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刘婆子拿着一块大洋出来，说：“老头，俺掌柜的说了，她没有爹，送你一块大洋，让你去买炉包吃。”

    外曾祖父怒骂：“小杂种，你给我滚出来！发了财就不认亲爹啦，成什么道理！”

    大老刘婆子把银钱扔到地上，说：“好一个强老头，快走吧，惹恼了俺掌柜的，可够你受的。”

    外曾祖父说：“我是她爹！她杀了她公公，还敢杀她亲爹不成？”

    大老刘婆子说：“走吧走吧，再不走我就让狗咬你啦！”

    大老刘婆子嗾一声狗，群狗蜂拥而上。那条绿狗在驴腿上咬了一口。毛驴长鸣一声，挣脱缰绳，尥着蹄子跑了。外曾祖父弯腰捡起那块大洋，连滚带爬追驴去了。狗们叫着，跳着，一直把他撵出了村。

    外曾祖父第三次来找我奶奶，索要一头大黑骡子，外曾祖父对奶奶说这是她公公生前答应过的，人死了债不能死。赖帐不还就要去县府里告状。

    奶奶说：“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你这个人。你三番五次来扰乱治安，我正要去告你哩。”

    我爷爷被外曾祖父吵得心烦意乱，从屋里趿拉着鞋出来，几膀子把他搡到大门外。

    外曾祖父找人写了一张状纸，骑着毛驴进了县城，找到曹县长，把我奶奶告下了。

    曹县长上次下东北乡，被花脖子三颗子弹打得灵魂出窍，回家生了一场大病。一看这状子又牵扯那桩杀人命案，不由得汗从腋下流出。

    他问：“老头儿，你告你闺女私通土匪，有什么证据吗？”

    外曾祖父说：“县长大老爷，那土匪现在就睡在俺闺女炕上，就是那个三枪打飞了你礼帽的花脖子。”

    曹县长说：“老头，你可知道，如果此事属实，你闺女性命难保？”

    外曾祖父说：“县长，我大义灭亲……只是……俺闺女那份家产……”

    县长怒喝：“好一个贪财的老混蛋！为了一点家产，不惜诬陷亲生女儿，怪不得你闺女不认你，你这样的爹还算什么爹！打他五十鞋底，轰出去！”

    外曾祖父状没告成，反挨了五十鞋底，屁股被打得粘糊糊的，驴也骑不成了，牵着毛驴，一瘸一拐地走着，心里说不出来的苦。走出县城不远，听到背后马蹄响，回头一看，见有人骑着曹县长那匹小黑马追了上来。外曾祖父心想这番性命难保，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地上。

    来人是曹县长的心腹随从颜小爷。他说：“老头儿，起来起来。县长说啦，你的女儿是他的干女儿，沾亲带故三分清。打你鞋底，是教你好好做人。县长说抽大烟拔豆芽，一码归一码。赏你十块大洋，让你回家做个小本生意，别再起那暴发横财的坏心。”

    外曾祖父双手接了大洋，跪在地上千恩万谢，直到小黑马跑过铁道，他才爬起来。

    曹县长独坐县府大堂，想了半点钟。小颜送银钱回来交差，他把小颜拉到密室，说：“我断定现在睡在戴氏女子炕上那个人，必是花脖子无疑。花脖子是高密东北乡土匪的大旗，抓住他，东北乡土匪就树倒猢狲散。今日公堂打老头儿，是为了掩人耳目。”

    小颜说：“县长神机妙算。”

    曹县长说：“那日我可是被那戴氏女子蒙骗住了。”

    小颜说：“智者千虑，难免一失。”

    曹县长说：“你今夜带上二十个弟兄，骑上快马，去东北乡把这个土匪头子擒来。”

    “连那女人一块抓？”

    县长说：“不、不、不，万万不能抓那女人，一抓，不就丢了曹某人的面子了吗？再说，那日断案，我也有意成全她，想她一个如花美女，嫁给一个麻风病人，也是大不幸，勾通奸夫，情有可恕。算了，抓了花脖子，留下那女子，让她好好过富贵日子去吧。”

    小颜说：“单家高墙大院，又养着恶狗，想那花脖子警觉异常，深更半夜打门跳墙，不是明明去喂花脖子的枪口吗？”

    曹县长说：“头脑简单啊，头脑简单！我早有妙计在心。”

    遵照县长的妙计，小颜与二十个士兵半夜出城，一路小跑，向高密东北乡进发。时令已是十月深秋，遍地高粱杀伐净尽，高粱秸子丛成一个个大垛，星散在田野里。马队赶到我们村西头时，已是平明时分，衰草苍苍，白露为霜，秋气砭人肌肤。士兵们下了马，等候着小颜命令。小颜命令把马匹牵到一个高粱秸子大垛后，马缰绳相连结，由两个人照管。余下的人俱紧衣换装，准备行动。

    太阳冒红了，黑土大地白茫茫一片，人的睫毛眉毛上，马的唇边长毛上，结着一层毛茸茸的霜花。马抽着垛上的高粱叶子嚓啦啦响。

    小颜掏出怀表看看，说：“行动！”

    十八个士兵紧跟着他，悄悄向村里走。他们一色短枪，都上着顶门火儿。走到村头，两个士兵埋伏下。走到一条巷口，又是两个士兵埋伏下。又走到一条巷口，又埋伏下两个士兵。到我家大门口时，只剩下小颜和六个庄户人打扮的士兵。一个大个子兵挑着两个空酒篓。

    大老刘婆子开了大门，小颜丢了一个眼色，挑酒篓的大个子士兵就挤进去了。大老刘婆子怒冲冲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挑酒篓的士兵说：“找你们掌柜的。俺前天趸了你家两篓酒，回去喝死了十个人，你家的酒里下了什么毒药？”

    小颜和其它几个人也乘机挤进去，隐身墙角门口不动。那群狗围着那个挑酒篓的士兵狂叫。

    我奶奶睡眼惺忪，结着衣扣走出来。奶奶气愤地说：“有事到柜上说去。”

    那大个子士兵说：“你家酒里加了毒药，毒死了我们十个人，这事非找掌柜的不行了。”

    奶奶怒喝道：“你胡说什么？我家的酒卖到九州十八府，还没有毒死过人，怎么单单毒死了你家的人？”

    趁着那大个子士兵和我奶奶和五条狗胡搅蛮缠时，小颜一声暗号，与五个士兵飞扑进屋。挑篓士兵扔掉酒篓，从腰里抽出枪来，指住了我奶奶。

    我爷爷正在穿衣，被小颜他们按在炕上，用绳反剪了胳膊，架到了院子里。

    那群狗见我爷爷被抓，扑上去相救，被小颜他们一阵乱枪打倒，狗毛遍地，狗血四溅。

    大老刘婆子瘫在地上，屎尿拉了一裤裆。

    我奶奶说：“兄弟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要钱要粮，直说就是，何必动刀动枪？”

    小颜说：“少说废话，带走！”

    奶奶眼珠一转，认出了小颜，忙说：“你不是俺干爹的部下吗？”

    小颜说：“与你不相干，好好过你的日子吧！”

    罗汉大爷听到西院枪响，从店里跑出来，刚一露头，就有一发子弹紧贴着他的耳朵梢子飞过去，吓得他赶紧缩回头。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影，全村的狗都在狂叫。小颜和士兵们押着我爷爷走上大街。那两个看守马匹的士兵已经把马赶了过来。村头、巷口上埋伏着的士兵见这边得手，也一齐跑过来，各人跨上各人的马。我爷爷被绑在一匹紫马上，肚皮朝下，正压着马脊，小颜呼喊一声，马蹄杂沓一阵，向着县城飞跑去了。

    马队跑到县政府大院前，士兵们把我爷爷从马上卸下来。曹县长手捋着八字胡，笑盈盈地走上前来，说：“花脖子，你三枪打掉了本县的帽子，本县今日回报你三百鞋底。”

    我爷爷被马脊硌得骨散肉离，头晕眼花，呕吐不止，卸下马来，像个半死人一样。

    “开打！”小颜说。

    几个士兵上来把我爷爷踢翻，抡起绑在木棍上的特制大鞋底，噗噗哧哧一阵乱揍。打得我爷爷先是咬牙切齿，后是叫爹叫娘。

    曹梦九问：“花脖子，知道曹二鞋底的厉害了吗？”

    我爷爷被打醒了，连声高叫：“抓错了，抓错了，我不是花脖子……”

    “还敢狡辩！再打三百鞋底！”曹县长怒吼。

    士兵们又把我爷爷按倒，鞋底雨点般落下。爷爷的屁股上已失去知觉，他从地上撅起头，大叫：“曹梦九，人称你曹青天，原来是个胡涂狗蛋官！花脖子脖子上有块花皮，你看看我脖子上有花皮吗？”

    曹梦九吃了一惊，一挥手，提着鞋底的士兵退到一边。两个士兵把我爷爷架起来，曹县长凑上来看我爷爷的脖子。

    “你怎么知道花脖子脖子上有块花皮？”曹县长问。

    “我亲眼见过他。”我爷爷说。

    “你认识花脖子，必是土匪无疑，本县没有抓错！”

    “东北乡人认识花脖子的成千上万，难道都是土匪不成？”

    “你半夜三更，睡在寡妇炕上，不是土匪也是恶棍，本县没有抓错！”

    “那是你干闺女愿意。”

    “是她愿意？”

    “是她愿意。”

    “你是什么人？”

    “我是她家的伙计！”

    “唉呀呀！”曹梦九说：“小颜，先押起他来吧。”

    这时，我奶奶和罗汉大爷骑着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跑到了县府门口。罗汉大爷牵着骡子站在大门外，奶奶哭天抢地，直闯进大门。站岗兵士横枪来拦。被奶奶啐了一脸唾沫。罗汉大爷说：“这是县长的干女儿。”士兵那里还敢拦挡，由着奶奶闯进大堂去了……

    当天下午，县长派人叫来一辆挂暖帘的轿车子，把我爷爷送回村庄。

    爷爷趴在奶奶炕头上养了两个月伤。

    奶奶又骑骡进了一趟县城，给她干娘送去了一包沉甸甸的礼物。

    一九二三年腊月二十三日，辞灶。花脖子帮里人绑走了我奶奶。上午绑走的人，下午传过话来，让烧酒锅上拿一千元大洋去赎活人。舍不得花钱就到李崮庄村东头土地庙前抬死人。

    我爷爷翻箱倒柜，凑了两千块大洋，用面袋子装好。让罗汉大爷备上骡子驮着送到接头地点。

    罗汉大爷问：“不是只要一千块吗？”

    爷爷说：“少说话，让你送你就送。”

    罗汉大爷赶着骡子走了。

    傍晚时，罗汉大爷用骡子把我奶奶驮回来了。有两个土匪骑马背枪护送我奶奶回来。

    那两个土匪见了我爷爷，说：“掌柜的，俺当家的说了，从今以后，你就敞开着大门睡觉吧！”

    爷爷让罗汉大爷提来一篓加了尿罐碱的小甑酒，让土匪带上，爷爷说：“带给当家的尝尝。”

    爷爷执着两个土匪的手，一直送到村外。

    爷爷回家，关上大门。关上堂屋门。关上房门。与我奶奶抱成一团。爷爷问：“花脖子没对你无礼？”

    奶奶摇摇头，眼泪滚出眶外。

    “怎么？你被他坏啦？！”

    奶奶把脸埋到爷爷胸膛里，说：“他……他摸了我的奶……”

    爷爷忿忿地站起来，说：“孩子没事吧？”

    奶奶点了点头。

    一九二四年春天，爷爷赶着一匹骡子，偷偷地去了一趟青岛，买回了两支匣枪，五千粒子弹。两支匣枪一支是德国造“大腰鼓”，一支是西班牙造“大鹅头”。

    买回枪，爷爷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把两支枪拆得稀烂，又装起来。春天，湾子里化了冻，在冰下憋了一冬的瘦鱼呆头呆脑地上来晒太阳。爷爷提着一支匣枪，挎着一篮子弹，转着湾边打鱼。爷爷打了整整一春天鱼，大鱼打光了就打小鱼。有人围看时，爷爷连个鱼毛也沾不着，无人观看时，爷爷枪枪打碎鱼的头。夏天，高粱长起来了。爷爷找了一把铁锉，把两只匣枪上的准星全锉掉了。

    七月初七晚上，天降暴雨，电闪雷鸣。奶奶把已快满四个月的我父亲交给恋儿抱着，自己跟着爷爷来到东院酒店里，关上门堵上窗，让罗汉大爷点亮灯。奶奶在柜台上摆了七个铜板，摆成梅花形状，然后退到一边。爷爷在柜台外大模大样地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急转身，两支匣枪一先一后从腰里拖出来，两臂前推后拥，啪啪，啪啪，啪啪啪，七声枪响，柜台上摆着的七枚铜板飞到墙上，三枚弹跳着落地，四枚贴在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