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

    他是这么说的。

    毕利在时间上患了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说他经常像新演员一样，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分。

    毕利于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纽约州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是个样子有趣的孩子，以后又成了个样子有趣的青年——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瓶子。他在埃廉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后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夜大学念了三个月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战争期间他父亲因为打猎出事而逝世。

    就这么回事。

    毕利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并被德军俘虏。他一九四五年光荣退伍后．重新进入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念到四年级时，他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产所有人的女儿订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他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进行医治。医院给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后就让他回家了。他和他未婚妻结了婚，完成了他的学业，由岳父帮他在埃廉市开业。埃廉这地方对从事验光配镜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通用锻铸公司就在那儿。每个职工都需要配一副安全眼镜，在进行生产的地方都得戴上它。这家锻铸公司在埃廉有六万八千名职工，需要大量的镜片和镜架。

    镜架能赚钱。

    毕利发了财。他有两个孩子，巴巴拉和罗伯特。他的女儿巴巴拉长大后嫁给了另一个配镜师，毕利也资助他开了业，毕利的儿子罗伯特在高中时老惹麻烦，但后来参加了著名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他改邪归正，成了一个好青年，正在越南打仗。

    一九六八年初，包括毕利在内的一批配镜师包了一架飞机从埃廉飞往蒙特利尔参加国际配镜师会议。飞机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除毕利外全部死亡。就这么回事。

    当毕利正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不料他的妻子却意外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去。

    就这么回事。

    在飞机撞毁后，毕利终于能回埃廉市自己的家里，过了一阵安静的日子。他头顶上有一块可怕的伤疤。他不再重操旧业。他请了个管家。女儿几乎每天到他这里来。

    后来，毕利事先也没讲一声，便到了纽约市，在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他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还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５４１号大众星①来的。他说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电影明星。

    【①音译为特拉德麦多尔。作者在他的另一本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中说，特拉德麦多尔一字有两种含义：“我们大家”和“５４１号”。】

    一天夜里，埃廉市晚睡的人听到了毕利在广播中的讲话，其中一个人把这事告诉了毕利的女儿巴巴拉。巴巴拉大为不快，便和丈夫到纽约把毕利带回家。毕利和气地与女儿说，他在广播中的讲话都是真的。他说，在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被都架走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

    一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毕利写了一封信给埃廉市的《新闻领袖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信中描述了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

    信上说他们有两英尺高，呈绿色，形如铅管。他们用吸盘吸在地上。他们的手臂极为柔软，通常都冲着天空。每只手臂的顶端有一只小手，掌心有一只绿眼。他们态度友好，能见到四维空间。他们为地球上的人只能见到三维空间而感到可惜。他们可以教给地球上的人许多奇妙的玩艺儿，特别是关于时间的概念。毕利应允他将在下一封信中谈谈这些奇妙的玩艺儿。

    第一封信发表时毕利正在写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当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过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们送葬时哭泣是很愚蠢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比方说像我们一下子看到落矶山脉一样。他们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而且可以见到他们感兴趣的任何时间。我们地球上的人认为时间好似一串念珠，一个紧挨一个，而且认为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幻觉。

    “当５４１号大众星牛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

    如此等等。

    毕利正在那空房子的地下室的娱乐室里写这封信。这一天是他的管家休息。娱乐室里有一架旧打字机。这东西很笨，与蓄电池一样重。毕利不便把它搬得很远，因此不能在别的地方而只好在娱乐室写这封信。

    加热器停了。一只老鼠把通恒温器的电线的绝缘层咬破了室内温度下降到华氏五十度，但是毕利一点没注意到冷，他还穿得很单薄。虽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仍然光着脚板穿着睡裤和睡衣。他那光着的脚板都已冻得又青又白。

    不过，毕利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团火正在燃烧着。毕利认为他把时间的真情告诉人们，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安慰，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上面的门铃响了又响。那是他女儿巴巴拉要进来。接着她用钥匙开了门，走过他头顶上那个房间的地板，喊着：“父亲呢？爸爸，你在哪里。”如此等等。

    毕利没有回答她，于是她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以为要见到他的尸体啦。后来她意想不到地朝那娱乐室望了一眼。

    “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回答？”巴巴拉站在娱乐室门口问道。她手里拿着当天下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毕利描述的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朋友们的一封信。

    “我没听见。”毕利说。

    附带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年仅二十一岁的巴巴拉认为他父亲已经衰老了，其实他才四十六岁——他之所以衰老是由于他在飞机失事中脑部受了损伤。她也自认为是一家之长，因为她曾张罗母亲的葬礼，又曾为毕利找了一个管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而且巴巴拉和她的丈大还得照顾毕利商务上的事情，而这方面的事务是相当多的，因为毕利似乎已不再注意这些事了。如此年轻就承担这些重担使她成了一个饶舌的女人。同时毕利竭力想维护自己的威严，想说服巴巴拉和大家相信他不但一点儿不老，而且相反，正专心致志于比商务高尚得多的事。

    他认为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不亚于给地球上的人配矫正眼镜呢。毕利认为许多的人之所以迷惘、沉沦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的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朋友对事物看得那样透彻。

    “别骗我，爸爸，”巴巴拉说，“我很清楚你听到我叫你的。”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腿和爱德华时代的大钢琴的腿相似。接着她为报纸上登的那封信大吵大闹。她说他正把自己和他的亲友变成笑柄。

    “父亲，父亲，父亲——”巴巴拉说，“我们拿你怎么办呢？你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吗？”毕利的母亲仍然活着。她躺在埃廉市边缘被称之为松树丘的老人收容所的床上。

    “我的信里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么生气，”毕利问道。

    “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全是真的”毕利没有跟着发火。他从不生气，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很可爱的。

    “没有５４１号大众星这么一个行星嘛。”

    “如果你要问这件事，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地球上看不到它，”

    毕利说，“从５４１号人众星上也看不到地球它，它们都很小，而且离得很远。”

    “你从哪儿找来５４１号大众星这么一个名字？”

    “住在那儿的生物是这么称呼它的。”

    “哦，上帝，”巴巴拉说，并且转过身来，用击掌表示自己的失败。“我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在飞机失事之前你从未讲过这事呢？”

    “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如此等等。毕利说他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一九四四年，远在他去５４１号大众星之前。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与他摆脱时间羁绊毫不相干。他们只能让他洞悉事物目前实际进行的情况。

    毕利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战时，毕利是随军牧师助理。美军里的牧师助理通常是个可笑的人物。毕利也不例外。他对伤害敌人或帮助朋友都同样无能为力。

    实际上，他没有朋友。他是牧师的随从，不指望提升或获得奖章，也不背枪，温顺地信仰那位可爱的基督，而大多数士兵对基督感到非常讨厌。

    毕利在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军事演习时，曾用防水的黑色小风琴演奏他童年时就熟悉的赞美歌。小风琴上有三十九个键盘和两个音柃——人声音栓和音节栓。毕利还负责保管一个手提祭坛——附有叠进式腿架的草绿色的公文箱。箱上衬着深红的长毛绒，长毛绒上镶着一个铝制的十字架和一本圣经。

    祭坛和小风琴是新泽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是这样的。

    有次进行演习时，毕利演奏《强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这个歌子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

    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

    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

    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

    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

    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

    在他们流浪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

    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

    “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

    几天来他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毕利想就此罢休。他又冷又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他已是虽醒犹睡，虽行实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仍是走了站，站了走。

    他希望谁都别管他。“你们别管我，只顾朝前走吧。”他一再这样说。

    韦锐与毕利一样，是首次上战场。他也是顶替别人的。作为炮兵队的一员，他曾满腔怒火地帮着发射一颗炮弹——是从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筒里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发出开拉链似的吱吱声。一条二十英尺长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树木。火苗所到之处留下了黑色箭头，正好向德国人指出大炮隐蔽的地方。而这发炮弹并末击中目标。

    那没被击中的目标是一辆虎式坦克。它转动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头，于是开火啦。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

    就这么回事。

    罗兰·韦锐只有十八岁，刚结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度过的不幸童年。他在匹兹堡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样洗来洗去，总洗不掉身上那股咸猪肉味。在匹兹堡别人常常对他感到非常乏味，谁也不愿与他为伍。

    韦锐感到别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

    他就按此方式行事。他与最终遭他痛打的人形成一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关系。他向他们谈起他父亲收集的刀枪、刑具、脚镣等等。韦锐的父亲是个装修水管的工人，他确实收集了这类东西，而且为它们保了四千美元的险。他在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

    许多收集这类东西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社团，他是其中一员。

    韦锐的父亲有一次给韦锐的母亲一副尚能使用的西班牙拇指夹刑具，作镇纸用。还有一次他给她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一个高一英尺的著名的“纽伦堡铁姑娘”的模型。真正的“铁姑娘”是种中世纪刑具，可以说是外形像女人的一座锅炉，里面布满了铁钉。女人的正面有两扇带铰链的门。犯人放进去以后，门就慢慢地关起来。正对着犯人眼睛的地方有两只特大的钉子。锅炉的底部有一条血槽，排出全部血水。

    就这么回事。

    韦锐曾经向毕利·皮尔格里姆谈起“铁姑娘”，谈起它底部的那条血槽及其用途。他还对毕利谈到达姆弹①。他还谈到他父亲的大口径小型手枪，这种枪可以放在背心口袋里，但却可以在人身上打出一个大洞，“一只大蝙蝠在它里面飞都碰不到翅膀”。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软头子弹。】

    一次韦锐高傲地与毕利打赌，说他肯定不知道血槽为何物。

    毕利猜想那就是“铁姑娘”底下的那条血槽，但是不对。所谓血槽就是剑或刺刀上的那道浅槽。

    韦锐向毕利谈到他在书上读到，在电影上见到，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巧妙的酷刑——还有他自己发明的刑罚。他的一个发明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他问毕利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毕利答不上来。原来正确的答案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蚁冢上，知道吗？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螯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就这么回事。

    此刻，当韦锐与毕利和侦察兵等人遭到射击后躺在战壕里时，他让毕利仔细端详他的匕首。这把匕首不是政府发的，而是他父亲给他的礼物。刀口长十英寸，它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匕首的柄上有一串铜环，韦锐粗壮的指头就套在这些圆环中。这些圆环很不平常，它的四周还有倒刺。

    韦锐把这些倒刺放在毕利的颊旁，轻轻地刺着他的脸蛋说：“尝尝它的滋味，怎么样——嗯？嗯——？”他问道。

    “不好受。”毕利说，“你知道刀口为什么是三角形的？”

    “不知道。”

    “这样，它留下的伤口就不能愈合。”

    “噢。”

    “它会在身上留下三面的伤口。用一般的刀砍人，只会留下一条裂口。对吗？一条裂口一下子就愈合了，对吗？”

    “对。”

    “放屁，你懂什么？你们大学里教些什么鬼东西呀？”

    “我在那儿的时间不长。”毕利说，这是真话。他在大学里只呆了六个月，而且还不是正规大学，而只是埃靡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夜校。

    “典型的大学生。”韦锐尖刻地说。

    毕利耸耸肩。

    “从生活中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韦锐说，“你会发现这一点的。”

    蹲在战壕里的毕利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认为谈话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然而毕利有点儿想讲，对于三角形伤口他是略知一二的。毕利毕竟在童年时代的几乎每天早晚对酷刑和可怕的伤口进行过思考？毕利在埃廉市他的小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一位外科军医，会十分赞赏艺术家在再现基督的伤口时所表现的临床上的真实性。这些伤口包括矛和荆棘留下的伤痕，还有铁钉戳的洞。毕利的基督死得很惨，真叫人可怜。

    就这么回事。

    毕利虽然是看着墙上的那个可怕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长大的，却不是天主教徒。他的父亲不信教。他母亲在该市附近好几个教章里作过代理风琴手。她演奏时，常常把毕利带在身边，也稍微指点他如何弹琴。她说等她断定那个教会正确后，就立即皈依它。

    她从未断定出来。但她对于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却产生了强烈的喜爱。当他们的小家庭于大萧条期间到西部旅行时，她从桑大·费礼品店买了一个那种十字架。她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企图从礼品店里找到的物品中建立某种有意义的生活。

    就这样，耶稣受难十字架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墙上挂起来了。

    两个侦察兵一面在战壕里欣赏来福枪的胡桃木枪托，一面咬着耳朵说，又可以走出战壕了。十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看一看他们是否被打中，也没有谁来结束他们的性命。向他们开枪的人显然离他们很远，而且是单个儿。

    四个人从战壕里爬出来没有再遭到袭击。他们像不幸的大哺乳动物爬进大片森林，然后直立起来，并快步前进。这是一座阴暗而古老的森林。松树井列成行，中间没有矮树丛。地上覆盖着四英寸厚的积雪，雪上不见一点痕迹。这几个美国人却不得不留下足迹，它们像书上画的舞蹈图解一样清晰：起步，滑步，停——起步，滑步，停。

    “就谈这些，你可别告诉其他人！”他们出发时罗兰·韦锐警告毕利·皮尔格里姆说。韦锐看起来像特威德尔丹姆或特威德尔迪①，一身包扎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战斗。他又矮又胖。

    【①此处系指矮胖子。】

    部队发的装备和家里给他的礼物，他应有尽有：钢盔、钢盔衬垫、羊毛无边帽、围巾、手套、棉毛衫、羊毛衫、毛线衣、运动衫、上军装、短外衣、外套、棉毛裤、羊毛裤、毛线裤、线袜、毛线袜、军靴、防毒面具、饭盒餐具、急救箱、匕首、军毯、半幅双人帐篷、雨衣、防弹圣经、一本名为《熟悉敌情》的小册子、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作战》的小册子以及一本有英语注音的德语词组小册子，它可以帮助韦锐向德国人作如下的发问：“你们的司令部在哪儿？”“你们有多少榴弹炮？”或者告诉他们：“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如此等等。

    韦锐有一块质地坚而轻的木块，被认为是狐壕枕，还有一个医药箱，里面装有两只坚韧的“谨防疾病”的避孕套。他有一只哨子，他在被提升为下士以前不准备给任何人看。

    毕利和两个侦察兵都是瘦子。罗兰·韦锐身上倒可以烤出油束。那一层层羊毛衣服、皮带和帆布使他简直成了一个热烘烘的火炉。他精力旺盛，在毕利和两个侦察兵之间跑来跑去，传递没有人叫他传递也没人高兴收到的哑口令。由于他比别人忙碌得多，他开始认为他是他们的头目。

    他很热，而且又被衣服包得紧紧的，因此他似乎不感到危险了。他的视野局限于他透过钢盔帽沿与围巾之间的一条细缝所见到的小天地。他从家中带来的这条围巾遮掩着他鼻梁下的整个面部。他裹着这条围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骗自己说，他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回到家里，并对他的双亲和妹妹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其实战争仍在进行。

    韦锐叙述的真实战争故事是这样的：德军大举进攻，韦锐和他的反坦克伙伴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只韦锐一个人幸存下来。

    情况就这样。后来韦锐碰上了两个侦察兵，他们立刻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决定要打回去，找到自己的队伍。他们将快步前进。

    他们决不投降。他们彼此一一握手。他们自称为“三个火枪手”。

    但是这时这个倒霉的刚上大学的毛孩子，这个根本不配参军的病夫却提出能不能让他跟在后面一块儿走。他连一支枪，一把刀都没有。他甚至没有钢盔，没有帽子。他连好好地走路都不会——老那么一瘸一拐的，很容易暴露目标，因此叫人看了真急得要发疯。他那样子也叫人可怜。“三个火枪手”一路上把这个大学生毛孩子连拖带拉地带回部队，韦锐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他们救了他，免遭上帝的谴责。

    在实际生活中，韦锐常要折回看一看毕利有没有出了什么事。

    他告诉两个侦察兵等等他，他要回去找那个大学里的小家伙。他从矮树下走过。树枝咕咚一声打在他的钢盔顶上，但韦锐没听见一只大狗在什么地方汪汪地叫，韦锐也没听见。他的战争故事正进入非常激动人心之处。一位长官正祝贺“三个火枪手”，并说要为他们申请铜星奖章。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长官问。

    “有，长官，”一个侦察兵说，“我们想一直呆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长官。你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三个火枪手’不被拆散吗？”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森林里停下来了，倚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他的头倾到后面，鼻孔怒张，像一个诗人在安息国似的。

    他的注意力开始庄严地回旋在他生命的圆弧中，到达死亡，它是紫色的火光。没有什么别的人在那里，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紫光——和嗡嗡声。

    接着，毕利又回旋到活的时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这时是红色的光和噗噗声。然后他又回旋到活的时刻而停了下来。这时他是一个小孩，同他那多毛的爸爸在埃廉市基督教青年会洗淋浴。

    他闻到隔壁房间游泳池里的氯气味，听到跳板发出的隆隆声。

    小毕利感到害怕，因为他父亲说要任凭毕利自己沉浮学习游泳。他父亲将把毕利扔进深水里，而毕利将因此而学会游泳。

    这事简直像受刑。当毕利的父亲把他从淋浴室抱到游泳池去时，他浑身麻木了、他闭起了眼睛。等他睁开双眼时，他已沉入池底，听见到处都有悦耳的乐曲。他失去了知觉，但乐声仍不绝于耳。他模糊地意识到有人在援救自己。毕利对此感到不高兴。

    他从那儿作时间旅行来到一九六五年。这时他四十一岁，正前往松树丘访问他衰老的母亲，仅一个月前他把母亲送进了这个老人收容所。她得了肺炎，看来活不了啦。然而，她却又活了若干年。

    她的声音十分微弱，因此毕利要听她讲话，只好把耳朵凑近她那白纸般的嘴唇。她显然有很重要的话要讲。

    “怎么……”她刚开始又停了下来。她十分疲倦。她希望她没有讲完的话，毕利可以代她讲出来。

    但是毕利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怎么什么呀，妈妈？”他催问道。

    她很艰难地咽了一口气，淌了几滴眼泪。接着她从她那整个衰朽的躯体，甚至从她的脚趾和指头拚命凑集力量，她终于聚积了足够的气力低声说完了这句话：“怎么我变得这么老啦？”

    毕利的老母去世了，他跟着一位漂亮的护士走出房来。当毕利进入过道时，一具盖着床单的老头儿的尸体正被人用车子推着从身旁送走。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就这么回事。这事情发生在毕利因飞机失事而摔破脑袋之前，而且在他大谈飞碟与时间旅行之前。

    毕利在候诊室里坐下。他这时还没有成为鳏夫。他感到他那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坐垫下有个硬东西。他把它拖出来，发现它原来是一本书，是威廉·布莱福德·胡伊所著的《二等兵斯洛威克行刑记》。这本书叙述了编号为３６８９６４１５的兵士斯洛威克在美国行刑队前被处死的真实情况，自南北战争以来，他是美军中由于胆小怕死而被处死的唯一士兵。

    就这么回事。

    毕利读到军法参谋回顾这一案件时的意见，意见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他已直接地向政府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今后能否维持纪律有赖于对此挑战作出坚决的答复。如果开小差可以处以死刑，此案即应以死刑论处。就此案而言，死刑并非惩罚性措施，亦非报复手段，而是为了维护纪律，只有依赖纪律，当孤军作战时，才能克敌制胜，此处心慈手软实不足取，也无人作如是主张。

    就这么回事。

    毕利于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

    他参加为小联队举行的盛宴，他的儿子罗伯特是这个球队的队员。

    球队的教练（他从未结婚）正在讲话：“说老实话，我认为给这些队员当个送水员也是光荣的。”

    毕利于一九五八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六一年。

    正是新年除夕，毕利因为在宴会上喝得酩酊人醉而大丢其脸，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从事验光配镜行业的，或是嫁给配镜师的。

    毕利通常不大喝酒，因为战争败坏了他的肠胃。但这天他确实喝了大量的酒，而且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妻子瓦伦西亚不忠。他不知怎的把一个女人勾引到洗衣房，然后就坐在开动着的煤气干燥器上。

    那女人也很醉了，她让毕利脱去她的紧身褡。“你刚才要跟我讲什么来着？”她问。

    “没什么。”毕利说。他的确认为没什么。他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啦。

    “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威廉却叫你毕利？”

    “由于商务上的原因。”毕利说。这是真话。他那位拥有埃廉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并帮助他开业的老丈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天才。他要毕利鼓励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它使人不容易忘记。它还会使他似乎具有那么一点儿魔力，因为这一带别的成年人都不叫这个名字。并且它使别人不得不把他当成朋友。

    大约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人们都对毕利和那女人表示厌恶，毕利不知怎的走进了自己的小汽车，设法想找到驾驶盘。

    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驾驶盘。最初，毕利像风车似的转动双臂，希望能侥幸找到。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便一丝不苟地进行毫不放松的摸索。他让自己紧靠左边的车门，然后搜索他面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间。他仍旧没有找到驾驶盘，他向前移动六英寸，再继续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后已贴近右边的车门了，却仍没发现驾驶盘。他认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从汽车里走出来，大为恼火。

    原来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哪能找到驾驶盘呢？

    这时有谁摇醒了毕利。毕利仍有醉意，仍为驾驶盘被偷而生气。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躲在德军的后方。摇晃他的是罗兰·韦锐。韦锐扭住毕利田间工作的上衣的前摆，把他往树上撞，然后又拖着他离开那棵树，顺着他便劲的方向把他摔开。

    毕利停下来，摇摇头。“你朝前走吧。”他说。

    “什么？”

    “你们走，别管我。我没问题。”

    “你没什么？”

    “我很好。”

    “上帝呀——我见人生病就讨厌。”韦锐透过从家里带来的围了五层而现在带有湿气的围巾说。毕利从来未见过韦锐的脸。一次他竭力想象他的样子，想到了放养活鱼的盆里的癞蛤蟆。

    韦锐推推踢踢，使毕利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两个侦察兵正在一条冰冻的小河中间等着。他们听到了狗吠，也听到有人来回呼叫——好似熟知猎取物在何处的猎人呼叫。

    小河岸相当高，侦察兵站在两岸之间，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

    毕利可笑地、摇摇晃晃地走下河岸。韦锐跟在他的后面，身上冒着热气，哗啦哗啦、叮叮噹噹地乱响。

    “他在这儿，伙伴们，”韦锐说，“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横竖得活。

    凭上帝发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谢‘三个火枪手’。”两个侦察兵还是第一次听说韦锐把他们和他本人叫做“三个火枪手”。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河床上想：他，毕利·皮尔格里姆，正毫无痛苦地化为蒸气。如果别人能让他单独地呆上片刻，他想，他决不会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愿化为蒸气飘到树梢上去。

    那只大狗又在什么地方汪汪叫了。恐惧、回声和冬日的寂静使狗的叫声像大铜锣一样地响亮。

    十八岁的罗兰·韦锐巴结地站在两个侦察兵之间，用他肥大的双臂一边抱住一个。“那么，‘三个火枪手’现在干什么呢？”他问。

    毕利·皮尔格里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觉之中。他穿着干燥、温暖的白色弹力袜，在跳舞厅的地板上滑步。数以千计的人为他喝彩。

    这不是时间上的旅行。这事从未发牛过，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鞋子里塞满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轻人的胡思乱想。

    一个侦察兵低下头，让唾沫从嘴唇上流下来。另一个侦察兵也是如此。他们研究唾沫对雪和历史的极微小的作用。他们个儿小，举止优雅。他们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国人的后方——像林中的动物一样，时时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头脑进行思考。

    他们现在从韦锐的友爱的手臂下挣脱出来。他们告诉韦锐说，他和毕利最好去向什么人投降。侦察兵不会再侍候他们了。

    于是他们把韦锐和毕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毕利·皮尔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湿的袜子表演花样滑冰，这些花样简直令人叫绝——转圆圈，然后踮着脚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声不断，但是随着幻觉转变为时间上的旅行，喝彩声的调子也变了。

    毕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纽约州埃廉市一家中国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两点钟。狮社的会员正起立为他鼓掌。他刚被选为该社社长，因此他应该讲几句话。

    他吓呆了，认为大家完全弄错了。这些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选举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流浪儿。他们会听到他脆弱的芦笛般的声音，是他战争期间有的特殊声音。他咽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喉咙不过是用柳条制的一只口哨。更糟的是他无话可讲。人群安静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

    毕利张开嘴巴，发出深沉、洪亮的声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乐器。他讲的笑话博得满场喝彩。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又讲了几句笑话，最后讲话的口气很谦恭。这一奇迹的意义是：毕利正在学习对公众演讲。

    然后他又回到冰冻的河床上。罗兰·韦锐准备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韦锐满怀悲愤，他又被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子，把刀插进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后他使劲摇晃毕利，敲他的脑袋瓜，并把他往堤岸上撞。

    韦锐透过他从家里带来的，围了几层的围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词讲述他为毕利所作的牺牲。他大讲特讲“三个火枪手”的虔诚和英雄行为，以鲜明的、热情奔放的色彩描绘他们的美德、宽宏大量和他们获得的不可磨灭的荣誉，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作出的贡献。

    韦锐认为，这一战斗组织不复存在，完全是毕利的过错，毕利应该受到惩罚。韦锐猛打了一下毕利的下巴颏，把他从岸上打到河中间覆盖着雪的冰上。毕利四肢着地，趴到冰上，韦锐又踢他的肋骨，让他在雪地里打滚。毕利竭力想把自己蜷缩成圆球。

    “你根本就不该当兵。”韦锐说。

    毕利不由自主地发出痉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笑声。“你认为可笑，嗨？”韦锐问。他绕到毕利的背后。由于遭到踢打，毕利的外套、衬衫和内衣都被推到肩膀附近，因而使背部袒露在外面。毕利的可怜的脊椎棘突离韦锐的军靴头只几英寸远。

    韦锐缩回右靴，一脚踢在毕利的脊梁骨上，踢在他神经中枢通过的椎管上。韦锐准备摧毁这只椎管。

    但是这时韦锐发现有人在看他。五个德国兵和一只用皮条系着的警犬正朝河床上看。德国兵的蓝眼睛里充满着非战斗人员的朦胧的好奇心，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要竭力杀害另一个美国人，而受害者居然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