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位大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大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象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那次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对照起来，更让我体味到那几位死对头的讽刺和冷淡。c太太一向非常矜重，在吃饭时间以外更不爱找人聊天，现在却常常趁着机会在花园里跟我谈话，并且——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她确是对我格外垂青，正因为她平日分外矜重，一次单独交谈就足以教人觉得是特殊的荣宠了。真的，讲得直率些我还必须说：她简直是故意找上我，借了各种因由走来跟我说话，每次作得用意显明，幸亏她是一位萧萧白发的老太太，不然真会让我想入非非了。可是，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总要回头，老是落到一个论点上，落到亨丽哀太大的问题上：她象是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的，谈起这事就对那个忘掉自身责任的女人大加非议，极力谴责别人心志不坚。然而就在同时，看见我始终如一，对那位纤弱秀丽的女人不改同情之心，任什么也难使我放弃原意，她又似乎深觉快慰。她一再将我们的谈话拉往这个方向，到后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对于这种古怪的、几乎象是忧郁症造成的执拗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

    象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这种方式的谈话在她说来为什么很关重要，她却不曾有一言半语泄露秘密。不过，其中一定别有缘故，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偶然提起，我的假期已满，准备再过一天就要离开了。立刻，她的素来静如止水的脸上突然了露出异样的紧张表情，恰象一片云翳天外飞来，罩住了她那双灰碧似海的眼睛：“多么可惜！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谈哩。”从这一霎开始，她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神情，显而易见，她说这话时那桩时刻忘怀不了的事又在脑子里升起来了。最后，她自己摹地惊觉过来，沉默了半晌，这才出其不意地向我伸出手来说：

    “看来，我想要对您说的话是难于口述明白的。我宁愿写信告诉您。”一说完她就急急转身走回公寓，步伐匆忙，完全不是我平日习见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