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是繁华的极致，是美景中的美景。

    跳舞场夜夜笙歌，白俄舞女裸着半身，露着大腿，左一踢右一踢，一次比一次更高，要高到天上去，把烈火烹油的世事炒得更旺；留声机里周璇的细嗓子时断时续，刚刚沉下去又重新扬上来，“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不知道是真情抑或假意，但听着令人心醉，便假的也是好的，好过没有；股票飞涨，物价也飞涨，小报上的内容丰富得五花八门，不断地开拓新版面，又创出新的报纸，你家说一，我家便说二，那争论只有使上海滩的市面更加有声有色；甚至连战乱与炮火也如烟花一般，只会照得海上的天空更加璀璨绚丽。

    每一个呆在上海的人都在交口赞叹着这烟花般的绚美，同时每一个光环下的人又在同声感慨着这美景烟花般的不久长。因为明知是不久长的，所以更加出名要趁早，享乐要及时，一切都追着赶着，不赶就来不及了。

    每一天都好比世界末日，过了今夜就没了明天，当然要好好乐一回，尽情地玩，出格地玩，玩不起就跳楼。

    “啪”一下肝脑涂地，一桶水泼上去，晒上一下午就又毫无痕迹了，照旧有人在那刚刚死了人的楼顶跳舞，把留声机开得炸雷般响。

    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中，可是这些个动荡与黄家麒都是没有关系的。

    黄二爷府上的钟已经停了好些日子，时间也随之停止了。他的路是早已经走到尽头，只差没有跳楼。

    这些年来，黄家的日子一时不及一时，先是卖房卖地——多半是卖给了自己的亲哥哥——终于也弄到要卖古董过日的光景了。然而古董这东西，是与小妾仿佛，只有买进的价，没有卖出的价，加上二爷原先眼拙手散，买了许多假古董，来时一掷千金，去时却比瓦砾不如。

    另一面，黄帝少爷的病好一时坏一时，正应了那句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可是二爷的家产却是唱反调，“积时如聚丝，散时如山倒”，说败光就败光了。

    黄二爷开始怀旧，时时想起北京老宅的“绣花楼”，他是在那里出生的，也是在那里娶了赵依凡，又在那里生下黄裳和黄帝一对儿女，那里曾记下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可是现在黄家兄弟都迁来了上海，“绣花楼”已成废墟，正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偌大的花园洋房里，整个都笼罩着一股大势已去美人迟暮的凋零之气：各屋各角都发出腐烂味道，花园里的草长得比花还旺，桌椅都油腻污秽，碗碟多半缺口裂纹，许久没有更新，窗户脏得已经不透明，画框上也都落满灰尘，客厅正中挂着一幅叫做《永远不再》的油画，原是前二奶奶赵依凡心爱之物，黄二爷几次说要着人换掉也一直没有腾出功夫或者说是腾出心情去做。

    新二奶奶孙佩蓝虽然还是先前一样的泼辣，喜欢唠叨，喜欢骂人，可是佣人们都不再当一回事，开始学会偷懒，因为已经久久发不出薪水，觉得自己是债主了，大可以和东家平起平坐的，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怕着你呢？

    惟一不变的，只是烟房里那盏不灭的烟灯，和永远驱不散的鸦片烟香。二爷卧在昏黄的灯影里，烟雾朦胧，心境也朦胧。他同鸦片烟早已经融为一体，今生今世都不要分开的了。

    烟一点点地吸进他的肺里，成为他的呼吸，他的血液，而他也一点点地剔净了自己，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是非，也没有了财产与亲情。他所有的，仅剩的，都已经拿去换鸦片了，连灵魂都交了出去，浸在鸦片中，变得微醺而柔软。

    当他躺在烟雾里陶醉地想着过往岁月里的种种得意处，思想会渐渐变得澄净。所有坏的、不愉快的往事都被淘掉了，剩下的，都是些风光旖旎、人物风流的良辰美景，渐渐沉淀成记忆中最美丽的旧梦。

    而那美景中，一日比一日、一刻比一刻更鲜明浮凸的，是初嫁的赵依凡——那真是二爷一生中最得意的岁月，香车宝马，如花美眷，走在街上，谁不艳羡十分？

    那年依凡才刚满20岁，如一朵花儿初初开放，却已经有了最盛的光艳，简直流光溢彩。喜欢笑，喜欢说话，喜欢跑动，跑的时候，颈上的白纱巾会随之舞起，牵引着人的心，想抓，却只是抓不住。

    他始终没有抓住她。

    到底没有抓住她。

    即使他们在一起的那几年，他也觉得她远，中间隔着一重山。

    她看似透明，可是心深似海，情绪跌宕不能控制。如果他甘做一条鱼，游在那海中，也许焉知鱼不乐？

    可是他偏偏不肯，他要做渔夫，一网又一网，打捞着海水，每一网收起来都是空的，而岁月亦如网眼里的海水，漏出去漏出去，终于什么也没剩下，什么也没抓住。

    他是失败的。

    彻头彻尾的失败。

    而他怪不了人。

    他也不肯怪自己。

    那就只有怪世事吧。谁让改朝换代，让战事频仍，让货币通涨，让纸醉金迷呢？

    他不过是这时代的一个牺牲品，面对万千变故全然无能为力的，可是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尤其是亲人的原谅？在生命最终时刻，他所求无多，只想再见依凡一面，再见自己青春时的梦想一次。

    可是，永远不再，真的永远不再了吗？

    他命去给家秀捎话的仆人回来了，说三小姐说二奶奶已经又去了法国，而她自己最近很忙，怕没时间来看他，要他善自珍重。

    赵依凡已经同他离了十几年，可是下人们说起来还是“二奶奶”长“二奶奶”短的。黄家麒听着并没什么不妥，可是真正的黄二奶奶孙佩蓝听见了却大了不得，立刻炸起来，赶着佣人骂：“你管谁叫二奶奶？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嘴里说着，手里也不闲，抓起个痰盂扔过去，把佣人的头也打破了。

    佣人火起来，顾不得主子下人，一手捂住头跳着回骂：“别再在我面前摆奶奶的谱，叫我说出不好听的了！还以为是过去的光景呢？使唤着我们，还欠着我们的钱，什么主子，我呸！”还要再骂，早被别的仆人强拉了出去安抚上药，一直拉出大门了，还听到骂骂咧咧的声音不断。

    当天夜里，这仆人便卷了几件趁手的古玩银器跑了。孙佩蓝闹着要报官，二爷不让，说传出去只有更惹人笑话，再说那几件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偌大家产都已经没了，还在乎那一点？

    这件事给了二奶奶很大的刺激，以后便再不大敢对仆人乱发脾气了，也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值钱东西看得更紧，生怕再有人浑水摸鱼卷了去。但是一向骂惯了人的，如今没有人可骂未免寂寞，便把话都存下来同二爷算账，说他骗了自己，原本吹嘘家世多么大本领多么大的，却原来除了抽大烟什么也不会，把一份家业都抽败，连下人也约束不住，却还是只知道抽、抽、抽！

    当她这样诅咒撒泼的时候，她好像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位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这“抽败了家”也有她的一份。

    黄二爷并不回嘴，他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得多了，听见什么都像没听见。只是有一天晚上，当他和孙佩蓝对着躺在烟榻上的时候，他忽然说：“我做错了什么，上天要派你来惩罚我？”

    将死的人已经是半个神仙，把世事都看透了。二奶奶愣了一愣，心中忽然升起不祥的预感来，竟不敢答话。

    隔了一天，二爷着人把那幅油画也搬进自己的烟房里来了，借着昏暗的烟灯和朦胧的烟雾望去，画上的人与物都仿佛在动，是一个女人，丰腴的女人，卧在明媚的春光中，可是春光映在那女人脸上，却有一种无奈的哀艳。是感叹春光不再，还是伤悼青春不再？或者，是美丽的回忆不再？

    永远不再，永远不再了呀。

    时代的车轮一直一直地往前跑着，谁能挽得住呢？

    那些坐筵拥花，飞觞醉月的日子呀。

    二爷在这年秋天无声无息地死在了鸦片烟榻上，嘴里还含着一口烟。

    至死，他也未能见到他以前的夫人——赵依凡一面，但是他到底是平静的，因为死在他认为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

    后来亲戚们都说，这样的死法，于二爷未尝不是一份解脱。因为如果他看到黄家后来的下场，许是不会这么容易瞑目的。他总算死在尚买得起最后一口鸦片烟的时候，躲过了这以后岁月里的苦难，不至像他的遗孀孙佩蓝那样，弄到一贫如洗，解放后被逼着戒了烟，又力撑着吃了几十年的苦，才在87岁的高龄上孤独地死去。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送葬，一切由街道办代行处理，草草火化，连个骨灰匣也没留下。

    黄家麒死了，冷落了十多年的北京老宅黄家祠堂却终于得到机会热闹了一回，又香烟缭绕，人头攒动起来。荒芜的庭院被打扫出来，新的牌位安放进来，旧的牌位也重新漆刷一遍，有种焕然一新之感，兼之整个过程都是在吹吹打打中进行，不像治丧，倒像是办喜事。

    而且黄家风这次回北京来可以算得上是衣锦荣归，家麒的死，使他又得以名正言顺地召集族人，行使家长之权，顺便表演一回长袖善舞，不能不打心眼里感到得意。他指挥着黄裳黄帝穿上孝服跪在重幔叠帐的灵堂之侧，对着来宾一一磕头答礼，自己和夫人黄李氏则穿花蝴蝶一样，在宾客间寒暄往来，应酬周到，哪有一点伤心之态？

    北京的老亲几乎全到了，也都借着这个机会叙旧联谊，在敬礼和礼毕之间，抓住每一个空当窃窃私语，谈论着战事、股票、时局，甚或哪家的堂会派头最好，哪家的馆子价格公道，再有一个小节目就是观察黄乾——这是一个面目英俊举止潇洒的青年，只是眉宇间带着一种浮滑之气，但总的来说还不失为活泼有趣，只是苦于丧仪期间无法表现他的活泼，故而眼睛里总是透着一股不耐烦。听说他的婚事到底退了，因此在那些家里有未嫁女儿的老爷太太眼中便备受瞩目，又要暗示自家的闺女机灵点，找机会同黄乾多多接触，又要提醒她们不可太过轻佻，留下个不尊重的丑名。小姐们于是因为今天没有办法穿上自己最体面俏丽的衣裳耿耿于怀，可是银妆素裹之间，眉梢眼角仍然不免带出几分挑逗，好比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关于这种种人情心机，黄裳一概不知，她满眼只看到钗环晃动，满耳只听得嘁喳之声，一边磕头一边心里想着：怎么回事呢？人旺，祠堂反而冷，人亡，祠堂倒得了势。这样说来，祠堂这东西竟是不祥的，因为自打记事以来，好像每次进这祠堂，都不是为了什么好事。母亲的离婚是在这儿进行的，父亲的葬礼也在这儿完成，不是生离，就是死别，一道道都是伤痕。就像那些木刻的牌位，一笔一划，刻骨铭心，刻下的，都是生命的最痛。

    她不知道的是，其实当年母亲结婚也是先被轿子抬进这里来拜了祖宗，才算是正式做了黄家人的。但是后来她又从这里飞了出去，飞到海阔天空的外边去，越飞越高，越飞越远，高远到黄家麒无法企及的天边。她自由地离开了黄家的领地，可是黄家麒，却还得回到这里，而且从此永远地留在这里，将名字刻进硬木的牌位，成为棂幔重叠里一道新的伤痕。还有已经八十高龄的太叔公，他大概也很快要来到这里了。黄裳在初到北京的下午去拜见了他——已经老成鬼了，可是还不肯死，腔子里的那口气断了又续上，刚续上又断了，咽不下，吐不出，让守着他的人替他难过，恨不得代他痛快地舒一口气，或者干脆把他掐死也就算了。

    丧礼足足忙了有一个星期才算告一段落。下葬那天，黄裳由姑姑陪着在父亲坟前静静拜了几拜，面容哀凄，但没有一滴泪。而后这一页便算是轻轻揭过了。

    可是黄帝的那一页却刚刚开始。

    黄家风提出，二弟既死，赵依凡又早已签字放弃抚养权，黄帝自然该由自己领回。孙佩蓝吃了一惊，立刻哭天抢地起来，又请出自己娘家人出面，来同黄家风理论。

    风波陡起，族人们又被重新召集起来，黄家秀和黄裳既然姓了个“黄”字，也只得被迫旁听，但事先已经表态，无论最后做何处理，她们概不干涉。

    分家会照旧是在祠堂举行，黄孙两家各自请了公证人坐席，但是家秀明白，那些人不过是个摆设，一切行事，还不是要看黄家风眼色。

    孙佩蓝披麻戴孝全副武装，一上来就哭得稀里哗啦，先哭了一通二爷，又哭黄帝年幼可怜，最后表态说自己立志要为二爷守节，说什么也要把黄帝抚养长大，绝不能让“人家”把他带了去，一则她这做娘的不放心，二来也对不起死去的二爷。

    黄家风不屑地说：“你是她母亲吗？我倒不知道。我只听说是姓赵的生的他，如今二弟过去了，只要姓赵的不来罗嗦，谁也不能不让我这个当大伯的收养他，毕竟，他说什么也是我们黄家的骨血。”

    孙佩蓝跳着脚，拍手大哭道：“家麒，家麒我的夫啊，你听听他们这说的是什么呀？你死了，他们就这样欺负我孤儿寡妇，你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啊。小帝，小帝我的儿呀，他们要把你从娘身边抢走呀，这是掏娘的心窝子呀，你也为娘说句话呀。”一边说一边推搡着黄帝。

    黄裳不忍看弟弟为难，就想站起来说话，却被家秀在底下将袖子一拉，附在耳旁小声说：“别管，看她们表演去。”只得又坐下了。

    黄帝却只是死低着头，大眼睛一眨一眨，总不肯说一句话。

    黄李氏在一旁冷笑道：“这时候知道儿呀肉呀的了，有这时候后悔的，就该早些尽娘的责任才是啊。别以为你苛待黄裳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不过那时候她亲爹还在，我们不好多嘴。如今二弟死了，黄裳也被你赶到三妹那儿去了，就剩下小帝孤零零的一个，我做伯母的，说什么也不能再看着你欺负我们黄家的孩子。”

    孙佩蓝扑过来，抓住黄李氏胳膊，照准脸下死劲儿“呸”地一声，连血带痰吐了满脸：“你别叫我说出不好听的了。你以为你是好心要照顾小帝，你不过是看着二爷留下的这点家底儿，想一并吞了去，倒拿小帝做幌子。这些年，你们也不知吞了我们多少，连最后这一星半点儿救命的钱也不放过，黑心的人，你们是要我去上吊？”

    黄家风火了，站起来一指指到孙佩蓝脸上去：“你说我吞二弟的钱，你左眼看见的还是右眼看见的？你们这些年又抽又赌，那点家底儿早就被你们败光了，哪里还有一根半柴留下来？我吞你？这几年我不知垫出来多少。要不是我，二弟会死得这么舒服？早就卷铺盖睡到大街上了。”

    孙家的亲戚在一旁看不过，然而这毕竟谈的都是家事，也不便多说，只得上前且撕掳开孙佩蓝，一边用商量的语气对黄家风说：“黄大爷，你们黄姓家里的事儿，我们原不明白。只是二奶奶怎么说也是二爷的遗孀，明媒正娶的黄家奶奶，生死都是你们黄家的人了。如今二爷不在了，她自然要托付给大爷照顾，没的说大伯风光做官，倒要二婶子沿街乞讨的，于你黄大爷的面上也不好看不是？小帝你们要过继，也是为了他好，不是为了家产，这点我们自然是明白的，只是，你们能管得了小帝的一口饭，也该管得了他娘的一口饭，这也不费你们什么，也见得大爷宅心宽仁，处事厚道，大爷细寻思，看我们说的对不对？”

    家风自然也明白这事不可能完全一边倒，总得对孙佩蓝有个交待。于是两方议定，拨孙佩蓝留在北京看守祠堂，说“既然二奶奶要守，便不是一句空话，自该在黄家祖宗面前静心念佛，好生守节，如果这样，黄家人自是亏待不了黄家人。可是要想拿着黄家的钱留在上海风流快活，那是万万不能的。”

    孙佩蓝从小在上海土生土长，自然不愿来北京，无奈黄家风再不肯略作让步，孙家的亲戚生怕她要回来投靠他们，也都极力劝她接受，又哭骂了半天，也就委委屈屈地答应了。只是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想方设法同黄家风攀亲戚，重修旧好，又将小帝托付在大伯家养病，精打细算，最后倒算出这么满盘皆输的一笔烂账来，真真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了。

    于是黄帝由大房正式领养，对着黄家风重新叩头行礼，称黄家三兄妹为“大哥”、“二姐”、“三姐”，走到亲姐姐黄裳面前，却反而要加一个“堂”字。

    黄裳听着，一阵心酸，不由得红了眼睛。心想着亲姐弟以后是不可能再怎么亲近了，然而堂姐弟强行扭做了亲的，就真会亲得起来吗？

    黄帝夹生的身份注定他后来成了一个夹生的人，一辈子都在不亲不淡不冷不热不死不活不痛不痒中度过。

    黄二一家，就像受了诅咒似的，妻离子散，谁也落不得好处。就连张扬一时的孙佩蓝，如今也落魄了，走到黄裳面前“嘿嘿”笑着，说了句奇怪的话：“还是你娘好，趁早走了，倒赚得他一直记到死。我这在跟前守着他死的人……”说了半句，嚎啕起来。

    黄裳自从当年出逃，这十几年来，同孙佩蓝总没说过一句话，如今见她这样，不禁百感交集。家秀却睬也不睬，一把拉起黄裳便走。分家大会也就此散了。

    回到上海，家秀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依凡，详细叙述了黄帝过继大房的整个过程。依凡并不在意，只回信说，盼小帝身体大好，其余无须计较。

    从此黄裳在上海已经只有姑姑一个亲人，包揽了母亲、姑姑、姐妹、朋友、老师所有角色，尽管家秀自己殊不乐意，总是说：“本来可以再年轻些的，可是因为身边有了你这样一个人，无端地逼着人老了。”

    黄裳笑嘻嘻说：“那我叫你姐姐可好？”

    家秀当真想了一想，最后还是摇头说：“不妥，被人拆穿了更加难堪。”

    姑侄俩抱着笑成一团。

    少年丧父的悲痛于黄裳似乎全无影响，其实，在她心中父亲早于当年幽禁她的时候已是死了，只不过死讯推迟了近十年才公布出来罢了。

    她到大伯家去看了弟弟一次。他还是那么瘦，也还是那么苍白，但是已经不再像瓷——瓷也是有光泽的，而黄帝，他的没有血色的脸只是一块白色的砖石，有种灰败气。

    而且他现在学会了折磨人，动辄便流眼泪发脾气，因为终于有了一个心甘情愿被他折磨的人——黄钟就好像前世欠了他，服侍着他照顾着他还要被他抱怨被他挑剔。不知怎么的，凡是黄钟做的事，他都要不满意，都要批评：“怎么这么笨？说过冲咖啡要刚刚85度水的，又煮得这么滚，把香味都冲散了。”或者，“天偏是这么热，你偏是要给我送什么衣裳，存心热死我还是怎么的？”

    连黄裳都看不过，劝黄钟说：“你是姐姐，他再这样，你就打他一顿，或者干脆别理他。”

    黄钟摇头，满眼里都是爱怜温柔：“他身体不好，难免容易发脾气，其实没什么的。”一边又轻快地跑着给黄帝重新煮水烧咖啡去了。

    至此，黄裳终于不得不相信人与人之间都有着一笔债，每个人到世上来，都是来讨债和还债的，多半讨不到也还不清，到最后还是一笔糊涂账，于是又有了下一世新的一轮债务纠缠。黄帝便是黄钟的债主了。自己呢？自己欠了谁？又有谁欠了自己？

    在小花园专门辟给黄帝住的一排小屋里，有一间黄裳特别留意，粉漆的门，窗上挂着白纱窗帘，不像下人住的房间，也不像黄府里哪位小姐的闺阁——小姐的房间不会挨着黄帝住——问起黄帝，才知道是专门留给韩小姐的，就是仁心医院那位“手特别巧”、“打针一点儿也不疼”的护士韩可弟。她因为常常来给小帝打针，当小帝身体不适却又没有严重到要住院的时候，就由这位韩小姐留在黄府上做特护。

    林妈笑着告诉黄裳说，对那位韩小姐，黄帝倒是言听计从，没有一点坏脾气的，她甚至怀疑，黄帝有时候是存心把自己弄病的，好有理由打电话给韩小姐要她来为自己打针。因为她几次看到，黄帝在下雨天找碴同黄钟吵架，然后赌气跑到雨地里去淋着。

    黄裳很惊讶，在她的印象里，弟弟一直是个没有主见的长不大的病孩子，装病乞怜或许，找碴吵架？怎么可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小事叫她明白了。

    当时他们三个人，黄裳黄帝黄钟，围着桌子坐在小花园里吃下午茶，十分“中国”的大伯黄家风于享受方面倒是颇为西化的，一切依足西方规矩。碧绿的草地，精致的餐桌，桌子上铺着细白的餐巾，细瓷碗碟，白银汤匙，甜咸西点、咖啡红茶一应俱全，还不忘了供上一瓶清水香花。

    黄裳随手拈起一块糕说：“这叫‘相思酥’是吧？酥皮里包的好像是话梅，甜中带酸，我记得妈妈以前很会做的，可是也只做过一次，滋味我倒一直还记得。”

    黄帝便红了眼圈，悻悻说：“你有妈妈宠着，还做糕给你吃，我可没那福气。当初在饭店里那么求着你们，也还是不肯带我走。”

    黄裳愕然：“你怪妈妈？”

    黄帝不语，只是低着头，但是过了一会儿，豆大的眼泪便滴落下来，也不去擦一下，只任它一点一滴地溅落在餐布上，溅成一个个不规则的湿晕。

    黄钟立刻便了不得了，又是扇子又是手绢地忙活着，柔声细语地劝：“可怜的小帝，没有妈妈疼，可是你在我们家住着，我们会补偿你的，再不要你受委屈。”

    黄裳不相信地看着，她明白过来，为什么弟弟如今会变得这么病态而神经质，都是被黄钟过于夸张的迁就所致。就像一个不知饥饱的小孩子，饿得久了，忽然把一大堆食品堆到他面前来，反而会一下子吃坏了他。

    她现在知道黄帝为什么会找着碴同黄钟吵架跑到雨地里去挨淋了，那是为了一箭双雕——既要使黄钟伤心焦虑，又要骗得韩可弟关心疼惜。那位韩小姐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可以想象得出，必是一个温暖和气的女子，黄帝看准了她的性情，也参透了黄钟的弱点。眼泪于他已经成了一种道具，随时需要随时可以取用的，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情绪是真是假，反正有她们陪着他演戏，而且是那么投入地演着戏，便一头栽进戏剧里不愿意出来。他自己是自己的导演，编剧，演员，和观众，自伤自叹，自己拍案叫绝，自己被自己感动，渐渐再没有一点真的、健康的感情，而只成了一具苍白褪色的戏剧脸谱。

    大太阳明晃晃地在天上照着，可是黄裳不知为什么，只是觉得冷，眼前矫揉造作的一幕给她一种十分阴晦而不健康的感觉，她快要不认识自己的弟弟了，也不想再认识他了。因为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也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他，要不要也陪着他一同演戏，演本来很正常的人间温情。她甚至觉得连他的体弱多病都是假的了，为的是挟以自重。

    那以后黄裳便不再大愿见到黄帝，倒是黄帝，每逢节日总会派个下人到家秀的“水无忧居”来一次，送点礼物，捎两句凄美而伤感的问候，写在情书专用的那种粉红信纸上，十分地戏剧腔——在戏剧化这一点上，姐弟俩倒是殊途同归了，只是方式大相径庭，结果也各异其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