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发生那件事件的二十五年以后，毕利·皮尔格里姆走上埃廉市的一架包机。他知道它将要坠毁，但他不愿说出来，以免自己被嘲弄。这架飞机预定要把毕利和其他二十八名验光配镜师载往蒙特利尔开会。

    他的妻子瓦伦西亚在飞机外面，他的岳父莱昂内尔·梅柏尔坐在他旁边，身上束着安全带。

    莱昂内尔·梅柏尔是一架机器。当然，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说宇宙里动植物都是机器。许多地球上的人听说自己是机器觉得受了侮辱，在他们看来却很可笑。

    飞机外面的那个名叫瓦伦西亚·梅柏尔·皮尔格里姆的机器一面吃棒糖，一面挥手道别。

    飞机安全起飞，原来注定如此。飞机上响起了男声四重唱，是验光配镜师们唱的，他们称自己是“四只眼的混蛋”。

    当飞机在上空安全飞翔时，毕利的岳父这机器要求四重唱的队员们唱一只他喜欢听的歌。他们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只歌，于是他们唱了，歌词如下：我坐在自己的牢房，满裤子污秽肮脏，我那两个圆玩艺儿在地板上轻轻地跳弹。

    当她咬我的裤裆，我看见了自己血淋淋的“树桩”。

    啊，我再也不会去同波兰佬纠缠。

    毕利的岳父听了直笑个不停，接着又请求四重唱队员唱另一只他非常喜爱的波兰歌。他们唱了一只宾夕法尼亚煤矿歌。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和迈克在煤矿挖煤，唉呀呀，我们过得真美。

    一周领一次饷，唉呀呀，第二天就无活可干。

    提到波兰人，毕利·皮尔格里姆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毕利到达德累斯顿第三天，他偶然看见一个波兰人在大庭广众中被吊死。

    那天太阳刚出，毕利和其他几个人恰巧步行去工作，走到绞刑架旁边，在台阶或看台前面有小群人。那个波兰人是个农工，因为同一个德围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吊死。

    就这么回事。

    毕利料定飞机快要坠毁，于是闭起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一九四四年。他又同“三个火枪手”回到卢森堡的森林里。罗兰·韦锐摇撼着他，把他的头朝树上直撞。“你们丢下我向前走吧。”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当飞机撞在佛蒙特的休格布什山顶时，机上的四重唱队员还在唱着“等到太阳照耀，纳利。”除了毕利和副驾驶员幸存外，其他人全都蒙难。

    就这么回事。

    第一批走到飞机坠毁地点的是一些年轻的奥地利滑雪教练，他们是从下面的滑雪胜地来的。他们一面从一具尸体走到另一具尸体，一面用德语交谈。他们戴着黑面罩，眼睛前面开了两个洞，还插了根红羽毛。他们看起来像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他们是为了取笑而装扮黑人的白人。

    毕利已经被摔得脑骨折了，但神智仍然清楚，就是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他的嘴唇翕动着，其中一个黑面木偶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以便听到他的可能是临终前的遗言。

    毕利认为这个黑面木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于是低声告诉他他的地址：“五号屠场。”

    毕利被放在一只半底雪橇上，往休格布什山脚下运去。黑面木偶用一根根绳子控制住雪橇，以有节奏的呼叫来协同动作，一路选择便于滑行的地方向下滑。接近山脚时，大伙儿乘了供游览的架空滑车，沿着一排吊架滑行。毕利张眼望望这群年轻人，他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弹力衣，脚穿大皮靴，眼戴护目镜，一个个坐在滑车的黄色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穿空而行，帽子上的雪飞扬开去。他以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惊异的一个新方面的组成部分呢。他感觉良好，一切都很顺利。

    他被送进一家私立小医院。一个著名的脑科医生从波士顿赶来给他动了三个小时手术。毕利手术后昏迷了两天，做了无数的梦，有一些是真事，时间旅行也是真事。

    其中的一件真事，是他住在屠宰场的第一个夜晚，他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已经空荡荡的牲畜栏之间一条肮脏的狭道上推着一辆空的两轮手推车。他们去公共食堂为大家取晚餐。一个名叫魏纳·格鲁克的十六岁德国少年看守他俩。手推车的车轴上满是死牲畜的肥油油污。

    就这么回事。

    太阳刚落，城市映在落日的余晖里。余晖在富有田园风光的空处形成了一座座低矮的悬岩，正对着空空如也的牲畜围栏。轰炸机可能要飞来，全市的灯火熄灭了。毕利没捞得上看见德累斯顿的一盏盏电灯闪亮起来的夜景，这是任何城市在日落以后所作的最愉快的一件事儿。

    有一条能反映德累斯顿灯光的宽阔河流，名叫易北河。如果不是实行灯光管制，它会使那些一闪一闪的灯光变得非常美丽。

    小卫兵魂纳·格鲁克是德累斯顿城里的一个男孩。他以前从没来过这个屠宰场，所以不了解厨房在哪儿。他像毕利一样，身材高而体质弱，也许可以成为毕利的小弟弟。事实上，他们是远房堂兄弟，不过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关系。

    格鲁克背的是一支重得难以想象的老式步枪，是早该进博物馆的货色，单发子弹射击，八角形枪杆，光滑的枪膛。他装上了刺刀，像一支长长的毛线针，没有血槽。

    格鲁克把他们领到他以为有厨房的一座楼，他把拉门推到一边，里面没有厨房。有一间化妆室，同淋浴室相接，许多蒸汽从浴室里冒出来。蒸汽里有三十个十几岁赤裸裸的姑娘，她们是从波兰的布雷斯劳来的德国难民。布雷斯劳已经遭到狂轰滥炸。她们也刚到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挤满了难民。

    当三个傻瓜找到公共食堂（主要为屠宰场工人做午餐）时，除了一个女工外，其他的厨房工人都回家了。她不耐烦地等着他们，她的丈夫已经阵亡。就这么回事。家里没有人了，但她已戴好帽子，穿了外套，也想回她的那个所谓的家。她的两只白手套并排地摆在锌板柜台上。

    她为美国人准备了两大罐汤，罐子炖在煤气炉上，用小火烧着。她还做了许多黑面包。

    她问格鲁克说，他参军是不是太年轻了，他回答是的。

    她问埃德加·德比说，他参军是不是太老了，他说是的。

    她问毕利·皮尔格里姆想干什么，毕利说不知道。他只是想使身体暖和些。

    “真正的战士全死光了。”她说。这倒是真话。

    就这么回事。

    毕利在佛蒙特昏迷期间看到的另一件真事是：在德累斯顿城被炸毁的前一个月，毕利和其他人的工作是在一个造麦芽糖浆的工厂擦窗户，拖地板，打扫盥洗室．把瓶子装箱并把硬纸板箱封好。

    糖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孕妇的滋补品。

    麦芽糖的味道好似加了胡桃酒的蜜水，在厂里做工的人都成天悄悄地用调羹舀糖浆吃，他们不是孕妇，但是他们也需要维生索和矿物质。毕利上工的第一天没有舀了吃，其他许多美国人都吃了。

    毕利第二天饱了口福。厂里到处藏着调羹，椽子上，抽屉里，水汀后面等处都藏有调羹。这些调羹是偷吃糖浆的人听到有人走近时匆忙藏起来的。舀糖浆吃是犯罪行为。

    毕利上班的第一天，在水汀的后面打扫时，发现了一只调羹，他身后一桶糖浆在冷却。只有在外面擦窗户的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看得见毕利和他拿着的调羹，这是餐桌用的汤匙。毕利把它放进桶里，在里面转了又转，把糖浆搅成一大团，取出来塞进嘴里。

    片刻后，毕利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无限感激而欢欣地摇撼着他。

    窗户上发出轻轻的叩击声。里面的一切，德比在窗外全看见了。他也要些糖浆。

    毕利也给他搅了一团厚厚的糖浆。他打开窗户，把它塞进了可怜的老德比的张大了的嘴里。德比马上感激涕零。毕利关了窗户，把粘糊糊的调羹藏起来，有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