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八月中旬，照旧历来讲是过了七月半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从区上来的几个人打东北角上的栅栏门走进村来。区工会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张裕民，还有三个穿得比较整洁的年轻人，像是从县里或省里下来的。他们走到小学校的门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着满头大汗，走过去，走过来，一会看看街上贴的标语，一会张望那正要散学了的学校的内部。坐在对面树底下谈闲天的人，便都悄悄议论起来。他们都狠狠的打量他们，想窥测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有些什么能耐。刚打地里回来的人，也远远站住了朝这边望。那个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适度，气宇轩昂的一个，做出一副很闲适的态度和他旁边一个小孩开着玩笑。那孩子不习惯在生人面前说话，便绷着脸走开了。那个儿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并且回过头来问：“老乡！张裕民在合作社么？”只有那个瘦个子倒仍站在小学门口，他和着里面的歌声，轻快的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张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后边还跟着李昌和刘满两个人，他们一拥就拥到了这边，抢着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着向南街走去了。那个瘦个子赶忙来抢背包，不留心脚底下一块石头，他踢着往前扑去，冲出去了好远，好容易没有让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脚。他望见街上的人都望着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他又赶上去抢背包，可是李昌刘满他们已经走了好远。他们边走也边呵呵的笑，瘦个子就嚷着：“咳，咳，让咱自己拿吧，咳，这哪行，这哪行！”张裕民把他们带到韩老汉家里。老汉家的西房正空着，老汉是个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党，这房子是张裕民在春天提议分给他的，也是许有武的家财。房子很干净，又清静。他的儿子刚打山东复员回来，只有一个八岁大的孙子正上学，张裕民也为的是区上下来什么人，好安置在这里，叫老韩烧点茶水，照顾门户都很方便。

    李昌像个主人似的，一进屋就让大家上炕，他用着热情的眼光打量着几个来客，他惊奇的拿起一把绑在背包上的胡琴。“这就是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兼村的武委会主任，过去是抗联会主任。”做过三十年长工的老董介绍着。他回头又介绍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们：“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组组长，这个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个是杨亮同志。”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给张裕民，这是区委书记关于这三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它说明他们代表区委会在这里执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参加这个小组工作。

    “你们这里有多少党员呀？”文采同志即刻用着一个调查的口吻来问了，也没有注意到杨亮阻止他的眼色。

    张裕民却只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先烧饭来吧。韩廷瑞，你帮助一下你爹，赶忙烧饭；刘满，你到合作社去称几斤面来！”他也不答复杨亮要求去吃派饭的请求，并随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韩廷瑞的房里拿出一盏高脚的麻油灯，点燃了灯，他又向老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出去就来。”他丢下这群刚来的人，快快的跑走了。这时房子里还剩下一个李昌，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闲天，极力想抹去适才他对于张裕民所起的不良的鬼鬼祟祟的印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在写些什么，这个老长工在三年的党的工作中学到了能写简单的信。他的学习精神常被人称许，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挂包里是不会忘记带着那盖了区工会公章的信纸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写信，如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长篇大论的讲演一样。

    晚饭做好了的时候，张裕民才又走了来，他只默默的坐在旁边抽烟，杨亮又说到以后不能吃白面，也不必自己烧，最好大家都去吃派饭，并批评他不该这样费事。文采看见他敞开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气扑过来，好像还混和得有酒味。他记起区委书记说过的，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在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这话又在他脑子中轻轻漾起，但他似乎有意的忽略了区委书记的另外一句更其肯定的话：

    这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吃过了饭，按照杨亮和胡立功的意见，先了解这村的情况，区委书记和老董虽然曾经简单的说了个大概，究竟还模糊。张裕民和李昌也赞成这意见，正准备说开去，可是文采同志认为人太少，他决定先召开村的干部会，并说明这是走群众路线。张裕民和李昌只得到街上临时四方去找人。过了很久，来了村副赵得禄，治安员张正典，民兵队长张正国，农会主任程仁，村工会主任钱文虎，支部组织赵全功，李昌是支部宣传，连张裕民一共是八个人。只有村长没有来。村长是谁呢？却恰恰是去年打倒了的江世荣。在今年春天，他们又在赵得禄的提议下把他复了职，他们的理由是要他来跑腿办事，说他是有钱的人，误得起工，只要不让实权落在他手上就行。这意见村干部都以为很合理，于是便这么办了。

    八个人都没有什么准备，心里很欢喜，一时却不知怎么说，加上这几个人都还陌生，也怕说错话。像张正国这种老实人，只觉得腼腆和拘束，他蹲在房门口，连炕也不肯上。他的心是热的，也有许多想头，就不会说，也不打算说，他自从参加了暖水屯的民兵工作，就认定水火都不怕，他是出力卖命的，却不是说话的。

    爱说话的老董在这小小的会议上传达起土地改革的意义，他每次说话总是这样的开着头：“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接着便说要去掉三怕思想，跟着话便说远了，连什么加拿大工人罢工，意大利水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下的故事都说出来了。听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觉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这一晚上的时间都占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会议的沉闷，尤其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于是他接着逐条的解释着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些几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了才停止，并且文采同志决定第二天晚上要开群众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同时开会，传达政策，这几个新来的同志可以分别出席。这个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里去之前就要发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见是至少一个星期，最多十天要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平绥路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时时要动枪刀，不得不赶快。

    人都走了之后，张裕民还留在这里，似乎有些话要说。文采同志没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着：要面向群众，要放手；说党员太少了。对这些批评，张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还想说什么时，却看到他们很疲倦，大声的打着呵欠，只得退了出来。在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放了哨，并说明在后院的院墙外边有一条通西头的小巷，那巷里全住的是自己人，还交待着他们，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后，文采同志给了他一个结论：“这人胆子小，还有些哥老会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