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一九一一年春季一个星期日我的左眼迷了一粒煤灰有关。

    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①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冲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试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十二岁的生日礼，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座落在莫尔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沙子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②（朝鼻子方向揉）之类的治疗办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上眼皮里面的小玩意儿就象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一泪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生那儿去治疗了。

    小孩敏感的脑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桩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满阳光、奢华漂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的蓝影儿，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枝形吊灯慢慢画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夫妻俩并不交谈；后来又进来一位骑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师脸上浮现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那位军官正朝着那位夫人伛过身去。他说一嘴挺快的法国话，埋怨她前一天所做的或没做的什么事情。她便把自己一只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让他亲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网眼上沾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了，他患的不知什么毛病也就霍然痊愈。

    在温和的容貌、壮实的身躯、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样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尔?普宁看起来很象铁莫菲，当然后者得在三、四十年后才会成为那副模样。不过，父亲那方面嘛，一缕稻草颜色的头发缓和了扩展的秃发病；他戴一副1

    18已故契诃夫医生①所戴的那种系一条黑缎带的黑边夹鼻眼镜；他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跟他儿子后来说话的声音大不相同。那位温和的大夫用一个小精灵的鼓槌似的小工具，把我眼睛里那粒刺痛人的黑沙子挑了出来，真是医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沙子在哪儿呢？

    叫人不可思议而乏味的事实就是它确实在哪儿存在着呐。

    也许是因为我常去同学家的缘故，我见过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住的公寓，因此便不知不觉在记忆里留下了普宁家那套房子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样儿。所以，我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两排房间，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一边是候诊室，医生的办公室，再往里也许是餐厅和客厅；另一边是两三间卧室，一间教室，一间浴室，一间女仆房间和一间厨房。我正要拿着一小瓶眼药水离开，我的家庭教师趁机向普宁大夫打听一下眼疲劳会不会引起胃病，这当儿外面的前门一启一关。普宁大夫敏捷地走进过道问了一声，得到一声很轻的回答，接着便跟他的儿子铁莫菲一齐走回来；他是一个十三岁的gimnazist②（古典中学的中学生），穿着他那身学生制服——黑上衣，黑短裤，闪亮的黑腰带（我进的是一家比较自由的学校，爱穿什么上学都行）。

    我确实记得他那小平头，他那虚胖而苍白的脸，他那对红耳朵吗？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还记得那位得意的爸爸说“这孩子代数刚考个五加（A+）”，而他却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自豪的父亲的手下摆脱出自己的肩膀。从过道尽头飘来一股挺冲的洋白菜丝儿做的馅饼味儿，另外我通过教室那扇启开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墙上有一张俄国地图啦，一架子的书啦，一个填塞的松鼠啦，还有一个用亚麻布作翅膀、橡皮筋作马达的单翼飞机。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不过比他那个要大一倍，是在比亚里兹①买来的。您把螺旋桨旋转一会儿，橡皮筋便朝反方向扭动，出现预示飞行范围有限的、挺招人喜欢的密密的螺层。

    五年后，我妈、弟弟和我在我们圣彼得堡附近的庄园度完初夏后，赶巧又去拜访一位阴沉沉的老姨婆，她那凄凉得古怪的乡村别墅靠近波罗的海海滨一个避暑圣地。一天下午，我正集中心思，欣喜若狂地把一个畸形的豹纹蝴蝶肚子朝上摊开来，它那后翼底部表面的银色条纹和一片匀称的金属光泽融合在一起，煞是好看，忽然一位男仆进来通知说老太太要我去一趟。在客厅里，我发现她正在和两个穿大学生制服的、羞怯的青年说话。一头金黄色头发的是铁莫菲?普宁，另一个黄褐色头发的是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他们来请求我姨婆允许他们使用她庄园里的一个空谷仓上演一出戏。那是译成俄文的阿瑟?施尼兹勒①的三幕剧《调情》。

    省里有一名半吊子职业演员昂察洛夫，主要靠一些褪了色的旧剪报而享名，协助排演这出戏。我愿不愿意参加演出呢？当时我十六岁，既腼腆又傲慢，谢绝扮演第一幕里那个无名绅士。那次会见就在这种相互难堪的局面下结束，也没有因为普宁或别劳什金碰翻一杯梨汁克瓦斯②而有所缓和，接着我就玩我的蝴蝶去了。两个星期后，我有点被迫地去看那次表演。谷仓里挤满了dachniki③（度假的游客）和左近一家医院的残废军人。我跟我弟弟一道去的，坐在我身旁的是我姨婆庄园的管家，罗勃特?卡尔洛维奇?霍恩，一个出生在里加的兴致勃勃、心直爽快的家伙，生一对充血的蓝瓷般的眼睛，老是在不该叫好的地方热心喝采。我还记得那些当作摆设的枞树枝子散发的香味，记得老乡的孩子从墙壁裂缝偷看戏的亮眼睛。前排座位跟戏台靠得很近，以致台上那位受骗的丈夫掏出龙骑兵和大学生佛里兹?罗伯海默写给他妻子的一叠信，朝佛里兹脸上扔过去的时候，您都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些旧明信片，犄角上的邮票都让人给剪掉了。我敢保证扮演那个发怒的绅士的小角色是铁莫菲?普宁（尽管他在后几幕里当然还可能扮演别的角色）；但是，一件米色大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一头从半当腰分开的黑色假发，把他的面目彻底改变了，即使我看到他登场而感到有点高兴，但是也不敢完全相信是他。那个注定要在一场决斗中死去的年轻情夫佛里兹，不光是同那位绅士的老婆，那位身穿黑丝绒衣服的夫人，有偷偷摸摸的神秘的恋爱关系，而且还玩弄一个幼稚的维也纳姑娘克丽斯廷的心。佛里兹是由四十岁的胖乎乎的昂察洛夫扮演，搽一脸暖色的粉褐油彩，用手嗵嗵地捶自己的胸口，声音就跟打地毯的尘土一样响；他不屑背熟台词，满嘴即兴词句，几乎把佛里兹的伙伴西奥多?凯赛（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扮演）搞得狼狈不堪，难以对答。昂察洛夫甜言蜜语哄的一个有钱的真正老使女被不相称地指派扮演小提琴手的女儿克丽斯廷。西奥多的小情人米喜?施拉格，一个小帽商，是由别劳什金的妹妹，一个瘦脖颈，眼神温和的漂亮姑娘扮演的，那天晚上她得到的采声最多。

    后来在革命和内战的岁月里，我不大可能有机会想起普宁医生和他的儿子。我如果重新构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于脑中偶尔闪现的念头罢了，可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四月里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忽然发现自己在跟金棕色胡子、孩儿眼的铁莫菲?普宁握手，那当儿他已经是一位写了好几篇论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论文的年轻而博学的作者了。当时流亡的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时兴举办朗诵会或者演讲会，散会后习惯聚集在三喷泉咖啡馆里；就在这样一个场合，我嗓子还因读讲稿而沙哑着呐，就不仅跟普宁提起我们过去相会的情景，而且还炫耀我那不寻常的记忆力来逗他和我们周围其他的人乐。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还依稀记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他说他的代数分数一向很差，他爹也从来没在病人面前夸耀过他；他说他在那出Zabava（《调情》）的戏里，只扮演了克丽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两人之间小小的争执成了一场并非恶意的开玩笑，大家都笑了；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就转了话题，不再过分牵扯到私人的事。

    没有多大一会儿工夫，我渐渐发现有一个身穿黑绸衫、棕色头发上扎了一条金色带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为我讲话的主要听众了。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掌托着右胳膊肘儿，象吉卜赛人那样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烟卷，烟雾袅袅上升，熏得她半闭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她是丽莎?包果列波夫，一个医学院学生，也写写诗。她问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诗给我，由我来评定一下。稍后在那个晚会上，我发现她紧坐在一个汗毛多得叫人恶心的青年作曲家伊万?纳哥依的身旁；两人以aufBruderschaft①的方式饮酒，那就是他俩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隔开几把椅子那边坐着一位很有天资的精神病学家、丽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型的黑眼睛默默失望地观望着她。

    几天之后，她把诗寄来了；她的作品是那些流亡的蹩脚女诗人模仿阿赫玛托娃诗作的玩意儿：无精打采的抒情短诗，给人的印象好象那些诗是在或多或少踮着脚尖走出抑抑扬格的四音步，然后沉闷地长叹一声，颇为吃力地坐下来似的，下面一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SamotsvétovkrómeochéyNetumenyánikakih，Noest’rózaeshchónezhnéyRózov?hgúbmoih.Iyúnoshatihiyskazál：“Vashesérdtsevsegonezhnéy…”

    Iyáopustilaglazá…我把这首俄文诗音译过来，填上了重音音节，而且理解一般都把“u”念成短“oo”音，“i”象个短“ee”，“zh”象法语里的“j”。“skazal-glaza”这样的不规则韵脚被认为很雅致。也注意到其中的色情潜流和courd’amour①的涵义。译成散文大致为：“除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没有什么珠宝，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红润的嘴唇还要柔软。于是一个沉静的青年说：‘世间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更柔软了。’我便低下我的视线……”

    我写信告诉丽莎说她的诗写得不好，应当停止写作。

    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馆看到她兴致勃勃，满面笑容，同十来个俄国青年诗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周围。她带着一股讥诮和神秘的固执劲儿，用她那蓝宝石的目光老盯着我瞧。我们俩交谈起来。我提出让我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诗。她同意了。结果我告诉她那些诗比我头一次看的时候还要糟。她住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最便宜的房间里，没有洗澡间，邻居是两个嘁嘁喳喳的年轻英国人。

    可怜的丽莎！她当然有她的爱好艺术的时刻，例如她会在五月的一个夜晚，站在一条肮脏的街道上借着街灯的光，着迷地欣赏——不，赞赏——一堵湿漉漉的黑墙上贴着的一张旧招贴画的五颜六色的残余，和街灯旁边低垂的椴树半透明的绿叶，不过她是这样一种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里的邋遢，诗意的激情同非常实际而庸俗的想法，坏透了的脾气和感伤的情绪，消沉的顺服和一种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在滥用感情的结果下，在一连串事件过程中，详情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这里就不提了，反正丽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片。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觉时，碰翻了一瓶开着盖的、她平时用来写诗的深红色墨水，鲜艳的细流流出了她的房门，让克丽丝和刘及时发现了，她那条命被救了回来。

    在那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之后，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她，可是正当我要去瑞士和德国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条街尽头的小花园里把我拦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颜色象巴黎天空那样的鸽子灰，头戴一顶真够迷人的新帽子，顶端还插着一根蓝鸟羽毛，她交给我一张折叠好的信纸。

    “我想征求您最后一次忠告，”丽莎用法国人称之为“失真”的声调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时还没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来。”她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便走了。

    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里。内容如下：“我害怕您会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亲爱的丽丝”（写信人虽然用的是俄文，却通篇用法国方式称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丽莎”，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丽莎维塔?英诺肯蒂耶芙娜”）。“对一个敏感的（chutkiy①）人来说，看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而我就是绝对处于一种困境。

    “您，丽丝，受到一群诗人、科学家、艺术家、花花公子的包围。据说，那位去年给您画像的著名画家，如今在马萨诸塞州荒野酗酒无度（govoryat，spilsya②）。另有许多其他谣传。所以我在这里敢于给您写信。

    “我长得并不漂亮，我这个人枯燥无味，我也没有天赋。

    我甚至也不阔绰。但是，丽丝，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您，直到我的最后一个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后一滴眼泪，样样都献给您。请相信我，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给您的都要多，因为天才需要给自己保留许多，从而不能象我这样把他的全部都献给您。我也许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您获得幸福。我希望您写诗，我希望您继续研究您的精神治疗法——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怀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顺便另邮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精采地反驳了您那位哈尔普博士认为出生对婴儿来说是一种自杀行动那套理论。我斗胆地在沙多这篇杰出的论文第四十八页上改正了一个明显排错的字。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决定”这个词，底下的信纸和签名都让丽莎裁掉了）。

    六年后，我重访巴黎，听说铁莫菲和丽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离开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她送给我一本她出版的诗集SuhieGub？

    ①(《干枯的嘴唇》），并用深红色墨水在扉页上题辞道：“一个陌生人赠给一个陌生人”（neznakomtsuofneznakomki）

    ②。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在他的公寓里举办茶会，我在这个场合遇见了普宁和丽莎；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集会，来宾当中有老派的恐怖主义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华的享乐主义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险的青年诗人啦、上了岁数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啦、出版商和评论员啦、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学者啦，这一伙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骑士精神，一个流亡的社会的活跃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纪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很兴旺，可是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的概念里，由于精明的共产党的宣传，俄国流亡者是指一帮完全虚构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谓的托派分子啦（不管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腐败的反动分子啦、变节或乔装的契卡①人员啦、有贵族衔头的夫人啦、职业神甫啦、餐馆经理啦、白俄军团的成员啦，全都在文化上没有什么重要性。

    普宁正在桌子另一头同克伦斯基②展开一场政治辩论，丽莎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仍然带着以往那种赤裸裸的坦率态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铁莫菲和盘托出啦”；可他是个“圣人”，“原谅了”我。幸好她后来不经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会，我在那种场合中荣幸地有时坐在他身旁，有时坐在他的对面，我们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独的小行星上，超脱了那个邪恶而豪华的城市，灯光照在这位或那位苏格拉底③的脑壳上，一片柠檬在那用匙儿晃荡的玻璃杯里打转转。一天夜里，巴拉甘大夫、普宁和我坐在布罗托夫家里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学家谈起他的一位表亲柳德米拉，现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尔塔、雅典和伦敦都见过她，突然普宁从桌子对面冲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说的话可千万别信，格奥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实。有一次他居然编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同学，还在考试时共同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谎家。”这一突然的爆发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结舌，弄得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人在回忆旧友时，后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记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纽约看一出俄罗斯戏剧，幕间休息时我同丽莎和她的新丈夫埃里克?温德大夫聊天。

    他说他“对普宁教授先生确实有一股亲切的感情”，而且还讲给我听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从欧洲来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细节。那几年我在纽约的一些社交场合和学术集会中碰见过普宁多次；但是我只清楚地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们两人在一个挺欢乐、挺潮湿的夜晚搭乘一辆西区的公共汽车的情景。我俩来自各自执教的学府，参加一次为纪念一位伟大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纽约市中心举办的文艺集会，有许多流亡人士参加。普宁从四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在温代尔学院教书，我过去从来没见过他象当时那样健康，那样顺利，那样自以为是。他逗乐地说他和我原来都是vos’midesyatniki②（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说我俩当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区八十号街；在那辆乘客拥挤的、颠簸的车上，我们俩揪着车上两个紧挨着的吊环，我这位好友时不时想法低头，歪着脑袋朝外瞧瞧（不断地试图一再查对十字路口的街号），同时还跟我大谈特谈他方才在纪念会上没时间谈到的荷马和果戈里如何运用迂回曲折的比喻。

    我决定接受温代尔学院教授职位时，约定可以自己邀请我需要的人在我计划开办的俄语专科任教，得到这一项保证之后，我就写信给铁莫菲?普宁，用最友好的措词聘请他协助我一道工作，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协助到什么程度都悉听尊便。他的回信却使我骇然，而且伤透了我的心。他简略地答道他已对教学感到腻味，甚至不想等这个春季学期结束就想不干了。接下去他就谈起别的事。维克多（我在信中有礼貌地问起过他）跟他母亲在罗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离了婚，又嫁给一个意大利艺术品掮客。普宁在信末尾表示非常遗憾，说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于温代尔学院作学术报告之前两三天就要离开那里。他没说明去向。

    十四日星期一夜间，我乘长途汽车到达温代尔。考克瑞尔夫妇在车站接我，并请我到他们家去吃夜宵，我发现当晚我得住在他们家里，而不是照我原来所希望那样，在一家旅馆过夜。格雯?考克瑞尔四十边上，猫咪脸，优美的胳臂腿儿，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娘们儿。她丈夫我在纽黑文①见过一面，记得是个相当无精打采、圆脸盘、淡黄色头发英国人，如今却长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个人的长相一模一样了。我很疲倦，并不过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终有什么助兴节目，可我得承认杰克?考克瑞尔模仿普宁的言谈举止简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至少扮演了两个钟头，样样都表演给我看——普宁讲课的姿势啦、普宁的吃相啦、普宁向女学生飞个媚眼啦、普宁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风扇放在澡盆上方的一块玻璃搁板上扇风，结果它本身的震荡差点儿让它一头栽进澡盆里，后来普宁怎样把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啦；普宁死乞白赖让那位跟他几乎不相识的鸟类学家温教授相信他俩是哥们儿，铁姆和托姆——搞得温教授匆匆武断：这人准是一个假冒普宁教授的家伙。这一切当然穿插着普宁式手势和普宁式蹩脚英语；除此之外，考克瑞尔居然还会模仿其他事儿，譬如普宁和赛耶紧挨着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教员俱乐部里的椅子上沉思默想，两人的沉默之间的细微差别他都学得上来。我们还看到普宁在书库里查书的架式，普宁冬天在校园冻冰的湖上蹑手蹑脚行走的样儿。我们听到普宁对他租住的一连串不同的房间所下的评语。我们还听到普宁讲他怎样学开汽车，以及他从考克瑞尔估计他是去度暑假的那个“沙皇某位枢密顾问官的养鸡场”返回时怎样应付车胎首次被扎破的尴尬处境。最后，我们终于谈到普宁有一天宣布他已经被“shot”（枪毙了），据那位模仿者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意思是说被“fired”（解雇了）——（我怀疑我的朋友怎么可能犯这样一个语病）。聪明的考克瑞尔还讲了普宁和他的同胞考玛

    洛夫之间那种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画家步伟大的朗氏的后尘，继续没完没了地往学院食堂的墙壁上增添教员像。尽管考玛洛夫和普宁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这位爱国的艺术家还是从院方解雇普宁这一事件中看出是一种反俄姿态，于是便开始把那个站在年轻而结实（如今已经瘦削）的布劳伦吉和年轻而蓄小胡（如今已经剃掉）的哈根中间的绷着脸的拿破仑像抹掉，以便腾出地方画普宁；于是就出现普宁和波尔院长午饭时相遇的场面——一个气急败坏、唾沫星子飞溅、操着乱七八糟的英语的普宁，用哆哆嗦嗦的食指指着墙上一个幽灵似的、帝俄时代的俄国农民的画像初稿，大喊大叫地说如果他的脸出现在那件宽肥的短外套上面，他就到法院去控告学院；他那位听众，双目完全失明而陷入困境的、沉稳的波尔院长，等着普宁的火气慢慢消失后，向周围的人笼统地问道：“刚才说话的那位外国绅士是咱们这儿的教员吗？”哎呀，这场模仿的表演简直妙不可言，格雯?考克瑞尔尽管一定听见过多次，还是哈哈大笑，把他们家那条脸带泪痕、长耳朵的西班牙种棕色老狗索巴克威奇都给笑毛了，直用鼻子闻我。我再重复一遍，这段表演妙透了，不过也太长了。到了午夜，大家的兴致才淡下来；我觉出自己一直让脸上浮现的那种微笑开始发僵，嘴唇都有痉挛的迹象了。最后，整个事情叫人感到腻味透了，我都怀疑普宁的趣事是不是由于某种富于想象力的报复，已经在考克瑞尔身上形成致命的着魔程度，使他这个嘲弄普宁的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嘲笑牺牲品。

    我们喝了大量的威士忌酒，午夜后，考克瑞尔突然做出一个决定，这种决定在某种醉醺醺的程度下看来是聪明而有趣的。他说他敢保证普宁这条老狐狸昨天根本就没走，而是躲起来了。干吗不打个电话探听一下呢？他就拨个电话，尽管对方电话铃声在想象中的远方过道里响着，催人来接而却没人答理，可是如果普宁当真已经走掉，把房子腾空了，这个没毛病的电话也许就会被电话局掐断线路了。我当时莫名其妙地想同我的老伙伴铁莫菲?巴里奇说几句友好的话，所以过了片刻，我也试试想把电话打通。突然电话里传来卡嗒一声响，有了回声，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接着有一个伪装得很差的声音说：“他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他早就走了。”——刚一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然而，那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就连学他说话学得最象的人也不会把“at”（在）这个字念得很重而发出德语“hat”那个词的音，“home”（家）念得象法语里的“homme”，“gone”（走）象“Goneril”眠的夜晚，那间屋子的门窗都关不严，我在床头柜上用一本经常带在身边的《福尔摩斯探案选集》垫起一盏台灯，就在微弱的灯光下校阅我带来的清样，即使这样也没能减轻我的失眠症。每隔两分钟左右，外面就有卡车通过一次，隆隆的响声震得房子直晃摇；我时而打个盹儿，时而又喘口气坐起来；街上的亮光透过薄窗帘映在镜子上，照得我头昏目眩，觉得眼前仿佛有一支行刑队。

    我这个人面对一天紧张的工作，必得先喝三只橙子挤出来的汁才成。所以，清晨七点半，我匆匆冲个澡，五分钟之后就在那条无精打采的、长耳朵的索巴克威奇陪伴下走出大门。

    寒气袭人，天空晴朗无云。那条空荡荡的马路朝南伸向一座灰蓝色的小山，山上覆盖着一块块白雪，清晰可见。我的右边有一棵又高又秃的白杨树，颜色象扫帚那样的棕色，清晨的阳光把树影照得挺长，跨过那条马路，伸展到对面一所圆齿状的、奶油色房子那儿，据考克瑞尔说，我那位前任者认为那是土耳其领事馆，因为他看见有不少戴圆筒毡帽的人走进去过。我朝左拐，向北下坡，走过两条街去一家我昨天夜里注意到的饭馆；可它还没开张，我只好折回来。我刚走两步，马路上就隆隆驶过一辆满载啤酒的大卡车，后面紧跟着一辆淡蓝色小轿车，从里面伸出一条白狗的脑袋，它的后面又是一辆象前面那辆一样大的卡车。那辆寒伧的小轿车上堆满了箱笼，驾车人是普宁。我急忙大声招呼，可他没看见我；我只希望前面一条街的红灯把他滞留在那里，自己快步上坡赶过去把他截住。

    我连忙超过后面那辆卡车，又瞥见了我的老朋友，他侧面的脸色显得紧张不安，头戴一顶有耳扇的小帽，穿一件风衣；可是霎时间绿灯亮了，那条小白狗探头朝索巴克威奇汪汪吠了几声，接着全都朝前涌去——第一辆卡车，普宁，第二辆卡车。我站在原地眼看三辆车在那所摩尔人①的住宅和那棵伦巴底②白杨树之间的车道上渐渐远去。随后，小轿车大胆地超越前面那辆卡车，终于自由自在，加足马力冲上那条闪闪发亮的公路，人看得很清楚那条公路在模糊的晨霭下渐渐窄得象一条金线，远方山峦起伏，景色秀丽，根本说不上那边会出现什么奇迹。

    考克瑞尔穿着棕色晨袍，脚登凉鞋，先让那条长耳狗进屋，然后领我到厨房去吃一顿备有淡而无味的腰子和鱼的英式早餐。

    “现在嘛，”他说，“我要讲给你听另外一段普宁的故事：他在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站起来演讲，却发现自己带错了讲稿。”

    ①摩尔人：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

    ②伦巴底：意大利北部一地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