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长篇小说需要之多及其写作

    和朋友们闲谈，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见：抗战初期，“报告”盛行一时，火线上士兵的英勇壮烈，战地民众的见义勇为，敌人的野蛮凶暴，这都是当时最主要的描写对象；然而不久，更高的要求跟着来了，这就是当时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如何产生伟大的作品？”既然对于那时的似乎已经太多的（实在尚嫌弃少）表现了抗战现实一鳞一爪的短篇“报告”觉得不满足，那自然，当时大家心目中的“伟大作品”，在内容方面一定是要反映了抗战现实的全面，抉示出那些随着抗战的进展而逐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问题，以及人民大众的迫切的需要和政治的觉醒，而在形式方面当然非长岂不可了。今天，在抗战的第八年，长篇作品已经有了好几部，而且写长篇好象也成了一时的风尚，但是回顾昔年的要求，我们又该下怎样的一个转语呢？

    书商们会告诉你：长篇小说好销些。为什么好销呢？读者对于长篇的需要比对于短篇强些。“读者对于短篇不感兴趣，尤其对于抗战初期曾盛行一时的报告，不感兴趣。”书商们从他们的营业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为什么读者对于长起特有兴趣呢？出版家们的流水帐簿上是找不到回答的。依我想来，这是因为读者们对于认识现实人生之要求是增强了，读者们从生活中接触的问题是多而且杂了，读者们渴求明了此一时代社会各方面动态的心理是更加强烈而且迫切了，读者们一天一天更加感觉到周围所进行的一切和他们的生活前途是息息相关的，——而最后，读者们今天更加渴望了解抗战是在怎样行进，将如何继续进行，在抗战中暴露出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弱点必如何才可以克服，这些弱点有怎样的因果关系？从这方面去看，则读者对于长篇小说特感兴趣的缘故是不难了解的。这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因而长篇小说的需要之增加，自然也是好的现象了。作家也接受了这社会的要求。近年来长篇小说之多出，我以为应作如是观。然而我们的长篇曾经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没有呢？曾使读者由此认识了抗战现实的主要面目没有呢？曾对读者的一肚子疑问给了解答没有呢？读者要求长篇小说，我们接受了这要求，供给了长篇的作品了，但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对这一点，我们又该下怎样的一个转语呢？

    每逢谈到这里，个人的感触是很多的，一面是惭愧，而另一面，懊恼的心情也不是没有。自己也是在这方面用过一点力，而且，“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及乎篇成，半折心始”

    的滋味，也不止一次体味到的，这，如果也算得是什么甘苦自知，愿借“青文”一角，以求切磋，以求印证。

    八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差不多读过十之七八，使我心折而欢喜者，凡三四部，至若瑕瑜互见，而作者心力弥可钦佩者，亦十之九。然而独坐深思，每每以为凡取材于抗战前生活的作品同描写抗战现实的作品比较起来，那味儿总象有点不同。这所谓“不同”，倒也不是思想深度够不够的问题，也不是技巧圆熟与否的问题，而是伴着作者下笔时的心情以俱来的或踌躇满志、气沛神旺，或趑趄狼顾、欲吐复茹，——这两样的情境所给予的影响。我每每觉得同一作者的作譬如果取材于战前的生活，往往要比他取材于战时者较为舒展自如，起伏中度，比较的尚能畅所欲言，可是企图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就不免常常有点儿躲闪，含糊，有时若余意未尽，实则格格不吐。

    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一则下笔时心情轻松，精神解放，而一则如荷重负，跋涉岖崎，虽力竭声嘶，而百不自在，一无是处？尝试就个人的经验而作研究，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它的所以然之故。

    造成作家们此种忐忑不安，狼狈周章的心情，其直接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外来的束缚。抗战时期，忌讳特多，暴露黑暗在所不许自不待言，而赞颂光明亦有因时因地因事而相应免登。加以审查标准之所谓四大原则，实太笼统而抽象，作家们每苦于无从捉摸。在如此严厉的桎梏之下，作家们倘必要本良心之所安，为了抗战的利益而表现抗战的现实，势必感觉得无一事得免于触犯忌讳。而又不愿搁笔，或不能搁笔，写起来以后又不得不谋发表，于是下笔之顷，不能不小心检点，结果只落得手足如缚，意兴索然了。如果所写的是短篇，则此种窘状或尚可掩饰；如果是长篇，那就无论如何不能不流露在笔墨之间。近来常听到的批评谓某一作品缺乏热情，乃由于作者对于生活没有热情云云；在我看来，世间虽然不乏对于生活缺少热情的作者，可是我们这里今天的索然无活力的作品恐怕大半还是由于外界的桎梏紧压了作家使他不得不抑制热情，痛快写作之故。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客观条件身上，我们也当检讨自身主观的力量是否用得充分？我们也要问我们有没有尽其最大的努力？在这方面，现在有不少的长篇小说是暴露了作者的只图省力取巧，时时想以偏锋取胜。这样的作品往往只图一个形式上的“长”，不暇计及内容的单薄，譬如贪小利者卖豆浆，搀水漫无限制，终于成为白水。这样的作品，其上焉者也还想以技巧的粉黛来装饰它那瘦骨伶仃的内容，希望取媚于俗世；其下焉者可就连技巧也顾不到了，或者可以说实在还未尝研究如何才算是技巧，信笔所之，东拉西扯，说不上有所谓有机性的结构，至于人物的描写则又误以施粉涂朱，刻眉画眼为足以表现个性，虽复五彩斑斓，其实如搬弄面具。这样的作品，其病根在于作者对于生活既不求广博周知，又不耐深刻体念，仅掇拾浮面的印象，遂以为牛溲马勃皆可化为神奇，不暇剪裁，不事组织，信手拈来，都付毛锥，以多为贵，以长为务。这样的作品在“长篇有销路”的书商生意眼的引诱之下，近年来也隐隐然成了一种倾向，这是可为忧虑的。这样的作品，如果也有躲闪，含糊，格格不吐之处（事实上它们大部分倒是颇为条鬯而且淋漓尽致的）那倒不是象我们上面所说的因为下笔之时多所顾忌，而是因为作者把稀薄的材料拉得太长，所以弄到左支右绌，拢不来头了。这样的作品，本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我们只说到这里为止。

    应当详细说一说的，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得多，但在构思之时犯了轻率和性急的毛病，以至成篇以后所可称道者唯一“长”字的作品。有一句常常听到的话：抗战题材，俯拾皆是。诚然，题材是多得很的，但也不能不有所抉择；尽管在理论上不妨说任何题材只要处理得当都能通到抗战现实的若干根本问题，然而我们实未便毫无保留地认为“条条大路都通到罗马”。有些题材虽似琐细，却能使人见微知著。有些题材看似颇有斤两，其实却往往会导出错误的感觉，弄成了离开问题的核心，甚至使读者的认识反而模糊起来。如果认真以为“俯拾皆是”，不分主从，不加抉择，纷纭万象，尽收笔底，那么“长”是不成问题了，但读者所得，仅一“万花筒”而已。文艺作品不能仅是“万花筒”，文艺作品是要能起“分光镜”的作用的。扼要地说来：搜集材料务求其多，而运用之时则切忌太滥。这便是抉择。

    但是，仅能抉择，也还不够。为了彻底明了某一现象的本质，有时必须考察研究与此现象有关的其他现象。比方说，我们打算取现象甲为题材，当其下笔时，固然觉得头头是道，一目了然，可是在写作之中却愈来愈感困难，方知“尚未成熟”。此时若无搁笔重写的勇气，便只有敷衍完篇了。为什么本来觉得头头是道的会在写作中途发生困难呢？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最初只就要写的现象甲下了功夫，而未尝就一切与甲有关的乙丙丁各现象乃至与乙丙丁有关的戊己庚诸现象下过一番功夫。因此，我们应知：所谓题材成熟，决非易事。题目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出来了，但还未便即此自满，立刻下笔。应当以此题材为中心，搜集一切直接间接有关的材料，而这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材料都不是打算写出来以增加作品之“量”的，倒是为了使得自己对于所要写的题材认识得更清楚而充分，乃所以改进作品之“质”的。所以，“构思”的功夫应当比写作的时间多，——不止一倍，二倍三四倍也是必要的。有了这样踏实的功夫，则下笔之后，大概可以没有困难；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和严格的抉择，则篇幅之长短是无所容心的，——“长”是不得不长，“短”是适可而止。也只有这样的长篇小说才是质量相称的。

    不草率，不性急了，然而也并不能说就此可以保证产生满意的作品。今天生活变化之多而且快，即使是最能努力且颇有才具经验的作家也不敢说一定赶得上。当作家用过一番功夫，谨慎取材而从事写作，往往写作未半而所写的生活又已有了变化，此时作家抬头回顾，或许会惘然自失，觉得有把未完成的稿子再加检讨之必要了。但也许检讨既毕，有所修改，而生活又已起了变化。这样下去，那不是始终没有完起的可能了么？事实上不会这样。求其不如此而又能不悖于现实，不但不悖而又能合于现实之趋向，那就得有深刻透视的眼力，这里，就要提起一句常常听到的话：要有进步的宇宙观。有了进步的宇宙观，然后能有深刻透视的眼力。换言之，从事写作者倒也并非定要奔波四方，干它三百六十行，倒也不在乎死抱住若干世界名著钻研所谓技巧，而应当稳固自己的思想基础，广泛研读哲学和社会科学。生活经验的丰富是必要的（当然此非干它三百六十行之谓），向名著学习是必要的，但据我看来，思想基础，进步的宇宙观，尤为必要。没有了这，其他皆不足贵，或且适足以产生误人的东西罢了。

    至于进步宇宙观之不能专从书本而得，这已是常识，不烦多言。走进人民中间，走进战斗的生活，这在一个作家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个已经有了进步宇宙观的作家同样是必要的。世间不乏这样的人：言论是进步的，“思想”是进步的，然而一碰到实际问题，不免迷乱自失，不能站稳在前进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了。这是因为他只以前进的知识分子的姿态站在人民之外，站在战斗生活的旁边。作家而如此，则他的作品虽有思想的骨架，恐亦无补于形象之欠缺。这其实也已是常识，不过知之者未必遂能为之且坚决为之而已。反过来说，另一个常识便是虽在战斗生活中也应当从先哲的遗教中不倦探研以加强自己思想上的基础，故意放开指路标视而不见，定要绕着圈子摸索，似乎也大可不必。

    以上云云，敢信凡是态度严肃的作者早已习闻而在力行；如果未尽如意，客观环境的恶劣当是主因，然而打开恶劣环境仍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最后再回到原题，我以为目前大家都愿意写长篇小说的风气，尤其青年的朋友们都有这样远大的写作计划，对于新文艺的将来必将产生伟大的影响。固然也有人是无意中受了书商的生意眼的要求，但是无论什么事都有好坏的两面，正不足怪。我们不可不看明白的，仍是我们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即使还没把工作做到十分圆满，可是在目前物质生活那样艰难以及写作不自由的现状还未改善之境遇下，我们的作者们这一种的抱负和勇气是非常可贵而足以自傲的。这充分表示了虽在重重压迫之下，我们从事写作的人还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高远的理想。这就是新文艺必将蓬勃发展的有力的保证。世界在前进，民主必得最后的胜利，与人民大众并肩奋斗的文艺战士在他本位工作上，目前也正是紧迫的时期，不容稍怠，必及时加强主观的力量，然而始能适应即将展开的新局面。这一篇小文，陈义肤浅，不过表示个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意见和愿望罢了。

    1945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