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黄昏的时候他回来，总带一大包水果点心之类送在梅老医生房里；另外一小包，他亲自拿到梅女士那里，悄悄地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出去；有时也坐下略说几句，那也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事情。他又常常买些书籍给梅女士。凡是带着一个“新”字的书籍杂志，他都买了来；因此，《卫生新论》，《棒球新法》，甚至《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也都夹杂在《新青年》、《新潮》的堆里。往往使梅女士抿着嘴笑个不住。大概是看见梅女士订阅有一份《学生潮》罢，他忽然搜集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带着个“潮”字的书籍，装一个大蒲包，满头大汗地捧来放在梅女士面前说：

    “你看；这么多，总有几本是你心爱的罢！”

    对于柳遇春这种殷勤，梅女士却感得害怕，比怒色厉声的高压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当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几分真心，不是哄骗，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她觉得这是些无形的韧丝，渐渐地要将她的破壁飞去的心缠住。可是她又无法解脱这些韧丝的包围。她是个女子。她有数千年来传统的女性的缺点：易为感情所动。她很明白地认识这缺点，但是摆脱不开，克制不下，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很想把自己的计划老实告诉他，却又觉得不妥；如果泄露了计划，就无异宣告自己的死刑，父亲一定不肯让她走的。

    她更焦灼地期待徐绮君女士的来信，然而没有。

    这么着，新的烦闷引梅女士和邻家的黄夫人成了更亲密的朋友。不是她来，就是梅女士去，两人间每天总有一次的晤谈。黄夫人从前在本省的女师里读过书，汉口的情形非常熟悉，梅女士的注意点恰就在此；她很仔细地询问重庆到汉口的交通，汉口有什么学校，黄夫人在汉口有什么熟人。黄夫人却喜欢问成都的情形。她问的很古怪，常常轶出了梅女士知识的范围。她的问题是：成都有没有外国人办的妇孺救济所，有没有教会的女修道院，有没有清静的尼庵。两个人同样地绝不谈自己的事。似乎有什么东西格住着，使她们不好出口。然而当那些泛泛的风土人情既已谈完，关于各人本身的话语终于转上来了。

    “柳先生虽然自己是商界，却肯留心替你买书呢！”

    看着一包新送到的书，黄夫人十分艳羡似的说。

    梅女士笑了一笑，没有回答。黄夫人的目光惘然落在那包书上，有好半晌，似乎受了什么感触。然后，微喟一声，她忽然出奇地问：

    “梅妹，是不是你也这么觉得：凡事远远地看时，总还不错，或者竟是很好的，可是到了你跟前，它就变了，变得意外的坏；是什么道理呀？还是先前我们自己看错了呢？还是那东西后来自己变坏？”

    “恐怕是两面都有一点。”

    梅女士这句随口的回答，却使黄夫人吃了一惊；她的脸色斗然惨白了，她低下头，胸前微微有些颤动，蓦地又抬起头来看定了梅女士的面孔，带着几分凄惨的音调很兴奋地说：

    “你也是这个意见呀？我问过多少人，他们都是这么说！变坏？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时时刻刻的，叫你想不到地，在变坏！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防备的罢？人，活在这世上，到处是灾害，到底有什么趣味呀！我想，如果这些灾害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先前看错了人，那倒也是一个经验；我还有勇气再找第二个，我还可以希望第二次不看错。可是你们都说是变坏，就像黄梅天的菜蔬一定得变坏，这还有什么办法！”

    像喝了酒似的，黄夫人突然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差不多将梅女士怔住了。她听出了黄夫人话语的背景，她立刻想像出一幅不幸的夫妇生活的图画来，她明白了黄夫人所谓“变”是什么。她不能赞成这样客观的变的哲学，她是深信主观的力量可以转换环境的，但是黄夫人的悲哀的语句就像许多铅块压在她心头，化成了她的暴躁和不耐。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看！这是第二个韦玉了。可怜，亦复可恨！”她夷然摇着头，还是没有回答。

    “现在我只想过独身生活。有什么尼姑庵，教会，清苦些，我也甘愿！”

    黄夫人叹口气结束着说，眼眶也红了。

    “咄！什么话！”

    梅女士忘其所以地怒喊起来。一团辛辣的怒气从她胸间爆发，震撼着她的全身了。她的眼光直射在黄夫人脸上，像两股利剑。

    “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也是要这么想的！”

    黄夫人仰起了忧悒的面孔，软软地抗议着。

    “一定不！为什么要躲到尼姑庵里去？难道不好到社会上找个独立的生活？难道不好也找个爱人和他对抗么？”

    黄夫人默然。经过了几秒钟，她垂下头去低声说：

    “他不让我走。他说我是空疑心，瞎妒忌。咳，你不知道我们中间难言的纠葛，你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的丑事，你的判断是不公平的。”

    “我不要知道。总之，你不中用，你太懦弱，你活该！”

    梅女士简直是怒骂了。她的胀热的头脑已经把自己近来的烦闷和黄夫人的问题混杂在一处，成为整体，她自己也不很明白这样的忿激是为了黄夫人呢，还是为了自己；她好像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者为要撑拄着自己不陷入于悲观和消沉，便不得不盛气斥骂那些愁眉泪眼的同难者；然而她的心却也在暗中流血了。黄夫人并不生气，只是忧悒地看着梅女士，慢慢地回答：

    “谁都会这么说。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你没看见他们那种亲热的样子！他们就在你面前做。因明还故意问：‘嫂子，你不吃醋么？我和哥哥恋爱哪！’呵，有过多少人说我是空疑心，我是在不明不白的冤屈里头过活。可是当真是我多疑么？我亲眼看见过来，我不冤枉人家。我走？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对我同情，一定是反说我缺德，反说我薄情，心活。你做了我，一定也要说：除了尼姑庵，便只有棺材！”

    “一定不！”

    还是这三个字从梅女士齿缝里迸出来，但是带着几分凄凉了。她呆呆地看着黄夫人，觉得无边的黑暗和阴冷正从四面包围过来，埋藏了她们俩。

    暂时地静默。忽地一阵笑声从隔墙传来，接着便是黄因明的活泼的话响。黄夫人浑身一跳，软瘫似的伏在桌子上，忍不住哭出声来。

    那天晚上梅女士打算写一封信给徐绮君。可是不能下笔。黄夫人的面容和声音像一片愁雾封锁了她的脑海。从前她觉得黄夫人很幸福，现在方知道不然；幸福，尤其是夫妇间的幸福，当真不能真有的罢？人就是这样命定了，不得不从污秽痛苦中滚过去，一直到坟墓，便是奋斗也成了徒然么？人只合盲目地得一些感官的快乐，只该吞噬同类，或者被吞噬，毕竟不配有什么高远的目标，理想的生活么？梅女士忽然高声狞笑了。她站起来，扭着腰，轻轻地摇摆她的下半身，很兴奋地想：

    “天生我这副好皮囊，单为的供人们享乐么？如果是这般，我就要为自己的享乐而生活，我不做被动者！”

    这个观念，像毒蛇似的缠住了她。一种突发的腻涩的情热更推她向前。她忽然开了房门，向外面的黑暗凝视。寒风从院子里吹来，穿过了角门，廓落落地作声。她悄悄地走出来。到了东厢房的门前，她蓦地站住，侧着耳静听，然后，把脸儿轻轻贴在门上，从板缝中向内窥探。圆晕的煤油灯光照出柳遇春坐在桌子旁，账簿摊在面前。似乎在想什么，他频频用手搔头，脸对着窗那边。俄而他站起来踱着方步了，却在将到门边时立定，好像要开门出来。

    梅女士猛吃一惊，身体失了平衡，肩膀便撞在门板上了。“我在这里干什么哪？”这样的感想斗然在她意识上掠过。于是像从梦中刚醒过来，她仓皇四顾，正想跑走，厢房门却也开了。柳遇春直挺挺地当门站着，惊愕到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对看了几秒钟，梅女士疾转过身去飞跑回自己的卧室。她心里纳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会站在柳遇春的房外？她颓然落在一张椅子里，两手捧住了脸。

    当她再抬头时，赫然映入眼帘的，正是柳遇春。异样地，然而并非难受的心跳，使她说不出一句话。只有一个意念在她脑子里转，“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罢？”她觉得自己的手被抓住了，她又听得柳遇春的声音说：

    “我们的灾星应该已经退了罢？算命的对我说，冬至一阳生，喜气降家门；后天不就是冬至了么？”

    梅女士忍不住扑嗤地笑了。她忽然觉得柳遇春可怜。在这样的心情下，她又接受了柳遇春的拥抱。

    很快地就过去了五六天。

    现在梅女士和柳遇春中间的关系可说是已经很好了。柳遇春果然温和了许多，梅女士也抱着半消极的自己放任的心情。她有时还觉得柳遇春究竟没有多大的罪恶，和隔邻的黄教员相比，柳遇春还是很坦白的。谁不想快乐地满意地过活？只要在不损害别人的范围内，谁都有权利去要求自己的最大幸福！梅女士甚至于还这么想：如果柳遇春能够赞成她的高飞远走，不阻挠她去追求生活的憧憬，那么，他所需要的目前的快乐，她亦决不吝惜，并且也心愿。

    她仍旧天天在盼望徐绮君的来信，仍旧是暗中准备着；对于柳遇春，她并不十分峻拒了，可是也没允许回柳家去。

    期待和苟安的心理，像两个大轮子，推着梅女士通过了那平板的时日。黄夫人还是常来闲谈，每次要从她的嘴巴里——像一个变戏法的人，扯出许多奇怪的东西来：兄妹间的秘密恋爱，尼姑庵，棺材。这些东西，每次要激起梅女士的焦躁，憎恨，怜悯，鄙视，惊悸，沮丧，一些腐烂的气味，一些湿漉漉粘腻的冷汗。每次黄夫人来过后，梅女士的心头便像是塞进了一团榛棘；她恨极了这个可怜相的黄夫人，然而一天不见她，便又感得无聊。那个野猫似的黄因明，自始就没给梅女士什么好的印象，现在，却引起梅女士的兴味来了。在梅女士看来，黄因明的思想和人格是不可解的。说她是为了求自己的快乐么？她何尝因此得到了什么快乐。说她是少不更事，全凭感情冲动么？她又那样的老练谙达，似乎很有城府，很多经验。说她是糊涂虫，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将有怎样的影响么？她是满肚子的新思想，知道什么是恋爱。这些不可解，无形中引梅女士和黄因明接近些。然而因此却发现了更多的不可解，黄因明说起她的哥哥，时常是很鄙弃似的。

    这种种，在梅女士心里形成一大疑团。她把这些疑问抽象地写成一篇短文，寄给那时候正在大谈恋爱问题的《学生潮》。文章是登出来了，编者却加了一按语，很勇敢地高唱“打破旧礼教”，说是像该文中所叙述的恋爱痛苦，也是旧礼教造成的。梅女士很不满意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按语。她想：一切罪恶可以推在旧礼教身上，同时一切罪恶又在打破旧礼教的旗帜下照旧进行，这便是光荣时髦的新文化运动！

    文章发表后第三天，黄因明女士忽然到梅女士家里来了。这位“野猫”样的女士，脸色不大好看，一对阴沉沉的眼睛简直带几分凄厉可怕。

    “我的嫂子常常来对你诉苦罢？”

    黄因明直捷爽快地提出这样的问句来。

    “没有说起什么特别的事。”

    梅女士给了个坚决的否认；心里却这样想：看她怎样好意思说出来。

    “哦，梅，你不用赖。你的文章便是证据。我不是来和你吵架。我想和你做好朋友。你不是一个无聊的少奶奶，也不是滥出风头的新青年，所以我要和你做好朋友。我不愿我所敬爱的人对于我有误解。”

    黄因明微笑地说，很亲热地抓住了梅女士的手。这一番话，句句打中梅女士的心坎，她觉得刚才的否认太不坦白，忍不住脸上热烘烘了。黄因明已经接下去说：

    “你说我这人不可解，你是看错了。我不是妖怪，我是个平常的人，能够想，能够感觉，会发脾气，懂得要快乐，和一般人一样。和一般人不同的，就是我不愿意装假，我并且还要故意揭破别人的假面具。就因为这一点原因，我没法住在父亲那里，只好到堂兄这里来了。谁料到这又引起嫂子的嫉妒！梅！我是人，我会发脾气，很大的脾气，我对自己说：‘既然她这样无理由的发醋劲，我就老实和她的丈夫发生关系，看她怎样？’我就做了。我却并没占据她的丈夫；丈夫还是她的，和原来一样，并没少了一条腿，一只手，或一些什么。梅，你可以说，在我自己这面，很不必这么办；但是在我的嫂子那面，我并没损害了她的一丝一毫。我也知道，如果我最初就会装假，如果我最初就不对堂兄那样亲热，那便一天的风云都不会发生，我的嫂子自然不吃醋了，可是我为什么要装假？我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愿意装假！”

    睁大了眼睛看着梅女士，黄因明似乎在问：这你就明白了罢？

    “可是你那时大概不曾想到会发生悲惨的结局罢？”

    梅女士在半晌惘然以后，轻声地用这个问句回答。

    似乎不很了解，黄因明的阴沉沉的眼波在梅女士脸上很快地一掠，便大笑起来；她带着不大相信的意味反转来问：

    “什么悲惨的结局？”

    “你的嫂子说，不是尼姑庵便是棺材！”

    “不是尼姑庵便是棺材？吓，吓，吓！”

    黄因明又狞笑了。梅女士不禁打了个寒噤，觉得这笑声太可怕；刚才对于黄因明的一些好感，便顿时消灭。

    “既然她那样的看轻自己的生活的权利，为什么当初要吃醋？而且是毫无理由的吃醋呀？”

    黄因明忽然收了笑容，很严肃地说。

    “这个，也因为她是一个人，有感觉，有脾气；并且因为她是一个女子，有数千年来遗传的女性的弱点。”

    梅女士委婉地给了一个针锋相对的驳难。

    “她应该克除这种弱点！”

    黄因明猛然忿叫了。似乎她是个第三者，对于目前议论的事件是全然没有关系的。梅女士抿着嘴笑。却又不经意似的问：

    “那么你是单纯的恶作剧了，没有爱？可是后来你弄假成真了，你不觉得失悔么？”

    这却使得野猫似的黄因明垂下头去了。她叹一口气，放低了声音回答：

    “因为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受生理的支配，我也有本能的性欲冲动；我是跌进去了。失悔，没有的。我并没把这件事看得怎样重要。我只恨自己太脆弱，不能拿意志来支配感情，却让一时的热情来淹没了意志！现在，我想，是该我摆脱的时候了；并不是受良心的责备，却是我不高兴卷入这种灰黑的旋涡里。不过，梅，你记着我的话，我的嫂子还是不能快乐。她那样的性格，和她那样的丈夫，不会相安无事的。也许你不久就可以看见。”

    和来时一样的突兀，黄因明飘然去了。

    梅女士迷惘地靠在桌子上，疑惑是一个梦。她的耳朵里还在托托地响着那两句话：“我只恨自己太脆弱，不能拿意志来支配感情，却让一时的热情来掩没了意志。”半晌以后，梅女士方才懒懒地站起来，把那张登着自己那篇文章的《学生潮》拿过来撕得粉碎，嘴唇上露出一个冷酷的苦笑。

    一些摇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颓唐，在梅女士心上渐渐地积厚起来了。她的自信，她的乐观，早已大大地褪色，她蔑视一切人，也蔑视自己；她觉得人是到底不能做自己的主宰，人是常常不由自主地要做许多自己不愿意或竟鄙弃的事。这就是所谓命运罢？梅女士不相信命运。可是她亦不得不承认确有一股力，一根无形的线，在那里牵掣着人的行动，使事与愿违。人是两重性的，矛盾的两重性。自为妇人身以来，梅女士几次自觉到这种本性上的矛盾，然而直到听了黄因明的一番话，方才认识明白这矛盾的本身。“一时的热情淹没了意志！”，就是这么一回事。她已经有两次陷在热情的泥淖里，现在还是愈陷愈深。并且不知道怎地又失却了振拔的勇气。她觉得世上的人大概只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兽性的，那就狞恶。另一种是人性的，但是脆弱。她自己属于后者。“脆弱的人到底不能征服环境，即使只是‘柳条’的环境。”在烦闷的顶点，她起了这样的感想。

    她这个假想，在接到徐绮君的报告代谋职业无望的一封信时，便突然凝结成为固体，重压着她的灵魂。信里的紧要句子是这样的：

    你托我找的事，毫无希望。十四元一月的小学教员也是人浮于事！在益州的时候，我们想像社会是多么广大，现在为你的事情我跑了几天，才知道社会是窄狭到不堪，你想钻进一个头去，真不容易。梅，还是暂且实行你的“现在主义”罢！明年暑假时我一定回川，那时我们再从长计议。

    梅女士反复念着这几句话，心里像浇上一瓢冷水。可是在这冷冰冰的失望中，却也使她更清醒。她第一次认识了社会的真形，同时也更明白地认识了自己不但脆弱，且又看事太易，把自己的力量估量得太高，把环境的阻碍估量得太低。

    三个月以来的所见所闻所身受，彻底翻起来涌到梅女士的心头；她比较着别人和自己。在她的意识的眼前，并排地列着黄夫人，黄因明，柳遇春，和她自己。她似乎听得柳遇春忿忿地诉说他怎样在生活的旋涡中奋斗；她又听得黄夫人的话：变坏！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时时刻刻地在变坏，……我没有勇气再找第二回……不是尼姑庵便是棺材，咳！人人都是为了追求什么而生活的，然而好像没有一个人得到他所想愿的一份儿！她看见自己孤悬在虚空中。然后是黄因明的狞笑和怒喊压倒了一切嘈音：她应该克除了这些弱点！

    梅女士猛抬起头来，看着窗外的落日，在心里对自己说：

    “黄因明知道自己的弱点，柳遇春会耐心地奋斗，为什么我不能够？事情诚然要意外地变坏，那又怕什么呢！我应该有勇气再找第二回，第三回，以至无数回！”

    但是她不能不照徐绮君的说法，暂且实行“现在主义”。柳遇春对于她的态度，也还不坏；他们俩中间尚能平滑地过去。这些就是梅女士的“现在”。

    冬的严妆，现在也开始。许多树木已经脱叶，许多鸟儿也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大地进了休息的“冬眠”时期。梅女士的心情亦复相似。恬静地一天一天过去，她几乎感觉得大可不必皇皇然他求。虽则当第一次雪花微飘时，柳遇春又提起了要一同回去的话，使她略感着几分不自在，但亦到底同意了。旧历年关前两星期她回到了柳家，再进那间曾过三宿的新房。这里的一切，和她离开时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那怪眉眼的胖子老妈已经不在，另换了个朴实年青的乡下女子。柳遇春忙着年关的店务，晚上也不常回来，因而梅女士也就觉得这里并不比父亲家里坏了多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梅女士有了这样的印象：偶而相聚，柳遇春也还可喜，天天在一处，那就可憎。她盼望这年关延长到无尽期。

    微感不快的是黄夫人和黄因明不能常见面了。梅女士并不喜欢这两个人，但现在隔远了，却觉得缺短了什么似的。她很挂念这一对姑嫂的行动。她差不多间天要到父亲处去一回，就为的带便好看望这两位女士。

    旧新年也来了。按着当地的风俗，还是新嫁娘的梅女士，很忙了几天。恰就在这个时候，梅女士知道黄因明立即要回汉口去。在一次匆匆的晤见时，黄因明说：

    “前天险些儿闹出事来。嫂子要自杀呢！”

    梅女士变了脸色，眼前就浮现出黄夫人的惨白的面孔。

    “所以我明后天就要回汉口，和嫂子一同去。哥哥还是不肯呢！”

    只加了这一句，黄因明就走了，并没让梅女士多得些详细的情形。第二天梅女士抽空儿去找她们，没有遇到，后来就听说已经动身。

    这一件事压在梅女士心头，帮助她消磨了许多无聊的时间。她推想这个意外是怎样地发生？她又猜度那黄教员为什么不肯让夫人回去？她又断定黄夫人在路上大概还有变故发生。她只是这样惘然乱想，并没愤慨，也没有怜悯。似乎她的感情已经麻木。但当这些冥想也循环至无数次而感到腻烦的时候，她的生活便成为更难堪的平淡和寂寞。

    徐绮君的来信算是惟一的慰安。然而信是那样的少，那样的慢，又是那样的短。看书么？也不能解闷。理论太多的文章没有兴味，煽动的文字又往往使她想起那位高叫“打倒旧礼教”的黄先生。她甚至于企图从柳遇春身上找出一些兴趣。她很想再听听上次失和后他诉说自己并没错误的那种愤语。然而没有。柳遇春近来的态度，是恭顺而谨慎；是一种惟恐又因口舌上的误会而闹出乱子来的那样谨慎。他很出力地替梅女士买东西买书，仿佛认为非此不足以报答梅女士给他的肉感的欢娱。每在狂欢的第二天，梅女士看见柳遇春买了许多的东西给她，便从心深处漾起一丝拂逆的羞恶的滋味。她看出柳遇春多少有些改变了，像他自己所说的“改好”了，但这个改变同样是叫人起反感的：从前他认为梅女士是完全属于他的一件东西，现在则他认为仍须用金钱来换取她的欢心。从前他是封建地主的思想，现在只改变为资本主义下的商人。所以即使柳遇春怎样地殷勤，梅女士心里的寂寞荒凉却只有一天一天地加深加厚。

    为的要有个人谈谈，梅女士和韦玉中间又通起信来。新年中曾经见过这个青年一面，他还是那种温和忧悒的神气，他说现在他是在看佛经了。他就很高兴地背诵一段《百喻经》的文字给梅女士听。什么佛经之类，梅女士是全无兴味的，但韦玉的眼光却流露了异常的怡悦自得。

    那时候，梅女士心上掠过了这样的感想：

    “吓，你这个脆弱者，真会自己麻醉，真会自寻快乐！”

    现在梅女士写信给韦玉的用意，大概就是要学习怎样自己麻醉，自己消遣。这个心情虽然并未明显地浮现在梅女士的意识上，但在她接到了韦玉的复信时，却很感得失望了；韦玉的信里充满着哀怨感伤，徒然加重了梅女士的沉闷。她很生气地将信纸撕碎，心里想：

    “看来我一定要寂寞死了呀！韦玉也是这样不了解我的心情！”

    究竟要的是什么，她没有明了的观念。她好像一个被人惊醒了的没有睡够的孩子，觉得一切都是不洽意，一切都会惹起她的憎厌。

    渐渐地春又到了人间。青春的热力在血管里发酵了！梅女士却仿佛是个不得志的投闲置散的英雄，终日侘傺无聊。春的精神，自然也感动了她：她需要一点活动，她需要一些发泄，可是没有对象。柳遇春因为店中清闲，便常常在家中。他大概也看出了梅女士的闷闷，很想了些法子来逗引她快活。什么效果也没有。梅女士反觉得讨厌，至少也是扰乱了她的闷的静寂。尤其是现在柳遇春每夜在家里宿，他的强烈的爱抚，无餍的要求，使得梅女士十分割怕。只是被动，只是被人泄欲的感念，又每次加强地在梅女士心里发作起来。这个观念扫去了拥抱时的一切官能的愉快；从前她的Rx房被抚摸时有感了电流似的麻木的快感，现在却只使她皮肤上起粟。继续忍受到十天左右，梅女士不得不严厉地拒绝了：

    “不行！我受不住。你也应该让我有些休息！”

    于是间隔了一天。但第三天的要求更加猛烈了，梅女士也怀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结果是同样的坏。梅女士只好暂且把父亲家里作为逋逃薮。柳遇春跟着就找了来。他赔罪，他发誓以后不勉强，最后是要求梅女士回去。

    以后柳遇春就常在店里宿。梅女士觉得清静些，但是零零碎碎的怪讨厌的话语又陆续吹到了她的耳朵里。梅老医生也隐约提起过一两次，似乎怪女儿不该放任丈夫又去荒唐。梅女士只是咬着嘴唇笑。她想来这样也好，各行其是，将来她走的时候，更可以毫无牵挂了。她计算日子，到暑假还有一个半月，如果没有意外，则两个月后，徐绮君该可以来了罢。

    然而两个月的时光，想去是多么遥遥！

    隔着两天或三天，柳遇春一定回家来过夜。那时，他们俩中间便有了活剧。恳求，哄诱，诅咒，又是恳求；柳遇春简直像发了狂，梅女士始终是冷冷地不作声。末了还是她让步。她是像孩子们用绒绳逗引着小猫玩，非等她看够了对方的跳掷抓扑，不肯轻易地就给他。这样地她稍微感到几分主动地位的愉快。但是当她的柔软的身体被拥在强壮的臂弯内时，猛想起大概不免有一些别人身上的肮脏移植到她的肉体内罢，她又不禁毛骨耸然，起了无穷的嫌恶。

    这一种经验，有规则地反复着，渐成为新的郁闷，使她窒息。在写给徐绮君的一封信里，有这样的话：“提起我这半年内的生活，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它，我的心情，起过无数次的变化。我只好承认，我的‘现在主义’也破产了。现在这条路，也不通了！绮姊，快，快，快快回来呀！”虽则如此，每天表面上她还是悠然自若。即使是写给韦玉的信，她亦从没流露自己的苦闷。她以为向这位脆弱者诉苦，倒不如不说更好。但是韦玉似乎什么都知道。端阳那天，他到梅老医生处拜节，觑空儿对梅女士说：

    “我后悔从前不听你的话，想不到你不能快乐——”

    梅女士看了他一眼，微微地笑。

    “我到现在还不死，也是想不到。”

    韦玉又补足一句，声音里带着些梗咽了。

    “想不到的事太多，所以从前我劝你不要想的太远。不过现在，我很好。我只是得了会忘记的毛病。今天忘记了昨天的事，到明天又该忘记今天的事了，去年前年的，自然更不用说。所以，我说现在我很好。看来‘会忘记’这毛病，也不是顶坏的。哈哈！”

    梅女士干笑着转过身去，却又偷偷地睃了韦玉一眼。韦玉惘然点头，似乎在咀嚼这几句话。然后，蓦地抢前一步，他拉住了梅女士的衣袖，颤着声音，挣扎着说：

    “你是骗我的。你用这样的话来骗我——安慰我，叫我更加心痛！你是忘不了的。我也是忘不了的。如果你有幸福，我相信我会忘记了一切，现在，事实摆在这里，恰恰相反，我到死也不能瞑目，到死也不能忘记，到死要悔恨我自己从前不该不听你的话语。”

    梅女士转过脸来，准对了韦玉瞧着。经过了几秒钟，她方才低喟一声，轻轻地说：

    “现在你还可以听我的话。赶快忘记了一切！”

    韦玉的苍白的脸颊上透出兴奋的红光来，他坚决地回答：

    “不能够！因为你还在那里受难。”

    梅女士意外地笑了起来。像吃辣子似的痛快的感觉，直通过她的全身。几个月来浸在霉腐的空气中，现在是第一次感得了新鲜的活气了。她所要的，正是这个：忿激的不顾一切的呼喊！她很高兴地似乎暗示着什么似的说：

    “不行！你还是要听我的话。你不会？我可以教会你，教你怎样忘记了一切。怎么你不常常来看我呢？”

    “那么，我一定不到重庆去了。”

    在沉吟中，韦玉漏出了这么一句话，似乎是对自己说。但当他看见梅女士颇有惊讶的神气，接着便加了说明：

    “本来还没定呢。听说团部有开到重庆去的消息。现在，即使当真要开到重庆，我是一定不去了。我辞职。”

    重庆！就是那重庆么？一个新的主意突然浮上梅女士心头了。她看着韦玉很严肃地说，差不多就等于命令：

    “去！你一定要去！”

    现在是韦玉惊讶地张大了嘴，不知道怎样回答。

    “你一定要到重庆去呀！听我的话，你一定要去的！刚才你不是说，你很失悔从前不听我的话么？现在，听我的话罢！

    在重庆，我们又可以见面。”

    最后的一句说得很低，然而很有力；韦玉不禁心跳了。梅女士抿着嘴笑，掷过一个美妙的睨视，就离开了韦玉。

    从这天起，兴奋和紧张的震度，渐在梅女士心里升高了。她并没有看见什么希望的绿光，也不曾想起过什么具体的将来计划，即使她对韦玉说“我们又可以在重庆相见”，也不过像诗人的灵感那样一瞥，并不是深思熟筹的结果；她仅仅感到有什么变化应该是要来了。不论是好是歹，总之，这沉闷的局面是要爆破了。只这一点模糊的心理上的直觉，便成就了她的心情的亢昂。像半醉的人，她的眼前挂着一片红霞。现实的坎坷，这样地就熨平了。

    似乎期待着什么必然要来的开展，她只望日子过得快些。

    她曾经叮嘱韦玉到重庆后便写信来，要详细地记述成都到重庆的路程。这封信终于在盼望中送到。但是三天后又来一封，十分不巧，恰被柳遇春看见了。信是短短的半张纸，只说路上辛苦，忽然病倒，十分寂寞。柳遇春沉吟了一会，看着梅女士的面孔说：

    “韦表弟的身体太不中用了。我正要派人到重庆去办货，就叫他到团部走一趟，替我们问好。不买些东西送给韦表弟么？”

    梅女士懂得这些干涩的话语里藏着什么用意，她忽然焦躁起来了。她并没回答，却匆匆地写了几行，就交给柳遇春：

    “回信也带了去。买东西，随你的意思罢。”

    那天下午，梅女士去看望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小房间内惘然站了几分钟，冷笑一下，便回到柳家。

    天气斗然燠热了，梅女士常常是毛骨耸然打冷噤；她觉得自己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侦伺的眼睛。柳遇春回家的更频繁，似乎也证实了梅女士的疑虑不是无根。六月已到尽头，梅女士所期待的什么变化或爆发，还是连影踪也没有。韦玉却又来了一信。他仍在病中，但给他痛苦的，似乎不是病而是变态的心情；他那信里充满了怨艾的话语，从未有过的对于梅女士的怨恨。结尾的几句是：“从前想死，现在要活了！要活！天天只有一句话在我心头盘旋：在重庆，我们又可以相见！天天却不见你来！你骗了我！只要再见你一面，我死也甘心；你是不来了罢？我回成都来看你！”梅女士将信纸撕得粉碎，狂怒地咬自己的嘴唇。

    她扑在床上，心里反复自问：我骗了他么？我骗了他么？

    过去的一切又从头勾起。她回顾自己的生活，好像是一幅印坏的套板画，什么都配错了位置。为什么从前韦玉要那样畏葸，那样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权利？而现在忽又这样的积极？“因为这都是爱”，梅女士只能作如是想。

    于是她恍惚记得自己似乎确是曾和韦玉约过在重庆相见，可是不知怎地又骗了他；现在他病中要赶回来，怕不会送了命么？一句久埋在尘封的记忆中的话蓦地跳到梅女士的意识上：“我满心要做一些有益于人的事，然而结果总是相反；我就是这样的于人有害于己无益的怪物么？”这个观念，这个人生责任的自觉，以不可抗的巨力压迫她，使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无助的悲泣。

    晚上柳遇春回来时，看见梅女士的眼泡有些红肿，脸色又很灰白。他疑问似的尽对着梅女士瞧，心里盘算怎样用话来探索。梅女士左手托着下巴，懒懒地靠在椅背上，仿佛是倦极了。但当柳遇春挨近些正要说什么的时候，梅女士忽然惊醒似的挺直了身体，吐出一句兀突的话来：

    “明天我要到重庆去，探访一个旧同学。”

    柳遇春愕然，可是又像早已猜透了一切，早已准备着有此一举，他看了梅女士一眼，含糊地用一句问话来回答：

    “再迟几天不行么？”

    “不行！”

    是坚决的绝无商量余地的宣言。柳遇春爽然点着头很机警地笑起来说：

    “那么，我送你去罢？”

    “你也去，再好没有了。”

    梅女士赶快接上来答应，又抿着嘴笑。同时在她心里却掠过了这样一个观念：你真是又聪明又狡猾，我们来斗一下手段看罢。

    似乎并没怀疑什么，柳遇春绝不追问梅女士的旧同学是谁何，却很高兴地讲他自己从前走这条“东大路”时所碰到的危险。他的眼光闪闪地射在梅女士脸上，似乎在说：“所以你一个人去，我是不放心的。”这许多话，这很有意义的眼波，梅女士却只理会到一半；她正在忙着别的一些感念。她的常能被慷慨的给与所感动的心，突又矛盾地酝酿起对于柳遇春的好感来了。她觉得这个从微贱中奋斗出来的人，多少也有几分可取，因而他现在的境遇，也就有几分可怜；如果不是已往两年间的种种说不明白的事故像罡风似的把人们的思想都吹转了方向，那么他们俩或者也可以相爱罢。呵！一切点子都配错了，像拙劣的赌客手里的牌！

    这样的心情，在路上的几天中，蓄积得更浓厚，梅女士也不知其所以然。柳遇春的干才把一切都招呼得很好，并且因为是没有带用人，更显出柳遇春的善于体贴。到永川的旅馆过宿那一夜，梅女士在柳遇春的热烈的拥抱中，几乎流下眼泪来；她诅咒自己，她轻蔑自己，她很想把什么都说出来，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磨折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伺候几天韦玉，他是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她终于没有说。一种奇怪的力量压住了她的舌头。她仅能用“到重庆后再对他开诚布公罢！”的预约来安慰自己。她第一次自动地满足了柳遇春所需要的一切快感。

    第二天午后，他们到了浮图关。略带西斜的七月太阳很残酷地停留在半空，洒下炙肤的热力；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沙土，似乎都在喘息。轿夫们在一个茶棚前歇下肩来，用手在额上抓落一把一把的汗水。梅女士喝过茶，往后靠在轿背上，闭了眼。她知道此地离重庆只有十五里，一小时后便可以到了，便可以看见韦玉，以后呢——昨晚上的感想又挝住了她的心，她十分摇惑。

    再睁开眼时，她看见一顶轿子正在她的左边停下来。轿夫的茶赭色的阔背闪开了，露出轿中的男子的面孔，那样憔悴，那样温和，富有女性，那不是韦玉么？梅女士心头一跳，伛出身体来细看。男子也觉到了，他睁大着虚弱的眼睛呆呆地向前瞧。嘴边轻轻地抖动，似乎想叫出来。“不是他，还有谁哟！”梅女士确定地想；然而柳遇春高喝“走罢”的声音已经破空而来，一个人影在梅女士眼前晃过，接着是她的身体往上一浮，便看见茶棚和树木飞快地往后退走，热风从对面扑来。

    梅女士迷惘了半晌，这才后悔到应该先喝住了轿子，再认认明白。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傍晚到重庆，住定旅馆后，柳遇春就遇到几个朋友，被他们拉着走了。梅女士觉得很倦，枯坐在房里猜想刚才的疑团。她的昏晕的头脑得不到结论，只是那憔悴温和的面孔，那一对睁得怪大的眼睛，时时在空中飘浮着。忽然一阵尖厉的铃声惊醒了她的沉思。她本能地推开房门向外望，看见对面的墙角就有一架电话机。于是轻松的微笑浮上了她的嘴角。

    好容易接通了团部的电话，梅女士就找韦玉。第一次的回答是“没有这个人”，后来又说“不在”。梅女士还要问，耳边只有忒忒的闹响，对方已经摇断。

    很失望地回到房里，梅女士便躺在床上。纳闷和疲劳，将她送入睡乡。无数的乱梦又帮助她度过了短促的夏夜。昏迷中她时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她胸前，透不过气来。她并没知道柳遇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却在醒来时看见他已经穿得整齐地站在床前。

    “十来天的旱路到底很辛苦罢！昨晚上你睡的像死了一般，抱起你来，你还是打鼾。怎样都弄不醒你。哈！”

    柳遇春微笑着说。

    没有回答。梅女士翻过身去，眼睛又闭上了。

    “本想今天去看望韦表弟的，谁知道昨天他回成都去了。”

    短短的沉寂后，柳遇春又轻声地自语着。但是“回成都去”这几个字像尖针似的刺醒了惺忪的梅女士；她猛抬起头来问：

    “谁？”

    “韦玉。昨天在浮图关看见一个人，原就像是他。”

    梅女士颓然又落在枕上，什么都明白了。柳遇春那时大概早就认清楚是韦玉，所以要喝令轿夫快走罢！也许竟是他用什么鬼计引韦玉离开重庆的，譬如捏名打一个电报，多么阴狠狡猾！然而即在前晚还想对他开诚布公哪！梅女士浑身透出一片冷汗。被骗被玩弄的痛感，又夹杂着对于柳遇春的憎恨和恐怖，重压在她的麻痹的神经上，竟完全忘记了韦玉那方面。她并不挂念韦玉的下落，仿佛韦玉已经死了，被柳遇春阴谋害死了。

    “你的旧同学住在什么街？今天去找她么？”

    看见梅女士苦着脸不作声，柳遇春换了方向说。

    “我还是要睡觉。”

    本能地回答了这么一句，梅女士翻身到里床去了。

    好多时候，她不听得什么，不看见什么，也不想什么；她浮沉在异样的晕眩中。然后她抬起头来，向房里瞥了一眼。只有哑口的家具静静地蹲着。床前留有柳遇春的字条，说是须到晚上方能回来。梅女士拈着字条沉吟一会儿，忽然笑了；她跳起来换上出门的衣服，又从一本杂记册里检出徐绮君的住址看一遍，飘然走出了房间，脸上的气色是十二分镇定和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