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写着“严禁烟火”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七九”步枪，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时而打瞌睡，时而目光如电，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兵、正式工，吃国库粮，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厂保卫组组长，姓孙名禾斗，已婚，老婆在农村。孙组长奇瘦，眼贼大。

    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字标牌。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冲着办公室便进。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

    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很威风。

    “同志，谁管登记？”自然是方碧玉问话。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张桌子前，埋头打算盘记帐，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

    叔叔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没搭理我，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低头继续斗棋。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

    “到这边来登记。”

    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后来知道他姓蔡。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终被人告了，说他老婆有神经病。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鸣说：老蔡真冤枉，转你的正，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一辈子甭发愁，你真是个老实人。老蔡呀！

    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递过一支圆珠笔，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等。一本正经，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

    “你二大爷的，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高个胖子说。

    “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走呀！走！看你还有什么高招。”矮个胖子说着，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

    “同志，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方碧玉问。

    “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老蔡问。

    “实岁22，虚岁23，属大龙的。”

    “按实岁填吧。”老蔡说。

    填完了表格，交给老蔡。老蔡指着一位独臂小伙子说：

    “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

    那小伙子面色苍白，人很清秀，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别人说笑，他不吭气，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后，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算是工伤，厂里照顾他，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乍一看挺别扭，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换到饭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一元兑一元，一角兑一角。

    十几分钟功夫，该办的事就办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

    “毛，送他们去宿舍吧。”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菊花头，穿一双又黑又亮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刘三姐的二女儿，跟他是大脸剥小脸。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这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感到很愤怒。书记说：“毛红灯，找几把椅子来！”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把我们晾在门口。厂长挤着一脸肥肉，笑得眯缝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酸溜溜娇滴滴麻酥酥地回答：“孙红花。”“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嘛！在家干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么，还“治虫”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时毛红灯拎着两把椅子进来，一看我们还在门口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子、高粱秸、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裤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媸不一，但穿着几乎青一色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花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气味。这气味并不美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气味，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哪种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咸鱼的气味。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高兴地问。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道手说，“你也来了？”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交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缝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顶多18岁，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眼，说：

    “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缝褂子？”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宋金鱼问：“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方碧玉问：“你呢？”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

    “那你就睡中铺吧！”

    “好，听你的，我睡中铺，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说：

    “我睡上铺。”

    这时候毛红灯拎着孙红花的花铺盖卷儿，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妹妹，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

    “马成功，你自己去占铺吧，我能安顿自己。”方碧玉对我说着，一只手提着铺盖卷，一只手把住梯子的横梁，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

    我进了隔壁的男宿舍，发现里边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脏一些。

    几十个男人，多数是青年，正围着一个略有口吃、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名叫李志高，会写文章，会唱吕剧，尤其会唱《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那一段。当时他正在那儿吹牛。吹周恩来总理如何把支援朝鲜棉花的任务交给高密县，高密县如何完成任务，受到了表扬。吹得神乎其神，听得有滋有味。

    我想我必须与方碧玉睡在相同的高度上，所以我爬到上铺。这里举手就可触摸瓦房的檩条、秫秸笆。麻雀隔着一层瓦在我头上唧唧叫，我能听到它们细小的脚趾行走在瓦片上时发出的声音。当时我没有在麻雀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个崭新的热闹世界里值得我谛听观察的东西太多太多，更何况，我知道方碧玉与我仅有一墙之隔，十厘米厚的墙，上边涂抹着淫秽的图形和语言，无疑是去年的或前几年的临时工们留下的杰作。隔壁的上铺也在嘎嘎吱吱地鸣叫着，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虽然隔着一堵冰冷的墙，但我感到她的呼吸正在抚摸着我的面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