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边衅又起

    王安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进京以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人才，如果重用他，定能干出一番匡世济危的大事业。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代表人物有吴奎、张方平、韩琦三位宰臣。他们认为王安石乃哗众取宠之徒，不堪大用，用则要出乱子。

    还有两个人更是断言王安石是奸诈小人：一个是眉山人苏洵，他写了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这是一篇著名论文，历代学生都将其当作范文来读。文章的论点是辨奸，但句句影射王安石，说王安石就是一个大奸之人。另一个就是洛川县知县李师中，王安石任鄞县知县的时候，李师中就说他“眼内多白”，是一个奸诈之徒，如果王安石当道，天下必将大乱。

    正当人们热议王安石的时候，李师中的一份奏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李师中是楚邱人，曾为泾原都监，从小就熟悉边境的情况，长大以后科举及第考中进士，出任洛川县知县，后调任敷政县，对边境的事务更加熟悉。

    赵顼继位之后，李师中升任凤翔知府。

    青涧守将种谔出兵收复了绥州。李师中认为种谔在边境挑起战端，太过草率，奏请朝廷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

    宋、夏之间虽然休战多年，但两国边境磕磕绊绊的事件还是经常发生，西夏那些散兵游勇，今天窜到宋境抢几石粮食、明天窜到宋境掳走几名妇女的事还是经常发生，不过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故没有惊动两国的最高领导。

    宋、夏两国的边境，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只不过这次点火者不是西夏部落的那些人，而是宋廷的边将种谔。

    西夏主元昊在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便已一命归天，当时，仁宗皇帝遣使赴西夏慰奠，并册封元昊的儿子谅祚为夏主。每年仍按约赐给西夏钱和物资，谅祚也照例以西夏的土特产进贡宋朝。两国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仁宗皇帝驾崩之后，英宗皇帝继承皇位。西夏国主谅祚曾派使臣吴宗来汴梁吊贺。不想吴宗来到汴梁之后，对宋廷君臣出言不逊，失了礼节，英宗下诏西夏，命谅祚治吴宗的不敬之罪。

    西夏主谅祚继承了他老子的血统，只想从宋得到好处，至于如何向宋称臣、恭顺有礼之类的东西，他压根就不当回事。他不但不肯奉诏，反而于治平三年(1066年)率兵攻打秦、凤、泾原一带，大兵直逼大顺城。

    环、庆经略使蔡挺，率番将赵明等人增援大顺。两军在大顺城外摆开了战场。

    谅祚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自在军前督战。蔡挺派遣弓弩手排列在两军阵前，轮番向夏兵放箭。夏兵伤亡惨重，谅祚也身中流矢。

    谅祚见在大顺城讨不到便宜，便率军转攻柔远。

    蔡挺派副总管张玉领兵三千夜袭了夏营，杀得夏兵丢盔卸甲，大败而逃。西夏军退守金汤。

    恰在此时，宋廷按约赐给西夏的岁币发下来了，延州知州陆诜见西夏正在与宋打仗，便将这批岁币扣压了，并飞骑向朝廷报告，说朝廷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夏兵正在宋边境惹事，朝廷却赐他们岁币，这是向豺狼投食的行为，实在是养虎遗患、有损国威。他建议朝廷派使向西夏主问罪，等西夏主谢罪之后，再赐给岁币也不迟。

    英宗皇帝收到陆诜的报告后，转问宰相韩琦。

    韩琦主张向西夏问罪，当然赞成陆诜的建议。朝廷便责令延州知州陆诜发文宥州，诘问西夏主谅祚。

    谅祚连吃几次败仗，已经是很丧气了，加之战祸是由西夏挑起来的，一时理屈词穷，无言辩解，只得派使向宋谢罪，推说这件事是由边吏挑起来的，并答应严惩惹事的边吏。

    谅祚的谢罪折送达汴梁的时候，正是英宗宾天、赵顼继位之时。

    赵顼看了谅诈的谢罪折，便给谅祚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历年来，西夏兵屡侵宋边陲，抢掠财物，掠夺人口，焚烧村庄，西夏已经违背了盟约。朝廷内外臣民共愤，纷纷要求严惩入侵之敌。上天有好生之德，朕也不想宋、夏重燃战火。请西夏主遵守盟约，约束部众，不得再到宋边境闹事，如果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朕将很难说服大臣们了。

    谅祚得诏，又派人到汴梁，凭吊英宗升天，庆贺赵顼继皇帝位。

    这年冬季。夏绥州监军嵬名山的弟弟嵬夷山，向青涧城求降。

    青涧城守将种谔是宋将种世衡的儿子。种谔受降后，派密使给嵬夷山送了一封书信，命他招降他的哥哥嵬名山，同时还送去一枚金盂。

    恰好嵬名山外出，嵬名山一个叫李文喜的亲信收了金盂后喜出望外，便与送信的密使商量计策，请宋兵偷袭嵬名山的营帐，到时，刀架在脖子上，不怕他不投降，同时还可以乘势得到绥州。

    密使返回青涧城，向种谔报告了嵬名山的亲信李文喜筹划的计谋。

    种谔立即派人飞骑密奏朝廷，一面通报延州知州陆诜。

    陆诜认为虏众前来投降，真伪难分，立即奏请朝廷，并告诫种谔不可轻举妄动。

    赵顼收到陆诜的奏文后，命转运使薛向会同陆诜向种谔查明受降的可靠性，然后看情况再确定一步的对策。

    薛向与陆诜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召见种谔，询问受降的情况，种谔便将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

    陆诜始终认为这件事有诈，反对种谔偷袭的决策。薛向却有意赞成种谔的动议。

    经商定，将两种意见都写出来上奏朝廷。奏文由薛向主笔，派遣幕府张穆之进京上奏。

    张穆之暗地得到种谔、薛向的授意，进京后，向赵顼陈述，说种谔的计策可行。

    赵顼好大喜功，听了张穆之的一番奏对，便认为有机可乘，乐得兴兵略地。他怀疑陆诜不肯协力配合，从中掣肘，竟将陆诜调到秦凤，将收复绥州的任务交由薛向、种谔两个人负责。

    种谔是个急性子，加之立功心切，不等朝廷的命令下来，便率兵潜入绥州，围住嵬名山的营帐。

    嵬名山在毫不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宋军的围攻，顿时手忙脚乱，亲信李文喜又将嵬夷山带进来，共同劝说嵬名山降宋。

    嵬名山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举众出降，共计首领三百人，一万五千户百姓，兵万名。

    种谔督兵在绥州筑城，加强守备。

    夏人见宋军攻占了绥州，出兵前来争夺，被种谔发兵杀退，从而收复绥州。

    绥州本是宋的国土，被西夏占领多年，种谔收复国土虽然不能说他有错，可是在时间的把握上似乎值得商榷。

    如果是在谅祚侵犯宋境的时候乘机收复绥州，则宋军出师有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在谅祚谢罪之后，这样就授人以柄，有违约之嫌了。

    种谔惹祸了。

    陆诜以朝廷的命令还没有到，种谔便擅自兴兵为由，正准备派人去把种谔抓起来治罪，张穆之正好返回前线，宣布陆诜调任秦凤的决定。陆诜只得叹息而去。

    夏主谅祚得知绥州失守，欲发兵攻打宋，部属李崇贵、韩道善两人进帐向他献策，说发兵与宋军硬碰硬，胜负难料，不如以智取。谅祚便问有何计策。

    李崇贵说，以前，宋使杨定来夏，曾答应归还我沿边的熟户，我们曾送给他一大笔金银宝物，他得了我的馈赠，却没有遵守约定，反而任由种谔袭夺了绥州，实在是可恨。我们不如设一个局，诱杀杨定，乘势占领保安，作为根据地，这样，进可战，退可守，不愁不胜。

    谅祚连夸好计，立即命令照计执行。

    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见了谅祚，跪拜称臣。谅祚送给他大笔金银、宝剑一支、宝镜一具。杨定答应将沿边熟番归还西夏。杨定回来后，私吞了金银，只把剑和镜献给了朝廷，并且还说谅祚不足虑。

    赵顼信以为真，提拔杨定为知保安军。

    谅祚用计诱杨定，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约定会议。杨定不加考虑，竟冒冒失失地前去赴会，刚到会场，未见谅祚，李崇贵冲着他大喊大叫，说他收了西夏的重金却又违约。

    杨定来不及回答，四周的伏兵已经冲上前，一阵乱刀，将杨定剁成肉泥。

    夏军随即攻陷保安，大肆劫掠。

    保安陷落的警报传到汴梁，赵顼不免有些后悔了。

    正在这时，凤翔知府李师中奏本也到了，他将保安失陷的责任归咎于种谔，由于种谔率先挑起战祸，西夏才予以回击，没有种谔的擅自出兵，就不会有谅祚的计杀杨定，更不会有保安失陷的事情发生。

    朝中大臣开会的时候，都附和李师中的意见，很多人建议杀种谔、放弃绥州。

    2、西夏向宋谢罪

    赵顼并没有采纳诛杀种谔、放弃绥州的建议，而是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州、延州，就近处理西边的战事。

    郭逵用属吏赵卨的建议，向朝廷上了奏折，陈述他的处理意见，大概意思是，西夏杀了宋的军官，应该兴师问罪，现在不但没有征讨西夏，反而还要斩杀种谔、放弃绥州，大宋的国体何在？颜面何存？且嵬名山已经举族来归，如何处置归降的人口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朝廷要保守绥州，借张兵势。在大理河川择地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嵬名山归降的人众，这才是上策。

    赵顼收到郭逵的奏折后，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最终还是议而不决。于是下诏调前宰相韩琦判永兴军，管理陕西方面的事务。

    韩琦临行前，说不应该取绥州，当他抵达陕西后，又向朝廷上了一本，称绥州不可以放弃。

    枢密院驳韩琦前后言辞矛盾，下令叫他自己先弄明白了再上本。

    韩琦再次上本，说他以前说绥州不该取，是就理论而言，现在说绥州不可弃，则是就时势而论。现在边境战祸既然已开，后悔、埋怨都没有用，只有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势论势。保存绥州，厉兵秣马，与西夏对峙，令西夏不敢小觑大宋，这样才能够达到易战为和的目的，如果一味地示弱，将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今后的局势将更难收拾。

    朝中的言官们，对于就势论势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关心的似乎是追究种谔的责任。于是，赵顼下诏，将种谔撤职查办，贬谪到随州去了。

    郭逵经过调查，得知谅祚诱杀杨定是李崇贵、韩道善主谋，便给谅祚发了一道檄文，向他索要李崇贵、韩道善。凑巧此时谅祚生病，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这就是赵宋皇帝命韩琦判永兴军。韩琦可是一个狠角色，当年同范仲淹镇守边关，将宋的边关守得如同铁桶一般，令他的老子元昊吃尽了苦头。虽然那时候西夏国主不是他，但他对这段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

    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道善抓起来，交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道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定。

    李崇贵便将杨定如何纳贿、如何失信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赵顼叹息地说：“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们可以向朝廷陈述，由朕将杨定明正典刑，你们却擅加诱杀，藐视上国，难道说无罪吗？”

    李崇贵、韩道善叩首认罪。

    赵顼赦了李崇贵、韩道善二人的死罪，追削杨定官爵，没收了杨定的家产。另派使臣刘航出使西夏，册封秉常为夏国王。

    宋、夏的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以西夏交出罪魁祸首，向宋廷谢罪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