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的新闻编辑室和新闻俱乐部的酒吧间里，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南希·莫利诺十拿九稳可以得到普利策奖金。

    她是出足了风头。

    正如责任编辑对出版者说的那样：“那个漂亮女人搞出了一整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热门的独家新闻。”

    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回到报社以后，她就不停地奋笔疾书，一直写到《加利福尼亚检查报》规定的上午六点半第一次发稿的最后期限。在上午余下的时间和下午上半段的时间里，她对早先的材料作了进一步修订和扩充，供当天的后三版登载。同时，有关事件新进展的报道到了以后，都汇总到她的手里。

    要是有人来询问有关“自由之友”、乔戈斯·阿香博、戴维·伯德桑、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红杉俱乐部的钱、饭店爆炸事件、伊维特生死等问题时，回答总是：“去问南希”！正如一个记者梦寐以求的那样，几乎整个第一版头号标题下面的文章均出自南希·莫利诺的手笔。

    报纸在她的报道上方标上版权所有的星号。这意味着任何一家电视台、电台或者其它报纸引用她的独家新闻时，必须注明其消息来自《加利福尼亚检查报》。

    南希本人就是这一事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发现了克洛科大街一百十七号那幢房子，同伊维特数次会面，以及拥有绝无仅有的录音带——这一切使她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那篇报道发表的当天，她就在新闻编辑室自己的办公桌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当天晚上，电视记录片就出现在由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举办的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

    即使如此，《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编辑部还是让急得冒火的电视台工作人员等着，一直等到南希完成了自己的报道并乐意接受采访时才允许他们进去。

    《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跟踪而来，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在市里那家和《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竞争的《西部记事报》报社里，笼罩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嫉妒和奋力急起直追的气氛。然而，《记事报》的主编还真够豁达大度的，第二天就送给南希半打玫瑰花（他想，一打未免太过分了），附贺信一封，派人送到南希在《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社的办公桌上。

    这篇新闻报道的影响，不是象小小的涟漪，而是象汹涌的波涛向外界扩散开去。

    许多读过南希·莫利诺的报道的读者，最感到震惊的还是红杉俱乐部从财力上支持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的爆炸事件，尽管这种支持不是直接的。

    全国各地的愤怒的红杉俱乐部成员纷纷拍电报，打电话，写信，要求退出俱乐部。

    加利福尼亚州老资格的参议员在接见《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时咆哮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信任那个卑鄙的组织，或者听信它的任何主张。”这一声明在其它地方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响应。

    人们普遍认为，红杉俱乐部名誉扫地，威信丧失殆尽，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劳拉·波·卡米开尔立即辞去俱乐部主席之职。辞职后，她便隐居不出，拒绝回答报社或任何个人打来的电话，而叫一位私人秘书给打电话的人宣读一则简短的声明。声明末尾说：“卡米开尔夫人认为她的公共生活已告结束。”

    红杉俱乐部中现在唯一受人尊敬的人物是普丽西拉·奎因夫人。她是唯一反对以五万美元资助伯德桑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人。南希准确地报道了这件事。

    南希非常满意地记录下来：那位水平最高的律师欧文·桑德斯是投赞成票的人之一。

    假如红杉俱乐部试图东山再起，人们预计普丽西拉·奎因夫人将出任新的主席，同时，俱乐部的工作重心要转向社会福利，而不是环境保护。

    紧接着南希对乔戈斯·阿香博的揭露以及后来关于他失踪一事的报道，一支由警察局的侦探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组成的小部队，在北堡地区成扇形展开，搜捕这个“自由之友”党头目。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警察局彻底查抄了克洛科大街一百十七号，搜获了大量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乔戈斯和戴维·伯德桑的罪行。乔戈斯留下的衣服中间，有一套斜纹粗棉布工作服，实验室化验表明，工作服撕裂口少掉的一块布，正是在米尔菲尔德变电站发现的那块。这一小块布是那两名警卫被害的那个夜晚钩在被割开的铁丝网上的。在那幢住宅里还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乔戈斯的日记。上述这些罪行全部移交给地方检查官。找到日记一事告诉了新闻界，但没有透露其中的内容。

    伯德桑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见报以后，为了他本人的安全起见，伯德桑在监狱里就同其他犯人隔离了。

    然而，在上述一些事情发生之前，南希·莫利诺本人却经历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在她那篇重要报道公诸于世的那天正午前不久。

    从破晓以前，她就一直在发稿的最后期限的重压之下埋头工作，而且，前一天夜里就未能合眼，全靠喝咖啡和桔子汁振奋精神。她太累了，脸上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

    上午七点半，本市新闻编辑主任来报社值班，赶上出第二版。从那时起这位张口“我是教练”的编辑先生已经数次站在南希的办公桌旁，轻声地讲一些鼓励的话。除此以外，没有进行编辑性的讨论。南希正在熟练地汇集她自己的和其他人提供给她的材料。她还有撰写很少需要改写的“清”稿的名声。

    偶尔，南希停下打字，抬起眼皮向上扫视时，她发觉本市新闻编辑主任正朝她看着。虽然他的表情令人费解，但她认为他们俩在想着同一件事——在过去的几个钟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断然地从自己的脑海里驱赶出去的那件事。

    南希离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之前，最后看到的是轮式担架把用布裹着的五名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尸体从饭店送往运尸车上。在饭店外面，还有两个人在把一些碎片装入一只塑料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她才恍然大悟，他们这是在收拾第六位牺牲者的遗体，他是被一枚炸弹炸得粉身碎骨的。

    就在那时，南希正视了一个她一直回避的极其明显而又严酷的事实：她手头掌握情报，已经整整一个星期，要是她早一点提供这一情报，那完全可以避免牺牲这六条生命以及其它损失。

    每逢她瞥见本市新闻编辑主任望着自己，那同一个念头又浮现在她脑海里。除了那个，还有他一星期以前说的话：“照理说，南希，你是队员，我是教练。我知道你喜欢单干。因为你能出成绩，你这样做也没受责备。不过，你是有可能把这一套搞过了头的。”

    当时，她心里头说了声，“去你的吧，查利先生！”对他的意见根本不予考虑。现在，她却枉然地、强烈地希望她当时没有那么做就好了。

    上午十一点五十五分，离最后一版的最后期限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这时，那六具尸体萦绕脑际，无法摆脱，南希眼看要垮了。

    “休息一下吧。跟我来。”一个柔和的声音说道。她抬起头来，看到“我是教练”那位老兄又站在自己的身旁。

    她迟疑不决，而他追加了一句：“这是命令。”

    南希以难得的顺从站起身来，尾随着他离开了新闻编辑室。

    走廊下去不远有一个小房间，通常总是锁着的，有时编辑部在这里开会。本市新闻编辑主任用钥匙把门打开，扶着门让南希先进去。

    房间里，陈设简朴但舒适：一张类似董事会会议室里用的台桌、几张装有套子的椅子、一对配称的胡桃木壁橱、柔软的棕色帷幔。

    本市新闻编辑主任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其中一个壁橱。他伸手招呼南希坐下。

    “这儿有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都不是最好的牌子，不过我们不是在同里兹大饭店比赛。我建议喝白兰地。”

    南希顿时觉得无言以对，只是点了点头。

    她的上司斟了两杯加利福尼亚白兰地，然后面对南希坐了下来。他们俩呷了口酒后，他说：“我一直在注意你。”

    “这我知道。”

    “咱们俩一直在想同一件事，对不？”

    她又点点头，一言不发。

    “南希，”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说，“在我看来，今天到晚，两种结局你必居其一。要不精神极度紧张，这意味着患神经衰弱症，结果一星期要去看两次神经科医生，而且还没完没了；要不你就得克制住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我先谈谈第一条路子：它只会把你的生活搞糟，除了对神经科医生以外，对别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至于第二条路子嘛，你自己有胆识和智慧，完全能处理。但是你必须作出积极的决定，而不是听其自然。”

    她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她对他说：“我要对昨晚的事情负责，要是把我知道的情况早一点告诉别人，那么警察局就可以提前得到警报，他们也就可以搜查克洛科大街上的那幢房子。”

    “你说的第一点是错的；”他告诉她，“第二点是对的。我不是说，在你有生之年里，你会忘却昨晚的事。我认为你不会的。但是，在作出危害他人的错误判断方面，你决不是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还可以为你作这样的辩护：你当时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要是你早知道的话，你就会采取不同的作法。因此，南希，我的意见是：要正视它，无论做过的还是没有做过的事，你都得接受，并且要作为经验和教训而记住它。但是除此之外，把它放到脑后去吧。”

    见她默然不语，他继续说：“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我干这一行已有好多年了——有时我认为干得太久了。不过，在我看来，南希，在跟我共过事的记者中间，你是最出色的。”

    就在这个时候，南希·莫利诺做了件过去很少做过的事情，而且即使做过，她也从来不让别人看到。她伏在胳臂上，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那位“我是教练”老兄走到窗户跟前，礼貌地转过身子。他一边俯视着窗外的街道，一边说：“南希，我们进来的时候，我把门锁上了，现在依然锁着，一直到你乐意离开为止。别忙，慢慢来。还有，嗯，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保证除了你我两人决不会有人知道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

    半个钟头以后，南希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伏案写作，她的脸抹洗过了，重新涂过脂粉，激动的心情也完全平静下来了。

    第二天早晨，尼姆·哥尔德曼打电话给南希·莫利诺，因为前一天他想找但没能找着她。

    “我得谢谢你，”他说。“感谢你那天打电话到饭店里来。”

    她告诉尼姆：“也许我欠你的情。”

    “不管欠不欠，我一样感激不尽。”他补了一句，感到有点尴尬，“你搞出了一篇轰动的报道。祝贺你！”

    南希好奇地问道：“你有什么想法？我的意思是指那篇报道的内容。”

    “对伯德桑，”尼姆答道，“我丝毫不同情他，但愿他得到应有的惩罚。我还希望那个骗人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永远不再露头。”

    “红杉俱乐部怎么样？你也抱同样看法吗？”

    “不，”尼姆说，“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

    “红杉俱乐部一直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机构——我们社会的制约和平衡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哦，我同红杉俱乐部成员有过争论，别人也有过，而且我相信俱乐部在反对一切方面走得太远了。但是红杉俱乐部是一种社会良心，它使我们考虑和关心环境，有时防止我们这一方走向极端。”

    尼姆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知道红杉俱乐部现在倒霉了，同时，我真诚地为劳拉·波·卡米开尔夫人感到难过。尽管我们观点不一致，但她是我的一位朋友。不过我希望红杉俱乐部不要就此一蹶不振。那样的话，对大家都是个损失。”

    “嗯，”南希说，“有时候，一天里会出现许多奇迹。”在尼姆讲话的时候，她一直在作记录。“我可以引用你讲的这些话吗？”

    尼姆犹豫了片刻，然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呢？”

    在下一版的《加利福尼亚检查报》上，她真的报道了尼姆讲的那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