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伕子，挖战壕，筑工事：从赵镇长大厅上传出来的这三句话，当王保长和商会巨头谢林甫还在赵镇长盛情招待之下低斟浅酌的当儿，就已经在街头巷尾产生了无数的奇形怪状的儿子孙子灰孙子。人们捧着一颗沉重的心爬上了各自的眠床，而在睡梦中，他们发泄了他们的忿怒、咒骂和号咷。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五六家茶馆，生意特别好。除了经常的茶客，还有些想听听消息的人们，自以为得了重要消息不宣布心里就不痛快的人们，都不约而同，选中了这五六家非正式的市民会场。

    大街中段，名为“羽园”的老牌茶馆内，有人在“发表”惊人的“消息”，——其实这只可称为“猜想”或“议论”，但在绝无真实消息的时候，尤其在这小镇上，“猜想”常常被升格为“消息”，甚至连“议论”也会被它的发表者化装为“消息”而歆动听闻。现在“羽园”雅座上的这位英雄又是镇上的“闻人”之一，绰号“油煎猢狲”，因而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不管它是“猜想”或“议论”，都值得重视。

    “油煎猢狲”断定这小镇将化为战场。他得到“可靠消息”，日本皇帝用了“军师”“近卫文”的锦囊妙计，算定八月中秋进上海，九月重阳进南京，那时候书局以此为底本，出版校勘标点本《二程集》。，两条铁路一带大城小镇都难免刀兵之灾。“日本鬼子先派飞机来炸”，睁大了铜铃似的眼睛，“油煎猢狲”扫顾着周围的听众，提高了嗓子，十足的声容并茂。“炸你一个昏头昏脑，随后便是铁甲车，隆隆隆，排山倒海！那铁甲车，上海到本镇，半点钟就到了。兵对兵，将对将，铁甲车也得用铁甲车来挡！几百兵，挖几条壕沟，那不是羊肉没吃惹身骚么？”

    茶客们都听得毛骨悚然。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商人却偏偏问道：“铁甲车既然那样厉害，为什么上海打了这许多天了，转来转去，还是在什么蕴藻浜、八字桥呢？”

    “油煎猢狲”赶快转眼找这胆敢表示异议的家伙，可是人多，怎么找得到？他只好鼻子里哼一声，对众人说道：“刚才就告诉你们，日本的军师算定了，八月中秋进上海，时辰一到，自然就来了！”

    忽然又有一个圆润悦耳的声音，差不多就在“油煎猢狲”脑后，投来了这样几句：

    “说的都是梦话！昨晚上他的魂飞到了日本东京，看见了什么军师，听到了什么八月中秋，九月重阳！”

    “油煎猢狲”立刻变了脸色。这是谁呀，胆敢在大庭广众之间这样顶撞他。茶客们也都愕然相顾，胆小的赶快偷偷溜走。“油煎猢狲”狞起了铜铃眼，急转脸去看，在他身后，隔一根柱子，一张小小茶桌，对面坐着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方脸长眉，丰采飘逸，一双活灵的眼睛闪闪有神，挑衅似的望着“油煎猢狲”，明明是在说：“是我骂了你，怎样？”

    “油煎猢狲”的脸色又变了，狞起的铜铃眼也顺下而且缩小了。他认识这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就是本镇商会巨头谢林甫的二少爷谢吉生，在镇上的“少爷班”中，出名是不好惹的，又是活动分子。另一位和谢吉生一起的，“油煎猢狲”只知道他是赵镇长的少爷，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哎，小孩子不懂事。”这样自言自语聊以解嘲，“油煎猢狲”转过脸来，望着一条正在茶客们腿间乱钻乱拱的花白狗，猛然喝道：“畜生！钻什么！有你出头的日子还远得一点呢！”

    那边桌上，赵克久勃然变了脸色，伸手把桌子拍了一下，马上就要发作。可是谢吉生却对他使个眼色，同时抬头向着众茶客们笑嘻嘻大声说道：

    “可不是，日本鬼子算定了要到八月中秋来，汉奸走狗出头的日子当真还早了一点啊！”

    “油煎猢狲”的脸色第三次又变了，这一次变得铁青，然而眼尖的人却也看出铁青之下有些尴尬。一场“好看”似乎不可避免了。幸而这关头，一个独占着一副座头的中年汉子拉长了调子也发起议论来了。

    “荒年传乱话，各人都有一套消息。我看呢，日本鬼子不会来这小地方。军队来住几天，挖战壕，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好比跑江湖变戏法的，到一个码头，尽管是过路，也要闹闹场子，像煞有介事。……”

    他笑了笑，转脸向四面看了一眼，又接着说：

    “镇上挖壕沟也不是第一次啊！大家总还记得，去年夏天，也来过几十个兵，噱头可不小，火车站那边挖了三四条壕沟，镇上雪白的风火墙都涂上窑煤，还有，沿河还搭了竹棚，把河面遮掉一半，都叫种上南瓜和丝瓜。干什么呢？说是队伍坐了小船在瓜棚下边过，日本飞机就看不到哪！哈哈，明天也许又想起南瓜和丝瓜来了，竹棚搭一下还容易，南瓜和丝瓜可不是一两天长得起来的！”

    茶客们也都哈哈笑了。“油煎猢狲”和谢吉生之间的紧张局面不知不觉也就松懈下去了。

    但是，由于三百伕子和筑工事所引起的紧张的人心，以及各式各样离奇的谣言，却在上午十点钟以后方始慢慢平静。大街小巷，人们争相传布一个真正的消息：商会在开会了。人们又机密地睒着眼，悄悄地告诉他所认为最亲近的朋友：“什么筑工事！这就是他们的工事啊！”说着就把食指和拇指围成一个圆圈，在对方眼前晃了晃。

    “当真么？”对方张大了嘴巴问。

    “怎么不真！万昌油盐杂货号传出来的。”

    对方于是连连点头：“哦，哦，这就十分里有九分！”

    十二点光景，人心几乎大定。镇上最活动的年轻婆娘们也从赵镇长家里探明了事件的内幕。当然这是徐氏少奶背着婆婆的面，一边抱着小英喂奶，一边有一句没一句透露出来的。朴斋太太却不是那么直爽，她翻来复去只说一句话：“镇长家里可没有聚宝盆！”

    商会内部却又不像街上那样平静。参加讨论这件大事的人物约有十多位，等他们到齐，就花了一小时。商会设在关帝庙，和镇公所在一处。两张八仙桌拼成的“议事席”，临时铺了块白布。这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定下来的仪式，如果不把两张八仙桌拼起来再盖上一块白布，那会议就不够正式。一向做惯了主席的谢林甫这一次却再三谦逊，结果公推了赵镇长，这又花掉十多分钟。开会如仪，立刻爆发了争执，中心点是摊派方式。十多位人物在那铺着白布的所谓“议事席”前坐了七八分钟，辩论一番，便离座散开，三三两两作一堆咬着耳杂；约莫过十分钟，他们再坐到“议事席”上了，又争论不决，又散坐分组交头接耳；这样反复几次，终于是王保长的主张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休会吃饭，午后再讨论。

    两张八仙桌又分开了，变成了餐桌……东道主是镇公所，酒菜当然不便菲薄。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时候不能解决的难题，现在分开了，而且没有白布蒙着的时候，却终于得到了解决。大家同意：款项由商会垫付，镇公所负责偿还，摊派问题取消。

    谢林甫回到家里补睡了中觉。这其间，平静了的人心忽又发生波动。大约有两排兵居然在火车站附近挖开了丈把长、三尺深的两道壕沟，挖起来的泥土又堆在壕边，也有尺把高。当这消息到了谢林甫耳朵的时候，他想道：“难道上级真有命令要他们筑工事么？”他的心也开始有点保不住平静了。

    夕阳西斜的时候，空中有隆隆的声音。人们看见了比蜻蜓还小的飞机，穿过薄薄的缸爿云，弄不清楚是几架，也不知道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可是“油煎猢狲”的徒弟秃五却一口咬定是敌机，——他说他听了那声音就认出来了。他在满街乱嚷。

    这一个晚上，疑惧的黑影也侵入了镇上的几个深院大宅。赵朴斋家里也有一场小小的口舌，五个人有四种不同的主张；

    结果是徐氏少奶含着一泡眼泪很早就去睡了。

    在这样惶惑的空气中，人们又过了一天。这一天内，国民小学和土地庙两处毫无动静。车站附近新挖的两道壕沟也跟那一岁多的几道旧的一样，不再引人注意。镇上有两个警察（他们是从车站上的分所里派来的），这一天忽然换了簇新的单制服。下午也有飞机的声音自西而东掠过天空，据说确是敌机，但只是掠过而已，人们只把它当作谈话资料。前天被赶到街头来的难民，一大部分离开这小镇，继续他们的流亡，小部分有病的也暂时安插在歇业已久的一家米店的栈房。

    只有队伍刚到的时候被作为汉奸抓了去的那个人却依然在押。

    一切几乎回复了常态，沉闷重压之下的人心也几乎麻木了，但是突然又来了新鲜的刺激。

    快要上灯的时候，面目清瘦的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位也是不过二十来岁的，意外地出现在赵府的大厅上。一道公事塞在赵朴斋手里，那三位不速之客便在大厅上东张西望，指手划脚，唧唧哝哝说着人家不大明白的话。

    赵朴斋看了公事，眉头便皱了起来；又看那年轻人，军装，斜皮带，俨然也是军官模样。

    “当然没有问题罢？”那年轻人问。

    赵朴斋迟疑了一会儿，这才吞吞吐吐说：“舍下实在简慢，不大方便。”却又转口问道：“三位中间哪两位呢？阁下在不在内？”

    “我是钱科长，”那年轻人自己介绍，又指着他的同伴说，“要来府上打扰的，是这两位女同志。”

    赵朴斋仔细打量那两位，果然是女的。同样穿了军装，两只胸袋就鼓得很高，军帽下还露出一绺头发。

    “哦，哦，”赵朴斋松一口气说，“遵命，照办！”

    这一件新奇的事情很快又传遍了全镇。赵克久和克芬在谢吉生那里听到了，便赶回家来，两位女同志已经被安顿在厅楼上的一间后房。小小两个铺盖卷占了那架又高又宽还是克久他们的祖母用过的旧式木床。徐氏少奶指挥着女仆这样那样的在那里帮忙。

    这间后房，原是堆放陈旧的破烂东西的。现在虽然打扫出那张大木床，以及床前狭长的一条，可也只够两三人促膝而坐。赵克久和克芬看见她们正忙着收拾，只在门口张了一张，也就走了。这两兄妹自从那晚上到国民小学碰了个大钉子以后，看见了穿军装的，就觉得有点隔膜。

    但是徐氏少奶却很热心。照朴斋太太的意思，这样“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两个，应当安顿在空荡荡的大厅上；无奈那两个偏偏不愿意。朴斋太太宣言，她不管了，于是徐氏少奶想出了这间后房。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她对于这两个“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人物，发生了兴趣。她觉得这两位年轻的姑娘，神秘而又平凡，世故而又天真。当然，还有使她兴奋的另一原因：自从十八岁她来赵家做媳妇，五六个年头，今天是第一次被放在主妇的地位露了脸了。她的才能，第一次得到施展的机会。时间已经不早了，她还舍不得离开那后房。两位客人起居上的琐屑事务，她都替她们想得很周到。她告诉她们：开了那大木床右边的窗，就叫得应睡在下房的女仆。她又小声笑着说：

    “我们的阿花会欺侮陌生人。两位小姐明天早上要个洗脸水什么的，可不要自己下楼去；阿花就睡在楼梯脚，它乘你不防，会汪的一声，吓你一跳。两位小姐要什么，只管使唤那老妈子。可不要客气啊！”

    “哦，谢谢你，”长挑身材，鹅蛋脸儿，年纪较大的一位客人说，也小声地笑着。“可是你也不要客气。你叫我小陶就得了。她是小陆。”

    小陆正在整理她的零碎东西，冒冒失失问道：“阿花是谁？

    是不是那小丫头？”

    靠在徐氏少奶身上的小良哈哈笑了。徐氏少奶赶快接口道：“阿花是我们家里的一条狗。”

    小陶也笑了，望着小良，又问道：“这位小弟弟是你的——”

    “我的大孩子。”徐氏少奶轻声回答。

    “哦！”小陶似乎感到意外。小陆丢下手里的东西，跑到徐氏少奶跟前，孩子气地拉她的手，又相她的面孔，一股劲儿摇着头道：“我不相信！看你的样子，才不过十八九岁。你多么小巧玲珑，顶多二十公斤！”

    徐氏少奶红了脸，露出两行雪白的牙齿，讪讪地笑了笑；却又叹口气低声说：“还说我嫩相么，见不得人了！”她慢慢站了起来，向两位告辞，挽着小良的手，走到门边，扭着腰回头又对小陶和小陆说道：“夜里有什么，敲两下这板壁就得了，我的房就在前边。”

    回到自己房里，看一下睡得很甜蜜的小英，又打发小良也睡了，徐氏少奶换上一套短衣，独坐在妆台前，手支着头，出神了好半天。她想写信给丈夫，告诉他：镇上人心不安，……听说已经有人收拾细软，准备逃难，……可是家里各人意见不同，……现在是拖一天算一天。她心里的话太多了，简直无从下笔。她忽然又想到住在苏州的远房的哥哥，这是她娘家唯一的亲人。“可惜太远了，来也不便，”徐氏少奶想想，也觉得没有希望，“就是来了，和他也商量不出办法来。”她转脸看着床上的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沉重地叹口气，便也用“听天由命”来安慰自己。

    然而也许今天她意外地太兴奋了，躺在床上以后，久久方能入睡。

    第二天上午，赵府的大厅上闹哄哄地人来人往，顿时把这总有半世纪之久没动过样子的大厅改变了面目。落地长窗都开得直挺挺的。两三张方桌靠窗排成一长列，朝外放了几把椅子。钱科长亲自领导着一位科员和两名勤务兵，再加上小陶和小陆，完成了这样的布置。钱科长办事很认真，他一会儿指挥勤务兵把红绿洋纸裁成小小的长条，一会儿又发见笔墨不够，大声地呼喝。原来他们要做一点“民众工作”了！按照预定计划，要写一百张标语，同样两份的壁报，还要发动镇上的居民对队伍致敬，来一番慰劳。慰劳当然最好是物品，但是“计划”中也包括“非物质”的一次“欢迎慰劳大会”。赵府的大厅便这样成为钱科长以下的政工人员临时办公处。

    赵克久和克芬也被“动员”来帮忙。钱科长亲自拿起一枝斗笔，吃饱了墨汁，便霍霍地写下四条标语，交给大家照抄。这四条标语是：

    军事第一

    战时如平时

    服从政府命令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赵克芬被指派和小陆一起，抄写壁报。钱科长又从口袋里摸出三篇文章的底稿，吩咐了几句，就带着那科员和一个勤务兵，急急忙忙地走了。

    四道标语，每道得照抄二十五份。赵克久写到第二十三次的“战时如平时”，停了笔，看着小陶问道：

    “光是这四条，不太少么？”

    小陶笔不停挥，小声答道：“上头发下来只这四条。”

    “我们自己添一条不行么？”

    “恐怕不行。”

    “简直是绝对不行的！”那边挥笔疾书的小陆插嘴说。

    赵克芬已经写好了半张壁报，但钱科长交下来的文章已经用去三分之二，剩下那一篇可巧又很短，寥寥三四百字，无论如何填不满那半张纸。克芬主张重写，但是小陆很有经验地说道：“重写就耽误了时间。看有多少空白，把那四条标语一补，不就得了？”

    大厅外，院子里的树影子渐转渐直，爬在高枝的两三只秋蝉此唱彼和，送来了婉转凄凉的歌声。大厅内，标语和壁报的工作也完成了最后的一笔。

    赵克久愉快地伸个懒腰，两手插在裤袋里，抖擞着精神，念那张壁报。三篇文章当然都很冠冕堂皇，而且明白晓畅，——三篇文章合起来也有二千字光景，可是精彩所在，三句话就可以包括：政府一切都有办法，一切都有政府负责，人民应尽其一切服从命令。干脆得很，可也空洞得很，然而赵克久头脑也是惯于粗枝大叶的，他没有理由不满意。“羽园茶馆里，应该贴一张，”赵克久贡献了意见，“走罢，我帮忙你们去贴标语，有力出力！”

    他们四个分拿着标语和壁报，勤务兵一手提着浆糊桶，一手拿着棕刷子，跟在后面。他们从那条直街的东头工作到西头，吸引了大批的小孩子，也吸引了若干关心战事的市民，但同时更吸引了大批的苍蝇。标语贴出去不过几分钟，苍蝇们便呼朋引友而来，爬在那红纸或绿纸的周围，吮吸着渗出在纸边的浆汁。

    又到了那国民小学的附近了。照原定计划，壁报之一是要贴在一个巷口，斜对那两个哨兵的。还剩四张标语，也就一并“就地解决”。功德圆满，小陶、小陆、勤务兵就和赵氏兄妹分了手。那三位走向国民小学找钱科长报告任务完毕，赵氏兄妹往回走，一路欣赏那些镶上了苍蝇的黑边的红绿纸标语。

    羽园门前，拥挤着一堆人。“嗨，壁报起了作用了！”赵克久这样想，心里很高兴。他拉着克芬也挤进那人堆，打算听听人们对于壁报的议论。壁报是高高地贴在墙上的，这下边人头攒动，说话的声音可不多，人们的眼光也不是射在壁报上，人们的眼光都射住了也是贴在墙上似的垂头丧气的一个乡下人。

    “啊！这是孙排长！”克芬在她哥哥耳边小声说。

    赵克久也看见了：乡下人前面，侧身相对而立的，一个是孙排长，另一个却是“油煎猢狲”。孙排长旁边还有两个兵。“可不是！”得意洋洋的“油煎猢狲”冷冷地说。“拿不出见证来，就是诬告。做汉奸，给抓住了，哼，倒又诬告好人，这是罪上加罪！而且一定有人指使！”他把脑袋伸到孙排长的耳朵旁边，又加了一句，“我看这家伙一定还是个共产党！”

    孙排长的浓眉动了一下，圆眼睛溜过去看看那乡下人，又溜回来看看那“油煎猢狲”，阔嘴巴闭得紧紧地，不置可否。

    那乡下人，背贴在墙上，不声不响，也毫无表情。

    “怎么一回事？”赵克久忍不住轻轻问了一声。

    孙排长转过脸来，一对圆眼睛在克久和克芬身上溜了一个圈子，还认得这是镇长的少爷和小姐，便答道：“一个有汉奸行为，当场被弟兄们抓住；一个有指使那个犯罪的嫌疑，可没有见证。”

    “哦，什么汉奸行为？”赵克久又问。

    “油煎猢狲”听得孙排长说有“指使的嫌疑”，便怒气冲冲叫道：“怎么？你相信他的屁话？”

    孙排长不理“油煎猢狲”，却回答赵克久道：“昨天不是有敌机过境么？弟兄们发见河那边坟堆上有一块大白布。这不是给敌机指示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查出来，白布是他放的，”孙排长返手指着那乡下人，“他亦不赖。可是他说，他怕敌机炸了他的祖坟，有人指点他，放一块白布，敌机就不会下蛋，他相信了，他上了当！”

    孙排长说这番话的时候，“油煎猢狲”在一旁连声冷笑；等到孙排长的话说完了，“油煎猢狲”仰起脸放声大笑，而且像演说一般对在场看热闹的众人说道：

    “各位听听，什么保护祖坟，有这样的傻瓜么？再说，我在镇里，他在乡下，河水犯不到井水，怎么一口咬定了是我指使，那不是白日见鬼么？”

    “苍蝇不抱没缝的蛋，”孙排长不耐烦地说，“我是奉命办理。有你的事也罢，没你的事也罢，多少要请你到连部去一趟。废话少说，走罢！”

    围绕着的人们纷纷往后退，让出一条路来。孙排长还对赵克久兄妹举手致敬，就带着“油煎猢狲”和那个乡下人走了。这当儿，人丛里却沸沸腾腾发出了各种的议论，有的说那乡下人太笨，但大多数人却看到“油煎猢狲”也被拉走而感到痛快。

    赵克久也是感到痛快的一个。克芬却担心那乡下人最后还是要吃亏。他们两个谈谈说说，早到了万昌号，找着谢吉生，告诉他要开“慰劳大会”，请他帮忙；谢吉生一口便答应了。

    下午三点钟光景，钱科长所发动的“民众工作”像是火车站附近石子路上的独轮小车，格楞格楞地在进行了。镇公所和商会所在地的关帝庙内，赵朴斋和谢林甫、王保长，以及镇上其他够资格的人物，足有两打之多，又坐在那两张八仙桌拼起来而铺着白布的“会议席”周围。赵朴斋宣布开会宗旨：慰劳抗战将士具体办法。他小心地把钱科长口授的一套话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十分卖力，不折不扣流了汗。

    另一方面，在赵镇长的大厅上，“慰劳大会”的筹备会由钱科长亲自主持，也热烈地开始了。这里筹备的，主要是“精神慰劳”，属于“出力”这一类。钱科长表示：政训处工作人员本就不多，而来到这镇上的，连他“本人”在内，也不过四五位，因此慰劳会的节目，势必借重当地的热心积极分子。这一来，赵克久和谢吉生的责任便异常重大了，发言也就踊跃。然而，形式也不免随便些。徐氏少奶和小良也出现在这“庄严”的场合，作为旁听，而且徐氏少奶怀里还抱着个小英。

    关帝庙内的会议照例是一阵松懈一阵紧张的。现在他们也进入了讨论的阶段了。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物质慰劳”，用一位参加者的直捷了当的说法，就是要大家挖腰包；因而数目的多少颇费斟酌。所有出席的两打人物争着诉苦叹穷，把会场空气弄得十分凄惨。号称足智多谋的谢林甫既得想法为自己减轻负担，又得筹划如何顾全“同人”的利益，把最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负担都转嫁到不够资格来关帝庙与闻这件大事的本镇居民；他不大开口，可是他的脑筋却没有一秒钟停止了转动。他也流了汗了。

    赵府大厅上这时却也发生了数目字的问题，然而这里的情绪还是轻松而快乐。他们在讨论“慰劳会”该有多少游艺节目。原则上当然愈多愈好，谁也没有异议。赵克久是个大刀阔斧的脾气，主张至少是十个节目；克芬爱热闹，拥护了她哥哥的主张。办事比较实际的谢吉生却反对道：

    “你也算算，有没有人担任呀？你们兄妹俩担任多少？”

    关于“游艺”，赵克久确是什么也不会，除了足球；然而“慰劳会”中即使可以有足球表演，一个赵克久也太不够。不过他是不肯认输的，而且他也有他的“估计”。他说：

    “两位女同志，每人来两个；剩下的六个，国民小学的教员和学生可以包办了去。”

    “不行，不行，”小陆马上声明，“我和小陶合起来只能担任一个罢哩！”

    “国民小学的实力，”谢吉生又不慌不忙说，“我比你知道得清楚些。五个女教员，三个是城里人，早已回家去了。剩下的两位，凑半个节目也是勉强的。那半个节目呢？当然是男教员们的责任。除了出名的驼公不算，男教员也实得两位。”

    “可是也还有学生。”赵克久依然坚持他的主张。

    “可是所谓节目者，总不好意思太敷衍。如果一个小学生上台唱一支歌也算一个节目，那不用说十个，一百个也容易！”

    现在赵克久只好不作声了。使他失败的倒不是谢吉生的咄咄逼人的词锋，而是他自己实在一点也不明了国民小学的内情。高坐在主席地位的钱科长正想行使“最后决定的特权”，忽然那旁观的徐氏少奶忍不住开口了：

    “芬妹可以来两个啊。一个是唱，又一个是舞。”“怎么，怎么？”克芬发窘地四顾，“我可不会跳什么舞！哦，大嫂，我倒忘记了你！”克芬笑着，一转身就把徐氏少奶硬拉到会议桌的前面，“谁不知道你是天赐庄唱诗班里的头儿尖儿！”

    钱科长和两个女同志的眼光都转到徐氏少奶身上。谢吉生也望着她点头微笑。谢吉生也是在苏州的教会学校念过书的，他知道克芬那句话不是开玩笑。“可以答应罢？”他看着徐氏少奶轻声说。

    徐氏少奶虽然猛不防被克芬捉住了，却并不慌张。她笑了答，落落大方地回答道：“五六年不唱了，怎么行呢？忘记得精打光了！”

    钱科长觉得应当宣告讨论终止，把这“技术问题”赶快结束；他胸有成竹地决定了游艺项目是八个，大家都应当“尽其一切”，想法来凑足这个数目。

    关帝庙内的一群，现在也从苦闷转而为快乐，大家有说有笑。他们不但一致决定了颇为得体的一个数目，并且也把筹集的方法弄得相当冠冕堂皇。赵朴斋的绸长衫背上湿透了一大块。谢林甫把一方手帕吸足了汗水，依然满头满脸布满了珍珠，其余各位，大家也都流了汗了。然而这汗全不是白流的，各位的钱袋因此保持了原状——至少是近乎原状。

    这时候，国民小学内也不寂寞。刚从上海公毕回来的周副官正和刘梁两位连长谈论他晋见团长的结果。离他们谈话的房间不过十多步，在那本来是校役室的小房内，上了“油煎猢狲”一个大当的那个乡下佬，正在苦苦地哀求孙排长。

    周副官眉飞色舞谈着上海的吃喝和玩耍。这位生长在西南山乡的家伙，倒也不是十足的土老儿，他在汉口住过，这一次又到了南京、无锡、苏州，然而他的眼力毕竟不错，他断定了上海是中国第一。

    “光是那一点气魄，就叫你心里舒服，”周副官忽然庄严起来了，“慰劳品堆积如山，那不用说；面包、饼干、罐头、毛巾，什么都有。有一天，也不知是哪家报馆的记者访问师部，师长随便说了一句前线缺少脚踏车，那记者回去在报上把这句话一登，好呀，立刻有许多人抢着把脚踏车送来，堆满了一院子！”

    “咳，咳，这就叫做民气！”中等身材方脸的刘连长说，显然他是受了感动了。

    “打仗要这样才痛快！”梁连长也慨叹地说，眼睛看着周副官脸上那些沉甸甸下垂的浮肉，心里却想到：副官们当然更喜欢上海这样的地方了，油水大。他一面这样想，一面就开玩笑似的大声叫道：“周副官，你又胖了几公斤了！上海真是名不虚传，好地方！”

    “哪里，哪里！”周副官并没听出这话里含着讥诮的意义，却满口谦虚起来。“喂，梁连长，上海的好处就在什么都有！现在为的是打仗，一般老百姓的娱乐场所都停了业，有许多大游戏场还改做难民收容所，可是，半秘密的玩玩的地方有的是呀！真开心，真……”他忘情地喷出了格格的狂笑，话也说不下去了，一条口涎挂在他那肥胖的嘴角，足有三寸长。

    刘连长皱了眉头，似乎看不惯这样的怪相。

    “喂，真有很漂亮的呢！”周副官勉强抑住了笑声，睒着眼，鬼头鬼脑，压低了嗓子，又接着说。“喂，刘连长，您要是见了，恐怕也顾不得夫人的恩爱了！比那次无锡县长请客的时候叫来的那两个漂亮到万倍呢！”

    “这胖子又说疯话了！”梁连长笑着拍一下大腿，就站起来，回头看着周副官，又放声大笑。

    “报告！”

    从门口来的这一声，把三位都吓了一跳。

    孙排长站在门槛外，挺胸立正，脸上有点尴尬相。梁连长不耐烦地问道：“什么事？”

    “报告连长，上午抓来的那个乡下人，汉奸嫌疑犯，请示怎样处置。他说他可以找保。”

    “哎！又是汉奸！”周副官摇头叹气说，“解到军法处就得了。”

    “那倒不如就地枪毙了他！”刘连长冷冷地说。

    梁连长朝他的同伴看了一眼，便想起刚才王保长来保释“油煎猢狲”的时候，刘连长是不主张释放的；刘连长那时曾经说：“要放，两个人一齐放。”就因为两位连长的意见不大一致，所以“油煎猢狲”虽然终于释放了，而那个乡下人也并没解到军法处，还在等候发落。

    “押起来再办！”

    梁连长朝门外的孙排长下了这样的命令，就又转脸笑了笑，似乎是表示他的公正，对刘连长和周副官说：“明明知道那乡下佬是糊涂虫，上了人家的当，可是他有真赃实据。那就只好关他几天再说了。”

    刘连长转换了话题，问周副官道：“团长怎么说？我们这两个连在这里待命待到哪一天啊？”

    周副官做了个鬼脸，用了浓重的鼻音回答：“团长也在待命啊！不过他是待在上海，那可跟我们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