞丐、小偷、妓女、强盗、盲流们正在夜色的掩盖下倾巢出动，整个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鲜血，一片绚烂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县调查了解我舅舅郑天良案件内幕时，我舅舅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时间是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阳像一个烂西红柿悬挂在村西伏牛岗玄慧寺的上空，呼啸的西北风刀子一样削过江淮丘陵干裂的土地和乡亲们一张张枯燥的脸，黄昏时分，我舅舅坐在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车子里听到村里传来了一些琐碎的狗叫声，他叫司机小王将车停在玄慧寺后面的土公路上，“车开到村里太招摇，乡亲们会有意见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圆的钞票递给司机小王：“汽油费交到县政府行管局，再补一个单子给我就行了。”小王手里攥着钞票有些不知所措：“郑县长，汽油费只要六块钱。”

    我舅舅走下汽车的时候，我家西厢屋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每个人的脸都含糊不清。母亲躺在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上，声音灰暗而软弱：“两个月了，三十剂方子都吃下去了，你们不要瞒我了，不是胃溃疡……”

    屋里弥漫着一层浓厚的中药的味道，父亲蜷在墙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烟，像一只气息奄奄的虾。没有人说话。

    父亲去灶屋里烧晚饭，我到村口的井里挑满了一缸水。当我将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时，父亲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里的柴火照亮了他酱色的脸和脸上与皱纹同样深刻的绝望。他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来做老衣（寿衣），留几百块钱让孙拐腿他们来割一口好棺材，大叶杨材质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里的烟灰源源不断地从灶口吐出来，父亲的脸如同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没有说话，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听到屋外的风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和村庄里光秃秃的树在风声中四分五裂。

    这么多年来，村里死去的乡亲们基本上与寿终正寝无关，他们大多数是在生了病后因无钱医治而从医院抬回来坐以待毙，像我母亲这样患了癌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弃治疗，杀一只鸡，用买药的钱换几两肉炖了，让病人最后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亲人们的恩情。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了村里好多人都是临死前床头放着一碗肉，吃肉是我故乡父老乡亲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以一种残酷方式呈现在咽气的惨景中，我总觉得这跟电影中枪毙犯人前让他们喝酒吃肉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性质一样。

    我中专毕业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药厂分给我抵工资的二百多瓶农药一瓶也没卖掉，我不敢从县城拉回家来，母亲非常聪明，她已经感到了我们以胃溃疡欺骗她，近些天她反复唠叨说家里菜地里虫子已经钻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农药过冬的菜就腌不成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农药的强烈渴望。这几天我只对父亲说一句话：“家里的菜地不许打农药，我也不会把农药带回来。”父亲说你去城里带几瓶回来吧，省得花钱买。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天彻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里没有开灯。舅舅郑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开了我家的院子里那扇腐朽的木门，他的身后尾随着一些忠于职守的狗叫声。

    父亲开了灯，我看见舅舅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如门板一样结实的身材站在光线幽暗的灶屋里顶天立地，舅舅对于我和父亲就像海难中无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后一块木板，这种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并没有灰尘的凳子让舅舅坐，舅舅却跟父亲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郑天良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们明天就坐汽车到南京肿瘤医院去治病。”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专制的声音此刻无比亲切，它给了我们死里逃生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给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郑天良副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点肉吃，他妈最喜欢吃红烧肉，眼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眼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水。

    舅舅说：“不行，没有钱，发动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凑！”

    舅舅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后，立即来到西厢屋里看我母亲，一个强悍的汉子那般温和似水地轻轻地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说：“姐，我来看你了。”

    母亲软弱无力地说了“兄弟”两个字就泣不成声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泪，舅舅小心谨慎地帮我母亲掖好被子，说：“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会好的。”

    母亲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给母亲端来了中药，将母亲扶起来坐好，然后端碗让母亲将药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经意中颤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对着母亲肯定想起了刚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来看我母亲的，他说晚上还要赶回去开常委会，也没在我家吃晚饭，临走前，他丢下了五百块钱并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个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冻得硬梆梆的，阳光软弱无力地照耀着枯萎的土地和村庄里的烟囱。母亲临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烧香，于是我们扶着她到了残破不堪的寺庙里对着观音菩萨三跪九叩，没有经声佛号的寺庙里落满了从前的灰尘和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用手指着正殿旁的缠满了蜘蛛网的禅房说：“你外婆在这里生下你舅舅的当天就死了。”说着说着就泪水满面，一柱沉香在佛龛中腾起细细的青烟，屋外灌进来的风将烟揉碎了。

    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对生活全部的希望，家里的猪和鸡全都卖光了，空空的猪圈和鸡窝注解着一个农民家庭的彻底破产，我们家提前牺牲的两头猪和十九只鸡在此后许多年里令我无比感动，我觉得它们是一些杀身成仁的侠客，它们以站立的姿势活在我的岁月里。

    怀揣着变卖家当和东挪西借来的三千块钱，我和父亲扶着母亲上路了。

    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脸盆、水瓶、碗筷、毛巾脸色苍茫地在南京长途汽车站下了车，先是父亲随地吐痰被罚了两块钱款，后来坐公共汽车去肿瘤医院又坐反了方向，折腾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找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脸色发灰，手捂着胃，额头直冒虚汗。

    三千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医生说胃癌中期，如果开刀的话，可能活个三年，最长有活八年的。手术费要两万六千块钱。父亲当时就瘫倒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二十岁的我此刻反而坚强了起来，我没有流泪，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支撑起家里全部的不幸和灾难，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扶起了父亲，安慰说：“会有办法的。”父亲说：“我们让你妈回家吧！”我说：“不行，舅舅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说有困难直接找他。我马上回去！”

    父亲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像一个束手就擒的战俘，目光游离、神情涣散，整个下午都在梦游。

    我对母亲说：“妈，医生说你胃里有瘤，做个手术就好了。”母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轻松，就说：“只要不是癌，长个瘤就不怕了，你小时候经常撞在水缸上，头上碰出的瘤有鸡蛋大，过几天就自动消了。我这瘤怎么长到了胃里，真倒霉！”母亲把“肿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心情就有些高兴，话也多了起来，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条。

    我知道这种骗局很快就会被母亲识破，但目前为了腾出时间筹措手术费，稳定母亲的情绪，我必须以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子面目出现。

    回到县城，我想先找同学同事借钱，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办法。灰蒙蒙的县城里到处笼罩着冬天的荒凉和灰尘，西门石板街上一个买豆芽的妇女正在为三分钱跟菜贩打架。菜贩是我农药厂下岗的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出的血痕，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窝囊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子，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口。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我执意又点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点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再走，死后不会当饿鬼。”

    这期间我到县医院卖了三次血，换了六百块钱，由于没有营养，我经常走路时要扶着墙歇一会才能看清路面。

    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花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强，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眼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子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户。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户。耿伟强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强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强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管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子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耿伟强的提醒让我绝路逢生，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母亲出院时的满足与感动，母亲走在城市的阳光下，情绪宽松，母亲终于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

    我对耿伟强说：“我本来打算最后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应我有困难直接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我没做过生意。”

    耿伟强说：“你叫郑县长批条子，剩下的事我来办。”合安特曲“销路不错，酒厂用的大麦远远不够，我们从河南调两车皮大麦送到厂里，只要你舅舅打个招呼，三万块钱差价就到手了，我只拿个手续费，其余的钱全归你。”

    我说：“我马上就去找舅舅。”

    耿伟强说：“如果要想做得快一点，叫郑县长在县水泥厂批五十吨水泥给我。拿到条子我立即就给你一万八千块钱。”

    我问耿伟强：“这样做是不是违法？”

    耿伟强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连省长、市长、中央首长的儿子都在经商，都在批条子，违什么法？商品社会，这叫搞活经济。”

    我忽然又担心了起来：“我舅舅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耿伟强用套着钻戒的手指敲着桌子说：“现在哪个官倒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领导干部？平头百姓、共青团员有权批条子吗？再说，你这是等钱救命。”

    走出“同兴楼”，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