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雪女的自杀，无疑是一个靠个人力量与强大的男权社会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的悲剧。然而，南洋姐们的斗争也并非总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到东南亚来的男性中也有心怀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展开废娼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有“南洋姐”是依靠他们的组织选出人肉市场的。我觉得梅森几美手记中写到的另一位女性、原新加坡花街的艺妓阿娇——本名小川芙美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说到她摆脱“南洋姐”生涯的经过，首先要从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废娼运动的兴起谈起。据我所知，最早的废娼呼声是由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青年在明治四十二年发出的。长期在新加坡做牙医的西村竹四郎的自传《在南洋三十五年》中说，那一年有个叫织田登的青年出了本标榜要扑灭丑业的油印小册子，花街的女性就不用说了，在一般日本人中也散发了许多，医生里也有支持他的人。不过，这一活动很快在娼馆主及其打手的暴力下烟消云散了。

    此后的第二次活动可以说是大正二年四月藤井领事通过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放逐嫔夫的活动。日本的所谓人贩子在汉语里叫嫔夫，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法律上，公娼虽说是允许的，但其营业中不允许有男性参加。本来就对日本人的卖春业没有好感的藤井领事，为了使那有名无实的法律有点实效，通过政府部门对寄生在“南洋姐”们身上的七十二名日本人嫔夫给予了驱逐处分。

    然而，藤井领事果断采取的驱逐嫔夫的措施作为废娼政策而言并非真正有效。因为人贩子这种勾当原本就是些无视法律的家伙们干的，遭到驱逐后他们只是不再出现在新加坡社会的表面而已，暗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势力。

    要想真正在现实中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方法只能是要么在法律上禁止卖春，要么开展有组织的废娼救娼运动。然而新加坡的法律却允许卖春，这也许由于它是大英帝国重要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有为过往商船和军舰乘员提供安慰的必要，其法律的变更由不得非主权国民日本人的意志。所以，要想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日本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开由娼馆主或“南洋姐”自己主动停止卖春活动的废娼救娼运动，大正初期以后这一运动勃然兴起。最初发起废娼救娼运动的是新教派的基督徒们，而真正在现实中挺身而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梅森豪勇牧师——我的好友梅森几美女士的丈夫。

    据几美讲，平田雪女的事引起了梅森牧师对“南洋姐”们的关注，不久后他就开始去花街传教——换句话说也就是开始从事废娼救娼运动。梅森牧师青年时代曾当过救世军的士官，和山室军平、伊藤富士雄等一起在东京的吉原搞过度娼运动，他打算把那时的经验运用到新加坡来。

    由于教会规模很小没有其他人帮助，所以梅森牧师每周只能带上几美一人在某个傍晚到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去一次。那一带白天非常安静，太阳落山后，娼馆门前点起灯火，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于是显得有些嘈杂。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大声地唱起赞美歌来。然后，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南洋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时，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一边循循善诱地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来。

    起初，娼馆主及其手下的人们只是以为“耶稣的说教，没意思——”而不加理睬，但一听到讲废娼符合神意时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他们成群地冲过来，赶走围观的人们，然后把牧师夫妇围在中间，目光凶狠地威胁说：“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快点走！再敢到这儿来，决轻饶不了你们——”非暴力主义者的基督徒梅森夫妇在这种时候什么也不说地走了，可是，一周后他们又跟没事儿似地出现在花街的一角，拍着手鼓，宣传废娼是神的旨意。

    于是，娼馆主的打手们便想通过他们最拿手的手段——暴力来让梅森夫妇沉默。当夫妻俩拿着圣书向人们说教时，一些形迹可疑的男人便在他们面前拿出刀子和手枪恫吓说：“不许你们再来说教了，胆敢再来，就用这个打碎你们的头。别以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你们——”尽管如此，梅森夫妇仍旧不停地去花街传教，歹徒们后来竟用棍棒打梅森牧师，还借夜幕向教堂里放枪。

    如果梅森夫妇当时在这些流氓无赖面前屈服了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废娼运动绝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果。但是，梅森夫妇却没有被这些歹徒吓倒、也许因为受到了梅森夫妇为了正义而置生死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的感染，听众中开始有人一个又一个地站到了梅森夫妇这边来了。

    这些人中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可以说是一位名叫长森三郎的青年。长森是位金银细工的手艺人，不知是由于孤身流浪到新加坡的寂寞还是单身生活的空虚，几乎终日泡在花街，是花柳界有名的花花公子。就是这个长森，一天突然来到教堂说：“看到你们真诚的样子，我终于醒悟过来了。请你们救救我吧——”此后，他就开始帮助梅森夫妇在花街传教。＿

    夜幕降临后，他拿着手鼓唱着赞美歌走在灯光耀眼的马拉巴街、哈依拉姆街上。到了娼馆门口，他就停下脚步，面对嫖客们充满真情地诉说起来——“诸位，我就是长森三郎。直到不久前我还是个酒色之徒，这条街上的娼馆没有一家我没进去过。可是，现在我这个大色鬼相信了基督，改邪归正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了。我已不喝酒、不买女人了——请各位看看获得新生的我，希望你们也来信神，不要再拿钱玩女人了！”

    于是，长森越说越激动，语言时断时续，最终痛哭起来，可他还是一边用自己的拳头擦着眼泪，一边继续向人们诉说着。

    主张非暴力主义、从未向娼馆主的打手们屈服过的梅森夫妻的废娼救娼运动，自从使长森三郎这个浪子回头之后，开始真正牵动了“南洋姐”们的心。按理说，对梅森夫妻的运动最先做出反应的该是“南洋姐”们，但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眼前展开的废娼运动毫不关心。我想这是由于她们一直受到人的欺骗，对人所搞的废娼救娼运动也自然难以相信，但当她们亲眼见到始终不向暴力屈服并使得浪子口头的梅森夫妇时，她们才开始真的相信了。这些“南洋姐”们对夫妻俩的信赖最终以一位艺妓一天终于敲开教堂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绕了个大弯，现在该说说小川芙美从花街脱身的事了——一天，梅森夫妇刚从外面回来，教会雇的中国人勤杂工就拿出一张纸条对他们说：“刚才主人不在时，来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她说过会儿还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夫妻俩把叠得很小的纸条打开，只见上面用女人的字体匆匆地写着：“我住在花街，暂时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下决心从花街逃了出来，请你们救救我。”

    夫妻俩静静地等待着，入夜时分留字条的人又一次来到教堂。年龄大约有十七、八岁，带花的浴衣上只系着一条半幅的带子，打扮虽然很简单，但白皙的脸上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楚楚动人，有着惊人的美丽。

    由于怕人看见她进教堂，她显得有些慌张，梅森夫妇也同样觉得不能让人看见她，于是便把她领进了二楼的卧室。当几美静静地沏上红茶，请她用茶后，她才逐渐镇静下来，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现在，根据她当时所说的以及我后来从认识她的原住新加坡的银行职员田中武先生那里听说的情况综合来看，她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这样的——她的本名叫小川芙美，出生在三重县一个海边的村子里。因家庭缘故小时候就以“养女”的身份被卖到横滨的艺妓屋里，现在对外说是二十三岁，其实虚岁刚十八，在新加坡花街上一个叫柳好亭的带艺妓的高级饭馆，以阿娇的艺名做艺妓。她是天生的美人，一副令人疼爱的样子，在当地花街举行的日本人选美竞赛中曾名列第一。她名义上是艺妓而非娼妓，所以虽说不必遭受所有来过夜的男性的蹂躏，但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向多数人还是向一个人卖身而已，她在半年前已被华南银行分行长的某人所霸占。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一个来玩的客人不知怎的给她留下了一本《圣经》。她基本上识字，读起来后，发现那里面写着许多如“不许奸淫”、“不能用暴力回答暴力”等虽难以做到却都是真理的话。正当她受到这些话的触动、为自己身不由己的艺妓生活而痛心时，她听到了梅森牧师夫妇主张废娼的说教。＿

    她所在的柳好亭位于花街的正中央，被歹徒打得鲜血淋漓依然热心地向人们宣传生活的真理、为正义而祈祷的梅森牧师夫妇的身影，她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越是看着夫妻俩受着伤却不肯后退一步的身影。她的心里越是感到痛苦，越是坐立不安。于是，她决心从花街逃跑，正巧这时养母——老板娘为寻找新人去了日本，她便跑出来向梅森夫妇求助道：“要是被花街的打手们抓到，我不定要遭到什么样的惩罚呢，请让我藏在这儿吧——”面对芙美真诚的请求，梅森夫妇说了句“神会保护我们的”就把她留下了。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让她住在自己家里，时刻留意着不让别人看到她。

    然而，第二天就有一帮花街的打手来到教堂，很客气地说要见梅森牧师。他们说：“新加坡花街最叫座的艺妓不见了，花街乱了套。起初，以为出了什么事，派人到处寻找，结果哪儿也没有。说来最近阿娇的样子有点儿不对头，想必一定是逃到耶稣这儿来了——所以到教堂来问问。”

    面对那伙人“想必阿娇是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的婉转问话，在神面前不能说谎的梅森牧师的回答只有一句。“不能回答你们。”可是，听了这种回避正面回答芙美是否在此的回答后，那伙人更加强了她一定藏在这儿的猜测，从下午起便不断地往教堂跑。

    这伙人晚上在花街虽然可以胡作非为，但在大白天的普通市区，尽管是殖民地也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拿着匕首、手枪，大声喊着威吓他人。而且，由于那伙人总往教堂跑，使人们觉察到可能是梅森牧师帮助阿娇逃离了花街，于是教会成员纷纷赶到教堂，为让神保护起可怜的羔羊而热烈地祈祷起来。后来，连新加坡的警察也听说了，那伙人也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了下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人山人海。除了为帮助梅森牧师夫妇而出席礼拜的几乎所有会员外，还有为探听芙美消息而来的花街的打手们，以及出于好奇想要看上芙美一眼的跟着起哄的人们。当然，芙美没有出席礼拜，大概由于花街那伙人和围观者的目的都没能达到，礼拜结束后人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

    这样，几天过去了。考虑到不能再让芙美这么不明不白地呆下去，梅森牧师经过调查了解到，新加坡的法律虽然允许卖春，但不允许长期约束人身自由，因此所谓预支金是无效的。而且，不仅如此，还搞清了——新加坡建市时，为对人数很多的中国苦力进行保护和生活指导，成立了一个叫华民保护局的机构，只要需要，无论哪国人都能得到它的保护。

    梅森牧师亲自到华民保护局向当时正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小出积善讲明了情况，请他们对这位从花街逃跑出来的勇敢的女性给予帮助。从此，这一事件成了政府手里的公案，华民保护局作出决定：“本局同意将小川芙美收容进附属设施，但考虑到其目前所处环境更具有家庭气氛，故将其重新委托梅森牧师照管。”

    芙美就这样被置于华民保护局的保护之中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它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救出三位即将卖身的少女。

    华民保护局在调查芙美身世的过程中发现，她二十三岁的年龄是伪造的，真实年龄只有十八岁。以此为开端，他们又查出柳好亭里除她以外还有三位未成年女子。因为当地法律严禁未成年者在花街工作，所以华民保护局的臂膀也伸向了三位少女，把她们从柳好亭解放出来，和芙美一样交给梅森牧师照管。

    三位少女在柳好亭等于是芙美的妹妹，其中一个是即将成为雏妓的舞女，人称色子宝，本名金子，刚满十五岁，另外两人名叫茂子和早子，都是虚岁十三。三人从柳好亭被移交给教会，正当她们为能跟像姐姐一样的芙美在一起而高兴时，没有几天，华民保护局就把她们送回了父母身边。

    她们的事就不多讲了，再说芙美，她跟柳好亭的关系却不像三位少女那么容易摆脱。

    老板娘从日本回来后，一听说这件事便立即到华民保护局和梅森牧师这儿来交涉。老板娘以芙美的预支金为借口不肯让步，坚持说：“让我见见阿娇，一说就明白。”老板娘的目的是，因为自愿从事艺妓行当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所以她想亲自见到芙美，从感情上说服她改变离开花街的愿望。而梅森牧师和华民保护局的小出积善则是想为几乎光着身子逃到教会来的芙美将其个人财产——几十套和服及用品中的哪怕是几分之一也好，争取过来一些，因此双方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

    那么，当事人本人是怎么想的呢？她对此只是十分平淡地说：“我只要几件平时替换的内衣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所有的东西都给老板娘，请她用卖东西的钱，来抵我的预支金。”自阶级社会以来，对女性而言，美丽都是最有效的武器，因此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以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而她却完全抛弃了对服装的欲望。我想这也许是由于她从小被卖到肉欲横流的世界，耳闻目睹过许多艺技的荣衰，因而懂得无论是女人肉体的美丽还是物质的荣耀终归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所以虽年仅十八岁却可以淡泊如许。

    于是，梅森牧师和小出积善决定尊重本人意见采取了不再计较物质得失的方针，终于以一个梳妆台和一两件眼下要穿的衣服交还芙美的条件结束了与柳好亭老板娘令人头疼的谈判。

    至此，艺妓阿娇脱离花街的事总算大功告成，她成了只有小川芙美这一本名的女子了。可是，只要她还在花街那些流氓无赖依然横行的新加坡，谁也无法保证今后不发生任何意外——于是，梅森牧师他们考虑着把她转移到花街打手们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送回日本去。只要到了日本，那里有基督教妇女矫风会，还有梅森牧师呆过的救世军等热心于废娼、新生运动的团体，只要跟他们取得联系，就不会有什么危险。3

    然而，让梅森牧师他们为难的是如何把芙美送回国去的问题。如果让她独自坐船走的话，由于她美丽的面孔已被许多人认识，很快就会被花街的打手们探听到，所以难免不会在马尼拉或香港又被他们抢回去。因此，必须把她托付给一位人格上能够充分信任、同时又能做到遇事不慌的有足够社会经验的人。而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

    谁知天赐良机，正在这时，正金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前田氏夫妇即将离任回国的消息传到了梅森牧师耳边。前田夫人出生于著名的基督徒实业家仓敷的大原家，有时还到梅森牧师的教堂来参加礼拜。于是，梅森夫妇立即前去说明情况，请他们把芙美带回国去，前田夫妇很痛快地答应了。

    虽说只是正金银行分行行长，但在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地位还是很高的，不是花街的打手们轻易敢动的人物。尽管这样，梅森夫妇——特别是几美女士，为了万无一失还做了进一步的准备。离港那天，她把芙美打扮成身穿旧西服的前田家女佣。虽说是在新加坡日本人选美竞赛中夺魁的美人，但此时在谁看来都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就连伺机要夺回芙美的花街的探子们，似乎也没有想到她会以这副样子登船。就这样，芙美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回到祖国后，芙美受到了基督教妇女矫风会神户支部的城伸子的迎接，然后又通过她的安排被送到东京的矫风会本部。到那儿以后，开始她在矫风会帮着做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根据本人的愿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为成为一名传教士进了小石川的传道女子学校。从一名嫖客手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向梅森牧师夫妇求救，在夫妇俩无私无畏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花街的芙美，也许正是由于她对梅森夫妇的信赖而发展成了对基督教的信仰。

    此后，她在传道女子学校认真学习，取得了传教士的资格。大正十二年秋天，在关东大地震时她作为矫风会的一员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之后，她到了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南洋群岛中的婆那北岛从事传教活动，后又听说有缘与一位画家结了婚。

    啊，小川芙美——她终于成功地摆脱了花街，挣脱了明里暗里向她伸来的魔掌，成了一位真正的自由人！同靠个人力量结束“南洋姐”生涯的平田雪女相比，雪女在遇见小山这个人之后，为偿还预支金仍不得不在深渊里继续挣扎若干年，而芙美却背着大量的预支金，分文末还地逃出了地狱。尽管殖民地花街的经营者尽是些无视法律的地痞无赖，但总之是战胜了他们，这完全是由于她依靠的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基督教精神展开废娼运动的“集体组织”的结果。虽然这个组织的规模还不算大，力量还不强，但毕竟发挥了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牧师夫妇他们的废娼运动对众多的南洋姐们来说，不啻于夜空中出现的一缕曙光，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我多么希望——小川芙美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啊。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将其与仅靠个人力量与男权社会抗挣的平田雪女作对比，强调她受到规模尽管不大的组织力量的保护的幸福，并对此给予热情的赞扬，写起来心情也要舒畅得多，可遗憾的是，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东南亚旅行回来后，过了不久，也许是由于亲眼见到了阿矫也就是小川芙美曾经呆过的新加坡花街遗址的缘故，我忽然又想了解她以后的情况。于是，经过多方调查，我终于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平田雪女相比曾是相当幸运的她，后半生依然是十分凄凉的。

    既然暗示出了她的结局，我也就不得不把寻找她的国内旅行写出来了——我去的是大阪。那么，对于妇女矫风会有关人员都听说过昭和初年前后同一位画家结了婚、后来又杳无音信的小川芙美的去向，我为何要去大阪寻找呢？

    寻找芙美的去向，我先是通过妇女矫风会的熟人查了旧传道女子学校的名簿，从那里得知，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里确实有小川芙美的名字，但同时还附有昭和三十九年逝去的记载。于是我想哪怕多知道一些她的出生及家庭情况也好，便按名簿上记载的地址给她的籍贯地有关部门写了信，请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份她的户籍誊本。结果发现，她的户籍中并没有死亡的记载。

    面对一份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的资料和一份显示着她依然健在的资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仔细想来，日本户籍和警察业的发达在世界上都是早有定评的，人都死了，已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死亡报告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是不会不发的。如此说来，与旧传道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名簿相比，想必是户籍一方更可信吧——

    正在我这么苦思苦想时，我从以前曾在妇女矫风会跟芙美一起工作过的一位老妇人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新大阪饭店偶然遇见了正在那里当女领班的芙美。畅叙离衷后刚要说到彼此的过去，芙美就恳求她千万别对饭店的人谈起她的新加坡经历，她答应了芙美的请求，几乎没提过去就跟她分手了。

    老妇人的这番话对我来说真是天赐的良言。对于昭和初年没了消息，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死亡的芙美，我终于知道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工作场所了。新大阪饭店——只要到那儿去，即使见不到芙美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于是，我顾不得东南亚旅途的疲劳尚未恢复，便急匆匆地又去了大阪——

    新大阪饭店位于大阪的中之岛。在新饭店簇生的今天，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仍旧保持着长期居于大阪一流饭店的规格。我头一次来此住宿，但很喜欢这里所具有的近似于东京帝国饭店的那种古寂的气氛，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曾经当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川芙美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场所的心情。

    在饭店住下后，我当天就到前台找到经理问询：“是否有位名叫小川芙美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在此当领班？”经理回答说：“我来这儿已有十年了，没听说领班中有叫这个名字的。”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为我查了人事处的档案，结果得知芙美确实曾在这里干过，但于昭和三十六年退了职。我为了方便谎称是她的老相识，于是，经理说：“我们有在这儿干了很多年的人，过会儿我让她到你房间去一下，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情况。”不一会儿，一位老妇人来到我的房间。

    这位老妇人——在新大阪饭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内山良女士，果然如经理所猜测的那样，认识芙美。不，绝不仅仅是认识，在同僚中恐怕还是相当要好的人呢。

    据内山良女士讲，在新大阪饭店当领班时的芙美是一位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很爱干净，每件工作都要干得干净利落，是个十分称职的领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职后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但联系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后，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接着她说，她现在肯定还在天王寺区内的某个旅馆干着，查一查准会找到她的——

    然后，她说了句“你先等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三十分钟后又返回来，递给我一张旧明信片。原来那是芙美寄给内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写着：大阪市XX区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饭店乘出租车去找芙美。可是，当我说出要去那儿后，一连三辆车的司机都拒绝我说：“对不起，那边儿不能去。”我有点发火了，质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去，司机回答说：“也许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一来路不熟，二来回来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种不安袭上心头。正像司机说的，我的确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说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住在那里决不能说是生活得不错——我不由得这样想道。

    也说不清是第几辆了，我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可是，刚到电线竿子上标出“XX区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强制地赶下了车。仔细看看标志，上面确实写着XX街，可那里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从得知。我只好见人就问，问到第四、五个人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妇女，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来。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终于到了XX街的四丁目。这条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极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鱼店等，可当你一迈进侧街、后街，印象就全变了。路面坑坑洼洼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经久失修几乎是半朽的十分简陋的二层楼房，一片凄凉的景象。而且，走进这一带后，地址标志时有时无，几乎无法确认。

    这么空转了一阵子后，我想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于是又回到前街，走进了一家点心铺。向主人讲了情况后，主人给我拿出了一张XX街四丁目街委会制的地图。这张图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门牌号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信了这一点。

    当天夜里我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饭店，第二天便乘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返回了东京，雨过天晴。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阳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仿佛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真想对着什么去祈祷——啊，小川芙美，尽管在一部分人的心里你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我仍旧祝愿你在这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芙美，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在这广袤的世界上却依然有一个人在真诚地祈念着你内心的平静，即使是为了她，也请你千万坚强地活下去。

    不知不觉地为寻找小川芙美的旅行费了不少笔墨。然而将其半生叙述至此，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是为了与依靠个人而以失败告终的平田雪女作对比来写芙美的，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将芙美从花街救出的废娼运动对“南洋姐”们来说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了一步——然而，孤身独影甚至生死不明的芙美的半生，对于在历史的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的她来说，只能意味着她终究没能得到幸福。

    雪女是依靠一个男人“个人”的力量，其结果成了那个男性自私的牺牲品，英美虽靠“组织”的力量逃出了“南洋姐”的苦海，但最终却为世人好奇的视线缠绕而无法得到常人的幸福。那么，这些不顾一切地要想获得新生的人们究竟该怎么做呢？难道说，这些一旦成为“南洋姐”这种性奴隶的女性，果真就如同古代社会的奴隶一样，只是会“说话的牲畜”而不是“人”了，追求人的幸福就是非分之想了吗？

    写到这里，我胸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终于化作白炽光式的愤怒。众所周知，白炽光是金属被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时发出的光，虽然温度很高但由于它玲珑剔透颜色青白，不仅不使人感觉热反而给人一种冷的印象。由于我的愤怒正像白炽光一样，所以社会上有许多人——尤其是男性，或许并没感觉到有多么强烈。

    然而，即使没有“南洋姐”那样悲惨的经历，尽管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处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性奴隶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基于这种亲身体验，也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女同胞们对我这种白炽光般的强烈愤怒一定能够理解。不，为了被抛入殖民地新加坡花街的人肉市场、于污泥中却保持着美好的心灵、在勇敢地冲向新生活的途中倒下的雪女和芙美两位，也为了她们身后的无数位雪女和芙美，我不能不这样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