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刚走出刘满的家，就碰着老百姓告诉他，说文采回来了，四处在找他呢。他赶忙跑回去，才走到院子里，就听到文采的愉快的声音，他在述说里峪工作的顺利。杨亮走进屋时，文采只向他点了一点头，仍继续下去道：“那简单得多，明天晚上就开斗争会，四十九家斗一家，那还不容易，全村就那么一家富农，真是个穷村子。”

    “能解决多少土地呢？”胡立功坐在柜子上聚精会神的听。“他一共有三十多亩地，在里峪就得算个富农，准备留给他二十亩，哈，老董还分了三亩葡萄园子呢。老董……你要了那几亩地，谁给你种嘛？”

    坐在炕桌前擦他那杆橛枪的老董，也许由于包枪的红绸子映在他脸上，显得有些红。而文采同志又说起他的笑话来了。说这次一定要吃了老董的喜酒才回去，老董便赶忙分辩没有这回事。

    杨亮从这些简单的言语之中，对里峪情形的看法，觉得并不能同文采一样，却也不好多说，只问：“那么是四十九家分十几亩地，老董还占了三亩呐。”

    “不，”文采仍然很自得的说，“同志，你别急嘛，当然不会这样，他们种得有外村的地嘛，暖水屯就有五十几亩，龙王堂还有十几亩。这么一来，除开几家中农，平均每家可以分到二亩地了。他们很高兴，老董，你说是么？”

    “是，那几个村干部可起劲。”老董也附和着说。

    “咱说，那个支书比暖水屯的好，你说怎样，老董？”“差不离，那边村子小，有事好布置。张裕民也不错，暖水屯的事难办些。”老董把枪包起来，又去翻他的挂包了。杨亮又问道：“这恐怕还只能解决佃农，赤贫户还是没办法。干部起劲，不一定就是老百姓全高兴。四十九家斗一家，就只因为他是唯一的富农么？”

    文采觉得杨亮老欢喜挑岔子，他有点不高兴，冷冷的说：“要不够条件还能斗他？你要是有兴趣，明晚去参加他们的会去吧。咱们全布置好了。”

    杨亮还想说：“靠布置不一定办得了事。”但还没说出，文采却问起这几天暖水屯的情形了。胡立功和杨亮便一件一件的汇报着。胡立功把张裕民，赵得禄来商量卖果子的事也谈了。

    文采坐在那里耐心的听着，做出一副只有他才能掌握政策的样子，他很不喜欢这两个人轻易发表自己的一知半解，和坚持一端。他心里想：“你们做做调查工作是可以的，可是要决策于千里之外的才干却没有。”他总是做出一副最老练最懂政策的样子，常常引用一些书本上的话，可是他其实是并没什么办法，照他自己的真心话，他这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致犯多大错误的。他就是一个常常以为自己看准了，在事后才来批评，而且是很会发议论的人。

    “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子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出岔子的时候，便插科打诨，轻松的把责任卸在别人头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出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子。这种人表面上常常是很积极，很灵活，也很能一时的把少数人蒙混住，以为他倒比较有用，但在群众眼中，常常觉得很难与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区别开。

    “唔，刘满那个人，我知道，”文采想起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情形：“完全像个有神经病的；既然他哥哥是个疯子，很可能有遗传。老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神经病的么？”“没听见，”老董答应，“他春上那场官司，咱知道，村干部怕是有些马虎，这里面说不定钱文贵、江世荣都有鬼。他过去的确是个党员，啥时把他停止了，连区上也不清楚呢。”

    文采认为当甲长总是赚钱的，都是汉奸，如今听说有人当甲长是被强迫的，是为仇家所陷害，结果破产，成了极贫的农民，还逼疯了，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他不大相信这种话。钱文贵在村上包揽词讼，出出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三口人只有十多亩地，把他分给儿子们的五十亩划开了，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对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社会上不提高他的地位，已经不对，怎么能打击他呢？因此他觉得干部们不提出他来作为斗争对象，完全是对的。他反而不赞成张裕民，在会上不提，会后叽叽咕咕，这是种什么作风！这只有扰乱目标，也就扰乱了阵容。而这两个同组的工作者，很能接近群众是真的，但分析能力不够，容易被片面的事实所迷惑。文采还特别向他们指出黑板报那件事，明明是群众起来说话，他们却听信了李昌的话，以为这是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李昌不是和李子俊同姓么，这些干部都有些耍私情！偏偏这两个少不更事的同志，却相信干部的意见。

    老董以他的对村子上的了解，和他用一个农民的直感，他觉得不管李子俊也好，顾涌也好，分他们的土地，大家也会乐意。但如果要斗争，那么就很少有人发言了，甚至会有人同情顾涌。而李子俊平日的某些小恩小惠，也会使人觉得对他太过了。他的思想常会不约而同的接近张裕民，但却比张裕民更小心，更多犹疑。他觉得在文采的理论政策的渊博学问之下，就不敢坚持一个一定的主张，就不得不采取些模棱两可，含混的语句了，虽然这是同他的性格完全不调和的。

    一些纠缠不清的争论，继续着，一些夹七杂八的所谓群众观点，空洞的语言，使胡立功不能忍受了，他跳起来说：“咱们的工作，如果老这样吵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前途，就是垮台！我也曾经做过减租减息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是的，我也认为工作组的意见太难于统一了！”文采慢吞吞的答道，“枝节太多，民主也太多，很难集中。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对政策理解的深度不一致。不过，至于工作，我想还不至如你所希望——就说是担心也可以——那么的坏吧。

    哈……”

    杨亮简直觉得只有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像李子俊那样的封建地主，应该被清算的，而且应该很彻底。但农民还没有阶级觉悟以前，他们不清楚恶霸地主的相互关系，他们恨恶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这种人，他们便不敢起来。他觉得如果这样搅不清，倒不如先回区上去一趟，或到县上去，让他们来决定这工作吧。可是他又压制住自己，他责备自己的办法太少，自己不善于与人合作，他想：“这恐怕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锻炼吧。”他又想：“何必在形式上争上下呢？先做一两件事，从事实上来说明我们的想法，让实际来决定行动吧。”于是他提议，根据要红契失败的经验，再进行一次有把握的胜利的战斗，用小小的胜仗来鼓舞士气，磨练斗志，在大的决战之前，小的胜仗是有它的作用的。

    果然，这个提议立刻为大家所接受，这不会有妨碍于任何人的自尊心，和新的行动的布置的。为着消弭适才争吵的厌倦之感，新的问题，具体的准备工作，是比较容易得到一致的。因此房子里的空气有了转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很融洽。

    合作社里的郭富贵的印象，在胡立功脑子里活跃了起来，他笑道：“父亲打了败仗，那么，让儿子去打胜仗吧。”“是的，这不是一个孬种！可以上阵的角色！”大家同意这个想法。

    老董说江世荣是个大滑头，应该先告诉佃户们，怎么去算账，该不该算账。这个意见也很对，上次就因为事先没有使佃户们明白，为什么要去拿红契，这不是讹人抢人，只为去算还自己被剥削了的血汗！

    文采在对于分配果实上，也提出了意见，也被赞同，并补充了些办法。总之，在重新拿红契这件事上，大家思想倒很一致，这给了人很愉快的感觉，大家又有了信心。那么，就先来把这件事办好再说吧。他们立刻一同动身去合作社找张裕民、程仁他们，商量着开始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