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父吟》里，白先勇又一次采用全能观点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法，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对白托出小说情节之大部分。然而这篇小说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中国文学典故的采纳与运用，以及这些典故赋予这篇小说的特殊影射含义。

    情节动作（action）发生在一个深冬午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地点是台北近郊天母的翁寓，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朴园（朴公），由五十岁左右的雷委员陪同，从王孟养的公祭典礼回到自己家里。朴公和王孟养同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雷委员则是王盂养的学生与多年的幕僚。朴公邀雷委员入屋内，到书房用茶，闲话时谈起辛亥年间的旧事，以及自己和王盂养过去的一段渊源。接着朴公对当天的公祭说了几句意见，他对王盂养的儿子王家骥之疏离中国人情礼俗，特别表示遗憾。雷委员陪朴公下棋，见他困乏打盹，便坚持告辞。朴公送到门口，再三嘱咐雷委员多费点心，帮忙照料他老师的后事。雷委员离去后，朴公在院子里耽搁一会儿，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问的一些快事，最后才扶着他小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入内共进晚餐。

    这篇小说里面出现的角色，一共四人：七旬上下的朴公，五十左右的雷委员，六十开外的侍从赖副官，和一个年方八九，暂时离开留居美国的父母而回台和祖父同居的小男孩效先。然而，除了这四个人，《梁父吟》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没出面（也不可能出面）的角色，即去世了的王孟养。而这篇小说里引人注意的中国文学典故之运用，和王孟养这个人物，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

    无可置疑地，白先勇取用《三国演义》里面的部分故事，揉入小说情节里，同时以蜀汉的英雄豪杰来影射此篇小说的人物。但有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即王孟养这个没出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张飞，一方面又是诸葛亮，而从这一个相异的起点出发《梁父吟》这篇小说可以导致两种相当不同的解释。不仅小说含义不同，连小说气氛甚至小说主角都不同。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两种看似不能互相契合的含义，最终又奇迹似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现在就让我们分析讨论这篇小说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以张飞影射王盂养

    朴公邀雷委员到书房喝茶谈话，说起他和仲默、孟养三人当初结识的一段渊源。他们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先后同学，本来互不认识，但都参加倒满运动，武昌革命时碰巧归成一组，才相识。就在起义之前几小时。

    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来，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敌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约定日后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个人连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来，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师年纪最小，是老么。他那时才不过是二十岁——

    《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年纪最小的是张飞，而结义的念头也是张飞出的。白先勇以张飞喻王孟养，此为证一。朴公一再感叹王孟养的性子太刚太烈，以致一辈子吃亏；又向雷委员微笑问道：“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而桃园三杰之中，也是张飞的脾气最刚最烈，后来被范疆、张达二人谋杀，也因为他“性暴如火”。此为证二。朴公追叙武昌起义之日，大势既定，王孟养站到黄鹤楼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豪狂大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这使我们联想起张飞，在长坂桥头，手挺蛇矛，立马桥上，对曹操军队厉声大喝：“燕人张翼德在此！”此证三。

    我们既能相当有把握他说，白先勇存心把王孟养比喻成张飞，那么，排行老大的朴公，就应该是蜀汉皇帝刘备了。而仲默和孟养二人都已先后去世，也正符合关张在刘备之前先后亡故。实际上，白先勇在描写朴公时，确实特别赋予他中国古代理想政治领袖的风度与器度，以及纯粹汉族之正统古典精神。小说一开头，我们就感觉到他的帝王风仪，高贵气质与豪杰气派：

    老者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络白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

    他注宅院中，“别的树木都没有种，单沿着围墙却密密的栽了一丛紫竹”。他喝的是“铁观音”，坐的是“一张紫坛木太师椅”，书房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的苍劲雄浑”；“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按：展堂先生乃革命元老胡汉民的号）。乌木大书桌上，“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大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线装资治通鉴，已经“翻得起了毛”。我们由此推知，朴公长年累月研习国家兴衰之道，生民休戚之事。此外，作者在文中取用“龙”“凤”字眼，亦是一种暗示。

    朴公的性格脾气，也和刘备一样忠厚宽和，少得罪人。他自己也说：“我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他用“狂狷”二字形容王孟养的为人：“‘狂涓’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在这个上头。”论语子路篇里，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盂子尽心下篇里，孟子也对万章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把人分成三个等级：中道为上，狂狷次之，而“阉然媚于世”的乡愿，则属下级。张飞和王孟养，都可说是孟子所谓的“其志嘐嘐、不屑不洁”的狂狷之士。而刘备和朴公，大概就是孔盂所说的“中行”、“中道”者吧！

    朴公是一个固执持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把今日的现实世界，很小心地关在自家门外。我们注意到，朴公宅中那个佝偻苍老，“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的侍从，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次“过去把大门关上”。朴公闭关自守，不断在他那只饕餮文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燃着龙涎香；但浓郁的龙涎香味只能弥漫在书房里，与屋外的现实污浊空气完全不能调和。朴公以全部心力攀住中国传统，排斥西洋潮流，难怪他腰上的僵痛，电疗几次总不见效，可是服下奚服一的中药，就“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

    正因为朴公是这样一个尊重传统的人，又因他对结拜的义弟怀着深厚情谊，他对王孟养的儿子违背中国人情礼俗的态度与作风，感到特别遗憾，愀然说道：“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王家骥由于久居美国，受到洋化，思想行为都只讲究理性现实，不耐烦于中国人情礼仪。又屈己贴合现世，毫无他父亲当年创国的不屈不挠之精神。朴公见他不能接续中国传统，不肯继承自己父亲的精神遗严，一方面为整个中国的前途感觉惘怅，另一方面更替王孟养感到十二万分的惋惜。

    朴公替王孟养惋惜怅憾，固然不错，但他自己呢？他自己，将来是否就有子孙来接续他创建民国的崇高理想与精神？来继承他珍藏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朴公本人，可能对此甚抱希望，因为他的小孙子效先，从美国回来同他住了一段日子，不但已懂得孝敬长辈，亲侍祖父汤药，而且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当效先琅琅背出《凉州词》，雷委员喝彩道，“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朴公虽然嘴里说“不要谬奖他”，脸上却“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朴公对他这个孙子的严训兼慈爱，处处表现出来。譬如，效先奉上汤药时。

    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

    “还不快叫雷伯伯？”

    然而，朴公若真以为他能靠这个八九岁的幼孙来继承传统，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朴公已经“七旬上下”，任凭他有何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肉体生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了。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让效先一直留居台湾，陪伴孤独的祖父，一旦朴公去世，他们还是会把他接回美国，使他很快变回一个“小洋人”。所以朴公和王孟养的命运，说起来也相差不多。这也就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命运！（朴公不断在古铜香炉里点香，当然就是作者暗示香火接代的问题。）

    朴公的这种自欺与脱离现实，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反讽。但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尊敬与同情，而非讥诮嘲笑。在我们现今这个只有“乡愿”才能飞黄腾达的世界里，朴公却不肯同流合污，讨好俗世，而坚持固守传统理想，排斥现实势力，做一个中道而行的儒士。如此，在不可避免的实际失败中，他却获得了一份庄严光荣的精神胜利。

    小说里，朴公的言谈表现，处处展示出他那令人钦佩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思想行为，实在太远离现世，太不合于科学昌明、讲究理性的今日。譬如他主持治丧会，坚持传统礼仪，因为有了任何错失，便是“对亡者失敬”。又因担心王孟养“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而替他许愿，代他手抄一卷金刚经，等做“大七”那天，拜大悲忏时替他还愿。雷委员告辞时，朴公又特别嘱咐：

    “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

    这些，都十足表现朴公对“精神”的尊重，与对王盂养的厚谊。但若以今日的科学眼光与现实理性态度来评论，人，死了就是死了，还忙什么？朴公是多么迷信！多么自找麻烦！也难怪王家骥听着朴公的话，“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朴公确实已经老迈。但他一直保留着当年创建民国的耿直不屈精神，而这精神，使他那上了年纪的肉身，也增添一份异样之神采。我们注意到，五十上下的雷委员，“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六十开外的穿中山装的赖副官，更是头发落尽，背部佝偻，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只有朴公一人，虽已“七旬上下”，“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而他的做事态度，是坚持原则，有始有终，不肯半途而废。他和雷委员对弈，下到二十手时，身体困乏而瞌睡起来。雷委员立即起身告辞。朴公自知身体不支，精神上却不肯放弃。“怔怔的思索了半晌”，他终于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朴公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状，正可比《岁除》之赖鸣升。其实，朴公就是贵族阶级的赖鸣升，文儒高雅的赖呜升。而《梁父吟》这篇小说，和《岁除》也很有相似处，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语行动，来揭露他们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朴公的性格悲剧。

    第二种解释——以诸葛亮影射王盂养

    依照上面所论，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张飞，则《梁父吟》的主角是影射刘备（汉室正统后裔）的翁朴园。如此，《梁父吟》便是朴公的故事，正如《岁除》是赖鸣升的故事。可是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另一方面，又以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养。而从这一出发点推展，《梁父吟》的含义就大为改变：没出面的王孟养变成了小说的主角，正如衰微的李家是《思旧赋》的真正主角。而朴公，和《思旧赋》里的二女仆一样，退居次要角色，变成了悼念凭吊主角的人。我们也可换一句话说，依照小说的第一种解释，便是朴公追念王孟养，朴公追念辛亥革命。依照小说的第二种解释，则是王孟养被追念，辛亥革命被追念。两者之间重点不同，主角也就不同。

    白先勇以诸葛亮影射王孟养的用心，我们可在小说里找到证据。从朴公谈话叙述中，我们得知他们三个结拜弟兄，在民国建立以后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之时，以王盂养为最“叱咤风云”，官位也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朴公说：“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雷委员也说：“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王孟养的灵堂里，挽联嵌了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这些显然都暗指王盂养为诸葛亮。但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小说篇名“梁父吟”。

    梁父吟，又名梁甫吟，原来是汉乐府的曲名。据说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诸葛亮一心兴汉，而功败垂成，后人追念他壮志未酬的悲烈，作诗哀悼他，诗中就提到梁父吟。例如李商隐的《筹笔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

    还有杜甫的《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这首杜甫的《登楼》，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朴公书房壁上所挂郑板桥手笔的对子，写的正是这首诗里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王垒浮云变古今”二句。由此可见，白先勇存心把这首诗的旨境意境，容纳入这篇小说里。另外，王孟养灵堂里的挽联之“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十分崇敬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气节。《登楼》一首，系天宝之乱，杜甫避蜀时所作。他当时悼念诸葛亮与感时忧国的心情，正是朴公在《梁父吟》小说里悼念王孟养与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别是小说最后一段，朴公独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风”中，面对盛开过的三五朵兰花残苞，哀悼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孟养，追念辛亥年间的往事，其心境与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为梁父吟”。

    如此，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梁父吟》这篇小说就成了王盂养的故事，王孟养的悲剧。而朴公就退一步，成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叙述者。从他对雷委员的谈话，我们看到一个英雄的兴起、高腾、衰败与死亡。

    辛亥革命时，王孟养才不过是二十岁。三个结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劲道”。武昌城内枪声一响，别人尚在犹疑，他却已“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混战了一夜，大势已定，他突然兴致大发，跑到黄鹤楼上，“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中华民国创建后，几十年间，他又东征西讨，建立功勋，升为总司令，叱咤风云。他的才略机智无人能比，可是由于他的性格太刚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两个结拜义兄，还可拘阻他一些。

    至于王孟养如何从“总司令”的巅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说里并未说明。我们只能根据雷委员的谈话，得知他超人的才智“还没能展尽”。而朴公则归咎于王孟养自己那种“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无论如何，总归是目前的人事与局势，迫使这个胸怀大志的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

    三国时代，诸葛亮帮同刘备打天下，刘备死后又继承他的遗志，忠诚辅助后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复兴汉室。却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孟养的命运也相似：先是追随国父革命，创建民国；接着遵从国父遗志（朴公书房一副对联也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建立统一和平的中华民国。却也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

    我们且不追究王孟养的刚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论目前的现实情势如何迫使他“才智没能展尽”，他之开始走下坡路，却也和个人的年岁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任凭怎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终有一大也会年老，也会死亡。辛亥年间勇不可当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间轰轰烈烈的大总司令，曾几何时已衰老卧病在床，不得不由继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后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养虽然有儿子，但儿子继承的只是他的肉体生命；他当年创国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刚烈精神，却无人持续，从此断绝。难怪朴公喃喃自语：“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全面接受理性现买向遗弃传统“包袱”的王家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于接受他父亲的精神遗产。或许根本就否认“精神”的存在。所以当然他会觉得对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无聊事。至于到寺里念经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

    如此观之，《梁父吟》便是王孟养一生的故事。朴公一方面是故事叙述者，供给小说情节，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对王盂养的追念，制造与固定小说里的哀悼气氛。所以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这篇小说就不再是朴公的性格悲剧，而变成近似《思旧赋》的悼念文章，凭吊一个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创伟业的失落。

    两种解释的融汇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养暗喻为张飞，另方面又把他暗喻为诸葛亮，而从这不同的起点出发，这篇小说可演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小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研析时，却又神妙奇巧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

    首先，朴公、仲默、孟养三人早在辛亥年间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日后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他们是分不开的同体手足，已无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养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养的悲哀，如此，小说主角不论是那一个，最终意义却是同样的。

    其次，他们共同创建民国，又继承国父遗志，一起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完成国民革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刘关张与诸葛亮，将自身命运维系于蜀汉的命运，同心协力复兴汉室，朴公和王孟养也把自己奉献给共同的理想，将“小我”溶入“大我”，于是他们的命运和民国的命运戚戚相关，不能分开。如此，朴公和王孟养的悲哀，也就是民国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仅是两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时也成为民国的故事。

    再者，我们细读《梁父吟》里作者对朴公的描写，即发现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创国精神，更秉具中国五千年积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精神。难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成功次日，马上“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观之，《梁父吟》这篇小说，主角不论是朴公或王孟养，最终都回归到同一意义，成为民国的故事；又扩大引申，成为民族的故事。

    不错——辛亥革命志士创建民国的不屈不挠刚烈精神，在历史扉页上确实留下了永恒的光泽。正如朴公院子里的兰花叶子，“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然而，兰花的盛开时期毕竟已成过去，“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而当朴公和雷委员在深冬午后走向屋内，踏在满院子里紫竹脱落的叶箨上，我们仿佛听到那由于不合时代季节而凋落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世新势力的压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叶片，“一直发着必剥的碎声”。

    如此，这篇小说的两种不同解释与影射含义，最后终于汇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体。《梁父吟》兼有《岁除》之人物性格刻划与《思旧赋》的哀悼凭吊气氛；而作者对中国文学典故的适当采用与巧妙操纵，更使这篇小说增加了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