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点儿也不讨厌。”她不快地说，“只是他那么胆小，那么拘谨，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要是我穿带窟窿的袜子进小酒店，那他非大骂我一顿不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少爷。”她接着说，“你知道他跟他父亲又妥协了吗？多没骨气啊！”

    “我的上帝！你这么快就下定论！”我说，“你对那件事到底了解多么？你对朗贝尔的父亲，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又知道些什么？”

    我说话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致纳迪娜一时目瞪口呆。当我自己对某事真正确信无疑时，我往往有办法说服她，我正是这样影响了她的整个童年。平常，每次向我让步后，她总对我存着莫大的积恨，我不得不避免施加我的影响。可今天，看她这般固执任性，跟她自己作对，我实在恼火。

    她以捉摸不定的口吻说道：“朗贝尔离不开他那个可爱的爸爸：这简直是幼稚病。如果你想知道，告诉你吧，他身上惹我生气的就是这点：他永远都成不了男子汉。”

    “他二十五岁了，青年时代过得很坎坷。你也完全清楚，一开始就靠自己的翅膀起飞很不容易。”

    “啊！我呀，可不一样，我是个女的。”

    “那又怎么样？做男的，并不更容易。如今要求男的可高了：你就是一个。他们往往乳臭未干，就不得不扮演英雄的角色。这真让人泄气。不，你没有权力对朗贝尔那么苛刻。说你跟他不合，对这次旅行不感兴趣，这是另一回事。”

    “噢！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旅行对我来说都有意思。”

    两天后纳迪娜一半怒不可遏、一半受宠若惊的神态对我说：“那家伙，真出奇！他竟然吓唬我。他说当和平年代的记者，这职业让他讨厌透了，要是我不跟他去，他就不干了。”

    “那？”

    “那你怎么想？”她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我一耸肩膀：“他可真会开摩托？那玩艺儿危险。”

    “一点儿也不危险，太棒了。”纳迪娜说。接着她补充道：“如果我同意去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摩托车的缘故。”

    出乎众人意料，纳迪娜的化学考试通过了。笔试勉勉强强，可口试，她凭自己的那份口才和那般从容，轻而易举地把考官们唬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家露天餐厅要了香槟酒，摆了丰盛的晚餐，对这次胜利通过庆贺了一番。然后，她便和朗贝尔走了。这是个好机会。第二周，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会如期举行，家里人来人往，来客不断。罗贝尔少有几分空暇，可我为能不同他人分享、独自享受这几分珍贵的空暇感到十分幸福。亨利热情地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何况我知道亨利本来对这类事情缺少热情。他俩都说大会兆头很好。“如果他俩都这么说，那可能确实不错。”我在瓦格拉姆大街上边走边想。不过，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罗贝尔多年未公开讲过话，他能否像过去那样触动听众的心？我越过沿人行道一字摆开的警车，继续向代尔纳广场走去，提前到了会场。十年前，卜莱耶尔集会的那个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个提前赶到会场，围着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后，到洛林酒家喝了杯葡萄酒。这次，我没有进酒家的门。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蓦然间，我感到揪心的遗憾，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噢！十有八九是因为过去的缘故吧。我返身沿着凄凉的人行道信步走去。我想起了当年罗贝尔登上主席台时，自己内心陡然而生的那份痛楚，仿佛别人把他从我手中夺走了似的。今天这个晚上，一想到他就要登台，离着我远远的，我不禁感到恐惧。会场里人还不多。“大队人马往往都在最后一分赶到会场。”康热夫妇告诉我说。我尽量装出冷静的样子跟他们聊天，可两只眼睛却焦灼不安地盯着入口。人们到底是不是跟着罗贝尔走，就要见分晓了。当然，即使他们跟着他走，也谈不上什么胜利。可话又说回来，倘若会场空空荡荡，那就彻底失败了。会场上人越来越多。当演讲的人们在一片掌中上讲坛时，整个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主席台上，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突然变成了一副副严肃的面孔，让人看了真不习惯。勒诺瓦那副强装的姿态，生硬得像块木头，简直跟桌子椅凳难以分辨；与此相反，萨玛泽尔独占了整个主席台的光彩，这里是他最自然的场所。亨利开始讲话，那亲切的话语旋即使巨大的会场缩小，仿佛成了一间私人的卧室：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五千听众，而是五千个单个的人，他拿出几乎像在倾心交谈的声调，亲切地对大家讲话。透过他的字字句句，他渐渐向我们奉献出了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友情：人生来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仇恨，要打仗。我们听着听着，对此愈加坚信不疑。听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梅里科故意讲了有气无力的几句话。继而轮到罗贝尔。场上欢声雷动！他刚站起身子，人们便鼓掌跺脚，齐声欢呼。他神态冷静地等待着。我心中自问此时他是否激动：反正我已经心潮激荡。这些天来，我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红红的双眼，弓着腰，显得孤独，对自身缺乏把握。此时，五千人欢呼的正是这同一个人。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警觉委员会和反法西斯集会的领袖；是一个献身革命而又不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老一辈来说，他代表着战前；对年轻一代，他又代表着现在，代表着他们的希望。他实现了过去和现在的统一……他无疑还是其他种种的化身，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戴着他。人们继续在鼓掌，掌声在我心间扩大，响亮无比。名声、荣誉，平常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今天晚上，它们在我眼里是多么值得羡慕。我心中在想：“能够正视其生活的真实并从中汲取乐趣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从朋友的脸庞上看到自己的生活之真实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了。罗贝尔刚一张开嘴，我的双手早已湿乎乎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尽管我知道他善于言辞，可我还是提心吊胆。幸好，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罗贝尔讲话毫无夸张之处，其逻辑步步逼紧，犹如暴风雨一般不可抵挡。他没提出什么纲领，而是向我们下达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紧迫，不能不去立即完成。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性本身就是胜利的保障。我的周围，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信念。不，这场战争并非枉然，人们终于从中悟到了安于自私自利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们将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手中，获得和平的胜利，在整个地球上取得自由和幸福。这是清楚、明确、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人类只能需要和平、自由和幸福，又有什么阻挡人类实现自己的希望呢？在地球上统御的只有人类。透过罗贝尔的一字一句，这个明显的道理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他一讲完话，掌声大起，经久不息，我们是在为真理鼓掌。我用手绢揩了揩双手。和平有了保障，前途有了保证，最近的和遥远的结成了一体。我没有听萨莱夫的讲话。他和梅里科一样讨厌，可这无关紧要。胜利已经在握，不仅仅是这次集会，而且包括这次集会所意味的一切。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萨玛泽尔。他很快开始叫喊，开始吆喝，俨然集市上的一个叫卖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围的人跟我一样难以自己，傻乎乎地被这些话语所陶醉。这不是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先兆：仅仅是话语而已。在卜莱耶尔会场，我曾在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上看见过同样的光芒，但这并没有阻挡华沙、布痕瓦尔德、斯大林格勒、奥拉杜尔悲剧的发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于天命与自私自利的代价。可是，大家虽然早已明白，但也毫无用处。人们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灾祸的降临；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可望获得成功，至少在我们活着的这一代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这一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将发生什么，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噜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卜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是位最温和、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我们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今天，当人们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作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实在在？”罗贝尔问道。

    毫无疑问，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击了。幸亏集会见了成效，每天都有人来登记入会。共产党人最后也没有向革命解放联合会宣战，他们言谈之中虽然带着恶意，但掌握一定分寸，并不过火。整个运动可望真正得到发展。惟有一点不利，就是《希望报》因此而失去了许多读者，不久将被迫使用特拉利奥的资金。

    “您肯定他准会出钱？”我问道，一边在镜中很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当然肯定。”罗贝尔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要去赴这次晚宴？为什么还要拖着我去？”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他保持兴头的好。”罗贝尔说道，一边遗憾地在系着领带。“对一个准备从他身上挖出八百万的家伙，怎么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万！”

    “对！”罗贝尔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吕克的过错。多固执！可他们将不得不拿特拉利奥的钱。萨玛泽尔亲自去调查了一番，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那我从命。”我说，“为了《希望报》，去城里吃顿晚饭，值得！”

    我们笑盈盈地步入宽敞的书房兼沙龙，萨玛泽尔夫妇已经先到了。萨玛泽尔身着一套淡灰色法兰绒西服，更显得肥胖。特拉利奥也满脸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场，只见一位姑娘身材颀长，头发黯无光泽，令我想起了中学时代那些虔诚的女同学。在黑白方格地面的餐厅，为我们摆了一席丰盛美味的佳肴。饭后用咖啡时，特拉利奥只招待饮料，没有敬雪茄烟。萨玛泽尔肯定更喜欢来支雪茄，他一边品味着陈酿白兰地，一边谈笑风生，倒也没有在一旁私下盘算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踏进真正的资本家的门槛了，这样做，我觉得是种慰藉。有时，我在心里想，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全都有点靠不住的地方，可一与资本家打交道，马上发现他们更没有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纳迪娜确实古怪，我任她随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寻常。可面前这位已经憔悴的少女，给客人上咖啡时那副备受压迫的神态在我看来要更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将她安顿在我的长沙发上，她准有许多伤心事儿要向我诉说。好一个特拉利奥！尽管他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可我觉得他心术不正。他那难以遮掩的自负与他表面上对萨玛泽尔热情过头的赞美极不协调。他们俩共同回忆起抵抗运动的往事，大谈特谈了一阵之后，转而对集会成功表示祝贺。萨玛泽尔说道：“好兆头，我们正在向外省发展。一年之内我们就可拥有二十万会员，要不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失败不了！”特拉里奥说道。他转身朝向罗贝尔，罗贝尔至此一直保持沉默，他平常可不是这副样子。“我们这个运动的大好机遇在于它创建得正是时机。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明白共产党人背叛了他们真正的利益。许多头脑清醒的资产者也和我们一样看清了消灭资产阶级是大势所趋，如今已经非接受不可了。”

    “可这也难免我们一年后还是拥有不了二十万会员，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保证不失败。”罗贝尔怏怏不乐地说，“我们自己骗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满足于一点点成绩，那就难以取得巨大的胜利。”特拉利奥说，“但是我们处处限制自己的雄心壮志，也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限制自己的努力。”罗贝尔说。

    “啊！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我们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特拉利奥不容置疑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机构目标定得如此之低，《希望报》的印数如此微不足道，真让人遗憾。”

    “印数低是因为《希望报》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缘故。”我说。

    特拉利奥一副不满的神态瞪了我一眼，我心想他要是有妻子，若不让她开口，那她决没有权利多说话。“不，”他近乎粗鲁地说，“是因为缺少干劲。”

    “事实是在这之前，《希望报》拥有很多的读者。”罗贝尔生硬地说。

    萨玛泽尔平声静气地说：“刚解放，大家都有一股子热情，《希望报》当时就借了这个光。”

    “必须正视事实。”特拉利奥说，“我们大家都相当钦佩佩隆，所以都有权利直言不讳地谈谈对他的看法。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可没有政治头脑，也不善经营，吕克在他身边也无济于事。”

    我心里清楚罗贝尔对这种看法并没有多大分歧，可他摇摇头说：“佩隆与革命解放联合会携手共进，因此而失去了右派和共产党人读者。他目前财力很有限，难以扭转情况。”

    “我绝对肯定，如果由萨玛泽尔这样的人来领导《希望报》，那要不了几星期，印数就会成倍增加。”特拉利奥一板一眼地说。

    罗贝尔扫了萨玛泽尔一眼，只说了一句：“不行！”

    特拉利奥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

    “如果我建议佩隆让我为萨玛泽尔买下报纸，多加点钱，怎么样？”

    罗贝尔一耸肩膀：“那就试试看。”

    “您认为他不会同意？”

    “您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

    “好。如果我只要求买下吕克的那一股呢？或者只买下他们俩的三分之一？”

    “那是他们的报纸，您要明白。”罗贝尔说，“这报纸是他们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当家作主的。”

    “遗憾。”特拉利奥说。

    “也许。可谁也无能为力。”

    特拉利奥在沙龙里踱了几步：“我可不是一个安于天命的人。”他以打趣的声音说道，“若有人告诉我这事办不成，我马上憋不住要证明能办成。我补充一句，在我看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利益比个人的情感要重要得多，哪怕那是最令人崇敬的情感。”他严肃地说道。

    萨玛泽尔神色不安地说：“您想一想前天订的计划，我对您已经有言在先，鄙人难以苟同。”

    “可我也曾对您明言相告，我欣赏您的认真。”特拉利奥微微一笑说道。他带有几分挑衅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我偿还《希望报》的所有债务，迫使佩隆做出抉择：要么与萨玛泽尔合作，要么就逼他关门。”

    “佩隆宁肯关门也不会向讹诈让步。”罗贝尔以蔑视的口吻说道。

    “那么，他就关门吧。我再办一家报纸，由萨玛泽尔领导。”

    “不行！”萨玛泽尔咕噜了一声。

    “您完全明白革命解放联合会与您要办的那种报纸毫不相干，采取这一种手段只能导致您立即被开除出去。”

    特拉利奥打量了罗贝尔一番，仿佛想看看对方抵抗的堡垒是否坚固。看来他很快被镇住了，因为他急忙往后退缩：

    “我可从未想过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他笑呵呵地说，“我只想以此来吓唬吓唬佩隆。不管怎么说，这份报纸的成败可是您的一块心病。”他责怪地补充道：“增加一倍印数，就等于您增加了一半人马。”

    “我知道。”罗贝尔说，“可我再跟您重复一遍，依我之见，佩隆和吕克的惟一过错是财力那么有限，却仍然固执地勉强维持。一旦哪一天您慷慨解囊，他们得到您的资金，那您就会看到情况将大不一样。”

    “当然。”特拉利奥微笑着说，“因为在得到资金的同时，他们将被迫接受萨玛泽尔。”

    罗贝尔面孔一沉：“对不起！您4月份曾对我亲口说过，您准备无条件支持《希望报》。”

    我用眼角观察着萨玛泽尔，他毫不显得尴尬，他的妻子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可她从来就是这种可怜相。

    “我没有说过这话。”特拉利奥说，“我只是说在政治上报纸的领导显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负责人，我决不会插手。根本就没有涉及别的事情。”

    “那是因为别的事情当时似乎与此无关。”罗贝尔声音不快地说，“我已答应佩隆保持完全独立，正是鉴于这一许诺的可信性，他才冒了巨大的风险将《希望报》交给革命解放联合会。”

    “就当作我没有要受您的许诺的约束吧。”特拉利奥和和气气地说。“另外，我也不明白佩隆为何会拒绝这种结合，萨玛泽尔是他的朋友呀！”

    “问题不在这里。倘若他想我们在他背后密谋，强迫他接受，那他一定很固执，决不会答应的。我十分理解他。”罗贝尔口气激烈地说。

    他显得十分恼怒，我也满脸不悦，尤其是因为我深知亨利对萨玛泽尔的真实情感。

    “我也一样固执。”特拉利奥说。

    “若违背佩隆的意愿，让萨玛泽尔进入《希望报》，那萨玛泽尔的处境就会十分不妙。”罗贝尔说。

    “我也这么认为！”萨玛泽尔说道，“当然，我认为，若在其他情况下，我完全有可能一显身手，使正陷于困境的《希望报》重新得到发展。可我决不答应把我强加给佩隆，违背他的意愿。”

    “请您原谅我把这视作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大事。”特拉利奥以挪揄的口吻说道，“我并不试图发什么大财，可我也绝对拒绝白白扔掉几百万，我要求能有所成果。如佩隆拒绝与您合作，”他对萨玛泽尔说，“或您拒绝与佩隆合作，我就算了。若我认为事情必败无疑，我决不贸然投入。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切都难以让我改变这种观点。”他冷冷地说。

    “既然您还没有跟佩隆谈过，我觉得这样争论毫无益处。”萨玛泽尔说，“我坚信他会合作的。说到底，我们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运动的成功。”

    “对，佩隆一定会明白作出某些让步是妥当的，特别是如果您坚持让他明白这一点的话。”特拉利奥对罗贝尔说。

    罗贝尔耸耸肩膀：“别指望我。”

    双方的讨论又拖延了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后，当我们下了楼梯口时，我说道：

    “这事情感觉太糟糕了！4月份时，特拉利奥到底跟您说了些什么！”

    “当时只谈了报纸政治方面的问题。”罗贝尔说。

    “您对亨利是否承诺太多了？您是否有点过分了？”

    “也许是。”罗贝尔答道，“当时哪怕我有半点犹豫，就无法让亨利作出决定。有时候不得不过分一点，不然就什么都干不成。”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迫使特拉利奥作出决定？”我问道，“他要么无条件遵守诺言，要么他翻脸，您就把他开除出革命解放联合会。”

    “那又怎么样？”罗贝尔说，“如果他决定翻脸呢？等到亨利急需用钱的那一天，他该怎么办？”我们继续默默地行走。罗贝尔突然开口说道：“若亨利因为我而失去了这份报纸，那我决不会饶恕自己。”

    解放胜利之夜亨利的笑容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问他：“您就不想投入行动吗？”他回答说：“不那么狂热。”他为投入行动而付出了代价，把《希望报》交给了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他热爱这份报纸，热爱自由，不喜欢萨玛泽尔。落到他头上的这一切真够丑恶的。可是，罗贝尔显得忧心忡忡，我只能把这些想法藏在自己心底，嘴上只是说：“我不明白您为何信任特拉利奥，我对他可没有丝毫信任感。”

    “我错了！”罗贝尔只说道。他思索了片刻：“我去向莫瓦纳要钱。”

    “莫瓦纳不会给的。”我说。

    “那我就再向人要。有钱的人多着呢，终能找到愿意给的吧。”

    “我觉得谁如果要给钱，那必须既是亿万富翁又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我说，“这两者差不多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我设法去找。”罗贝尔说，“与此同时，我通过萨玛泽尔向特拉利奥施加影响。萨玛泽尔决不会同意把自己强加于人的。”

    “好像他对此并不那么不好意思。”我说，继又一耸肩膀：“总要去试试吧。”

    第二天罗贝尔见了莫瓦纳。莫瓦纳抱有兴趣，但显然没有承诺。罗贝尔又找了另一些人，可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丝兴趣。我十分不安，心里总挂念着此事，可我没有跟罗贝尔谈起。就我来说，我总避免像别的女人那样，说是给丈夫分忧解愁，实际上反倒使他忧上加忧。“罗贝尔不该做出这种事。”我心里老这么想。于是便下了这样的结论：“若在过去，他决不会这样干的。”这想法真古怪，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常说的他担负的责任对他来说比过去更加有限，但也更加沉重了，因为他再也无法将前途用作托词。这样一来，他便更加急于求成，因此致使他变得不如以前那样一丝不苟。这念头我实在不喜欢。像我这样就生活在罗贝尔身边，而且如此贴近，若去评判他，那无异于背叛他。

    几天后，纳迪娜和朗贝尔回来了，对我来说，他们这次归来倒是件好事，可让我暂时踏下心。他们俩皮肤晒得黑黑的，显得既开心又拘谨，好似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

    “纳迪娜完全可以当一名一流的记者。”朗贝尔说，“她畅通无阻，并善于引导别人说话，在这些方面，她真棒极了！”

    “这职业有时确实有趣。”纳迪娜神气活现地退让说。

    可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她在旅行期间在距巴黎城三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乡村别墅。几星期以来，我一直梦想找到这样一座别墅，可惜没有着落。我很快喜欢上了那开着蓝色百叶窗的黄色门面，杂草丛生的草坪，小巧玲珑的屋子和四处盛开的野玫瑰。罗贝尔也被迷住了，我们签了约。屋内破败不堪，户外的小径荨麻蔓延，纳迪娜声明修复工作全由她承担。她突然对自己秘书的岗位失去了兴趣，让替代她秘书工作的人再继续干一段时间，自己和朗贝尔住进了这座乡村小屋：两人一起写书，同时拾掇院子，粉刷墙壁。朗贝尔黑黑的皮肤，双手终日不离摩托车把，已经疲乏无力，加之那头经常被纳迪娜搞得乱蓬蓬的头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副十足的花花公子派头了，但也没有一点干体力活儿的模样。不过，我也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信任。

    纳迪娜时不时回巴黎看看，可直到我们出发去奥弗涅的前夕才答应让我们去圣马丁。她在电话里故作庄重地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

    “告诉爸爸有蛋黄酱吃，这是朗贝尔的拿手菜。”

    可是，罗贝尔却谢绝了邀请。“朗贝尔一见我的面，不攻击我心里就不安宁。我也只得反击，叫人烦透了，首先我就受不了。”他遗憾地说。

    事实的确如此，只要罗贝尔在场，朗贝尔就显得咄咄逼人。面对罗贝尔而认为没有必要装出另一番姿态的人确实也寥寥无几。“实际上，他是多么孤单啊！”我心里想。人们与之对话的决不是真实的他，而是一位死板、冷漠的大人物，这位人物除了与他的显赫名声之外，与真正的他别无共同之处。想当年，他是多么喜欢默默无闻地与众人并肩行进，然而，这显赫的名声不可避免地在他和众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人们无情地使他感觉到了这里障碍的存在。至于对罗贝尔这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对他的喜怒哀乐，对他的彻夜难眠，谁也不注意。离家上车时，我还是坚持让他陪我一道去。

    “我告诉您，我要去的话，晚会肯定不欢而散。”他说，“不过，得明白我对朗贝尔并不反感。”

    “对纳迪娜，他可是有功劳的。”我说，“她平生第一次同意与他人合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她过去是那么蔑视文学，如今看到书上印上了自己的大名又多么自豪！”

    “这就好！”我说，“这鼓励着她继续努力。这种工作对她正合适。”

    罗贝尔把手搭在我的肩头：“现在对你女儿的命运有点放心了？”

    “是的。”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给罗米欧写信？”罗贝尔热烈地说，“你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了。”

    “从现在起到元月份，还可能发生不测。”我连忙说。

    罗米欧接二连三来信让我回话，可我总是担心，害怕作出彻底的答复。

    “听我说，你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你，纳迪娜混得也很好。”罗贝尔说，“再说，你也经常这么对我讲，教会她脱离我们生活，再也没有比这对她更有益的了。”

    “确实。”我毫不冲动地说。

    罗贝尔困惑地打量了我一番：“你到底想不想去作这次旅行？”

    “当然想！”我说。可我又惊恐不安地说：“我不想离开巴黎。我不想离开您。”

    “你多傻，我可爱的小傻瓜。”他含情脉脉地说，“你离开我时是这个样，回来时我还是这个样，不会变的。你不是还跟我说过你并不想我嘛。”他笑哈哈地补充道。

    “那是过去。”我说，“可现在，您揽了那么多麻烦事，我不放心。”

    罗贝尔神色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放心的事太多了，昨天对纳迪娜，今天又对我。是否成了怪癖了？”

    “也许是。”我答道。

    “肯定是。你也一样，无事自扰，神经不正常。你过去可不是这副样子。”

    罗贝尔挂着温柔的微笑，我以为自己不在家可能给他造成痛苦，可他却觉得这种想法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他完全可以一连几个月用不着我在他身边，最起码三个月。他的名声、年岁和别人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孤寂的境地，我无法跟他分担这份孤寂，更没有能耐消除这份孤寂，它并不会因为我分担或不分担而有所加重或减轻。

    “你那些顾虑全都给我抛掉吧！”罗贝尔说，“赶快写信回答，不然这次旅行的机会就要在你鼻子底下白白溜掉了。”

    “要是一切都很好的话，我从圣马丁回来后就写。”我说。

    “即使不好也写。”罗贝尔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说道。

    “到时看吧，”我又犹豫起来，“您跟莫瓦纳谈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他外出度假了，他10月份给我最后答复。可钱嘛，他差不多已经答应我了。”罗贝尔微微一笑：“他也一样，很想留在左派队伍中。”

    “他真的答应了？”

    “对。莫瓦纳只要答应，会算数的。”

    “这就减了我的一件心事！”我说。

    莫瓦纳不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我心里真的感到踏实了。我问道：“您就不打算跟亨利谈谈？”

    “谈了又有何用？他会有什么法子？是我让他走上了困境，该由我来帮他摆脱。”罗贝尔耸耸肩膀：“再说，有可能惹他发火，他会什么都不顾的。不，等我有了钱再跟他谈。”

    “好。”我说道，站起了身子。

    罗贝尔也跟着起身，对我微微一笑：“别不放心，去度一个美妙的晚会吧。”

    “我尽量努力。”

    罗贝尔肯定有理，这种无依无傍的忧虑感打一解放便产生了。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难以重新适应新的生活。圣马丁的晚会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我犹豫不决，迟迟没有答复罗米欧，并不是因为纳迪娜和罗贝尔的缘故。我内心的这份焦虑只与我自身有关。在乘公共汽车去圣马丁的路上，我自问最终能否消除这种不安的心情。我推开了院子的栅栏门。餐桌早已摆在椴树下，屋内传出来阵阵话声。我径直走进厨房。纳迪娜站在朗贝尔身旁，朗贝尔脖间围着一块餐巾，正疯一般地搅拌一种稀稀的调味汁。

    “你来得不巧！”她幸灾乐祸地对我说，“蛋黄酱没有做成功！”

    “您好。”朗贝尔神态阴郁地说，“对，这次蛋黄酱没做成功，可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跟你说这次也许会成功的，继续做吧。”纳迪娜说。

    “不，这次又完蛋了！”

    “你搅得太狠了。”

    “我告诉你已经完蛋了。”朗贝尔怒气冲冲地重复道。

    “啊！我来教您到底该怎样重做蛋黄酱。”我说。

    我说着把做坏了的蛋黄酱扔进了垃圾桶，又递给他两个新鸡蛋：“您自己做去吧。”

    纳迪娜嫣然一笑：“你有时主意就是不错。”她以不偏不倚的口吻说道，接着一挽我的胳膊，问道：“爸爸怎么样？”

    “噢！他多么需要休假！”

    “等你们在国内转一大圈回来，这房子就修好了。到时您来看看，我们干得有多棒！”纳迪娜说。

    将来准备用作起居室的房间里拥挤不堪，放着踏梯和油漆桶，仍然一副工地似的凄惨样。可我卧室的四壁已经涂上了一层暗红色，罗贝尔的房间也刷上了淡淡的赭石色，布置得十分得体。

    “真妙。是谁布置的？他还是你？”

    “我们俩。我是下令的，他管执行。他憋着一股子劲，可他十分听使唤。”她神采飞扬地说。

    我笑了，“你这就省劲多了。”

    纳迪娜需要指挥别人以获得自信，一旦用心思去让别人听她使唤，她便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她这般兴高采烈了。扮演女当家的角色，这给她带来了莫大乐趣。在色拉和冷盘中间，朗贝尔放了一大碗油腻发硬的蛋黄酱。我们俩当着纳迪娜的面一口气把一瓶白葡萄酒喝了个精光。他俩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了他们的计划：先去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所有被占领过的国家，然后再去欧洲其他国家。

    “别提我还曾决定放弃通讯报导工作了。”朗贝尔说道，“没有纳迪娜，我确实早就放弃了。她比我要富有才华，要不了多久，她就只需要我当她的陪同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你才不让我驾驶你那辆破摩托车吧。”她抱怨道，“开车又不难！”

    “折了脖子也不难，疯丫头。”

    他从心底对她深情地一笑。在他看来，她具有我绝对没有发现的另一番魅力。我从来只是从一个方面去认识她，她是我的女儿。对我来说，她平平常常，并无特别的魅力。朗贝尔又打开了一瓶白葡萄酒。他根本就不会饮酒，两只眼睛已经闪闪的，颧颊通红，额头上渗出些许汗珠。

    “别喝过量。”纳迪娜说。

    “啊！别扮演女当家的角色了。你知道一旦你玩女当家的把戏就会出什么事吗？”

    纳迪娜脸色一沉：“别说蠢话。”

    朗贝尔脱掉了外衣：“我太热了。”

    “你会病了的。”

    “我从不会生病。”他朝我转过身子：“纳迪娜就不愿相信，我长得并不壮实，可我很有抵抗力。在有的方面，我肯定比儒安维尔的拳击教练还更有毅力。”

    “等骑摩托车穿越撒哈拉沙漠时再瞧吧！”纳迪娜乐呵呵地说。

    “准能穿过去！”朗贝尔说，“摩托车到处都能过！”他看了看我：“您认为这不行吗？”

    “我说不准！”我说。

    “不管怎样，试试吧。”他坚决地说，“必须尝试着去干事情！不能因为是知识分子就有理由养尊处优。”

    “答应你了。”纳迪娜笑着说，“咱们一定能穿过撒哈拉，越过西藏高原，然后再去亚马孙河畔的丛林探险。”她一把挡住了朗贝尔伸向酒瓶的手：“不行，你喝得已经太多了。”

    “一点儿不多。”他站了起来，走了两步：“我跌跌撞撞了吗？稳得很呢。”

    “那就等着瞧你耍把戏吧。”纳迪娜说。

    “耍把戏是我的特长之一。”朗贝尔说。他抓起三只桔子，向空中抛去，有一只没接着，自己却整个儿跌趴在草坪上。纳迪娜咯咯大笑起来：

    “多蠢的家伙！”她含情脉脉地说，她撩起围裙的一角，擦着朗贝尔汗水淋漓的额头，朗贝尔乖乖地任她擦拭，一副幸福的神情。“他真的富有社交的才华。”她说，“他唱的一些歌真滑稽！你想让他给你唱一支吗？”

    “我给您唱首《猪猡的心》吧。”朗贝尔干干脆脆地说。

    他唱着歌，纳迪娜连泪水都笑了出来。可是，我却发现在朗贝尔的欢快之中隐含着一种近乎悲怆的痛楚，仿佛也想借助这笨拙的跳跃摆脱这份痛苦，可它却紧紧地依附着他。他装扮着鬼脸，发出小丑似的声音，双颊流淌着汗珠，双眼射出焦灼不定的目光，叫我看了心里好不难过。当他最后跪倒在纳迪娜的脚下，纳迪娜一副占有者的神态，幸福地抚摸着他的脑袋的时候，我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你是个好小伙子。”她说，“现在安静安静，休息一下！”

    她喜欢扮演护士的角色，他也乐于让她爱抚。他们俩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年轻时代，他们都憎恨空想与废话，幻想冒险，雄心勃勃，虽然这勃勃雄心还变化不定。他们也许能够相互给予信任，共同创造事业，取得成就，获得幸福。一个年方十九，一个才二十五岁：前程才刚刚展现！他们不是苟延残喘的幸存者。“可我呢？”我思虑着，“难道我真的已经被活活地埋葬在过去了吗？没有！”我激动地回答：“没有！”纳迪娜、罗贝尔完全可以没有我而生活，他们只不过是我的一些托词而已，而我只是我本身怯懦的牺牲品，突然，我为之感到羞辱。眼前映出一架将我带走的飞机，一座巨大的城市，整整三个月间，我惟一的任务将只是学习、玩乐。多么自由，多么新鲜啊！这正是我所希冀得到的一切！我已经在爱神木下构筑了自己的安乐窝，可却到活人的世界中四处游荡，这无疑是疯狂的不慎：管它去呢！我不再去抵挡这份从心头升腾而起的欢乐。对，今天晚上我就答应去。不管怎么说，勉强地幸存，就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开始生活。我希望自己还能获得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