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所住的四角以及他们父母家里又被搜查了三遍。每搜查一次，母亲们就寄过来夹带着她们病痛的信。埃德加的父亲不来城里了，他母亲的信由邮局寄过来。埃德加的父亲在边上写了一句话：你伤透了你娘的心。

    我的房间也被搜了。我走进四角的时候，女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我的床单、床垫和睫毛烟炱丢在地上。我的箱子打开了放在窗下。专利长筒袜到了箱子盖上。袜子上面搁着一封我母亲的来信。

    有人大叫：是你逼死了萝拉。我撕开信，用脚合上箱子盖，说：你们把我和体育老师搞混了吧。有人压低嗓门说：恰恰没有。萝拉是用你的腰带上的吊。我捡起睫毛烟炱，朝屋里扔去。击中了桌子上的玻璃罐，里面插着几枝冷杉枝条。枝条的尖尖触到了墙上。

    我开始读信。母亲的腰痛后面写着：

    有三位先生开着车到过这里。两位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第三位只是个司机。他跟祖母说话，这样她就不会去打搅另外两位了。司机讲的是德语，不仅讲高地德语，还讲施瓦本方言。他是邻村人，不肯说是哪个村子的。祖母误以为他是你父亲，要给他梳头。他拿走了她的梳子，然后她就唱起歌来。他很吃惊她唱得那么动听。有一支歌他还跟着一起唱：

    孩子们快快回家

    妈妈已经吹灭灯啦

    他说，他熟悉的调子跟这有点不一样。他唱得跟祖母差不多，只是唱错了。

    自打这些男人走后，祖父就不得安宁。浅色的王后不见了。他哪儿都找过了也没有找到。他心疼极了。要是找不到，他就无法下棋了。他一直都小心看管着这些棋子。它们躲过了战争还有战俘营，幸存到今天。如今却偏偏在自个儿家里丢了王后。

    祖父让我写信告诉你，别人去鼓掌赚钱。你可不能再伤你祖父的心了。

    下雪了。飘落到脸上的雪，到了柏油路上就成了水。我们的脚冰冷。夜晚令街面的光亮飞升到树上。街灯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漂浮、交融。

    喷泉前，戴黑色领结的男人还站在脚下的倒影里。他仰望着监狱街。雪滞留在干枯的花束上和他的头发上。时间不早了，载囚犯的巴士早已回到监狱。

    尽管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走的是另一个方向，风还是卷着雪花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我们想找个暖和的去处。可是酒馆里吵得太厉害。我们一行去了电影院，那里正上映当天的最后一场。电影已经开始了。

    银幕上是一个嘈杂的工厂车间。当我们适应了黑暗后，埃德加开始数座位上的黑影子。放映厅里除了我们还有九个人。我们在最后一排落座。库尔特说：这里可以说说话。

    银幕上的工厂黑沉沉的，我们谁也看不见谁。埃德加笑了起来，说：我们清楚自己在亮光下是副什么模样。格奥尔格说：有的人并不清楚。他从衣兜里摸出牙刷，塞进嘴巴里。银幕上面无产者肩扛铁钎穿过车间。开炉放铁。熔铁发出的光投向放映厅。我们互相瞧着对方的脸笑。库尔特说：拿走嘴里的牙刷吧。格奥尔格将它放进兜里。你这个施瓦本鸟人，他说。

    库尔特说：我梦见我去了我们理发师那儿。只见一些女人坐在理发店里织毛线。我问：她们在这里干什么。理发师说：等她们的男人。他向我伸过手来说：我不认识您。我以为他指的是那些女人，可他却看着我。我说：您可是认识我的呀。那些女人哧哧地笑起来。我说我是大学生。没见过，理发师说，刚才我还琢磨呢。我认识一个像您这样的，可您我就是不认识。

    观众在放映厅里吹起口哨来，大叫：野狼，操她，野狼，操她呀。一转眼又是白天，工厂大门口，被吻的女工带着一个小孩。

    我正要在镜子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库尔特说，理发师摇了摇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用手指敲了敲镜子。我看见自己脸上有xx毛。

    格奥尔格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将夏屋的钥匙搁到我手中。该放到哪里去呢，我问。

    银幕上，一群孩子从校门口涌出来，跑到街上。父亲野狼在学校前迎接被吻女工的孩子。他亲了亲孩子的前额，帮他拿书包。

    格奥尔格说：我学校里成绩很差。我父亲说：是给校长缝件衣服的时候了，最好做一条裤子。第二天我母亲买了料子、贴边带、口袋布料和纽扣，还有裤裆开口处的扣子，因为店里只有红颜色的拉链。我父亲到学校叫校长来量尺寸。他已期待多时，一叫就来了。

    校长站在缝纫机旁边。我母亲从他的鞋跟量起。腿放松一些，校长先生，她说。她问：多长，再长一点儿。多宽，再窄一点儿。要翻边吗，校长先生。她顺着他身上穿的裤子仰脸问：裤兜呢，校长先生。量到裤裆开口处，她深深吸一口气问：您那个东西一般吊在哪一边，校长先生。他说：一直在右边。那么前门呢，她问，您要纽扣还是拉链。您说呢，校长问。拉链方便，不过纽扣更显个性，我父亲说。校长说：纽扣。

    从电影院出来，我去找我的裁缝。她的孩子已经睡了。我们待在厨房。我头一回这么晚上门。她并不诧异。我们吃了煎苹果。她抽着烟，腮帮子吸进去的时候，脸像祖父的王后棋子。那个混账东西现在到了加拿大，她说，今天我碰到他妹妹了。裁缝的丈夫是游多瑙河逃走的，走前一句话都没有。我给裁缝讲了深浅王后，讲了祖父的连队理发师，也讲了祈祷、唱歌的祖母。还讲了父亲的蠢草、母亲的腰痛。

    在我看来，你的两个祖母就像你祖父的两个王后，她说。祈祷的那个像深色的王后，唱歌的那个像浅色的王后。祈祷永远是深色的。

    我没有反驳，可我认为恰好相反。

    唱歌的祖母是深色的。她知道，人人都有一个心兽。她抢走了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这个男人爱的是另一个女人，不爱唱歌的祖母。但她得到了他，因为她想得到他。不是他，而是他的田产。她霸占着他。他不爱她，然而当她说你的心兽是一只老鼠时，就能够把他制得服服帖帖。

    后来，一切都成枉然，因为战后土地收归国有了。

    惊骇之余，祖母开始唱歌。

    裁缝并没有觉察到，她对我知之甚少。知道我是大学生，不系腰带，这对她来说似乎就足够了。

    我把夏屋的钥匙放在裁缝的窗台上，把它忘在那里。心想，谁也不会扔掉钥匙的。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认为裁缝不可靠。我说：你们之所以起疑心，是因为你们的母亲是裁缝。我得答应他们，绝不把裁缝扯到跟我们相关的事情中来。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容许钥匙忘在窗台上的。他们要是起了疑心，常常会念一首诗：

    每朵云里有一个朋友

    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

    连我母亲都说这很正常

    别提什么朋友

    想想正经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