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我是明治哪年生的。生日是一月二十九日，这倒很清楚。今年七十二岁了。那年我独生儿子勇治娶媳妇我从村里拿出户口看，说是明治四十年生的。可是，那一准儿是错的。我爹娘是不爱去村公所的，所以我生下来也没给我报户口，直到我十岁要到外国去了，我妈才到村公所给我报了一个户口①。所以我真实的年龄与村公所户口整整差了十岁。为了这个原因，附近与我同年的人都从政府领到养老金，而我连一个钱也没拿过。

    ①根据户口抄写件，山川崎作为山川万藏、山川里的一二女儿于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熊本县天草郡XX村大字XX一千六百二抬番地。兄矢须吉于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死亡。姐姐吉于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出生。

    我父亲叫山川万藏，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个村子里种地。我家过去也有过一些地。我四岁的时候，我父亲病死了。他长的什么样，是什么脾气秉性我不知道。哥哥矢须吉比我大四岁，要活着的话，就会告诉你，父亲死时他已经八岁了，他准还记得。父亲已经死好多年了，他特别喜欢赌博，田地都输光了。夫妇两人到富人家去打短工。

    我母亲叫阿里，是同村川岛家嫁过来的。脾气不好——我这样说我亲生母亲坏话，虽然不好，但这是实话，只好让她多加包涵了。

    那时有地都难生活，更何况夫妇两人靠打短工，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一定很紧张吧。再加上三个孩子，哥哥矢须吉、姐姐阿吉和我负担更重。爸爸活着的话，日子还好过一点，可他得病死了，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过去住的大房子也卖了。房子卖了没地方住，妈妈的哥哥对我们很好，在卖掉的房子边上盖一间小屋叫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只能铺四个铺席的房子实在太小了。我四、五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到这样小的房子来，常哭闹。我说：“妈妈，阿崎我要回到大房子那儿去。”大家对我没办法。

    后来呢，我妈打零工更加努力了，刚十岁的哥哥到附近农民家当小长工，说是为了少一个人吃饭。即便如此，我们家的生活也没能改善。早上起来，光喝凉水到中午，日落天黑连个白薯秧也吃不到。大人也一样。你想想，食欲那么旺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吃不上东西该多可怜啊！

    过了几年，母亲要再婚了。我父亲的二哥德松伯父的老伴死了，续弦娶弟媳妇也顺理成章。德松伯父那时候多少岁我不知道，他和他老婆生了六个孩子。他的大女儿比我母亲只小三岁。这个大女儿在我母亲再婚的时候已经不在家了。她去爪哇后干的是和我后来一样的行当。不知什么原因，她成了聋子，回到日本，在我母亲嫁过去十年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啊。

    我母亲嫁到德松伯父那里去的时候我才几岁。因为德松伯父那里有好几个小不点儿的孩子，没人给做饭。我们家又穷得连白薯都吃不上，所以两家合起来过会好点，就这样我母亲就再婚了。准确点说，德松伯父娶我妈的条件是：答应照顾我们这三个孤儿。

    妈妈对我们讲这件事时我认为很自然，所以也没赞成也没反对。矢须吉哥哥强烈反对来着，我也忘了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的原因。这一晃已经六十年了。哥哥信佛，可能说过再婚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嫁到德松伯父家去了①。我们三个孩子没跟过去，决心在原先的小屋子里一起过。我还记得我们双眼满含眼泪叹息道，抛弃我们嫁到别人家的妈妈不是我们的妈妈。

    ①据户籍抄本，山川崎之母山川里明治六年三月六日出生，大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六百五十七号户主平民山川德松再婚。

    那时哥哥已经不当小长工了，他到附近三菱煤矿当矿工了。母亲再婚后，他辞职不干矿工，呆在家乡。哥哥在附近租了块地种点麦子和白薯。姐姐和我都使劲帮他，生活也没变好。我从七岁起给正田家看小孩。整天背着一个叫喜则的小男孩。我的个头比常人小，所以用兜兜背在我背上的孩子的脚几乎和我的一般长。那家管我午饭和晚饭，一年的佣金是四日元。

    我必须那样干活儿，所以我一天也没上过学。哥哥、姐姐和我都没上过学。当然那时不上学的不仅是我们一家。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多得很，一点儿也不奇怪。只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也不识。你们年轻人多好啊，说真格的，书本、报纸都能读懂，往哪儿写信都成。我是一个睁眼瞎。到外国去的时候自己亲自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信都不成。往家寄钱的时候也得请别人代笔，来了信还得让别人给念。你是不知道，真别扭呀。

    我的话头扯得太远了。兄妹三人起早贪黑地干，毕竟孩子比不上大人，到了冬天，盛粮食的柜子，放白薯的桶都空了，连麦粥都喝不上，只是喝些白薯糊糊，和原先住的大房子比，后来住的小屋连蹋踢咪都没有了，从山上拣来枯枝烧烧，兄妹三人饿着肚子坐在铺着板子的房间，脑子里想的全是吃的。我们恨自己的母亲，认为她不再是我们的母亲了。但是在这样的夜晚我还是挺想我母亲的。可是若我把这告诉我哥，他会生我的气，所以我只好紧闭嘴唇忍住不说。

    嫁到德松伯父家的母亲不常来看我们，虽然不是一个自然村的，但还是同一个行政村，若她常来看看我们该多好啊！她不来不是不疼爱我们，实在是怕德松伯父和他的孩子们不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盖房的舅舅和妈妈的另一个姐姐——没孩子的姨母常来看我们。他们问我们身体好不好，吃得上饭吃不上。她做了年糕放在盆子里给端来。白薯收获后。他们也拿些来给我们吃，常鼓励我们说：“兄妹三人要团结，有困难的话不要顾虑，来找我们商量。”

    这时，姐姐阿吉已经有十、十一岁光景，到同一个自然村的正因家当女佣人。正因家并不富裕，之所以用阿吉当女佣人是另有打算。

    正田东一的姐姐叫阿德，村里人管她叫德女，她在缅甸仰光开妓院。阿吉姐姐被他们盯上了是因为东一要往阿德开的妓院送女孩子做妓女。不久，阿吉就被正田东一带到缅甸的妓院当了妓女。离我家不远在坡上住的正因洋子在仰光与正田东一结成了夫妇。

    正田东一可厉害啦，阿德开妓院挣的钱全叫他给骗了。姐弟俩一块儿回日本后阿德精神失常满村乱跑，胡言乱语。东一把他姐姐关在小黑屋里，也不怎么给吃的，见死不救。现在东一已经死了。洋子身体挺好的，开个小杂货铺，你前几天买肥皂就是从她的小店里买的。可是，关于她去过外国的事一直严格地保着密。

    你问我姐姐后来怎么了①？阿吉姐姐先去的是仰光，后来又去过新加坡和爪哇的妓院。昭和元年回到天草，在南洋与京都出身的海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病死了，她带着骨灰回来的。自那以后就不去南洋了，与洋子的哥哥正日开吉结了婚。我姐姐去年春天死了。死的时候都快七十五了。这次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没有什么地方的姑娘再去南洋了。我小的时候，无论哪家都有女儿去。和我同时去外国的，光这个行政村子里就有二十人以上。

    ①据户籍抄件，山川吉大正三年五月一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六百九十四号田中光吉的二儿子大三郎结婚。大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与大三郎协议离婚，昭和十一年三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千百二十五号正日开吉结婚。

    到国外去当妓女的人，会遇上各种倒霉事。许多人都杳无音信了。我只知道一两个人的近况。下边河对岸的正因萨娜住着大宅院，有冰箱和外国家具（椅子）。萨娜曾嫁给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生过一个女孩，不知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由一个老板带着去金边。在那边与一个叫盖依的有钱的法国人结了婚，她过上了富裕的日子。那个法国人死了以后留下财产，法国人的弟弟曾想夺走，萨娜告到法院，打官司胜诉了。到现在每年还有人从外国寄钱来，她才能过上那样富足的日子。总之，萨娜是我们去外国的人里边最成功的。

    山下边的阿寿也是在外国成了法国人的小老婆，回日本后生活过得也不错。前年还是大前年死了。重村夏野被卖到天津。下山达也的姐姐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听说和中国人结了婚。打那以后就没回天草来，也没听说来过信，可能已经死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当妓女。除了萨娜和阿寿之外，去海外的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没好日子过。

    我亲戚中也有不少人去过外国。首先是我和阿吉姐姐。我父亲大哥的女儿，堂姐春子——她在仰光呆了二十年。她的丈夫良治也是去外国的，岛原出身在南洋并住过很久。阿吉姐姐的第一个丈夫，那个船员也是到南洋干活的。第二个丈夫正日开吉是仰光妓院的掌柜的。他妹妹洋子和弥惠也在那里当妓女。我的老公北川新太郎也是在外国干活儿的。德松伯父的大女儿刚才说了，也当过妓女。

    加起来有几个了？哈，女的六个，男的四个。从一个家族中就出了那么多去南洋的人。别人家调查一下也差不多。

    我整十岁的时候去的国外。我们光三个孩子租地过活怎么也不成。矢须吉哥哥也长大了。连地都没有的人不被别人当人看，也娶不上媳妇，那样的话哥哥实在太可怜了。我从内心想，无论自己怎么牺牲也要让哥哥成为真正的男人。我看到邻家的女孩子到外国挣大钱，也想要是我到外国去，就可以给哥哥买地，盖上大房子，娶上媳妇，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我就决定到国外去了。

    从崎津绕过大江再往西走有个地方叫高浜。从高浜到南洋去打工成功了的老爷们中有个叫由中太郎造的①。这个人有一天晚上到我家来，和我哥哥围坐在火炉边上彻夜长谈。终于谈妥了，以三百元的价钱我被太郎造卖到婆罗洲的山打根。

    ①据户籍抄本，由中太郎造明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天草郡高浜村字XX千十三号，是由中虎次郎、阿人的长子。

    矢须吉哥哥向我磕头央告说：“你去外国好吗？”我为了想让哥哥成为男子汉，就说：“嗯，我去外国。”可由中太郎造一再叮嘱我呢，我就感到不安了，撒娇地说，如果阿花去的话，我就去，如果不带阿花去，我就不去。

    阿花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小一岁，跟我家住得很近。她爸爸种着很少的地。阿花实际上不是亲生的。阿花像是生在别的村子里，不知怎么双亲都死了，两岁的时候被本家正田收养，这附近姓正田的很多，阿花平时叫爸爸妈妈的人不是她真正的父母，正田夫妇也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阿花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所以与我特别合得来。

    第二天见到阿花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要去外国，我说：“太郎造老爷说过，到了外国每天像过节似的，穿好衣服，想吃多少白米饭都可以。你还不跟我一起去？”于是，阿花毫不犹豫地说：“我也去。”①同我去的不光阿花一个，这时，正巧经常在一起玩的竹下继代②也在场，继代也说：“我也想去外国，咱们一块儿搭伴去吧！”继代的家在山脚下，她家的地里尽是石头。怎么耕地、施肥也只收一点萝卜、白薯，我们去南洋之后，继代的大哥也到巴西去打工了。

    ①据户籍抄本，正田花于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生于天草郡XX村字XX千六百六十七号户主山下时太郎家，是山下家第四个女儿。大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为正因嘉松、贵美的养女。

    ②据户籍抄件，竹下继代是竹下三郎、竹下赖的长女，明治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二千九百九十二号。昭和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死于天草郡XX叮大字XX四百一十号。

    那天玩完之后，阿花、继代自己向父母提出要去外国。大概由中老板也到阿花和继代家去过，我也记不清楚了，他摊牌说：“把孩子交给我吧，一个人给三百日元。”

    那样，我们三个人就决定去外国了，当时的心情是有点不好意思，又难受，又觉得有点可笑。不知是哥哥告诉妈妈了，还是妈妈从别处听说这个消息，好久没见面的妈妈回家了。

    她还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真高兴啊，我能得到一件新衣服，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它是黑地白条纹的棉和服。

    后来，我从南洋回乡探亲时，妈告诉我，她做那件和服的时候怕惹德松伯父不高兴，想买也没有私房钱，走遍全村借棉线，央告人家说马上还才借齐。她用织机把线织成布，彻夜不眠给我缝和服，边哭边织，边哭边缝，担心我被卖到南洋后的事，眼皮都哭肿了。

    我妈那样辛苦缝制的和服，我穿着到了山打根，却被太郎造骂，“穿这么素的衣服，接得着客吗？”我脱下衣服，塞进木棉做了条褥子。你现在用的就是这条褥子。在山打根我一直用它，回日本探亲时我才把它带回来了。

    这就是那件和服的故事。我妈给我做了和服，可是连带子也买不起新的，不知从哪儿要来一条别人用过的旧的博多产丝织腰带。而且还是红色的，给我系在腰上。我头发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插上梳子，包袱皮里包上一两件内裙，我出发的准备就完全做好了。

    由中太郎造来接我们，我们就出发了。阿花和继代的爸爸也不下地，亲自去送，我妈也来送我。走的就是咱们一起走过的田间小道，长长的送别的队伍一直跟着到了崎津镇，从崎津天主堂下边坐上小船去高浜。我妈晕车，特别受不了坐船，好像年轻的时候坐汽船都吐过血。送我到高浜那天晕船晕得脸发青。在船上我妈满脸是泪说：“你要到外国去了。咱们这辈子还能再见面吗？”

    我拿出手绢给我妈擦泪，充满悲伤地说：“妈妈，别担心，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一定早早回到故乡来。”

    从高浜乘船去长崎，我们在高浜码头上与来送行的父母告了别。我们乘的船启航后，继代和阿花的父亲把手环在嘴边，呈喇叭状反复地高声喊：“继代，早点健康地回来。”“阿花，别生病。”我妈一个劲儿地哭，一句话也没说。我看我妈成这样了也不记恨她过去对我们的无情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可怜她，想这高浜离村远着呢，她可怎么回去啊，心里难过极了。

    从长崎到婆罗洲的旅途很长很长。到了长崎又乘火车到门司，从门司坐上大汽船，七天之后到台湾基隆。在基隆呆了四十天，可能是等船。好容易船来了，上了船又过七天这才在香港上了岸。在香港又等了四十天，船来了，坐了十天才到婆罗洲的山打根。

    我们知道到外国去是必须要和兄弟姐妹分别的，在高浜与父母离别之际，我、阿花、继代都沉默了，忽然担起心来。也不能老不说话吧，我说：“你们怎么想？咱们一辈子见不着妈妈爸爸了，怎么办呐。”这一说，阿花、继代全哇哇哭了，我也小声哭了起来。

    太郎造以往对我们很亲切，亲切程度甚至超过父母。这一来，他怒火中烧，大骂道：“想回去快滚！别这儿给我嚎。”过去老板像佛一样，一下子变脸变成阎王了。我们都怕极了，又像从前一样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从长崎坐火车到门司，从门司坐轮船一直到香港。

    这次旅行是可怕的。我们是一群孩子，旅途中感到新鲜的事不是一件两件。我们从生下来到十岁，一步也没离开过村子。崎津的天主堂都是第一次见到。一路上船、火车、旅馆、瓦房都让我们开了眼。我还记得旅馆开饭时早、中、晚吃的全是雪白的米饭，我们三人觉得一天三顿都吃白米饭真是罪过，好半天不敢下筷子。

    到了香港，我们惊奇得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人说香港是东方的伦敦，比东京还热闹。太郎造老爷也不知想什么呢，当夜晚来到时他带我们去香港大街上逛街。当然他连块小花布也没有给我们买，也没请我们吃什么，光在街上走了走。霓虹灯闪着红、蓝、黄色的光，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村不用说电灯，连煤油灯都用不上，在这种村子里长大的我们，看什么都新鲜。想妈妈想哥哥的思乡之情，到外国去的恐惧，在这个时候就全忘了。我们三人抱在一起高兴地说：“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像天国一样。咱们别回内地去了。”

    我们离开天草的时候是盛夏，到山打根①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虽说是年底，南洋的冬天比天草的夏天还热，树叶青青的，到处开着花。我想南洋的十二月一点也不冷，根本不察觉是冬天，南洋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①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新高堂书店，大正十一年刊）：山打根是英领北婆罗洲最大的港口城市，能跟它相比的只是北部的一个吉赛尔顿。而其位置在英领北婆罗洲东方之一隅，离新加坡一千英里，离香港一千二百英里，马尼拉六百六十英里。市街离港口有四英里。海湾宽为五哩长为十五英里。水相当深，栈桥虽然不能靠一点一万吨以上的海轮船，但是有许多大船可进港。该市人口约两万人，大部分为华人。市北有小山丘，是南面为山打根湾的一个小城市。从本舰遥望市街，建筑物的房顶涂成红色呈现出一点异样的色彩。

    山打根的日本人妓院最多，有九家。居第二位的是华人技院。朝鲜人和土人的女子不被雇用、做暗娼。①

    ①三穗三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晚餐后在街市漫步，观其夜景，特别观察了花柳街。规模相当大，日本妓院七、八所，华人妓院十四、五所都在同一条街上，对面相望。然后我从华人的公开赌场前走过看了看，相当热闹。

    暗娼里也是朝鲜女人姿色容貌最好。听说菲律宾有雇白人妓女的技院，可是，山打根却一家也没有。

    九家日本技院没有起旅馆式的名字，而以数字代替叫一号馆，二号馆，三号馆，四号馆……太郎造老爷经营的是三号馆。我们三人都住进了那里，后来才知道，一般妓院老板都从人贩子那里买女孩子。太郎造是从人贩子熬成老板的，不用高价从其他人贩子那里去买，他可以自己回日本买女孩子。

    这样，我被卖给了太郎造老爷的妓院。我们没有立刻成为妓女。那时三号馆雇用两名妓女，她们是富美和八重。我和继代、阿花最初给太郎造老爷、太太和富美、八重当使唤丫头。

    富美和八重比我们大三、四岁。那时也就十三、四岁，还没到十五岁。富美后来跟我关系最好啦，她生在大江①。大江就是从我们崎津出发乘船过一道山的那个村庄，那村和崎津一样，也有一个大天主堂。八重不是天草人是岛原人。

    ①据户籍抄件，吉本富美明治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作为吉本直次郎、吉本太代的第五个女儿生于天草郡大江村七千四百号。

    我和阿花去三号馆的时候，富美和八重在那里接客。白天有时也有客人来，平时总是闲着的。可以睡觉，也可以玩。到晚上搽粉抹口红搬上凳子坐在店前拉客。我们三号馆仅有富美、八重两名妓女，隔壁的二号馆和它隔壁的五号馆的妓女也搬出凳子坐着。所以像是横向列着队一样。男人来了，若是日本人她们就用日语接待，英国人用英语，华人用汉语，士人用当地人土语接待。港口来船时也有美国人、法国人。那么多又嚷又说的妓女跟着一个又一个的客人从门前忽然消失，过一会儿接完客从二楼下来，又排到大门前的队伍中，继续接客……一晚上就这么反复地干。

    我们这些还没接客的小孩子管富美和八重叫姐姐。看到姐姐每晚干的事，我对阿花和继代说：“大概等咱们长胖了，也必须干那事儿吧！”虽然模模糊糊知道妓女是干什么的，但真实的内容，谁也不教给我们，也没人问我们，一点儿不知道。

    老板太郎造在离开家乡之前对我们很亲切，在船上像个阎王一样可怕，到了山打根就更厉害了。开口总是骂脏话，他有气喘病，边喘边骂说：“养活你们太费钱！”我到这个年龄耳边还响着他骂人的声音。连太郎造的老婆部讨厌他①。话虽这么说，他老婆对我们也不好。

    ①据户籍抄件，由中太郎造妻阿元，明治三十年十月九日，生于天草郡X大村大字XX五千八百七十四号，为川上常知郎味子的长女，大正三年七月一日与由中太郎造结婚。

    只是两个姐姐把我们三个人当成亲妹妹对待，特别是富美，她说：“你们三个人和我同是天草老乡。”在老板的太太责骂我们的时候，她常替我们说话。所以我特别喜欢富美，现在关系也特别好。富美已从外国回到日本，现在住在大江的老家。四年前见过一面，与儿子松男住在一起，应该生活得很健康。

    做这行当之前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不认为来南洋是不幸的。姐姐们干的是什么营生呢，我不知道。总之早上、白天、晚上都能吃上白米饭了。如果在天草只有在过大年、孟兰盆节和镇守节才能吃上米饭。像我这样没有父母的孤儿，就连节日也吃不上，别说平常日子啦。婆罗洲的米与日本米不一样，叫香米。住在山打根的日本人管它叫紫稻。它没有粘性，做好以后也说不上白，微微有些发红。我们都是孩子，见这饭就说是红米饭，高兴得直拍手。

    这里吃菜还有鱼。天草四边都是海，我们村紧挨着崎津港，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吃过鱼。我死别了父亲生离了母亲，没有继父母还算好。像阿花是正田家的养女，一年到头听养父母的斥责。与这样的生活比起来，又吃白米饭又吃鱼的生活有多好啊。

    姐姐们晚上拉客，没我们什么事，我们就常到海边去玩。山打根的海清澈见底可漂亮呢！有大头鱼，还有不知名的带红绿条纹的肥胖的鱼慢慢地游来游去。我们把和服的底襟卷起来，一进入浅水区，鱼一点儿也不怕人地游向我们，我们就把鱼赶走，还拣那些十分醒目的漂亮贝壳。

    我们村不在海边，可是跑跑路就到海边了，崎津的海是海湾，可以游泳也可以拣贝壳。即便这样，我们在天草没有到海边去玩过一次。那时我们都是孩子，可是还得拼命干活，忙得很。到了南洋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到海边玩了。从海边玩完归来的我们在椰子树下穿行，在血红血红的花之间说着悄悄话。我对阿花和继代说：“到外国来真好，再不愿回日本去了。”

    过了两、三年，我十三岁的时候，老板叫我接客了。这事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吃完午饭，太郎造老爷对我们三人说：“你们今天晚上要像富美一样接客。”继代、阿花和我就说，“不接，说什么也不接。”于是太郎造老爷的脸霎时变得像鬼一样，斥责我们说：“不接客，来南洋干什么？”我们三人挤在一起反驳他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没讲明干什么工作你就带我们来了，现在让我们接客，你撒谎！”

    可是老板一点也不惊慌，像是逮住老鼠的猫一样，他说：“在你们身上我花了多少钱呐。一个人二千日元，还我这二千日元，不接客也就罢了，那么，现在马上还我二千日元，快还！如果还不起钱，就老老实实地从今晚开始接客！”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怎能还得起二千日元呢！于是终于败给了老板，虽然不愿意，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接客了。

    那时候阿花与继代好容易刚有月经。我晚熟，那时还没有。我第一次月经是过二十岁才来的。一般人来三、四天，我一来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至少在流血的日子里我想休息，不接客。可老板不让。他说：“塞上纸，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让我和平时一样接客。那样从有月经起过了十四、五年，到三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的月经就停了。问问别的女人，她们说到四十岁还有，还有过四十岁生孩子的呢！

    一不留神尽说月经了。太郎造老爷第一次让我们接的客是土人①。前边已经说过，山打根的妓院常来的客人有英、美、法国船员、日本人、华人各类人种。日本妓女不愿接婆罗洲当地人，马来人。收的钱是一样的，土人太黑，一点儿也不开化，谁都可以欺侮他们。如果接客对象是这样的土人，就觉得自己也像是变成了土人一样。土人里边有一种人，比白人还壮，皮肤颜色比其他土人还黑的。我们光看看都吓得汗毛竖起来，这种人也成了我们的接客对象。②

    ①台北帝大教授医学博士大内恒著《热带的生活事典》（南方出版社-昭和十七年刊）：婆罗洲北部原英属地，人口非常稀少，约七万六千平方米的面积，总人口二十七万左右。主要部族有资森族约十万人，多为农民，信奉原始宗教，不知近代文化。其次为巴召族的三万人多为渔民，信仰回教。第三位为摩洛族约三万人，颇长于狩猎，住在山野，信原始教过杀伐生活。其它还有伊拉曼族、文莱族、水上族（住在河上的船民）、开达杨族、比萨亚族、斯鲁族、天豆族等回教土著民族，其人数均不多。以猎头著称的戴亚族近年来听不到什么消息了，他们奔行于深山幽谷之间保留余喘。笔者在斗湖居住的大正年中期还听说二月十五六日是他们祭日要出来猎头要小心提防云云。

    ②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早晨，当地的军人兼警察的印度人练兵，其练兵为奇观。当地警察采用两种人，一种为伴迦列人，高个头，黑脸，面颊上生长着浓密的胡须。另一种是矮个儿黑脸的吕宋人。这两种人都穿咖啡色西服和短裤，左肩扛枪。伴迦列人的部长把三英寸的红布当肩章挂在肩上，在他的口令之下，六尺高的壮汉与五尺都不到的瘦小士兵混杂，横队或纵队行进颇为滑稽，看着看着不由我笑了起来。

    婆罗洲原是土人居住的地方，土人比白人、华人都多。如果讨厌土人不接他们的客的话，妓院红火不起来。所以老板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指派我们按土人客，让我们以后不会拒绝土人。其后的两年我们光接土人客了。

    这样，老板就强迫我们以土人为对象接客了。第一晚接客我们吓得缩成一团。因为我们不知男女之事。我们三人的心情是，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呢！

    我与阿花、继代商量，一起到老板那里去说：“昨晚那种事我们誓死也不愿干了，这种营生我们干不了。”太郎造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我们说：“不干这个，干什么？”我下了决心说：“还和早先一样打杂，无论谁说什么，我也不干昨天晚上那样的营生。”口气十分坚决。太郎造老爷看看他老婆嘟哝地说：“阿崎真难对付！”到晚上老板到我们这儿来，又拿还二千日元债的话来吓人，把我们赶到店头。我们因为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债，只要一提二千日元的债，就觉得真不得了啦，总不能从正面反驳太郎造。于是，只好又去接客。即便如此，我一寻思，当初我从天草出来的时候矢须吉哥哥领到的我的身价钱只是三百日元，过了三年我怎么又欠他二千日元呢？这太厉害了。阿花与继代也一样吧！富美和八重姐姐一定与我们一样。我问了太郎造老爷，他说除了那买我的三百日元，还有从日本到山打根的旅费和三年养我们的生活费。战后的钱与那时不同，大正时代的二千日元可是一笔大数目。那二千日元的债一直悬在仅有十三岁的我们的头上，要靠我们卖身去还。

    我们接客的钱是这样的：客人不住夜立刻回去是两日元，住夜一晚上十日元。老板呢，拿走一半。老板提供房间和管三顿饭，妓女自己出钱添置衣服买化妆品。

    你问老板拿走的一半里包不包括我们还债的钱？不，没有。还债的钱与老板的提成不是一回事，是从我们得到的一半中拿出的。一晚上接十个客人挣二十日元，老板拿走十日元，再加上还债钱五日元，我手里只剩五日元，再去掉买和服、化妆品和杂费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

    如果不留神向老板借零花钱和添新衣服，或因生病请假不接客，这又会欠下新的债，像滚雪球一样，怎么也还不清。

    和服的价钱得看布料质量。夏天单衣是一日元，绉绸之类要十日元呢！博多产的腰带二日元一条，我们从日本人的吴服店买来。我们当妓女的没有人学裁缝，所以不是自己买布来缝，而是托掌柜请别人代缝。像白粉膏和口红等化妆品也缺不了。白粉膏一坛子十钱左右，买一坛够用一个月。此外还要买内衣，草纸，一个月化妆品和杂品费要花十日元。无论哪个妓院老板都和服装店、杂货店的老板勾结起来，向我们兜售我们不需要的服装与化妆品，强卖给我们。

    老板每月到月底就在我们面前拨拉算盘珠子算我们这个月的收入。他一个个叫我们的名字，比如说阿崎，你的收入多少，借的债多少，只说算出来的结果。八重认得几个字。富美、阿花都是睁眼瞎，根本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我们。即使这样，我们在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奇怪。比如在客人特别多的时候老板给我们的钱与生意清淡时给的一样。我怀疑呀，问也不告诉，只有被老板骂一顿了事。

    想还债拼命干的话，每月也就只能还上百左右。每月算帐的时候，听到借的债减少了那可比什么都高兴。我们最初宁可死也不愿干卖身这一行。老板说不接客就还二千元钱，我明白了这个活儿是不能不干啦，就与同伴商量：“阿花，继代，那样的话就多接些客，早点还钱好回老家去。”所以拼命地接客，我也不是到南洋玩来了，是为帮哥哥成家立业来的，无论什么营生，打心眼里想好好干才对得起家里，因此，接客这活儿，也从不休息。

    想拼命挣钱还债就不能挑挑拣拣，光以白人、日本人为对象，如果不接别的妓女嫌恶的人，每月就还不了一百日元。我起初对卖身是讨厌得不得了，但为了哥哥出人头地，下决心早些还清债务回家乡，什么样的土人也不挑不拣了。

    接土人的客，如果爱搭不理的话也对不起人家，人家花了相同的钱嘛！所以我像对待白人、华人、日本人一样对待他们。要受土人客喜欢必须熟知他们的话。我常从土人客那里学土人的话，一一地学下来，结果是什么话都对答如流了。当然别的女人也有会土语的，但我说得最流利，没有人比得上我。

    教你几句土人的话？在山打根那阵儿，我能说得和日语一样流利，现在全忘了。有四十年没有用了，简单的还能说得上来。水是“阿依鲁”。饭是“那西”，“马看那该”是不玩玩吗？“太豆”是休息，“太豆鲁”是住下来。“普拉恩”是你回去吧！我们一说“普拉恩”，士人就立刻回去了。

    一完事马上说“普拉恩”，士人没一个发怒的。土人对我们很敬重，从不粗暴。听说我会土人的话，有的士人大老远慕名来三号馆找我。都是些好人，那事也干脆。与土人比，略逊一筹的是美国人、英国人。华人虽亲切，可是那事太长了，纠缠不休，粘粘乎乎的。日本人呢，因为我们想老家所以都愿意接同胞。可是，他们是客人中最讨厌的。他们对我们粗暴，一点也没有体贴。除了刚才说的婆罗洲土人话之外，还记得几句数钱的说法。“散豆电给”是一元，“斗阿电给”是二元，三元记不清了，“安趴电给”是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全忘了。“拉趴电给”是八元，“斯波罗电给”是十元。土人之中民族也不同。无论哪个民族的人，跟他说“安趴电给”就付四元，不会像华人、日本人那样百般还价，愚弄人什么的。反正得卖身，若想早些还债回日本，对土人的客人我也不挑挑拣拣。不久，就成了三号馆最能挣钱的了。那个嘟囔说“阿崎真难对付”的太郎造对大伙说：“阿崎真是个好孩子，什么客人来她不挑不拣，大伙要向她学习。”来表扬我。不挑拣客人拼命干活一个月还一百元的债，也没能还清，利息还在一个劲儿地涨呢！

    一晚上接多少个客人，这可不好回答，不知说到什么程度上合适。

    我们一一阿花，继代和我三个，来到三号馆之后一直是三个人睡一间屋。开始营业之后，老板就要安排我们一人一屋了。其他妓院也一样。三号馆是华人建的，所以按华人盖房的方式盖的。用木头盖二楼，砖墙，红的镀锌铁皮房顶，地面是木板造的。劝客人一起喝酒的时候铺二三张席，老板夫妇住楼下四个半铺席大小的房间，只有他们住的地方和饭厅有蹋蹋咪，饭厅有三个铺席大小，我们轮班在那里吃饭。我们妓女住的是二楼的十间屋子，全是地板地，每间也只有四个半铺席大。只有床和楠木制的笨重的木箱，和装消毒水的脸盆，窗户上连窗帘都不挂，一眼望去既单调又枯燥。因为我喜欢花，而且山打根一年到头都有花，我就去摘来插在空瓶里。与天草不同，南洋那边红花可多了。

    客人来了，我们就带着到二楼自己的屋里去，不住夜完事就走的二元，应客的时间是三五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要加价。从傍晚到夜十一点叫半住夜，收五元。住夜十元，是从傍晚到第二天早晨，一晚上才十元。还是不住夜的客人好赚钱。住夜的客人一夜也叫人不得安生，所以我不喜欢住夜的客人。当然我也有时被住夜的客人带到海边去玩，有心情畅快的时候。

    应客之后，我们妓女都不忘记消毒。在床边上房屋的一角有一只洗脸盆，在那里边有红色消毒水，每回应客双方的阴部都要好好洗，用纸擦干净①。用这红水后下身凉，所以应客的女人一般都不怀孕。性病检查每七天一次，是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得了梅毒，身体会烂，身体上沾满浓液会死得很惨。若不然就会变疯，因我怕成那样，所以从来不放松检查身体。

    ①台北帝大教授医学博士大内恒著《热带的生活事典》：使用消毒药进行洗涤，用的最多是稀释一千倍煤酚肥皂液（来苏儿液），一千倍的煤酚甲醛液和一千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升汞水用的不多。因为特别是女子使用它会使粘膜过量吸收，引起中毒。而且洗手盆为金属制的会产生不便。它会使蛋白质凝固，所以不适用于消毒污液。原《达沃日报》的副社长星笃比古的谈话如下：（星笃从大正八年到十年，在达沃市内菲律宾政府卫生局做过日本妓女身体检查官）“淋菌的检查方法如下，将子宫分泌物用IOOP环取一些，放在玻璃片上在火口上烧。然后放上染色液用水洗，通过显微镜看。梅毒的检查方法是沃塞曼反应。淋菌检查每周一次，检查不合格的第二周停止营业。让她们到菲律宾政府的东方医院住院。检查费淋病三元，梅毒一次检查费十元。由妓女付费。检查是强制的，不接受检查的娼妇一次罚款三十元。”

    平常没有多少客人来，有船进港口的时候无论哪个妓院都客满。前边的客人还没走，后边好多客人都站在大门外等。最忙的时候一晚上接三十个客人。客人总是客人。我想他们不就是片刻借用我的身体嘛！多来几个又何妨。可是又不是一个两个的，累死了。告诉你说吧！无论怎样习惯这行当，每月总有一、两次讨厌应客，哪怕去死也成。有时泪流满面地想，我做了什么孽非干这营生不可呢！有这样心情的日子就一言不发，至少不去应客也成啊，可我们没有一天休息。你问过年或节日休息不？山打根是英国人的领地，英国人的节日白人的店铺、农场休息，可别人休息了我们妓院更忙，客人更多。山打根是港口，沿菲律宾航路经常来船。船一来，我们都睡不了觉。来月经时老板都不让休息，往xx道深处塞好多纸来应客。我们得其它病——感冒、腹痛、头痛的时候也没一天休息。这样就损伤了身体。因我们每晚应客所以很少有人生孩子。如怀上孩子，生孩子之前也得接客。我在应客期间没怀过孕。富美有一个相好的，曾两次怀孕，生下一男一女，在生孩子之前太郎造老爷让她一直接客。

    干这行的别的女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我一次都没有认为男女之间的那个事有什么好的。男人们说干那个好，会让女人也舒服，还有的女人发出喜悦的声音，我可没体会。当然我也发出声音给人听。怎么说呢，那是侍奉别人，服务嘛。本心是想叫客人早点结束快回去。我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的话，我决不会要男人。从良后和勇治的父亲结婚是因为养活不起自己，不是少了男人不能活。

    妓女的生活就是这样。老板太郎造老爷让我们三人开始接客，当我们完全成为妓女之后，他比以前更爱唠叨了。生意好的时候他还不那样，客人不怎么来，赚钱少的时候，他就抱怨。太郎造老爷有老病根哮喘，一生气、一惊慌就咳得不行。赚得少的话他抱怨起来，喉咙里就嘶嘶作响。多难受啊，少说点好不好，他就那样也不停止抱怨。

    我们——我、阿花与继代，再加上富美和八重没有一个人喜欢老板。不喜欢他的不光是我们。太郎造的侄女寿子比我们晚来三年，她是被从天草的鬼池领来的，她也很讨厌他。他老婆与一个叫木下的开照相馆的相好。老板娘生在鬼池，在长崎大浦当过妓女。不知太郎造是把她赎出来的，还是蒙骗出来的，总之带到山打根当了老婆。在我们来之前不久他还让老婆接客来着。也不是太郎造老爷的老婆一个人这样，妓院老板娘接客的多得是。由老板娘是鬼池人这一点看来，寿子与其说是太郎造老爷的侄女，不如说是老板娘的亲戚。

    那样，我们全都讨厌老板。后来，我们的命运发生了大的转折，大约是在我们开始接客两年之后的光景吧。太郎造老爷的老毛病哮喘久治不愈，换了好几个大夫都看不好，终于死掉了①

    ①据户口抄本，由中太郎造大正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时刻不详于英属北婆罗州山打根死亡。注销户口的是同居的母亲由中人，大正七年十二月三日办受理。

    老板娘本应继续把三号馆办下去。

    前边也说过，老板娘与木下照相馆的主人相好，所以，老板一死，她就像等着这一天似的，与木下照相馆的主人一起跑到新加坡去了。

    老板、老板娘都没了，你认为我们这下子可以自由了，上哪儿去都成了吗？不是这么回事儿。不知道是怎么跟老板娘谈妥的，就在老板娘刚去新加坡的当儿，太郎造的亲妹妹登代就来了，对三号馆做了安排。登代是与太郎造同时或稍晚些时候来婆罗洲的，开始时也做妓女，听说是在吉赛尔顿。这期间被麒麟土人赎了身，生了个叫三千代的女孩。麒麟人是皮肤黑、又瘦又高的种族，三千代皮肤也很黑。我听说她战后也从南洋回到日本。太郎造的老家在高浜，三千代可能也住在高浜。可那时候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现在已是上岁数的老太太了。

    登代从吉赛尔顿来了以后，把三号馆全给卖了。可能等钱用吧。富美与八重转到邻家四号馆应客。富美和八重是旧人了，债一定还清了，登代也只得允许她们搬过去。可我、继代、阿花和寿子呢，说是还有债，何去何从就由不得我们了。从新加坡来了一个叫松尾弥四郎的人贩子，除了寿子以外，登代把我们三个人都给卖了。

    登代怕告诉我们真相后，我们会吵闹，骗我们说：“因某种原因得让你们搬家，松尾给你们带路，照顾你们，老老实实跟去吧！”于是，松尾把我们带到了吉赛尔顿，我们以为只搬到吉赛尔顿，虽然舍不得离开富美和八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根本不是什么搬家，登代把我们卖了。松尾弥四郎这个坏蛋又一次把我们转卖给别人，我们又从吉赛尔顿被带到斗湖岛。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吉赛尔顿，斗湖岛也是初来乍到。而且松尾把我们转卖给另一个人贩子的时候收了高价。我们到那家妓院时，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欠的债更多了。我们本想早些还清债务，一心多往老家寄些钱，才干我们不愿干的卖身之事，可债务一增加，我们可受不了啦你说对不对！

    于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商谈逃出斗湖跑回山打根去。我们偷偷地商定了逃跑的日期，买了那天的船票，白天装作外出游玩的样子来到码头，乘上船。一路倒很顺利。在船上阿花说：“那妓院老板要是知道咱们逃跑了，一定会猜咱们回山打根了，肯定会把咱们找回去。新加坡日本人多，而且比北婆罗洲妓业发达繁荣，咱们不在山打根下船，去新加坡吧！”我认为她的话也对。可是富美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干姐姐，我还是依恋有富美的山打根。加之，我忽然想起木下阿邦这位女老板。我看着阿花和继代的脸说：“我们拼命央求阿邦老板的话，即使斗湖的老板追来，她也会跟他们讲道理的。”

    说起木下阿邦，大伙都叫她山打根的阿邦①，在南洋没有不知道她大名的。

    ①据户籍抄本，木下邦安政元年七月七日，出生于天草郡二江村二千七百五十五号，为木下德次的次女。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博文馆、大正六年刊）：这里还有一位日本女老板。姓本下名邦。木下邦是六十三岁的老太太，拥有一家杂货店并经营一个妓院，听说财产有一万元以上。三十年前来此，问她“最后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她说是十七年前，自己的孙女现在在长崎上女子高中。木下邦是北婆罗洲日本娘子军的大元帅。许多人都听她的指挥，这位老婆婆对同胞相当关照，称为大和抚子的妓女们都拜其下风。日本男人也接受了她不少援助。

    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我去拜会了山打根的名人阿邦老太太。其容貌相当柔和，长圆脸，右下颚有小豆大小的一颗痣，头发约有三英寸长，大约有几根白发，与她始终是娘子军队长的身份很相配。

    听了阿邦的名字后，大伙儿都有精神了，船一到山打根，我们上了岸就去了八号馆。我们恭敬地把逃跑的原因讲给阿邦听，并央求她帮助我们。阿邦说：“你们的话我听明白了。虽然我想帮你们三个人，可是从斗湖跑出来的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回去的话呢，我这话就不好说了。你们之中必须要回去一个。当然啦，这不好受，这样我就好说话。我出钱给留下的两个人还上债，跟那边好好谈谈。”阿邦的性格像个男人一样干脆，无论干什么事，要干就干到底，我们放心了，高兴得直流泪。

    阿邦这么保护我们，为给她面子我们三个人中总得有一个回去的。好不容易刚逃出来，谁都不愿回斗湖去。于是我们就抽签决定，做了几个纸捻开始抽，结果阿花抽到了。虽然她说：“我愿意跟阿崎、继代在一块儿，我不愿一个人走。”可是没法子，她只好回到斗湖——那是我与年轻时代的阿花最后一面①。后来再见着是几十年以后，战后她也回国了。至少，和阿花是活着见一面，还真不错呢！与由中太郎造的侄女寿子见最后一面，是我们被卖到斗湖的时候。现在也不知她到哪里去了，再也没见面，连音讯都没有，可能还没有死，在什么地方活着呢。

    ①正因花，昭和十八年十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二百十一号下同丰彦婚姻，第二年昭和十九年协议离婚，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二百十一号死亡。

    阿花回到斗湖，阿邦有了面子，我和继代就留在八号馆了，当然，阿邦和那边的老板商谈的时候，给了那边钱，一个人二百元。

    阿邦的八号馆对我们说来像是天国一样。都是妓院，应客是一样的，我们对此已经习惯了。阿邦对底下人特别照顾，这点比什么都高兴。太郎造老爷的三号馆只有老板和老板娘吃香的喝辣的，对我们这些妓女轻易不给好东西吃。总之，轻视我们极了。八号馆则完全不同。阿邦拿我们当人看，吃的和她全是一样的。阿邦喜欢吃猪肉、鸡肉，每顿都有肉吃。我小时候没吃过，所以不喜欢吃肉。阿邦说：“你不吃肉，所以搞些别的给你吃。”买来黑鲫鱼做生鱼片给我。阿邦在横滨的时候据说学过三弦，她亲自教我说：“阿崎，这么样弹呀。”有闲工夫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唱歌。她会弹会唱，滴酒不沾。真奇怪，她那样豪爽，英语又那么好，又喜好照顾别人，常借钱给别人，为什么不喝酒呢？

    我可是能喝，没有日本酒，就喝啤酒、威士忌。我喝一打麒麟啤酒都没事儿。我到阿邦这儿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岁了。二十岁的时候已经相当能喝了。也不是非得喝不可，自己带头喝也劝客人喝，啤酒卖得快，卖了啤酒有回扣。所以我现在还常喝烧酒。

    我来到八号馆后和从前一样，与富美、八重关系很好，四号馆离八号馆很近。四号馆另外还有几个姑娘，和富美合得来的有阿霜①，阿霜跟我也不错。阿霜生在天草下田。从大江再往远走有下田温泉，那地方我没去过，她就是下田人。这次战后，她倒是回到了下田，可是不久便在柳树上吊死了。她死得多可怜啊！

    ①据户籍抄本，三田霜明治二十年一月十八日，生于天草郡下田村XX大字，为三田友太郎和三田小夜的三女。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九日于天草郡下田村大字XX二千九百六十一号死亡。

    当然啦，阿霜在四号馆没呆多长时间，有个住在克扎特克的马来土著人喜欢阿霜，给她赎了身讨她做老婆。她就搬到那里去住。阿霜几次邀请我们去玩，说：“太闷了，你们来玩吧！”我们去了几次。阿霜的丈夫有一个小轮船，还有些山林、田地，给阿霜穿的是丝织的和服。阿霜赎身后不久就开始给富美带孩子了。

    忽然提到富美，你可能搞糊涂了吧！富美挺漂亮，日本人和洋人都是她的常客。所以富美要挑客人，不接土人的客。日本人里边富美喜欢的有安谷喜代治。①安谷在山打根经营大椰园，已经有老婆了，所以不能娶富美，他常来，富美也怀了他的孩子。十个月以后生下一个男孩，因不能养在妓院里，于是富美就把他交给与当地人结婚不能生孩子的阿霜，请求道：“这孩子请你帮我照顾吧。”阿霜高兴地答应了。那孩子就是松男②，他现在跟自己亲生母亲富美一起生活。松男托出去的时候大约是生下来一个月的时候吧！

    ①三德五郎《日本人新发展地的北婆罗洲》；“乘帆船到山打根对岸的丹戎阿尔地方参观安谷椰子园，因为顺风，所以一个钟头便到了。安谷喜代治是天草人，数年前投资六千货币单位买了英国人的七十英亩的椰园，当时已有三十英亩一千七百棵椰树，每月收获六千至八千颗椰子。其后又几次从政府手中以九百九十九年的年限借一百四十英亩的土地。当下正在育苗。这部分地最初五年每年每一亩地交五十仙地税，其后应交二弗五十仙，最初的七十英亩是免税的。安谷本人想在当地落户，从老家把父母妻子接来，在园中盖起漂亮的房屋，住在那里。除雇了四五名日本人外还雇了五、六名华人。一心从事栽培植业，十分快乐地生活着。他们是成功的先驱者。”

    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为了参观山打根对岸丹戎阿尔的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园，舰长带领士官十名加上当地的日本居民十多人分乘本舰的大舢板和划子于上午十时离开本舰出发，……（中略）……先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被带去参观了该氏的家。安谷喜代治的房屋是南洋风格的。地板很高，几乎像二层楼一样新盖的房子，屋顶用的南洋特种的聂帕榈叶草，房间也不少，是很舒适的建筑物。安谷养了二只猴、几条狗，还有一头猩猩……，（中略）……吃完饭安谷请我们看照片本，其中一页有张集体照有已逝世的原台湾中州知事加福半次，当前在银行服务的前台北厅长梅谷，还有前调查科长现专卖局科长镜田氏，还有在外事科工作写过《赴南洋须知》的越村。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他们也曾一度到此来访问过安谷氏呀！”

    ②根据户籍抄本，松男大正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生于英领北婆罗洲山打根第二横街三十五号，为吉本富美的私生子，由母吉本报户口，大正十五年十月三日办理入籍手续。父千叶县印幡郡八街叮九十四号中村一郎认知人户，昭和四年十二月六日办理。

    富美后来又生一个女孩，那孩子给了做英国人妾的岛原出身的八重。那孩子怎样了？活着呢，跟你一样大，那女孩是不是安谷的孩子不清楚。到南洋卖身的女子，即使有了自己喜爱的心上人也结不成婚，大抵与富美有同样的下场。

    你问我有没有喜欢的男人，自己的事拉不下脸说，谁都一样吧？我不需要男人，所以，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年轻时候只有一次想过和一个男人组成家庭，不用说没跟家里人说过，就是朋友之间也只跟富美这样的密友说过，跟你说？说说也成吧！

    那个人在三菱的橡胶、椰子园做护国人，姓竹内，是长野县人，你知道长野县不？那时我二十岁上下，竹内比我小一岁，十九岁左右吧。他攒了些钱连续三天到我这儿来。他虽然不是伟丈夫，但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也喜欢我，甚至想跟我结婚。我们那样情投意合，可我还欠着债，竹内也没有钱给我赎身，过了两、三年竹内与他的房东女子结婚了。他对我说：“我没钱为你赎身，原谅我吧！”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让我一个月之内不接其他客人。这就是说，不能为我赎身一辈子，至少赎一个月身也成罢。

    现在回想起来，竹内说的做的都在理。他是农场的看守，年龄又小，挣不了多少钱，不管怎么努力挣钱也够不上为我赎身的呀！可是，那时候我呀，因为是第一次喜欢上男人，总希望他攒上十年、二十年的钱来替我赎身，跟我结婚。这种幻想打根儿上破灭了。我心里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迷恋男人了。刚才讲了阿邦不喝酒，我喝多少酒都不在乎，我喝多少啤酒也不醉的本事，可能是与竹内失恋之后练出来的吧！

    在八号馆期间，可能前世与阿邦有缘，我和她特别合得来，我管她叫妈妈，她叫我阿崎。无论怎么说，这之前我没有遇到过那样慈祥、把我当人看的人，结果呢，生我的母亲远在天草，我感到，阿邦是我真正的母亲。三年后阿邦的干女儿阿作要去探视自己的女儿岭生，对阿邦说，“妈您年纪大了，趁早离开山打根回天草吧！”我呢，就劝阿邦留下。阿作的事我还没说呢。阿作是阿邦的养女①，她有一个女儿叫岭生②，听说是养在长崎，那时才六、七岁。阿作在我们到八号馆后不久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照顾年迈的妈妈，她也想挣点钱寄回日本养活自己的女儿岭生，阿作每逢要回日本看岭生时总劝她养母回天草。阿邦不知为什么好像从不打算回去。阿邦活着就建好自己的坟了，由此也可见她的决心。坟墓建在山坡上，墓石是白的，碑很大。

    ①据户籍抄本，木下作明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作为木下邦的养女。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领养隆义（男）也是私生子，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一日，木下作生下私生女岭生。

    ②给女孩子起男孩子的名字叫岭生，是阿邦想出来的主意。

    阿邦在山打根建了日本人墓地，让后人凭吊，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事了。这是阿邦的功绩，除她之外谁都办不成这件事。她拓了一片能看见海的小山丘，建上一、二百座墓。在一旁建一个六铺席大小的小屋，屋里放水桶和水勺，用水泥制一个导水管，从山上引来水。无论谁什么时候去上坟都很方便。连吉赛尔顿和斗湖都没有那么漂亮的日本人墓地。来山打根旅游的日本人参观日本人墓地是一个节目。阿邦六十多岁的时候挑这墓地风景最好的地方，造了自己的墓。

    她还从日本运来石材，白白的，大大的，可醒目了，旁边种了竹子，一直种到小屋门前。她下了决心不回天草，要葬于山打根，才建了那么漂亮的墓。①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这地方有二个大石塔，建在市街背后山的半腰上，从远处海面也看得见。那好像是日本人公共墓地。总之，我们看到的大石塔与风景不协调，我们几个人就爬上了陡坡。日本人墓地与华人墓地并排而建，大约二百坪左右，百余墓主多为女性。老的坟像土馒头一样插一根木标，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其中一个最新的墓，二尺高的角形木标上写着“大日本广岛县甲奴郡吉野村字小-七十一、只宗丰、行年十九岁”此等坟墓主人都是盛开的花一样的女人，遇到热带的瘴-后相继死去。虽说是自作自受，但毕竟是同胞，对这些大和抚子我实在抱有同情之感。把这些墓一个个看过去，登上陡坡，见到最上边立着的花岗石的角塔立于双重的基石之上，方二尺，高四尺，正面写有红色的字样为无缘法界之墓，背面是木下邦建，上边一段同样的塔身上刻有法名最胜信女，侧面雕刻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俗名木下邦。石材全是从日本运来的。她今年六十三，积蓄财产一万元。常人早携带财产回国坐享其成地养老了，而她还居于海外，生前建了自己的墓地，下决心葬于山打根，其气魄实为雄壮。更何况在最上层的平地上建有一栋和拜堂，里边安放日本制的佛龛，有当地土著和尚头一人住其例，负责打扫共同墓地。看这个墓地的捐助人名单就可知道，出钱最多的是木下邦。由此可知，阿邦老太太确实是山打根日本人事业的创始人，而且是最具有实力的女老板。

    阿邦与阿作脾气合不来，阿邦讲排场，喜欢照顾别人，阿作正相反，出手吝啬，看见众人压不住火，所以合不来是肯定的。我跟阿作没有跟阿邦合得来。阿邦总说：“阿崎，要是和你一起过就能过到一块去。”

    由于我们三人是这种关系，阿作每逢跟阿邦说“妈妈也回天草去吧”的时候，我就说，我来照顾妈妈吧！阿作，你放心回天草去吧。让阿作放心回去。于是，阿邦就没回天草，八号馆照常营业。我每天帮助妈妈料理生活——阿作呢，回天草后好像也不大顺利，又过了几年捎信来说“还想回山打根”，妈妈称呼她不叫她小名，跟她不亲了。

    阿作回天草后，我和妈妈一起经营八号馆。阿邦是刚毅的人，她以那些男老板为竞争对手，一步也不退让。只要有人求她，她就自己掏腰包帮助别人。无论八号馆怎么挣钱，内部经济情况也是窘得不得了。有人说：“那样对谁都援助的话，阿邦可叫真有钱啊！”可实际上家里很拮据。这一点，只有共同生活的我最清楚。总之，不光是日本人，荷兰人，华人，连当地土著的麒麟人都受过她的帮助。在南洋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像阿邦那样的人也是偶然才能遇到的。

    就那样，八号馆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天堂一样，所以我拼命地干活。正在那时，由于朋友的介绍，我成了英国人的妾。我还欠着太郎造老爷和八号馆的债，虽然应客生意很红火，但也不能给在天草的矢须吉哥哥多寄些钱。做外国人的妾可以不大量接客，拿的工钱多得多。这对我们来说算是发迹了。妈妈阿邦也劝我“还是到那英国人那里去好”。我把在八号馆挣到的存款全部交给妈妈，她又雇了两个女孩子来顶替我，我就离开了八号馆。

    我去伺候的英国人是霍姆先生，在山打根北婆罗洲公司办的海关里做事①，不知他多少岁，恐怕比我大十、二十岁，约四十岁上下。在山打根，英国人也好，荷兰人、法国人也好，都在临海的山丘上有豪华住宅。霍姆先生也一样。他在英国本土有老婆孩子，一个人来到婆罗洲，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雇一个中国厨师、一个中国的听差的②。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北婆罗洲的国体在世界上也很少见，政府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的公司经理就是内阁。而且，其内阁在伦敦。在经理选举的总督名下在山打根和另外三处安置府县知事之类的官吏叫理事官。其下为地方官，兼做郡长和警察署长的官员在各处都有。打比方说正如日本的满铁公司统治中国东北，关东都督由公司董事选举，守卫队由董事指挥，海关由公司支配，公司与建立起来的国家一样。

    ②北婆罗洲公司一八八一年设立，在这之前，今日的印度由东印度公司管辖。荷兰统治下的爪哇由荷兰领东印度公司管辖，殖民地的这种经营方式在各国之间多为通行。现今，过去的殖民地已多数成为本国政府的领土，以公司的形式组织政府已于世界上绝迹。独此北婆罗洲公司还维持公司即政府的原状。虽然五百万镑的资本全部用做北婆罗洲的开拓，其实开拓不见进展，至今世界公认该地为大猩猩、长尾猿的产地。虽名为独立国其总督应叫总统，但必须在伦敦的董事会议决定后请英吉利政府认可。与外国签定条约或宣战讲和或将土地全部出卖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结果还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你问我到霍姆先生家之后的生活吗？做饭洗衣服都由厨师和听差做，我什么活儿也不干。让我干我也不会，因为从小就只知接客，什么也不会做。可是，霍姆先生一早就出去上班，我的闲工夫多得很，不知干点什么好。所以大白天就喝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对，也用纸牌赌博什么的。伺候霍姆先生以后，他不准我回妓院去串门，所以我也不能去看朋友——连富美、八重所在的四号馆也不能去了。没法子，只好到杂货铺去日复一日地打牌赌博。八号馆还可以回去，因为阿邦妈妈在洋人那里有信用，所以他还是比较宽容，我比其他的洋人妾还强一些。

    无论在杂货铺，还是在八号馆，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赌博，①用纸牌每次以五十钱为限聚赌。

    ①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我拜访了成为马来人妾的日本人，但门户紧闭。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一个日本人都见不到，觉得很遗憾，我只好到日本妓女那里去看一下，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团坐在一起，正在热心地赌博。用纸牌玩八八。仔细看马来人的妻子也在里边。看见我进来，男子停止玩牌过来跟我打招呼。而女人们还不停止。我问：“你们从早晨就玩八八，整夜都玩来着吧。”其中皮肤最黑的、鼻孔朝天的女人马上还击说：“不，夜里的活儿不是这个。”在这个地方没有华人妓院，日本妓院除了这家还另有一家。一个女人家从早起就只穿内衣，盘腿坐着玩纸牌，真让人惊讶！

    提到钱，顺便把我的佣金也谈一下吧！我一个月的佣金是一千元。连我都挣这么多钱，到南洋来的西洋人挣多少钱恐怕我们听了连眼珠子都得掉出来呢！从这佣金中我有四、五次寄给矢须吉哥哥四、五百元。我不会写字，有时托阿邦代笔，或是拜托杂货铺会写字的小伙计代笔，给日本天草寄款。阿吉姐也从仰光妓院往家寄钱，加上我寄去的钱，我的矢须吉哥哥好容易把房盖了起来。那就是你去洗澡的坡上的房子。现在是我哥哥的儿子住着呢！

    我到霍姆先生那儿去以后认识的朋友有玉子和文子两人。她们俩都不是天草人，是岛原人。文子长得很标致，比我大两岁，她是公路工程监工的妾，能说几句英语。玉子很胖，老害眼病，很苦恼。她也是西洋人的妾，是哪国人已经忘记了。我与这样的朋友来往，霍姆先生从不抱怨。

    山打根有多少人伺候洋人我是不知道，阿邦可能知道。其中有人从妾升格为太太，但为数很少，凤毛麟角。英国有名的塔尔比公司①的第二号重要的人物，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同行。②

    ①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塔尔比公司在吉赛尔顿设分公司，除一般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兼管香港上海银行ChinaBomco木材公司，赛巴蒂克煤炭公司，数个橡胶公司，印度支那航运公司，SabanSfeamShiP公司，大阪商船公司（美国航线）的代理店。最近又建海峡轮船公司代理店，其势力之大足可垄断英属北婆罗洲的贸易。……（中略）……塔尔比公司在山打根拥有造船厂，是可收容三百吨左右的船舶，还代购政府所需商品。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态度专横，对当地人特别是华人采取排斥态度。萨巴轮船公司事实上属于塔尔比所有，已经讲过该轮船公司使用三百吨左右的轮船，从事沿岸航海。

    ②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连露水都懒得沾的大和女人变成日本的妓女，朝送白人，夕迎黑客。有人指责她们在海外有损国格。在山打根这种日本妇人的势力意外地大，不少人为权贵白人之妻。……（中略）……此地第一大商社，塔尔比公司的头头某氏的夫人也是日本人，有一天晚上，我接受了其丈夫的邀请，……（中略）……她英国丈夫从遥远的英国独身到该地工作，由于生活单调，故亲近女色，他对最初接触的日本女人产生了真实的爱情，并组成温暖的家庭，像这样的人不少。洋人所爱皆为日本人。

    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这个山打根除术下邦之外，还有个女人很有地位。其丈夫是英国人，因还没办户口手续所以她称不上正妻。但与妾也不同，他们已经有了孩子，是事实上的夫妇。丈夫是北婆罗洲最大的塔尔比公司的副社长，听说家资巨大上万。今后夫妇打算在日本佐世保购房，度过一生。此一地日本人亦受该氏夫人的照顾。

    成为正妻就是真正当别人的妻子，如果是正妻的话，家里来了洋客人就可以进客厅见客。可像我们做妾侍候人的，就绝对不能在客人面前露面。男客还马马虎虎，来女客则绝对不能出去见。虽然人们知道我们在家里，但是决不可以让别人看见。

    给洋人当妾只伺候一个人，所以大家都说比当妓女日子好过多了——可是，洋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与妓女没两样。以我是从妓院出来的日本女人这一个理由，那事一结束，他就和在妓院一样，用消毒水使劲洗男人的那东西，无论共同生活时间有多么长，他也知道你没病，可就是不肯宽容你。大概，没把我们当成是和他一样的人吧！

    我在霍姆先生家前后呆了六年。先头住四年，然后回天草探亲，接着又呆了两年。

    在霍姆先生家头四年，他只跟我在一起过二、三回性生活。你问他哪儿有病吧？不，霍姆先生有一个情妇，是英国人的有夫之妇。他经常到人家那儿去，还带那女人来家。给我付上千元的佣金，让我住进他家里，是蒙骗他那情妇的丈夫——若四年间只有二、三回男女之事的话，你问我是否憋得慌另找相好的了？我傍上这西洋人，吃穿不愁，不想再要什么男人啦。无论在八号馆的时候，还是伺奉霍姆先生，或是以后，我一次也没想过要男人。当然也有和我不一样的人。岛原的玉子除了洋人之外还跟一个华人暗地来往。那洋人回英国时，她就跟那个华人上新加坡了——那以后再没遇到过玉子，不知现在怎么样。如果没死在南洋，就平安回日本了吧！

    我回国探亲是霍姆先生休假回英国之后。在南洋的英国人几年要回一次英国休养半年，然后再回来工作。霍姆先生回国时给我五千元说：“等我回来！”我说我也要回日本探亲，他同意道：“按你说的做吧！”这样，我就拿了那五千元，箱子里塞满了礼品回天草了。朋子，你铺的褥子就是那时带回来的。

    我托人代笔给我矢须吉哥哥写了封信，告诉他我要回家探亲半年，坐什么号轮船到长崎。可是我的船到了长崎，又从长崎换小船到崎津，都没有人来接我。矢须吉哥哥已经娶了嫂子，可能认为来接我这样从外国回去的人，面子上不光彩。所以，我只好一个人提着沉重的箱子回到故乡来。

    十岁上我离开了村子，回来一看到处都变了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宽的大河变成了可以轻易渡过去的小河。记忆中高高的山变成了小丘陵。一天也耕不完的土地成了猫的运动场。刚回去那阵，我都不相信这是我生长的村子。即使这样，凭记忆，我还记得左邻右舍，我来到了小时候住过的小屋附近，见到一座木造的新房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哥哥的新房吧，正巧从屋里走出一个高个子女人，那就是我嫂子，她那时还没像现在这样，眼还没瞎。

    我妈在德松伯父家，姐姐阿吉在新加坡，我只好到哥哥这儿落脚。虽然是阿吉姐和我寄钱盖的房，但有了嫂子，我也没什么可表功的，所以住着也不痛快。带回来的钱分给哥哥、母亲和近亲。再余下些钱我就到崎津下馆子，叫上艺妓玩玩。

    村里也有人说：“阿崎别再去那么远的外国了，就在天草呆着吧。”但是这儿没有我呆着顺心的地方。回到山打根有阿邦，朋友辈的有富美、阿霜，我应去的地方还是山打根。所以还没到半年我就乘船回去了。

    回到八号馆后发现我探亲的那半年里，它日渐衰落了，两名妓女干活一点儿也不起劲，可照样吃好的，从早到晚赌博。阿邦向人借的债一时也还不清。我去四号馆向富美讨主意后劝阿邦说：“妈妈年龄大了，妓院不开了，按自己意愿快快乐乐过日子不好吗？”这样决定把八号馆卖了还债，我劝妈妈把二楼租下来安安静静过日子。因阿邦在洋人那里有面子，洋人也从各方面关照了她。

    我还是侍奉霍姆先生，洋人一出门我就去阿邦那儿聊聊天，帮助她照料生活，这样过了两年，阿邦年龄大了，身体虚弱了，终于去世了。临死前七天还自己做饭，我说我给你做吧，她怎么也不听我的。

    阿邦身体衰弱之后依然说：“我不回日本去。”山打根只有外国大夫，阿邦对医生说：“吃你的药只吃一回，就像人只能死一回一样。”可真让她说中了。她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她静静地望着我说：“阿崎，你能这样照顾我真谢谢你。我的坟已经造好了，把我埋葬在那里吧！”就去世了。她那年七十岁。出殡的事儿呢，山打根没有日本和尚，没办法，请饭店的老板来念经文，然后把骨灰放在山丘上的坟墓里。我的阿邦妈妈到今天也还在那白石头坟墓中遥望那山打根蔚蓝的海洋呢！

    与阿邦死别之后，我可倒了大霉。我大声高叫“妈妈，妈妈”，我内心一直认为她是我妈妈，她一死，办完了丧事，我万分沮丧，得了头痛病。什么病名，我不知道。身子特别轻，头像塞着石头一样，想考虑重大的事情也思考不成，想说什么也说不出。让洋大夫看病，他说这样下去会死的。霍姆先生决定让我回家了。不仅如此，我回天草以后还寄来钱让我休养。我的头痛犯得厉害，哥嫂趁此机会把钱都给吞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回天草的船里，阿邦一直跟着我。阿邦已经去世了，我把她埋在山打根的公墓里了。那个跟着我的是阿邦的魂呀幽灵呀什么的。一定是有灵魂的，我一睡，她也在枕边睡，我坐着，她就和我并排坐。阿邦一直在守护我，一直跟我在一起。轮船一到门司，船长对我说：“你哥哥接你来了，早点做准备上岸吧！”正在这个时候，阿邦的影子一下子消失了，到哪儿也找不见了。①

    ①母子爱育会附属爱育医院妇产科医生野末悦子认为阿崎的症状不是妇科疾病，是神经官能症。

    回到天草之后，没地方呆，和两年前探亲时一样住在矢须吉哥哥家，麻烦他一家人。他也请了崎律的大夫给看头痛病，怎么也治不好了。这个不好治的头痛病最后托了军浦大师的福，奇迹般地治好了。

    前边提到过，我死去父亲的大哥——大伯父的女儿有个叫阿春的，是我表姐，年龄较我大得多，在仰光住了十年至十五年。阿春说：“有一个难得的大师，多么重的病也能给治好。”有一天，她硬拉着我经过崎津去了大江。在军浦大师那儿上了供，请巫神给作法，病完全好了。你们东京人会认为是胡说，这可是真事儿，我说的关于南洋的妓女生活也好，有关大师的事儿也好，没有一句假话。

    后来，我就完全信奉军浦大师了。在天草那一段时间，每月十一日，我从不间断，都去朝拜。唉！从这儿到军浦有多长的路呢——有三里吧！我一乘公共汽车就胸闷，买票又花钱，所以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步行去参拜。一参拜呢我就拼命祷告，干什么事都得专心去做。朋子，那天遇见你也是参拜大师归来的路上，我想这也许是大师安排的。

    头痛病好了，我对家里、村里的事能够明白一点了，我觉察到我在哥哥家没得到好脸色。哥哥从我这儿拿到大笔钱倒什么也都不说我。嫂子阿金——那时还没染头发，眼睛也好好的。她的眼神里总透着邪恶死盯着我。再加之和我同龄的村里的女孩子都有家，有丈夫了。没结婚的就只有我这个从外国回来的人了。我每天都很无聊，对村里的年轻人说：“出去玩玩吧！”每天带很多人到崎津的饭馆吃饭，把崎津的艺妓一个不漏地请来尽兴地玩乐。我讨厌学裁缝、写字，我喜欢弹弹三弦，热热闹闹的，我喝酒喝得特别多，让村里的年轻人也喝得不省人事。

    矢须吉哥哥见了也不肯多说我，阿金嫂子常说我坏话。她说：“一个女人家，那么样地喝大酒，还请艺妓。”可是我不听，我说：“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有哪儿不对吗？”依然带领青年们到处喝酒去。只有喝酒，请艺妓，说点可笑的事情，吵吵闹闹的时候，我才会忘却一切，感觉自己是活着的。有一次我听说，那时我常请的艺妓之中，有一个现在还在崎津活着呢！

    这样过着日子，一起玩的一位青年就向我求婚说：“嫁给我吧！”这个男人是同村的，虽知道我是从外国回来的，他的父母也不在乎，愿意我做他家儿媳。我对这个男人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可是我当时看见什么都不感兴趣，对此后前途，也不能预测，所以我才答应嫁给他。那男人家里是农民，我当了农民的老婆。上有公婆，为了讨好公婆我就拼命学种地，相当苦。可转念一想，这房子和土地不久就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可有干劲啦，我干活晒得可黑啦。

    可是像我们这类人无论到哪儿都没好命。我丈夫这个人在崎津喝酒招艺妓时可气派呢，可是在家与外边全然不一样，在家是个十足的小气鬼，他自己每天晚上喝酒，一点儿也不给我喝。见我做汤使大酱的量多，或是做菜时倒酱油倒得多就抱怨，一不如意就拳打脚踢，还没过半年，我就烦了。

    正在这时，有一天我下地，有人跟我打招呼说：“这不是阿崎吗？”我仔细一看，是在中国东北的妓院呆过的安代，回天草来探亲的。安代现在也还健在，在河下游当按摩师呢。她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们站着聊了好久，我说虽然嫁了人，但是受气，真没意思。安代说：“你在这鬼地方晒得漆黑干农活，真傻！和我一块儿去满洲吧！”她认真地劝我说满洲与南洋不同，气候冷，可是日本内地的人全去了，使唤中国人干活，土地一年年开拓出来，日子好过，不必卖身也能挣钱。

    听她讲起满洲的事儿，我也恢复了元气，我本来对这个丈夫就没有什么留恋，所以下决心去满洲，我对安代说：“安代，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去请个假。”就跑回了家。我对丈夫说了这事，丈夫就目瞪口呆了。我刚说完，他就大叫大嚷“这事绝对不可以”，拖住我的头发满屋乱走。在这之前，虽然我下了决心，但是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在被拽着头发受体罚这当儿，我算铁了心了。于是当晚，大家都睡下了，我摸黑找到衣柜，将和服找齐了，拿包袱皮包上，离开了那个家，与安代一起去满洲了。

    在满洲奉天的一家酒店里，我找到了工作，店名叫开库。奉天也有妓院——是啊，中国人妓院有十家，日本人妓院也有，我这次不干那个了。我哥哥矢须吉房子也盖上了，没必要向老板借钱往家寄了。在酒店里我上菜端酒陪陪客人就成了。客人有中国人，但因为是日本人开的店，日本人的顾客多。

    在这店里干，没到一年的工夫，我认识了一位叫阿翠的有丈夫的女人，跟她挺合得来的。她劝我结婚，带来一位叫北川的男人介绍给我，是造皮箱的工匠。前边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男人，也不需要男人，在天草有了家，又后悔了。最初，我不愿意，没打算和他一起过。但那时我也三十好几了，青春不常在了，也不能总是抹着白粉陪酒啊，又害怕年龄大了混不上饭饿死在路旁，所以就和这个造皮箱的结婚了，他就是北川新太郎①——京都我那儿子勇治的父亲。

    ①据户籍抄件，北川新太郎生于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京都府纪伊郡深草叮字XX三十一号，为北川弥三郎、阿末的三子，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与山川崎结婚。

    北川这个人待我很好，是个好人。我从小在外国生活，不会缝纫，米饭好歹凑合着做，菜也做不好。我前夫与公婆一齐挤兑我说：“连饭都不会做的女人，一点儿用也没有。”而北川一句那样的话都不说，他知道我缝纫、厨房的活儿干不来，无论什么都自己亲自去干。

    可是，他可能喝大酒呢！也喜欢搞女人。他是个好人，可能他认为我是妓女出身不够十全十美吧。我什么话也不说——吃醋？没有那份闲心，太麻烦了，可是要搞清白人家的女人会有很多后事要处理。我对他说：“你要搞女人就去找妓女，钱我给你。”我在酒店陪酒筹上点款给他，他去哪家妓院我不知道。

    我们刚成家那会儿向满洲人租房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丈夫玩归玩，干活还是把好手，所以生意日见红火。那时候生下勇治，我丈夫因为有了孩子觉得应该更加努力干活儿了，就拼命劳动，终于盖了一所二层楼的房子。满洲很冷，房子与日本不一样，用泥做成炕。房子盖好搬家那天真高兴啊！啊，这可是我的家呀！一想这是自己的家，墙壁呀，火炕呀，家什呀，都那么可爱。

    什么，去满洲盖上自己的房是哪年？唉呀，这我可不知道。勇治生的那年是昭和九年十月五日。盖房是稍后一些的事儿。

    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好容易盖起来的作为心灵安慰的房子，也因日本战败一下子消失了。那年勇治才八岁——俄国人来了，奉天城内乱了营，说日本战败了，女人孩子得快些逃命。

    我们家也来了队伍，把我们的产品皮箱拿走了，可能还是不需要，把皮箱用刀挑，闹着玩。我用布把勇治包得紧紧的抱着，他僵硬得像根棍子一样、我也不打算活了。在南洋的时候，我侍候的全是海员和南洋土著野人，我一般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感到吃惊了。我们家还算好，我丈夫平时对中国百姓特别亲切，所以我们遇到困难，左邻右舍都分些吃的给我们——我想日本人也好，哪国人也好，对待别国人应该善良才是。

    日本战败是夏天的事儿。秋风吹来的时候，日本人就应该全部回国了。我们也要回国了。房子、财产只有全部扔了。想卖房没人买，家什一文不值地卖了。一家人穿着随身穿的衣服就回日本了。从奉天到通化生的火车，然后到了科罗岛，乘的什么船渡海，记不清了。三餐供给尽是些麦粥和小米粥。每人才一碗，喝着喝着就没有了。大人唠叨着说小孩子饿，可怎么办呢？最遭罪的就是小孩子啦。无论哪家的小孩子都冲着父母哭闹“肚子饿得慌，给点吃的吧”。谁也没办法。我家勇治肚子也饿。我啜一口粥就喂给勇治一口，船到了佐世保要登陆时，我全身一点儿力量都没有了。没法子，美国兵拉住我的手才好不容易上了岸。

    在船上，我听说满洲死了上万的日本人，离市镇远的开拓村建村的时候，抢了中国人的地，为此，他们遭到记恨，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死了，有的全村都死光了。我们三个人能平安回来就不错。

    可是，你看回到这村也难呆下去。可我们没办法，只好又来麻烦矢须吉哥哥。这回和从南洋归来时不同，那时我是一个人，此次有丈夫和孩子。哥哥也有大儿大女的好几个人。我们只好匀一间屋能抵挡风雨就成了。只是缺粮食。你好好看看我们村的地，我不知你老家是东京还是哪儿，哪儿见得到这样贫瘠的沙石地呀！天草的地全是这样，种不了稻子，连种白薯都长不大。情况就是这样。富裕人家另当别论，一般人家都吃不上饭。我无论怎么请求别人分些白薯给我，也都只给我一点点。有时人家说“口粮不卖钱，以物易物”，我们没有可拿去换粮食的实物，只有命一条。

    没法子，我只好和丈夫商量去京都。京都是我丈夫的老家，京都又是大城市，也许去了会设法活下去吧——这么一打算就去了京都。结果只在天草呆了半年。

    在京都我丈夫当上邮差，他认字。勇治上了学。大米、鱼的价格很贵，光我丈夫一个人挣钱维持不了生活。我也出去干活。帮附近农民种地，挣不了多少钱，但我的口粮解决了，这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啊！其后，我丈夫换了其它工作，我也给他打下手，什么活儿都做过。打扫卫生，洗衣服，看孩子，凡能干的都干，这样过了十几年，觉得才缓过劲儿来，我丈夫又得了病死了。不掰手指头算不清，那是八年前的事啦。是啊，八年前就是昭和三十六年啦。

    勇治过二十岁了，已长大成人了。在京都的建筑公司干土方的活儿。首先让我放了心的是，勇治是个干活的好材料。父亲一死，干得就更努力啦。过了二、三年，勇治忽然对我说：“妈妈，您回天草去行不？那是您的老家，大家都会照顾您的。”我说：“我回天草我的哥哥矢须吉也不在人世了。那儿也没有老人可干的活儿，我想留在京都打些零工呢。”矢须吉哥哥在我们搬到京都去次年的秋天就患病去世了。可是无论我怎么请求，勇治总是不肯答应我。没法子，我只好一个人回来了。正好哥哥家邻居一家人去大阪留下空屋子，我就拿勇治给我的一万五千元买下了这间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村里最破烂的，但不是向别人租的，是我自己的房。

    我刚一回来，勇治就娶了老婆。这是他来信告诉我的。我是睁眼瞎，这信呢有时请邮差给我念念，有时到坡上找我大哥楠雄念念，当时信里还夹着一张儿媳妇的照片呢！

    后来我才想到，勇治要娶亲才让我回村的。因为我是打小去外国当过妓女的，勇治一定想，我这事如让他喜欢的女人知道了她就不肯嫁他了吧！确实如此。当婆婆的一个大字不识还不让儿媳妇笑话。所以勇治根本没跟我提娶亲的事儿，就打发我回家了，直等那女人答应了结婚才通知我的，你说是不是？

    我一点儿也不恨我儿子，六、七年了，勇治的媳妇也没来看过我，更连信都没写过一封，我对她不太称心。可是我这样的老太太不久也该见上帝了。

    年轻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比什么都强，老人呢，忍忍也就活下去了。当过妓女的人要和儿媳处好关系就别在她面前摆婆婆架子。我想还是回老家来更好一些。勇治和媳妇儿生了两个小孙孙，我没有一天不想见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我这愿望才能实现。见不着孙子，我一个人生活够冷清的。但这样对勇治和儿媳来说更好的话，我对谁也不说什么怨言，独自忍着吧！这样，我每天早晨对大师、对上帝、对佛真心许愿，祝愿勇治一家别生病别得感冒什么的，健健康康地活着。愿我儿子别让车轧着、在工地别出事故。

    嗯，是吗？你知道我每天早晨拜佛祈祷大师和上帝？我老了，醒得早。你是城里人，早晨总要多睡一会儿的。你睡得正香，我尽量不出声儿到外边去祈祷，但还是把你吵醒了！

    我自阿邦死后患了头痛病，被军浦大师治好了之后就信奉它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向军浦大师祈祷。比如这是我们村，那个方向是军浦大师所在方向。我早晨起床洗了脸合掌向军浦大师的方向出声地祈祷：“大师，请您守护京都的勇治一家人，勇治打小时候身体就不好，城里的生活比农村艰苦，请守护他吧！儿媳、孙子也别得病，别遇上事故，健康地度过今天。”然后向上帝祈祷愿我死去的丈夫、父母灵魂得到安宁，这样我才放心。

    这样的祈祷是我的工作。回村以来，没有一天不祈祷，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坚持。我有哮喘的老病根，所以到了秋冬时分就咳嗽，难受极了。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忘记祈祷。我年纪也很大，干不动什么活儿了，勇治每月寄钱来养活我，我却什么也不能替他干。我这个多余的人，能够为继承我血脉的儿孙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向我信奉的大师和上帝一心祈祷——朋子，你要是回到东京，我也一定向大师为你祈祷，让你好好保重身体，努力工作……

    不好问的问题想问问我？成啊，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连在南洋当妓女的事都对你说了，无论你问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什么，勇治每月寄多少钱来？

    每月寄四千元。把现金放在信封里寄来，我拿图章去取。四年前是三千元，现在寄四千元。勇治负担挺重的，他不寄钱来我又没法过活。生活保护的问题？河对岸的萨娜有一次跟我说过，“像你这样的穷人，政府有《生活保护法》，你可以去领的，你去村政府谈谈去。”我多少也知道一点。可勇治说：“你要领那个，人们该说我不孝顺，说我不照顾母亲了，别去领了。”所以我一次也没去领。有人劝我说瞒着勇治去领政府津贴，我的脾气又不愿干瞒人的事儿。

    四千元过一个月够不容易的。买米来吃的话，钱一下子就没了。所以就吃麦饭，你不是也吃了？勇治的钱寄晚了的时候，麦饭也吃不成，只好吃白薯。像现在这样，全村只有我这么吃搀了那么多麦的米饭。

    有人说你那么困难还养猫，趁早别养了！光我家养的就有五只。还有咪、小球儿和波奇都是人家扔掉不要的猫。猫肚子饿了喵喵直叫。肚子饿的滋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能见死不救，拣了回来给点饭吃。你说波奇不是猫的名字是狗的名字？猫和狗是亲戚嘛！没关系，是不是啊，波奇？

    昨天让你喂坡底下人家的猫，加起来一共有四只。和我家养的合起来一共九只。那家人家是我妹妹家——是我母亲和德松伯父婚后生的妹妹，同母异父。这个妹妹和丈夫、孩子一起到名古屋打工去了，留下两只带不走的猫。她并没有托我照顾那两只猫。可那也是两条生命呀！我给它们送食时又来了另外两只猫一共就增加到四只了。按你说的把它叫过来一块儿喂也没什么。可是猫也有它住惯了的地方。我只要送送食就可以了——猫知道我什么时候去送食。一到开饭的时候四只猫乖乖地在饭场那儿聚集一堂等着。

    我吃麦饭，猫也吃麦饭，我吃白薯，猫也吃白薯。我还能活几年自己也不知道，但见上帝之前我会一直这样过日子的。

    想起小时候爹死娘嫁了人，我和矢须吉哥哥、阿吉姐姐兄妹三人什么吃的都没有，靠喝水度日的苦日子，现在一日三餐能吃上麦子、白薯，生活得简直和阔老爷一样富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