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大饭店一间套房的客厅里，杰姆斯·豪登交给他的行政助理艾略特·布劳瑟一张1加元的钞票。“到大厅去，”他指示道，“给我买6棒巧克力。”

    他已决定，如果他将来写回忆录的话，他一定写上，当总理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派别人去给你买糖果。这对任何雄心勃勃的孩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

    当那个象往常一样表情严肃的年轻助理走后，豪登关上了通往外屋的门，使自己不受外屋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临时办公人员打字、打电话声音的干扰。他坐到一把沙发椅上，考虑着几天来巡回讲演访问的进展。

    毫无疑问，这是他个人的一次辉煌胜利。

    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中，他的雄辩天才从没有现在这样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有效地征服了听众。负责写稿的两个人是布赖恩·理查森新雇来的，一个来自蒙特利尔，一个来自美国纽约市的《时代与生活》杂志。他们的确写得不错，但豪登的即兴发挥更出色。当他有时抛开稿子，满怀自信和激情地讲演时，他往往更能感染听众。

    无论是有准备的还是即席的，他所谈的都是关于北美的传统和敌对意识形态对它生存的威胁。他宣告，这是一个团结的时代，结束渺小和内部争吵的时代，是一个超越枝节问题，首先追求人类自由伟大事业的时代。

    人们的反应异常炽烈，仿佛他说的话正是他们渴望听到的；仿佛他正是他们寻求的领袖……

    按照计划，豪登总理没有提及联合宪章的事。按照宪法，必须先向议会宣布这一消息。

    但他仍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感到，全国好象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的政治直觉很少失误。

    在多伦多，他的听众站起来为他鼓掌欢呼长达几分钟。在威廉堡、温尼伯、里贾纳、卡尔加里和埃利蒙顿市，他受到了同样或类似的欢呼。现在的温哥华市是他返回东部前的最后一站。今晚，他要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剧院向3000名听众发表演说。

    新闻界对他巡回讲演的报道，以及舆论界的反映都十分热烈。无论在报纸上，还是在电视与收音机广播中，他的讲演都是头条重要新闻。在过去几天中几乎没有其他重要新闻，没有重大灾难或事故，没有可怖的情杀，也没有地区性武装冲突转移新闻界的注意力。豪登想，他简直太幸运了。

    当然，他有时也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亨利·杜瓦尔事件仍然每天出现在报端，对政府就这一问题所持立场的批评仍在继续。还有那些支持偷乘者杜瓦尔的示威者，他们在他停留的每一站都举着标语牌示威。在他向公众讲演时，总有人就这一问题向他提出质问。但他能感觉到，示威者的热情在下降。也许是因为，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对失败了的事业的热情消逝得快。

    他希望年轻的助理布劳瑟快一点回来。

    一会儿，他想的这个人衣袋鼓鼓囊囊地走了进来。

    “你也来一棒吗？”总理问道。他剥去包装纸，得意地嚼了起来。

    “不，谢谢您，先生，”行政助理答道。“说实话，我实在不喜欢甜的东西。”

    你当然不喜欢的，豪登想道。他说道：“你已经和本地负责移民的那个人谈过了吗？”

    “是的，他今天早上来过了。他叫克雷默。”

    “关于杜瓦尔的事情他说什么了？”

    “他向我保证说，杜瓦尔的支持者们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法律步骤可采取了。看起来这个案子已经基本上寿终正寝了。”

    豪登想，只有艾略特·布劳瑟才会在谈话中使用“基本上寿终正寝”之类的词。“好吧，但愿这一次他没说错，”他说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当那个死尸被抬走之后我才会放心。那船什么时候起航？”

    “后天晚上。”

    是他在渥太华宣布联合宪章的同一天，豪登想。

    “克雷默先生非常想见您，”年轻的行政助理说道。“他好象想解释一下他在这一案件中的行动。但我告诉他了，这根本办不到。”

    豪登赞许地点点头。许多文职人员都想向总理解释他们的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处理情况不当时。显然，克里默也不例外。

    “你可以给他传个话，”杰姆斯·豪登说。他想，不妨再给那人一点压力。“告诉他，我对他在法庭上的做法极为不满。他当时不应提出举行专门听证会。那样只能使一个快要完结了的案子重被提起。”

    “我想他要解释的正是这个……”

    “告诉他，我希望他今后有更好的表现。”豪登坚决地加了一句。他的语调明确表示，这件事到此为止。

    行政助理犹豫了一下，然后略带歉意地说道：“还有一件事，也是与亨利·杜瓦尔有关的。他的律师梅特兰德先生已经来了，要见您。您记得吗，您同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总理突然雷霆大发，一拳砸在他旁边的桌子上。“难道就没个完了？”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先生。”大约一年前，当艾略特·布劳瑟刚来的时候，豪登的一阵发火会使他好几天心神不安。但近来，他已经能比较从容地应付这种情况了。

    总理愤怒地问道：“这是那个见鬼的报社的主意，是不是？”

    “是的，是《温哥华邮报》。他们建议……”

    “我知道他们建议了些什么，司空见惯。”他继续愤愤地说道，“现在的报纸已经不满足于报道新闻了，他们不得不自己制造新闻。”

    “可您的确同意了……”

    “我知道我同意了！你为什么总是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了的事？”

    布劳瑟表情木然地答道：“因为我说不准您是否记得。”

    有的时候，豪登怀疑这个行政助理是不是真的那么毫无幽默感。

    这一要求是昨天在卡尔加里向他提出的，当时《温哥华邮报》登了一则消息，说那个律师梅特兰德要在总理到达西海岸后寻求与总理对话。无线电广播也播出了这一消息。

    在与布赖恩·理查森通话讨论后，他们一致认为只能有一种答复。现在梅特兰德已经来了。

    “好吧，”杰姆斯·豪登阴着脸说道，“让他进来。”

    阿兰·梅特兰德已经在套房的一个外间等了3刻钟了。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逝去，他的不安和紧张不断加剧。现在，当他被领进里间时，他甚至弄不明白他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早上好，”总理轻快地问候道。“我听说你希望见我。”

    两人谨慎地互相打量着。阿兰的紧张已被兴致所代替，他发现对方是一个高个子，双肩略塌，舒服地坐在一张沙发椅中。他那张鹰脸、沉思的眼睛和长长的鼻子，他已从成千上万的报纸和电视屏幕上看见过。不过眼前的这张脸比照片上的要老一些，皱纹更多一些。他脸上的倦意是阿兰没有料到的。

    “谢谢您会见我，总理先生，”阿兰说道。“我想代表亨利·杜瓦尔亲自向您呼吁。”

    豪登想，现在的年轻律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年轻了。或者，也许仅仅是在那些年事已高，并且越来越高的律师眼中看来是如此。看着眼前这位留着平头，有着运动员般身材的年轻人，看着他那犹豫地站在那里的样子，豪登回忆着自己40年前是不是也这样青春洋溢，精力旺盛。

    “噢，坐下吧。”总理指指他对面的一把椅子，阿兰坐了下来。“你得说得简短些，梅特兰德先生，因为我只能抽出几分钟时间。”

    “我料到了，总理先生。”阿兰谨慎地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毕恭毕敬。“所以我想省略这个案子的事实。我想您已经听到关于它的大多数事实了。”

    “听到了！”豪登努力忍住了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阵的欲望。“我的天！几个星期来我好象没听过别的事情。”

    阿兰笑了。是一种热情而孩子般的微笑。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豪登这样想道。阿兰马上又变得严肃起来，说道：“总理先生，有许多情况是那些事实没有说明的：例如那船上的条件；一个人被禁锢在不如动物笼子的舱洞里；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希望的人……”

    “你想过吗，梅特兰德先生，”豪登打断道，“那不是一条加拿大船；那上面的一些条件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那不关我们国家的事。”

    “那它们关谁的事，总理先生？”阿兰的眼睛里闪耀着火光，他原先的紧张不安早已被忘掉了。“我问您，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紧密的小俱乐部以外的那些人表示关心吗？”

    豪登耐心地答道：“你谈到了紧密的俱乐部。你不知道吗，加拿大在移民方面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好的。”

    阿兰·梅特兰德在椅子里把身体向前探了探。“这方面别人没有条件与我们竞争，不是吗？”

    正中要害，豪登想道。但他还是厉声答道：“关键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一套有关的法律与规定，如果这些法规还有点意义的话，我们就应该遵守它。”

    “有些法律过于专断，特别是涉及人权的那部分。”阿兰说道。

    “如果你有这种看法的话，你可以到法庭起诉么。”

    “你的移民部驻温哥华的负责人可不这么想。他告诉我说这不关法庭的事。”

    “不管怎样，你还是上法庭去了，并且打输了官司。”豪登坚持道。

    阿兰沮丧地承认道：“是的，我们输了。正因为这个我才到这来乞求您。”他脸上又闪出一丝微笑。“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下跪。”

    “不，”豪登也笑着答道。“我可不要你那样做。”

    “我想和您谈谈杜瓦尔，总理先生。”如果说他在这谈话的时间不多，那么他就必须充分利用这点时间。阿兰说，“他是个好小伙子，是个实在肯干的工人，我相信，他将成为一个好公民。当然，他的英语说得不好，没受过教育……。”

    “梅特兰德先生，”总理语气坚定地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人不能入境的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那些表面上看来值得帮助的人。但对他们的帮助必须有秩序、有计划、有行动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有一部移民法……”

    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屈服于这种荒谬的、不相称的公众抗议，他顽固地想道。在渥太华机场上蒙受的耻辱仍使他心头隐隐作痛。即使抛开哈维·沃伦德的威胁说，在现在作出让步也会显得太软弱、太可笑了。作为总理，他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已经尽人皆知；显然不能随随便便不算数了吧。

    阿兰·梅特兰德还在争辩。“亨利·杜瓦尔现在是在温哥华，而不是在匈牙利、或埃塞俄比亚或中国，总理先生。他就在这里。”他略带悲伤地说道，“而据说在这里，那些地位低下的人能获得新生。”

    地位低下的人。杰姆斯·豪登一时不安地想起了那所孤儿院。也是多亏了一个人，一个他自己的阿兰·梅特兰德，使他赢得了外部世界的意外机会。但至少他出生在加拿大。他想，这次谈话已经够长了。

    “移民法是我国的法律，梅特兰德先生。毫无疑问，它有其缺陷，但它是加拿大人民决定的。根据这一法律，我遗憾地说我对你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会见结束的礼节匆匆地履行完了。豪登站起身来，握着阿兰的手。“请允许我祝你事业成功，”他说道。“也许有一天你会进入政界。我觉得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

    阿兰平静地说道：“我不会的，总理先生。政界里令我不喜欢的事情太多了。”

    当阿兰·梅特兰德走后，总理又挑了一棒巧克力，若有所思地咬着。过了一会儿，他唤来了行政助理，不耐烦地要看他晚上讲演的稿子。

    在温哥华大饭店的候客厅里，丹·奥利夫正在等阿兰·梅特兰德。看见阿兰下来，他满怀希望地问道：“有什么变化吗？”

    阿兰摇摇头。

    “嗯，”奥利夫欢快地说道，“你的行动使公众继续注意这个案子，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阿兰阴郁地问道：“是吗？你说说，如果政府不肯让步，公众又有什么办法？”

    “你没听说吗？公众可以更换政府，这就是办法。”

    “啊，那太好了！”阿兰说。“我们就等着大选吧，到那时给亨利·杜瓦尔寄个明信片，把好消息告诉他。但愿我们那时知道他在哪里。”

    “走吧，”丹·奥利夫说道。“我开车送你去你的办公室。在路上你还可以给我说说豪登都讲了些什么。”

    当阿兰走进办公室时，汤姆·路易斯正在他自己的玻璃隔间里。他和丹·奥利夫一路交谈着，将他送回来后丹就开车走了，大概是回《温哥华邮报》了。阿兰又向汤姆重复了一遍他与总理谈话的内容。

    汤姆说：“我看，你一旦咬住了一块骨头，你是决不会松口的。”

    阿兰点点头。他在想是不是应该给莎伦打个电话。也许没什么理由要打电话。自从两天前他们通过话以来，他们一直没再通过话。

    “对了，”汤姆说道。“你的办公室里有你一件包裹，是司机开车送来的。”

    阿兰好奇地走进自己的小间。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方形的、用纸包起来的包裹。他打开纸包，拿出一只盒子。他打开盖子，发现在一些软纸下面露出一个泥塑人形，是尊头肩胸像。旁边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想把它塑成克雷默先生，可它还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请别用针——千万别！爱你的——莎伦。”

    他拿起那尊人像，惊喜地发现，它是一尊模仿自己的半身像。

    在离总理下榻的温哥华大饭店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威利斯法官正在自己的接待室里踱着步，他已经这样踱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向面目冷峻、严厉、外表镇定的威利斯法官，此时内心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搏斗。

    他内心这场战争的战线很明确。一方是他作为法官的道德准则，另一方是他个人的良心。双方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亨利·杜瓦尔。

    埃德加·克雷默告诉总理的行政助理说：“杜瓦尔的支持者们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法律步骤可采取了。”

    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寻找法律范例，阿兰·梅特兰德也得出了同一结论。

    但威利斯法官所掌握的知识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他所掌握的知识十分有力，如果立即加以使用，就能把亨利·杜瓦尔从船上解救出来。至少是暂时的。甚至可能是永远地解救出来。

    打开牢笼的钥匙藏在一本厚厚的装订文献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法官的桌子上现在就放着一本。书被翻到以“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为标题的一页。书纸和上面的字迹都已褪色变黄了，但它们包含的法律原理仍然有效，用法律术语来讲，它包含的“裁决理由”依然成立，如同它是昨天宣布的一样。

    当时，一名加拿大法官裁决道：艾哈迈德·辛格在1921年……“不能仅仅被驱逐到一艘船上。”……因此，今天的亨利·杜瓦尔也同样不能。

    那位早已谢世的法官当时宣布，任何人都只能被驱逐到他所来自的那个国家，而不能到其他地方。

    但“瓦斯特维克号”并不是去黎巴嫩的……不是去亨利·杜瓦尔来的那个国家和他当时上船的地方。“瓦斯特维克号”是一艘不定期航行的远洋货轮，它去的下一个港口是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再下一站现在还不清楚……

    因此，对亨利·杜瓦尔的拘禁令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合法的。

    这是对艾哈迈德·辛格一案的裁决中说的。威利斯法官是极为谨慎地了解到有关“瓦斯特维克号”的情况的，他对这一案件的进展情况也是极为谨慎地进行了解的。

    他前几天得知，阿兰·梅特兰德和汤姆·路易斯正在寻找能制止驱逐杜瓦尔的法律判例。后来，他又得知两人没有找到。对这一结果他毫不惊奇。

    他并不责怪两个年轻律师没有找到“艾哈迈德·辛格”案卷。那个案卷被错误地摘编到“加拿大摘要”部分的索引里了，而这种事并非罕见。要不是威利斯法官很多年前极为偶然地发现这个案例，他也决不会知道它会编在这部分里。从那以后他一直记着这件事。

    威利斯法官想，如果他是亨利·杜瓦尔的律师，他就立即申请一个新的人身保护令，今天下午就申请。而作为法官，如果他接到了这个申请，他就会立即批准。不是象上次那样采取“如无反对，即行生效”的折中措施，而是直接批准人身保护令，从而可以立即将亨利·杜瓦尔从船上释放出来。

    但他是法官啊；他不是律师。任何人也不能身兼此二职。

    法官的职责就是依法公正地受理提交给他的事宜。法官不应直接卷入案子，采取有利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行动。当然，有时法官为了伸张正义，可以稍稍点拨暗示某方律师采取某些步骤。威利斯本人在有关亨利·杜瓦尔“如无反对，即行生效”的听证会上也曾这样做过。

    如果超出这一范围进行干涉，那就要受到谴责，那就是背叛法官的职责。

    威利斯先生再次在窗户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毯上踱起步来。今天，他那消瘦的肩膀更弯曲了，好象是责任的重担把他压弯了。他那沉思的长方脸上笼罩着不安。

    威利斯想，如果我不是法官，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可以拿起桌上的电话要阿兰·梅特兰德。当他答应时，他只需说：请查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页，“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一案。这就足够了。阿兰是个头脑敏锐的年轻人，不等今天登记处关门，他就会前来申请人身保护令。

    那样就能防止亨利·杜瓦尔跟着船离开。

    他想，我在乎这事。阿兰·梅特兰德在乎，我也在乎。

    可由于我是法官，我不能……做这事……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然而……还有“不言而喻的大前提”。

    这是他多年前在法律学院时记住的一句话。这句话学校现在还在教授，只是不常提及罢了，尤其是有法官在场时不提。

    所谓“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一种观点。它认为，任何法官，不论其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完全不偏不向。法官也是人；因此他永远也不能把尺度绝对持平。他的每一个思考和行动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他生活经历与背景的影响。

    威利斯法官承认这一论点。他还知道他自己也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贝尔森。

    那是1945年的事。

    如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律师生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作为一个炮兵军官，和派往欧洲的加拿大士兵们一起，从1940年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在战争快结束时，已荣获军功十字勋章的威利斯少校作为英军第二军团的联络官，随同第63反坦克团解放了纳粹的贝尔森集中营。

    他在贝尔森待了一个月，而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将永远象幽灵一样伴随着他后来的生活。在那以后许多年，甚至直到现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30天中的经历仍然强烈地、历历在目地进到他的睡梦中。威利斯是个在严厉的外表下有着学者内心世界的敏感的人，当他离开贝尔森时，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能为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贡献力量，他将不遗余力。

    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他带着疑虑宣判了有罪的被告，而他内心的直觉却告诉他，主犯是社会，而不是哪个人。但也有的时候，对一些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救药的重罪犯，他念其可怜不幸而从轻判处，因为那过去的阴影……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又浮现在了威利斯法官的脑海里。

    现在。又是如此。

    和“如无反对，即行生效”听证会前一样，亨利·杜瓦尔的命运仍在深深地搅扰着他。

    一个被囚禁的人。一个被正当释放的人。

    在这两个人之间隔着法官崇高的尊严。

    委曲尊严，匡扶正义，他想道。他走到了电话前。

    他决不能直接给阿兰打电话，他的谨慎在告诫他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但还有别的办法。他可以告诉他以前的律师合伙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人异常机敏，一定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会立即把信息传递过去，并且不会透露消息的来源。但他的前合伙人是对法官的参与十分反感的人……

    威利斯法官叹了口气。他想，搞阴谋，从来没有完美的办法。

    电话通了，他高声说道：“我是威利斯。”

    电话那端，一个低沉的声音热情地说道：“我真高兴，阁下，真没想到。”

    法官急忙打断对方的话：“我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电话。”

    对方大笑起来。“你好啊，威利斯？很久没见了。”对方的话音里有着真诚的情感。

    “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聚一聚。”怀疑他们能否会到一块。由于法官特殊的工作，他必须十分孤独地生活。

    “嗯，威利斯，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吗？你想起诉什么人吗？”

    “不，”威利斯法官说。他从来不善于闲聊。“我想和你说说杜瓦尔案件的事。”

    “噢，那个偷乘者的事。我看到你的裁决了。真可惜，不过我看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是的，”法官承认道，“没别的办法。不过，年轻的梅特兰德倒是个聪明的年轻律师。”

    “我同意，”对方说道。“我想他给我们的职业增添了不少光彩。”

    “我听说他们下了大力气寻找判例。”

    “据我所听到的，”对方又大笑起来，“梅特兰德和他的合伙人把法律图书馆翻了个底朝上。可惜他们不走运。”

    “我倒感到奇怪，”威利斯法官慢慢地说，“他们为什么没去查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页上的‘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我想，根据那个判例，他们得到人身保护令是没有问题的。”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法官可以想像出对方的眉毛挑了起来，似有不满。一会儿，对方用比刚才冷淡了一些的声音问道：“你最好再说一遍那个出处，我没记全。”

    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会儿便放下了听筒。威利斯法官想，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但他知道，那条信息将被传过去。

    他看了看表，然后重又回到桌子上堆积的判决书上工作起来。

    4个半小时之后，当黑夜开始降临在城市上空时，那位年轻而瘦弱的书记员站到门口说道：“阁下，梅特兰德先生来申请人身保护令。”

    在明亮的泛光灯照射下，“瓦斯特维克号”吊索起伏，正在往舱里装木料。

    阿兰·梅特兰德兴奋而自信地奔上满是铁锈的舷梯，来到拥挤而残破的主甲板。

    船上的化肥味已经没有了。即使有一点遗迹也被正在吹来的新鲜海风驱走了。从新近砍伐的冷杉和雪杉木散发出的清香气味正在船上飘溢。

    夜晚是寒冷的，但头上的星星仍在闪亮。

    阿兰曾在圣诞节上午见到的那位三副，从船首楼走了过来。

    “我来见杰贝克船长，”阿兰向对方喊着。“如果他在自己舱里的话，我会找到路的。”

    细瘦的三副走近了说：“那你就自己去吧。即使你不认识路，你今晚也会有情绪慢慢找的。”

    “是的，”阿兰赞同道，“我想是这样。”他下意识地摸摸西服的口袋，看看那张宝贵的纸是不是还在。

    他朝船里面走去，边走边回头问道：“你的感冒怎么样了？”

    “等我们一起航就会好的，”三副说道。“只剩48小时了，很快。”

    48小时。真玄呐，阿兰想。不过看来他终于抢在了时间前面。今天下午他正待在吉尔福特街他的公寓里，突然汤姆·路易斯传来信息：去查阅“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一案。

    他决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但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去了法律图书馆。当他读到1921年的那个裁决时，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然后便是一阵旋风般紧张地起草、打字、校对和整理法律规定的宣誓书与人身保护令材料。无论紧急不紧急，即使是巨兽张着血盆大口扑来，也得用纸张文件去堵住……

    然后便是向最高法院飞奔，要在关门前赶到登记处。他终于及时赶到了。几分钟后，他出现在威利斯法官面前，今天他恰好又是在庭接待法官。

    法官象往常一样严厉和冷漠。他仔细地听着，简短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便批准了人身保护令——不是上次那微弱无力的“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而是无条件的人身保护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平静的却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阿兰的口袋里揣着那命令的原件和一份复印件，上面写着：我们的护教者，英联邦、加拿大和其它王土的伊丽莎白女王，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你在接到此令后立即……释放亨利·杜瓦尔的正身。”

    当然，之后还要举行法庭听证会，定于后天举行。但其结果已是肯定的了：“瓦斯特维克号”将起航，而亨利·杜瓦尔将不在船上了。

    阿兰提醒自己，明天什么时候一定要给那位向他提供线索的律师打个电话。汤姆·路易斯记下了他的名字。是那人使他们扭转了局势……

    他走到船长的门前敲了敲。里面有个声音大声道：“进！”

    穿着西服背心的杰贝克船长正笼罩在他的烟斗冒出来的浓密的烟雾中，在遮着的台灯下写航海日志。他放下钢笔，站了起来，象往常一样礼貌地让客人坐在一把绿色的皮椅上。

    阿兰因突然吸入烟雾而轻声咳嗽着，他开口说道：“我打断了您……”

    “没关系，已经写完了。”船长伸手合上航海日志，又疲倦地说：“将来的考古学者在考察我们时代时永远也不会懂的。我们留下的文字太多了。”

    “提到文字，”阿兰说道，“我也带来点东西。”他微笑着拿出人身保护令，递给了杰贝克船长。

    船长慢慢地默读着，嘴唇也跟着动着，不时因讳涩的法律术语而停顿着。最后，他抬起头来，难以相信地问道：“这么说，你还是成功了？”

    “是的，”阿兰愉快地说着。“这个保护令的意思是说，亨利已被从船上释放出来。他将不和你一起起航离开了。”

    “现在，马上吗？”

    “马上，船长，”阿兰果断地说道，“我想让他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跟我走。这个命令要求由我暂时监护他。”他又说道，“如果你有什么怀疑，可以找骑警来……”

    “不，不！这不需要。”杰贝克船长放下人身保护令，脸上浮出热情而迷人的笑容。“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梅特兰德先生，但我还是要祝贺你。只是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我知道，”阿兰说，“我自己也有些喘不上气来。”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出现在船长室里，他的眼睛闪着光芒，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身上穿着一件大了好几号的起绒粗呢西服，手里提着一只捆起来的瘪纸板手提箱。阿兰想，明天早上首先要做的事情中应当包括，用那笔基金为杜瓦尔买些新衣服，以便出庭。

    “梅特兰德先生要带你走啦，亨利。”船长宣布道。

    年轻的偷乘者点点头，激动和渴望使他脸上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我已经知道。”

    “你将不回到船上来了，”船长平静地说道，“所以现在我和你道声再见。”

    年轻人脸上的激动神情不见了。仿佛是船长的话使他看见了一个没有预见到的现实。他迟疑地说：“这个好船。”

    “许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船长伸出手来。“我祝愿你幸福，亨利，愿上帝保佑你。努力工作，多多祈祷，要听梅特兰德先生的话。”

    杜瓦尔忧愁地默默点点头。阿兰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场面，仿佛是父亲和儿子在告别。他感到两人都不愿意结束这一时刻。

    “我们走吧。”阿兰要回人身保护令原件，留给船长一份复印件。阿兰一边和船长握手，一边说道：“杰贝克船长，与你结识我十分愉快。希望我们能再见面。”

    “如果我再有偷乘者的话，我将找你来帮助他们。”船长笑着说道。

    消息迅速传遍全船。当阿兰和杜瓦尔走出船长舱时，船员们已经自动停下了装船工作，排列到船栏杆旁，兴奋地议论着。斯塔比·盖茨拖着脚走上前来说：“再见啦，朋友，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和小伙子们送给你的。”阿兰看见一叠钞票递到了杜瓦尔手上。当他们走下舷梯时，船员们中间发出吵吵嚷嚷的欢呼声。

    “站住别动！”从黑暗的码头上传来一声高叫。阿兰刚刚停住脚，只见镁光灯闪成一片。

    “嘿！”他叫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新闻报道嘛，还能是什么？”丹·奥利夫说道。其他记者也都围了上来。

    “你偷偷来啦，梅特兰德，”有人欢快地说道，“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你的踪迹。”

    有一个声音道：“你干得好！”

    “听我说，”阿兰抗议道，“我今晚什么也不能说。也许明早我们会发个声明。”

    “让亨利说句话怎么样？”

    “你愿意让亨利说说吗？”

    “不，”阿兰坚决地说道，“总之现在不行。”

    丹·奥利夫轻轻问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坐出租汽车。”阿兰答道。

    “我的车就在这儿，你要到哪我带你去哪。”

    “好吧，”阿兰同意道。“走吧。”

    在其他记者们的反对声中，他们钻进丹·奥利夫的面包车。闪光灯还在周围不停地咔嚓咔嚓闪亮，杜瓦尔高兴得合不上嘴。

    当车驶离了码头时，丹问道：“你要把他带到哪去？”

    阿兰忽然意识到，由于其他的事情太多，都需要他一一思考，使他……他说：“让你说着了，我还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呢。”他想，他自己的公寓太小了。但汤姆和丽莲·路易斯也许暂时能提供一个床位吧……

    “我就知道会这样，”丹说道。“所以我们报社在温哥华大饭店里租了一个套房。由我们负责全部费用。”

    阿兰迟疑地说：“我想这个可以吧。不过我原想找个简单点的……”

    “管他呢！”丹加速闯过一个黄色交通灯，又说道：“让亨利也享受享受吧。”

    一会儿他又说道：“关于那个旅馆房间，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总理就住在那层楼的另一间房间里。”他哈哈笑了起来。“豪登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