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经常浸泡在文字工作中的人来说，很少有闲暇时间听广播、看电视。但是，我和广播电视却有不解之缘。

    《人生》小说发表后，在电影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制作了广翻剧，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担任解说。记得当是我是在陕北拍电影《人生》的外景地听到的，每天中午一节，非常别致。广播剧是一种留有巨大空间的艺术，很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以后，我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先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作中心改编为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萎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从正在等待着你如何作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往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划了句号。然后当夜起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根据小说改编制作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严格地说来，电视剧拍得不尽如人意。但这已经是别一种艺术，应由本行道的标准评估，作为小说作者，不应过分苛求，无论如何，它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原来对作为现代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心怀敬畏。它们与大众的交流是那么迅速而广大，几乎毫无障碍，将来的一某一天会不会把作家这种“手工业生产者”整个地吞没呢？通过我与这两种“电老虎”打过几次交道，反而觉得文学借用这两翅膀，能作更广阔的飞翔。我将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今天我主要想请您主炎谈对理想的认识和理解。

    路遥：一个人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当然，对于涉世尚浅的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有好多幻想，甚至会有一些空想。我认为这时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他们这个年龄特点。

    如果青少年时没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前变成一老头了。通常的情况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有好多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起到作用。

    记者：刚才说到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成个作家，或者有些人想有一套房子，有辆汽车，有些人又想当个大官，想发一笔财，这些人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有什么不同，您能不能谈点看法。

    路遥：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上的许多人，比如说他的理想实现啦，就觉得他有些很特殊的才能，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理想是那么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专利？您觉得普普通通人，也就是非常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路遥：不能把理想当作一种职业好坏的标志。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事什么工作，在每一个行道里都应该有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你能当一个作家，通过努力实现你的理想，这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才能是当一个好木匠，最后做出很漂亮的家具受到大家喜欢，千家万户都争着使用，未见得比当一个蹩脚的作家差。有人搞服装，这也是普通工作，但是由他做出的衣服大家都喜欢穿，这也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硬要在服装工人、木匠和作家这三者之间分出哪种理想是最好的理想，我认为只能得出愚蠢的结论。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追求，都可以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记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么您觉得理想怎样才能普通成现实。

    路遥：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劳动，不经过创造，那么还想入非非，这种“理想”最后只能是空想。我认为把理想变为现实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无数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但是你在整个一生中总有应该实现的理想或是梦想。

    记者：现在社会上讲实惠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讲理想的人有人也说是越来越少，你沉得理想和实惠之间是否有矛盾，就是说是不是讲理想就不讲实惠，讲实惠就不讲理想。

    路遥：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问，理想的光芒有些暗淡。我们现在发展经济建设，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意识。人们计较一些个人的实际问题，讲究实惠，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理想作为代价的，尤其是这几年，老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中缺一种什么东西。我想是缺少了一点罗曼谛克精神。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谛克精神太少了。我甚至还想专门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题目叫《寻找罗曼谛克》。

    我觉得在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谛克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谛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来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使青春激荡。这种活法，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奋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光彩，即使他有好多钱，仍然是贫困的——和贫困一样可悲。

    记者：您刚才您到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普通缺少一罗曼谛克的精神，也就是说活得太实在啦。我们从我们从事的工作中，从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和谈主知中也能够理解到青年人的这种苦闷。我们想问您，如果一个青年人感觉到自己满足于现状，有点不思进取，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理想，但是，他来向您请教，请您给他出个主意，您将如何告诉他。

    路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要思索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咋样活着，或者说咋样活着才有意义。在任何时候，在物质不发达的时候，一直到物质发达的时候，永远存在人应该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好多问题要青年自己解决。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月亮的环形山》我是在四天之内读完的，我感到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把握住了小说创作的个中三味，甚至把握到了一种几近纯青的程度。

    要具体地谈这部作品，几乎无从谈起，但你处处感到一种无声汹涌，这就是本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否就属这种境界？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整体经验，而不是讲故事，处处都是思想的火花和情绪的激流，因此处处引起你的触动。

    一般的者要读故事，读曲折离奇的故事，而高层次的读者决不满足于听故事，而要求读生活。故事完整而共它一切方面乏味的小说，读《月亮的环形山》这样的书，就愿意一直读下去。这种小说，很难跳着读，只能字字句句地玩味，这是因作品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而真实的感受，对读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牵引。

    有的小说，看似故事很吸引人，但随时都让人疑窦突生：

    生活是这样吗？这可能吗？作者只有设身处地，让人信用，才谈得上让人接受，让人感受。好的长篇小说，看似“无事”，实上处处闪烁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每一段的每一句都要写得好，不仅仅是写得正确，前后左右抽扯照应住主不够了，而应该在每一个段里，甚至在几个短句中，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语言的漩涡里、段落的港湾里，都要有丰富的层次，丰富的景致。只要每一段都写好，比刻意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更有魅力。天芳散文的语言和晓雷诗的语言，这一次完全蜕主烃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应该有散文、有诗，但在小说中，散文和诗都应该成为小说中的散文和诗，成为真正的小说语言。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才区别于其它小说。有的小说追求新闻报道式的爆炸效果，而这是一个追求艺术效果的作品。小说不能靠事件去冲击。这个小说显然企图用艺术来征服者，因之我读起来特别有兴趣。真是无从谈起，但写成了三十多万字。要达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我还未读后边的时候，就在想象，等到把后边读完后，就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吻合。一切都是自然的。只有巨大而充匠心的劳动才能造成不露加工痕迹的作品。

    有的人可能把这种小说仅仅看作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最主要是一种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这部书使我感受到了内容上的一种真诚性，这种真诚性又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表述。有的小说缺乏生活的真诚感，只是为写而写；有的虽然具备真诚，却不能通过艺术特别是语言的品味达到。而这部作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理解，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价值就在于此。尽管描写是平静的，但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把读者引进心灵深处，这才是一个真正博大的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无边的宫殿。作家体验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读者是跟着作家提供的体验去思索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外部的结构上似乎特别平淡，但具有真正内在的张力。

    《月亮的环形山》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它追求另一种格局的广大。《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心灵通向全世界。《简爱》我读过不少遍，这种小说很有魅力。浅薄的书评家往往注意外在的形式上的各种小花招。不要为了扩大容量，硬把不相干的东西拉进来。

    《月亮的环形山》不是这样，没有从感情岔出去的描写。

    我从写小说的角度，边读边分析这部小说的章节和段落，最后认为，只能是现在这样写。很少得多余的，也很少有不到的。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小说应该这样，既要淋漓尽致，又要有所节制。不到火候，令人遗憾；火候太过，同样令人遗憾。艺术就是和谐，而恰如其分就是和谐。不到或多余，都破坏和谐。

    小说的博大，是作家对生活的视角要开放；仅仅把故事扯得东南西北，未见得开放。而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是开放的。作者过去的散文、小说或诗歌作品，都有拘谨感，这一次能够放得开，而且越到后来越放得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生活形态等等的把握，都是准确的。这些写准了，读小说就使人进入甚至沉浸于那个时代，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思绪：尽管我们曾经是多么幼稚，但那个时代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

    实际上，用艺术去篡改生活，篡改历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幼稚。这部小说对当时各种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僵化的或不好的人物的描写，都是有节制的作者是从社会的象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去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所描写的那一群人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莫斯科在你的笔下清晰可见”，这是对作品的最高褒奖。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起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

    小说的结尾也好，最后那一段特别好，这种结尾只有在那种时代，带一种深远的诗意，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动。但我感到，小说结尾时对对几个人物命运的照应，周蔚和韦村贤的笔墨稍微轻了点。我认为，在快要结尾的某个时候，对所与的人和生活有一点历史的或哲学的概括，对《月亮的环形山》有一点点题的笔墨，会更好，比如说在婚礼的描写上，可以讲到：来了的，没来的，活着的，死了的，这些人的生活在后人看来，是简单的，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他们各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这样的总结，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应有一个小段落和一种小细节，点一下，现在虽然有，但不够，吕哲之死与窑洞婚礼的衔，应该更具匠心。要有一个重笔，无论思想上或内容上都需要一个重笔，让奔腾汹涌的东西有个归宿。当然需要全书的一贯风格。另外，中秋节主人公与老同学的会面有一点生硬。这虽是小疵，但一部交响乐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间乐就会毁掉整部交响曲，不可不注意。

    总体上讲，这部小说没有一处是松懈的或勉强的，到处显示一种游刃有余。这显然是几十年艺术积累的功底的体现。

    把几十年的积累用于一种合适的大舞台舒展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作者把原来的散文和诗的功夫全用过去了，但又远远地区别于以往的散文诗歌作品。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就应该客观地化开地看特这一部作品，这无疑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是一部高品位的长篇力作。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应该乘胜追击。艺术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部书完全是有价珠东西。作者姑且把以前的作品都看作这部书的准备，什么也不要想，一定要把下边的东西完成。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也不要想，把要写的东西写下去。我相信，作者一定能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