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的，就像我的第一次恋爱，我曾经有过无数次恋爱，每一次我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迫切地想做一个坏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可是每一次都会结束，很快，我从来就没有耐心重复我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恋爱，所有的恋爱都只是在幸福中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幸福，我有什么必要让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幸福或痛苦呢？我不想做坏男人的女人，不想做好男人的女人，不想做第一个女人，也不想做最后一个女人，我什么都不想。而且要去分辨一个男人的好坏，根本就没有道理。于是我现在的恋爱，连结果也没有了。

    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十五岁时候的那个电台DJ是我的初恋惰人，那些认为显然是错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那时候我真的还是一个孩子，我从早到晚地欺骗他，心安理得，于是那不是爱，真实的状况是，如果我爱那个男人，我会尽量克制住不去欺骗他，也许很偶尔地，我说些谎，我解释那是一种轻度的精神病，很多时候我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时候幻想中的东西会跳出来，变成真的，把我自己都骗过了。

    我曾经用一天的时间来思考我写作的理由，活下去的理由，我显然是有些走火入魔了，当我思考到最后，回到什么都毫无理由的时候，我停止。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恋爱，婚姻，生活，一切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思考过了，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直到我父母站出来解释，他们说，就像你出生和死去都无法选择一样，你活着，因为你必须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你这个孩子，他们说，我们会孤独，会觉得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决定要生下你。我们从不怕自己死去，可是我们怕你死去。那真是非常残酷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对我说，我们怕你死去。我的局限在于我有最爱我的父母，他们为了要我活着，把精神支柱拿出来做理由。

    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恶毒地认为，生孩子是一种自娱自乐，是违背自己必须死去，是想让自己生命延续。可是生过孩子就会知道，什么都理解错了。于是我不去想孩子，不去想婚姻，不去想恋爱，到最后，爱情只是在我无法选择的生活中，自个儿找的一点乐趣。

    原因在我，从一开始我就是绝望的，我曾经妄想爱情能改变我，我哭了，笑了，我快乐，我堕落，我思念，仇恨，焦灼，充满欲望，我想彻底死去，可我错了，我看待生命都是绝望的，我还想怎么样呢？我的苦闷不是没有人爱我，而是我什么人都不爱，即使强迫自己去爱，还是不爱。所以我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过了。

    ——《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

    梅花在常州做过一个主题派对，名字叫做“我们很IN，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很OUT，EQ很低，不再是很Q的新人类！！！”我们都对梅花说这个名字太长，而且攻击性太强，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果然，那个夜晚的十一点一刻，音响烧起来了，不是那种形容人亢奋程度的烧，是真的烧起来了，燃烧，火花，白烟雾，哗哗叭叭狂响。

    梅花穿了一件蓝衣裳，我没有看她的脸，我只看得见她的蓝衣裳。音响烧起来了的时候，我们都傻了。

    中间是一段空白，因为我已经不太清醒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坐在梅花的房间里了，梅花客气地让我不要烦她，于是我就很识大体地和乐队出去喝红酒了。

    我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高兴，这样的高兴只在1994年出现过一回，那一年曹威来了，边唱边问，想什么呢？

    那次的运动是雅雅做的，雅雅为了省钱，找了个三流舞厅，而且雅雅为了省更多的钱，连那个三流也没有全部包场下来，于是舞厅就合情合理地卖了很多舞票出去，于是曹威只唱了一小会儿，舞客们就自动地跑到舞池中央舞蹈起来了。

    于是我就高兴，高兴极了，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像1994年那么高兴过。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当时我们的人都在做艺术，有个艺术女人就站在我的旁边，说，我要回家去笑。我虽然高兴，可我认为笑是不必要的，于是我对她说，你回家笑什么？你要笑就在这里笑好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往事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我说过的这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了。我怎么了？

    1999年，朴树来了，这次的运动是雅雅的妹妹做的，雅雅的妹妹用了一种“企业搭台文艺唱戏”的策略，于是雅雅妹妹省了比雅雅还要多的钱，虽然省钱，也有缺点，那就是运动不再是运动，它成为了一台周年献礼工程，然而雅雅妹妹还是对的，对极了。

    我们都长大了。

    在雅雅去广州前，我们曾经计划过要做一个“红”的主题派对，因为我在21岁的时候写过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却叫《告别辛庄》了，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组名字叫《红》的实验散文，可它出现的时候已经叫《古典爱情》了，雅雅很同情我，；雅雅说，即使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实验散文，到后来，它们必然会被改为《白》或《蓝》什么的。

    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命名为“红”的不卖门票的派对，我们只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有正当和健康的职业，我们希望他们自由发挥，或穿红戴红，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可是第二天雅雅突然跑到广州去了，她连一件衣服也没有带就走了，她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想自己一个人，孤立得很，就此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

    后来迎春花替代了雅雅的位置，她每天都打一个电话给我，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写点什么，如果我不接电话，她就会发一个传真过来，让我接电话。

    迎春花在电话里说她们电视台要做一个名字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相亲，或“非常关系”，或“非常三角”，或“非常情爱”，什么什么。这是一台互动式的晚会式的大型活动，迎春花说。

    我说，你们搞，关我什么事。

    迎春花说，是这样，我们节目部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和保洁员，我们全部都出动了，我们积极地发动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可那些小家碧玉们，她们谁也不愿意出这个丑，那么，迎春花愉快地笑了一声，说，你就露个脸吧，观众们看了叫好，你又可以扬名，同时你还可以找到一个丈夫。一举几得啊。迎春花说完，又愉快地笑了一声。

    我很吃惊，我不敢相信我的朋友会这么没心没肝地卖了我。我说，啊？

    迎春花连忙又说，有钱有钱，有很多钱，我们开过会了，你来我们给钱。

    我更吃惊，我更不敢相信我的朋友已经把我给卖了，并且卖了个好价钱。我说，啊？？

    迎春花在五分钟之内来到了我住的楼，她坐在我的沙发上，连续不断地说话。她看起来激动极了。我递给她一杯冰咖啡，然后我就看到那杯咖啡在她滚热的手掌里沸腾起来了。她都要哭出来了。

    我安慰她，我说你的节目不可以叫“非常单身男女”，因为那是一个台湾名字，他们已经用得很出名了，别的地方台可以用但你不能用，因为你是一个新知识女性，应该有道德观念。迎春花感激地点头。

    我又说，你千辛万苦做这么奇怪的节目无非是想得到提拔，可你已经是文艺部主任了，再往上还有什么，你要做台长吗，变成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穿着黑色的厚丝袜，衣领上别一个硕大无比的金银花胸针，每大早晨八点半坐在市政府一号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会？迎春花勇敢地点头。

    我说那么我说完了。

    迎春花说，你真会思考。

    我说当然，我就又想起了我在宣传部的生活，我始终都认为我长期从事的宣传思想工作对我的成长真有好处，我思考得多，所以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可是我又思考得不够多，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是领导。

    雅雅说过，你每天都只要文件发发，横幅拉拉，标语画画，笔头划划，你还有什么烦恼啊？我思考了一会儿说，确实没有什么烦恼，惟一的烦恼就是我每天都吃得太饱了。雅雅你很压韵。

    可是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思考方式长期以来都是苏南农村式的，我给我的每一个苏南朋友做过河的题目时，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选择了从牢固的绳索上滑过去，书上说这是严重的性压抑，他们中的百分之五选择了从木头上慢慢地爬过去，书上又说那么除性压抑外的其他都是性冷淡。而且很多苏南女人都这么认为，上海男人奶油，北京男人不洗澡，当然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北京男人也有一部分奶油，上海男人也有一部分不洗澡，所以只有做了上海女人或北京女人，才能真正理解奶油和洗澡的关系，当然那并不难，现在每一个女人都很自由，她们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地方的女人。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城市都充满了顾虑，我们有精神危机，我们阴郁，思考和行为方式总是很怪异。

    那么，迎春花茫然，你到底来不来啊。

    啊？我说，哦，我不来。

    迎春花主任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迎春花在早晨九点打来了电话，那清脆的电话铃啊，它在我的梦中成为了巨响。

    迎春花说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昨天深夜回家翻到了一本海派时尚刊物，里面有一篇描写主题派对的文章。

    看了之后，我非常有感觉。迎春花说，首先，我的节目必须从一台纯粹的相亲活动也变成一个主题派对，它的名字不再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现在它叫做“男女都要”。第二，我仍然这么说，你要出场，我仍然这么说，我们会全场录摄，但我们只在暗处安排人拍摄，你放心好了，我作为我们台的文艺部主任，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绝不会拍到你的脸，你的脚，你的背影，任何有关你的图像。第三，你要做一份有标准答案的问卷，我们要在广播电视报上全文刊出，以选定高素质高智商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这个主题派对。

    我抱着电话坐在床上，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问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测定一个人的素质和智商？于是我拖延了几天，然后请追上门来的迎春花坐在客厅里喝茶，然后我坐到我的电脑前面，开始写点什么，我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我找到了一本《书城》杂志，我把他们启思录的第38号题目送给了迎春花。

    有机会往未来世界旅行一年，时代任择，回来后可保留全部知识，只是不许带回任何物品，而且有五成概率死亡，您会去吗？

    我的标准答案是，如果回答去，就人选，如果回答不去，就淘汰掉。

    迎春花主任愉快地接受了。

    我在现场给叶叶打电话，我问叶叶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叶叶说，什么？什么？我的周围有很多很多人，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于是我抬高我的声音，我说叶叶你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

    叶叶说他只是做过亲友团，可是他在那一天比男主角还要帅，结果对方亲友团看中了他，并且决定把女主角配给他，可是主持人制止了这一切，他们说那违反了我们相约星期六的规定，以后亲友团不可以太帅，这是我们的新规定。他们说。

    我笑了一笑，然后问他，那么任何一个有关单身的派对呢？你有没有参加过？

    叶叶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问这些问题，你在什么地方，你好勿啦？

    我很小心地装傻，我说，什么？什么？

    我喜欢所有上海男人的声音，他们会在电话里问我，好勿啦？

    我要感谢梅花，那次的音响烧起来以后，梅花让我不要烦她，我就和梅花带过来的叶叶出去喝酒了。

    叶叶在酒吧里问我怎么看他的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喝了很多很多酒了，于是我很诚实，我说叶叶在技术上还是很熟练的。叶叶沉默，然后他悲凉地笑了一声，然后他反反复复地说，技术？熟练？他真令我紧张。

    然后我们说了点别的，叶叶说他的一个朋友刚刚死了，死了以后还变成一个好看的鬼到他的梦里去和他说话。

    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喜欢他。

    我的感情经历的确是很奇怪的，很多女人都是从喜欢艺术的无业者开始，年纪大起来，她们就去喜欢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最后她们选择下嫁的通常就是一个诚稳的公务员。我却把什么都倒过来了，我自己是个公务员，可我不再是了，年纪大起来，我就把所有的男性公务员都改名字叫小虫，无论他是不是我曾经爱过的，他们的名字都叫做小虫，然后我和富裕的男人们出去吃饭，当他们的肚子和事业一起飞黄的时候，我离开了他们，最后我爱上了无业者，他们在2000年以后还会是长头发。

    过去了的一年，是新生代最热闹的一年，那些新新人类们，他们是太阳，他们说世界归根结底不是你们的。新新人类的生活就是剃最简约的发式，比如板寸；穿最简约的鞋子，比如黑布单鞋；吃最简约的饮食，比如吃素和喝白开水。

    叶叶留着80年代初的长头发，除了吃素和喝白开水，他的一切都逗留在SO年代，不过他也有优点，他有些唯美，因为他给他的乐队起名字叫做——蝴蝶。

    我希望他健康和平安，因为所有唯美的男子都不平安，我在很多年前有个朋友，他忠于爱情，喜欢张爱玲，有轻度的幻想症，后来他走路把脚走成骨裂了，我的朋友都去机场送我的时候，他来不了，他们说他躺在医院里，脚上打了很多石膏。

    叶叶说他参加过一个“品味单身”的主题派对，叶叶说他收到传真的时候，有一种很黑暗很耻辱的感觉。叶叶说他在那个派对爱上了一个放荡极了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坐在他的身旁优雅地吐烟圈，可是他放那个女人走了，叶叶说我不要和她做爱，像许多一夜情的开始，我并不期望故事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发展，我所表现出的挑逗只是为满足我暂时的空虚。我想爱她。

    我打了个哈欠，然后关电话。

    我蹲在地上，其实我为了避免被摄影机拍到，一直都蹲在地上。我的织锦缎旗袍已经非常皱巴巴了，我所有出场的衣服，它们都是旗袍，它们惟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蹲和坐，我崭新的织锦缎短旗袍啊，它是我在宣传部一个月的工资，可是它已经皱得像一朵花了。

    我穿了旗袍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爸眼前出现过，因为我总是花掉了很多钱，却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天涯歌女。我爸已经很烦我了，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我，因为我骗他说，我辞宣传部的职是因为我要调到文联去做专业作家了，我爸愉快地相信了，同时他愉快地敦促我尽快办手续离开宣传部。但到最后我果真高高兴兴地辞了职以后，我才知道现实是那么严酷，组织是一个老男人，委身于他的时候，是那么厌倦他，仇恨他，但是离开他了，却总会惦记起他的好来。

    于是我知道我设的局总是不高明的，我总是连男朋友都骗不过，更不要说是去骗经验丰富的我爸了。

    这时候一个在电视台做“午夜唱片街”节目的男人向我走过来，我仰着脸看他，他马上也蹲下来，蹲在我的旁边，他说，嗨。于是我就白了他一眼，我的观念是，男人只要以为这个女人是有上床的可能的，就会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她搭话，如果那女人是得不到的，那么她就是个贱货，但如果那女人是能够得到的，那么她就更加是个贱货，于是我为了避免做一个贱货，从来都不与男人搭话。

    他一直都蹲着，看我的侧脸，因为我已经不把正脸给他了。我们的上方就是灯光师和摄影机，他们一直在低声地斥责我，要我离他们的电线远点。

    开始了。

    迎春花彻彻底底地欺骗了我。我蹲在她就座的沙发椅后面，我听见她与一个男人在交谈，那个男人呼噜噜地喝水，在水中他说，我弄来了十六个呢，然后是迎春花的声音，她说，我只弄来了一个，但是这一个会非常管用，然后是笑声一片。

    于是我就站了起来，我的头把镜头全部都挡住了，但是我没有顾虑，我相信他们只能拍到我的后脑，那是一个漂亮

    的后脑，黑头发，长及腰际。我看见前方有一个金碧辉煌的舞台，上面已经坐了四男四女，男人普遍太矮，女人普遍大丑，还有两个节目主持人，普遍太胖。

    迎春花从我的旁边奔跑过去，她抓着四支枝叶有点秃的红玫瑰花儿，植绒布料，落满了灰，女嘉宾们只要用鼻子一嗅，灰尘就会蓬出来，在强烈的灯光下变成四团颜色有些脏的迷雾。

    那些花迅速地从男人的手里到了女人的手里，果真是每人一朵，果真是她们一嗅，灰尘都蓬出来了。

    突然，灯光全部都打过来，把我罩在了一个明亮的光圈里面。我越来越热，而且开始生病，我了解那些疾病，它们不会很严重，起初的症状还只是一天到晚地妄想，比如坚信自己是还珠格格，到后来，也只是间歇性地思维空白，比如，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最后，才会彻底地思维混乱，比如，现在我所看到的一切，所有动着的，呼吸着的生物，他们都很该死。

    我想现在我很混乱，他们都很该死，我混乱极了。

    混乱过后，我镇定了一下，我环顾四周，敏锐地发现整个现场安置了不下于五台的摄像机，以及不少于二十个的便衣新闻工作者。

    太胖的女主持人向我走来，她的话筒线像蛇一样爬行，她说，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小姐，你没有结婚吧，小姐？

    我有点目瞪口呆，我说，啊？

    她又问，那么你认为你未来丈夫的身高和年龄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仍然目瞪口呆，我仍然说，啊？

    迎春花在暗处，她小声地提示我，快说快说啊，我向你保证，我们安排你出场只是为了现场气氛，我保证，我以主任的名义向你保证，我们做后期的时候一定剪掉你的镜头。

    迎春花说完，从暗处的下方伸手过来拉我的旗袍，镜头上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女人，她的两只手都闲着，可是她服装的下摆在蠕动。

    此时，“午夜唱片街”男人从我的旁边跳了出来，他一出现，顿时掌声雷动，还有几个很酷的女孩子，、她们尖叫，试图越过重重的座位，到他的面前，亲吻他的脸。

    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缓慢地走到了舞台中央，摆出“午夜唱片夜”的片头动作，然后遥远地望着我说，我喜欢吃饺子，你呢？

    我已经来到了大厅的外面，这是一个五星级的东方酒店，地形极其复杂，没有地图我是绝对走不出去的。

    果然，我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出口。

    十年前我们的城市建造了一个全亚洲最大最好的影城，在那个影城里面，只要沿着灯打在地面上的颜色走，就会到达要去的地方，那些颜色不是画在或映在地面上的，它们是灯光的影子。可那是十年前了，什么东西过了十年都会败落，更何况他们投资错了方向。影城先后从事过酒店业、旅游业、时装美容业，然后是游艺厅、饺子店、西餐厅、淮扬莱馆，到最后，它就是倒贴钱，也没有人愿意与它合作了。就像一个年轻的美女，如果男人给她钱，她把钱全部用掉而不是存在银行里，那么一过了十年，她的脸不美了，就会败落下去，到最后，再也没有一个男人给她钱。

    我走了很多路，可是我越走越暗，我一个人，穿着七寸高的高跟鞋，在坚硬的地面上走，多么寂静啊，我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圆弧的走廊上，尽头是一个房间，我充满了欣喜，我走过去，推开房门，却发现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而且我再也找不到我出来时的那个大厅了。

    这样的情况在我的一生中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雅雅给我画了一幅画，她要我晚上去拿。我与雅雅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的家我从七岁开始就经常去，一共四幢楼，她家是左边过去，第二幢，五楼。

    那个夜晚，我去拿我的画，雅雅的家是旧式房子，楼道里没有灯光，我要去就只能摸着黑跟着感觉走，但我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熟悉雅雅的家。我到了五楼，砸门，这时候一个老太太出来开门，她的脸像纸那么白，她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雅雅。老太太说，这里没有什么雅雅。这时候对面的门也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也像纸那么白，她说，是啊，我也从没有听说过有雅雅这个人。

    我客气地说，对不起，然后我下楼，她们站在楼道上看着我下楼梯，静静地，像死那么寂静。我下到三楼，然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楼道里没有灯光，她们出来的时候我却看得见她们的脸，只是像纸那么白，却没有脸的轮廓，没有鼻子，没有嘴，只是知道，那是一张脸，惨白。

    但是我不死心，我站在楼下面的空地上，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四座楼，我对自己说，也许我刚才走神了，所以上错了楼，于是我再次上楼。

    这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太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活着，也不在乎死掉，我闲得太无聊就会说我要去死，因为我一直都是个问题儿童，我从小就知道怎么标新立异，当我说我要去死的时候我母亲就被吸引过来，她放下了一切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她惊恐地抱住我的头，把我紧紧地按在她的怀抱里，那时候我是最恶毒的，我一直都认为，我要挟父母惟一的方法，就是去死。

    我上到五楼，砸门，我砸了半天，没有人出来开门，我砸了半天，并且大喊大叫，连白纸一样的老太太和年轻女人都没有出现。

    我下楼，在黑暗中，我被一辆庞大的自行车撞了一下腰，那辆自行车是突然出现的，刚才还没它呢。然后我给雅雅打电话，我说，雅雅你搬家了？

    雅雅说，没有啊？我一直在等你，你怎么还不来，我甚至开了门等你，怕你看不清楼梯。

    于是我停顿了一下，说，雅雅，我就在你楼下，还是你下来吧。

    沉默。

    雅雅突然尖叫了一声，不，我绝不出来，我们白天再见吧。

    我还是走来走去，越走越恼火，我还是没有找到出口。

    最后我找了一面墙让自己靠上去，我想到了我可以打电话，我可以请求大厅里那些选择去未来世界旅行的男男女女们出来找我。可是我的电话啊，我发现它没有讯号了，我疑惑不已，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在地铁里吗？

    最后我进入了一个很破旧的房间，这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但是在它拐弯抹角的地方，有一个很破旧的房间，水泥地，没有窗，却有一架电梯。

    我没有按钮，真的，我发誓，我什么钮也没有按，电梯门开了，出来了一个男人，穿牛仔裤，蓝T恤，背了一个硕大的包，我肯定我不认识他，可是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赶紧钻到电梯里去，这是一架像房间那么破旧的电梯，这个运载人的箱子，它的铁皮已经锈迹斑斑了，它的指示器上写着的最大的数字是，五十七层，可是这幢楼，这整幢的楼也不过十层。这是一个旧式的酒店，占了很多地，有园林有桥，有山有水，水里有红鱼，所以它永远只有十层，只是十层。我很愤怒，我痛恨这架写了那么多密密麻麻数字的电梯，它要干什么？

    我蹲在窄小的空间里，想要大哭一场。可是我一低头，又发现电梯的地面上有可疑的血迹，我马上就坚强地站了起来，我使自己迅速地离开了那一堆深颜色的渍迹。

    我到了一楼，多么奇异啊，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天色很暗，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可是我相信有很多动物的灵魂在游荡，我的观念真是很奇异，我所有信神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可我相信神，也相信动物是有灵魂的。所以他们气愤极了。他们要我多读书，多思考，才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天暗了，开始下雨。雅雅说她最喜欢一首名字叫做《夜半惊魂》的港台歌曲，不知道谁的歌，用广东话唱，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晦暗的夜半回家，有男人跟踪她，这个女人就唱，你不要想来搞我。可是那歌很奇怪，它毫无理由地快乐，唱歌的女人完全是不要来搞我的意思，唱出来就会变成完全的来搞我吧。我所有的女朋友，她们都会唱那一句，天晦晦灰暗暗。所有的港台歌曲都很奇怪，就像有一个很清醒的女人在她的歌里唱“我HIGH过了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因为听了她的歌而HIGH过头。真奇怪。

    我往外面走，就发现我走出来的房间原来是这个酒店的厨房，那么我刚刚乘坐的电梯，它一定经常用来运载水果和食物。所有的酒店，它们最好看的就是大堂，大堂里有很多装饰材料，很多灯光，很多香气，很多鲜花，很多美女，还有很多钟表，尽管展示那么多不同的时间是很不必要的。而所有的酒店，它们最不好看的就是厨房，厨房里有很多动物尸体，皮肉，污水，胖男人，所以它总是被安排在楼的背面，最偏僻的地方，秘不示人。牛排是美的，可在它还没有变成牛排摆好花式端上桌前，它就是一堆血水的烂肉。厨房是一个制造美的地方。

    我从厨房中走出来了。外面在下雨，雨越来越大，落到我的头发和脸上，但我只惋惜我的衣服，我一直都认为衣服要比我贵，穿坏了它我会非常痛苦。一

    这时，一辆神秘但可爱的出租车开过来了，一个男人跳下车来，往酒店的方向跑，他很快就跑进大堂里去了。

    我也跑起来了，我靠近那辆车，拉开车门，把自己扔了进去。我喘了会儿气，捋头发，掏面纸出来擦衣服，然后擦脸，司机一直在用奇异的眼神看我，我擦完之后也开始看他，他太白，长得像女人，而且他的音响里在播放一个很清醒的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说，我HIGH过了头。

    我们走吧。我说。

    对不起。他羞答答地小声说，刚才那个乘客还没给钱呢。

    我同情地看他，我说，你应该知道的，每个酒店都有很多后门，而且它这么大，人进去了，你会找不到他。

    他一下子就打开车门冲进雨幕里去了，我发了一会儿呆，他的音响还在唱，他的座位还温热着，他的钱箱里还放着现金，他的车钥匙还在晃荡，上面是一个钢圈，再普通不过了。我对自己说真奇怪，他就这么扔下我，和他的车，离开了？我想起来很多年前，我和雅雅在南京时，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司机，他把我们都扔在车里，跳出去了，我和雅雅面面相觑，因为那个时候雅雅已经考到驾照了，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干，我们安静地坐着，轻微地呼吸，等待他归来。

    男人们总是很冲动，他们的冲动通常是无意识的，却打动了女人，因为她错认为他信任她，于是女人会为了他的信任而发誓永远都要做一个好女人，即使她曾经是个非常恶毒的女人，她不断地做坏事情，她也会因为男人的信任而变得善良。女人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以后，就会端庄地坐好，并且期望自己一辈子都这么端庄下去。

    我端庄地坐着，感激他对我的好，车窗上已经白茫茫的一片，刮雨器不停地动，可车窗还是白茫茫地，是我呼出去的气，凝成雾，遮住我的眼睛。

    司机回来了，淋了一身雨。等很久了吧？他说，对不起。

    没关系。我说，然后问他，找到了吗？

    找到了。他说，在一个IC卡电话机的旁边。

    钱呢？要到了吗？

    那小子，他居然说他没钱！司机声音大起来，恶狠狠地说，他说他没钱，我差一点揍他。

    那么后来呢？

    我们对峙着。司机说，我差一点揍他。

    再后来呢？

    从电梯里出来了一个孕妇，他走过去，问她讨了二十块钱，算是付清车费了。司机说完，喘了口气，发动，掉头。

    一个男人，身上居然会一分钱也没有。掉过头以后，他又说了一遍，我真差一点揍他。我记得那个奔跑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皮鞋，腰间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中文传呼机，可是他一分钱也没有。

    出租车把我带到了念儿工作过的西餐厅，他没有要我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给他钱，他说，你看着给吧。真是一个聪明男人，他使我为难。

    我要了一瓶葡萄酒，两份牛扒，一份苹果派，一份洋葱圈。我把它们都吃下去了。然后我在疼痛和酒精中开始回忆念儿，念儿在最落魄的时候坐在商场的台阶上吃过盒饭，念儿在最得意的时候坐在阳光海滩独自享用过一套法式大莱。念儿和我不一样，我永远也不去吃盒饭，也永远不去独自吃一套大餐，我坐在我的房子里，月初我吃米饭，月末我还吃米饭，总之，这样的旧子我还要过下去，我的细水长流的日子啊，它总是过不完，还是过不完，而我却觉得，我的一辈子都过完了。

    旁边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只是孩子，可他们多么奢侈啊，我相信那两个男孩子用父母的钱招待他们的小女朋友，可我没有恶意，我喜欢他们，像他们那么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爱情。可是到后来，他们开始不停地看我，他们的声音那么张扬，他们说，就是有那样的女人，她们总是过得很舒服，她们有钱，她们有很多空，她们出来吃吃饭，跳跳舞，找找男人，她们打扮得那么妖。

    我已经哭都哭不出来了，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钱，没有组织，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生病了，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去广州了，替代她们的女朋友欺骗我，而且我开始发胖。

    这时候感应器开始亮，雅雅去广州前送给我的感应器，那是一只兔子，眼睛开始红，就有电话要进来。

    以前我们都喜欢拈着手提电话的天线，晃它们玩，因为我们很单调，没有娱乐，雅雅晃坏了我的天线，它从手提电话上脱落下来了，断成很多碎片。我就开始哭起来。念儿和雅雅都很吃惊，她们说，你为什么哭？我们赔你一根天线好啦。我说我的电话是我爸送给我的二十周岁的生日礼物，我用了很久了，从来没有坏过一点点。她们伤感地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雅雅去广州了，她送给我一只感应器，她说还记得吗？我弄坏了你的天线，可是无论如何我都补偿不了你了，就送你一只兔子感应器吧，朋友的礼物。

    那是一只兔子，眼睛开始红，就有电话要进来，我接电话，我一听到他说，好勿啦？我的眼泪就滚滚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