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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挈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本性。张爱玲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重庆的汪政府官太太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混得十分好，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旁的女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于是艾芙林变得特别能吃，并且劝大家都要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月女，也是从修道院学校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非常秀丽，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胸前时常挂着个小银十字架，见了人便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没多久，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对妹子十分担心，打仗时总是嘱托炎樱和张爱玲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xx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乔纳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战时学校停课，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的气息。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他起锅，就替他的膀子觉得难过……

    ——这繁繁总总的人像里，就只有炎樱是最从容也最大胆的，她在流弹中泼水唱歌的满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炮火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有同学抱怨：“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却笑嘻嘻安慰：“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那机智和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

    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下读书。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不得不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张爱玲也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回来的路上便遇到一次空袭，人家跑，她便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被她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她只是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看完《醒世姻缘》，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官场现形记》仔细咂摸了一遍，一面看，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休战后，她又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了看护，仍然每天躲在屏风后读书。眼见许多生命在眼面前死去，并不觉得感伤或者可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只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站在摊头吃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每隔个十天半月就要往浅水湾去一次，打听有没有去上海的船票——上次同她母亲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惟一选择。

    ——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2整个世界都在打仗，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朝代覆灭，在动荡的时局面前，个人的情爱显得多么渺茫而不可靠，正山盟海誓相许白头着，忽然“轰隆”一声，所有的誓言就都成了空话，海枯石烂倒成了现实。

    在炮火、病痛、饥饿与死亡中，张爱玲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直抵灵魂的核心。

    刚开战时，所有的学生们都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菜是用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闻之欲呕——然而她也喝了下去，并且久了也便觉得肥皂也有一种寒香。而小时候，她是连鸡汤里有药味也要挑剔的。可是现在，一切只好将就，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也不介意。如果再饿两天，别说有肥皂味的菜，便是让她吃肥皂，怕也只好吃下去了。

    她曾在围城里待了18天，缺吃少喝，也没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是美国《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外国的人，外国的枪炮，外国的杂志，异乡的感觉格外重了，幸好还有《官场现形记》和《醒世姻缘》陪着她。受伤的人在呻吟“妈妈啊——”多愁善感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家，甜蜜的家！”她不由也想起她的家，还有家人，妈妈，姑姑，弟弟，也有父亲。

    战时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士中，就有两位死于战乱；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包括爱玲的老师——历史教授佛朗士。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就算在战争中逃过大难，战争结束后，也仍有可能逃不过日军的虐待——港大的校本部不久成为港大师生的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废，还被破坏，很多文件与纪录都不知所终了，包括有关张爱玲的资料。

    中学毕业时她填的最怕一栏是“死”，然而这时候“死”离她这样地近，她倒夷然了。随时都可能死去，随时都面对死亡，于是死亡便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惧，也不值得同情。将死的人已经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仿佛是伤口上慢慢长出厚厚的痂，有一层“隔”的感觉。又仿佛累极了的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极不舒服，可到底也睡着了。

    ——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坚强，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冷漠。

    《烬余录》里，她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静地描写了自己的自私：“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的，颤抖的，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着人性包括她自己，然而她最终悲悯地将这一切归于“孤独”。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而且饥饿。

    是饥饿将善良、博爱、正义这些个大题目从身体里一点点地挤出去，最终只留下口腹之欲——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在医院做看护时，凌晨三点，张爱玲去烧牛奶，同伴们正在打瞌睡，但是多数病人都醒着，眼睁睁地望着她手里肥白的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更美丽的。

    然而她也只有这一瓶，她不打算与全人类分享它，却又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冷漠与自私，自私到羞愧，于是只得老着脸往厨下去。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

    她知道那些双眼睛就盯着她背后，那些抽动的鼻翼在贪婪地嗅那煮牛奶的香。她把牛奶倒进锅里，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在这一无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里，这一小锅牛奶便是救世的观音。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她像猎人看守自己的猎物那样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又像被猎的兽。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

    那以后，只要闻到牛奶烧糊了的焦香，她就会觉得饿。3

    印象中，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大致状况，尤其在战争中的状况。

    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张爱玲：《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张爱玲：《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流苏只道没有命了，谁知道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的玻璃屑，满地的太阳影子。”

    “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了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张爱玲：《倾城之恋》）

    ——因为女人的战时记忆确与衣服有关，所以是“罗愁绮恨”。

    那18天的围城，更是原音重现，并且因为附丽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表现得也更为具体细致：“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张爱玲：《烬余录》

    “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丰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张爱玲：《倾城之恋》）

    关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文的对照更加鲜明：“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张爱玲：《烬余录》）

    “柳原提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感到空前的兴趣。”（张爱玲：《倾城之恋》）

    自然最牵动人的还是爱情故事——“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张爱玲：《烬余录》）——这解释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故事的源头。“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这一杀那的澈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使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也将他们“看得透明透亮”了。她那时候还没有恋爱过，自然也没有结婚，可是她眼看了那些战时的鸳鸯如何在炮火中执子之手，与子成说。她为之感动，也为之叹息；为之祝福，也为之苍凉。

    后来傅雷化名迅雨写过一篇《评张爱玲》，认为《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因为柳原与流苏的人性领悟是“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他推测：“《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然而傅雷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只是仅仅看过她的作品，知道她曾“身经危城劫难”，故推测《倾城之恋》里“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而以为“《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

    事实上，《倾城之恋》固然没有虚构，发出了张爱玲在围城中最真挚的感慨；而《金锁记》亦同样并非虚构，它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积淀在支撑着，张子静后来的回忆录里明确指出，《金锁记》里所有的场景、人物，乃至细节、对白、穿着，都是有本可依的，他看到姐姐的文字，就想起现实中的七巧、长白、长安是怎样的——“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姜家分家那年，姊姊两岁我一岁。所以，《金锁记》前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是‘康姊姊’……”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23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张爱玲：《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民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民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民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2000年10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4

    《倾城之恋》的求真，不仅仅在它对于战时香港的情景再现，更在于张爱玲寄予文中的那份深深的孺慕之情——小说里的白流苏是一位28岁的离婚少妇，这同张爱玲母亲去法国是一样的年纪；她第一次去香港，所看到的情景是张爱玲看见的；她住在浅水湾饭店，是黄逸梵住过的；她在战争中的所闻所见，所想所为，也都是张爱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张爱玲后来一再地把《倾城之恋》搬上话剧舞台，又想改编电影，但未如愿，可见她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是邵逸夫替她还了愿。

    1984年邵氏的关门之作便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当时浅水湾酒店已经拆了，许鞍华就把酒店阳台那部分搬到清水湾邵氏片场重新搭了起来，昂贵的投资扔出去，剧本也已经搞定，就要开拍了，才想起来版权问题尚未解决。后来到处找到处问，终于找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好友宋淇，这才得到了授权。

    2006年《倾城之恋》的话剧再次重排，男主角是当年金像奖影帝梁家辉。梁曾在《情人》中有出色表演，从此奠定影帝地位，他演范柳原，应当是扛得起的；女主角名不见经传——罗兰之后，再无白流苏了。

    张爱玲也曾经试图把《金锁记》搬上银幕，剧本都已经做好了，导演是桑弧，女演员也预定了张瑞芳，1947年12月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还打了广告出来，影片却终未拍摄。后来出国的时候她未能把剧本带出来，也不知道如今那本子流落在哪里？

    ——这一次替她还愿的是但汉章。

    但汉章的《怨女》是我认为所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由夏文汐主演，道具细节十分考究，演员发挥得也大开大阖，淋漓尽致。最记得银娣在庙里向三爷陈情的一幕——没有尽头的重门叠户，卍字栏杆的走廊，两旁是明黄黄的柱子无止境似的一重接一重。他从那柱子的深处走来。她在那柱子的深处站立着等候，有心不去看他，可是眼睛出卖了心，满脸都是笑意，唇边盛不住了，一点点泛向两腮去，粉红的，桃花飞飞，烧透了半边天。非关情欲，只是饥渴。生命深处的一种渴。

    说是但汉章把《怨女》拍到一半，才发现这是根据《金锁记》改写的，而《金锁记》其实还比《怨女》的故事更好。然而已经开机，总不能把拍过的片子都作废，只得尽量把后半部的故事往《金锁记》上靠，将彼此的意向融合。所以夏文汐可以说是七巧和银娣的两位一体。也许这也是人物形象特别饱满的一个缘故。拍完之后，但汉章觉得色彩方面不尽人意，想在美国重新冲印，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后来大陆电视连续剧《金锁记》也是多少将两部小说各取了一些题材，然而宣传稿里却一再强调编剧把三万字小说改编成二十几集电视剧是多么的伟大，完全不承认《怨女》的十几万字，不禁令人蹙眉齿冷；而且戏里把曹七巧与姜季泽演绎成一段曲折婉约的爱情故事，也完全失了作品的原味；整部戏，就只有程前演的姜伯泽还可以看一点，许是因为原著里关于大爷的描写甚少，演员发挥余地反而大的缘故吧。

    其实张爱玲笔下从来没有完整的人，也从来不想写绝对的浪漫故事，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结局算是美满了，也是因为炮火，炮火促成了一对乱世夫妻，可并不是神仙眷侣。

    还有一部侯孝贤导的电影《海上花》不可不提，这是台湾电影在我心目中惟一可以和《怨女》相媲美的。

    这故事不是张爱玲的，但她曾呕心沥血将它译为白话本，而电影开篇字幕，也端端正正写着：《海上花列传》，韩子云原著，张爱玲注释。可见与张爱玲不无关系。编剧朱天文，更是一位超级“张迷”，且与张爱玲联系微妙，是胡兰成的私淑弟子，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及。

    近些年来，张爱玲的小说被多次搬上荧屏，相对来说，电影都还好些，因为那么曲折的故事要在一百分钟的长度里表现出来，总是容易体现精髓；长篇电视剧却是一种地道的荼毒，导演与编剧们为了加长片集拉广告，往往不惜昧着良心地扭曲注水——若只是掺些清汤寡水也还好些，又都是造假工厂排出的污水。

    倒是有一部极老的连续剧《侬本多情》，是张爱玲《第一炉香》和《心经》两部小说揉在一起的，由张国荣饰男主角乔琪，那可真是像到极点，看得人荡气回肠。可又是女主角商天娥演得弱了，拿乔拿致的，带累得张国荣发挥得也有些累，孤身奋战似的，便显得游离。李安导演的《色·戒》已经上映。男主角是梁朝伟，男二号王力宏。《色·戒》自发表起便颇受争议，而以拍摄边缘影片而著名的好莱坞导演李安同样是个有争议的风云人物，由他执导张爱玲小说，至少没有思想或者立场上的包袱，但愿他再得一次奥斯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