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唱一支罗马尼亚的歌。我看见红蹄子羊穿过歌声中的夜晚。我听见风在这支歌里停息。

    有个孩子躺在床上说：不要关灯，不然的话黑树会进来。祖母给孩子盖上被子。快睡吧，她说，大家都睡了，风会在树上躺下。

    风不会站立。在孩子的床边话里，风总是躺下。

    大礼堂的掌声被校长的手打断之后，体育老师走上讲台。他穿着白衬衫。大家举手表决开除萝拉的党籍并注销她的学籍。

    体育老师第一个举手。所有的手都跟进。人人边举手边望着别人举起来的手臂。有人见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没有旁人高，就再向上伸一伸。他们高举着手，直到累得手指前垂，胳膊下沉。他们四下张望，见没人放下手臂，又张直手指，伸直胳膊。可以看到手臂下的汗渍，衬衫的下摆滑了出来。头颈伸得长长的，耳朵通红，嘴半张着。头不动，眼珠子却滚来滚去。

    手跟手之间那么静，四角里有人说，静到听得见呼吸在木板长椅上一上一下行走。而这一阵静寂持续到体育老师将手臂放在讲台上说：不用数了，当然全体赞成。

    这些街上的行人，我第二天在城里的时候想，都可能到过大礼堂，跟着体育老师举手，飞跃山羊。他们都可能张直手指，伸直胳膊，眼珠子悄悄地转来转去。我数着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从身旁走过的面孔。一直数到九百九十九。这时候觉得脚底发烫，就坐到长椅上，缩起脚趾，靠在椅背上。我伸出食指点着自己的脸颊，把我也一块儿算上。一千，我对自己说，随即把这个数字咽了下去。

    一只鸽子从长椅旁边走过，我目送它离去。它脚步蹒跚，翅膀下垂。因为空气太热而半张着喙。它啄食，发出嗒嗒的响声，喙仿佛是铁皮做的。它吃一粒石子。当鸽子把石子咽下去时，我想，萝拉也会举手的。不过这不算了。

    我望着萝拉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中午他们刚从工厂下了早班出来。他们原先是农民，从乡村招进城的。他们也说，永别了羊，永别了瓜。像傻子般追逐着城市的烟炱，以及那些越过田野爬到每个村边的粗管子。

    这些男人明白，铁、木头、洗衣粉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的手依然那么粗拙，他们是在做木墩子和铁疙瘩，不是搞工业。该做成大而方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铁皮羊。该做成小而圆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木头瓜。

    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下了班走进第一家酒馆。总是成群结队涌进夏季花园中的露天酒馆。当沉甸甸的身胚跌坐到椅子上时，服务生把红桌布翻个面。软木塞、面包边角和骨头掉到花盆边的地上。绿叶干枯，土被急急揿灭的香烟碾松了。酒馆篱笆上挂着天竺葵花盆，梗茎上光溜溜的，尖上已长出三四片新叶。

    粗劣的食物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旁边搁着手和汤匙，从来没有刀叉。牲口杂碎到了盘里，就用嘴巴撕扯，大家都这么吃。

    酒馆也在说谎，包括那些桌布和植物，瓶子和酒红色的服务生制服。这里没有谁是客，只有一群涌入这个无意义下午的人。

    男人们摇来晃去，大声吵嚷，继而拿起空酒瓶子砸到对方脑袋上。头破血流。要是有颗牙掉到地上，他们便哈哈大笑，就像谁掉了个纽扣。有个人弯下腰，捡起牙齿，扔进自己的杯中。因为牙会带来好运，于是这颗牙从一个杯子到了另一个杯子。人人都想要。

    不知什么时候牙齿不见了，就像萝拉放在餐室冰箱里的舌头和腰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把牙吞了下去。不知道是谁。他们把天竺葵茎上最后几片嫩叶揪下来嚼着，面带怀疑之色。他们逐个查看杯子，张开沾着绿叶的嘴巴嚷嚷：你该吃李子，不是牙。

    他们指着一个人，大家指着那个穿浅绿衬衫的。他不认账。他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完了说：这下你们可以找了，是天竺葵叶子、肉、面包和啤酒，不是牙。服务生将他赶出门去。其他人拍手称快。

    然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说：是我。他开始笑着哭起来。大家不吱声了，盯着桌子看。这里没有谁是客。

    乡下人，我心里想，只有他们会从嬉笑跌入哭泣，会从叫嚷跌入沉静。不明就里地快乐，大发雷霆。生的欲望，使他们随时可以一击而灭掉一条人命。他们全都有可能在暗中睁着同样的狗眼尾随萝拉进入草丛。

    假如第二天不醉酒的话，他们就独自穿越公园，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滥饮，嘴唇灰白胀裂。嘴角也开了口子。他们小心翼翼把脚伸进草里，将滥饮时叫嚷过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新琢磨一遍。坐在昨日的记忆空白中发愣。生怕酒馆里嚷了什么涉及政治的话。他们知道，服务生什么都报告。

    不过，滥饮保护大脑，大嚼保护嘴巴不去触犯禁忌。虽然舌头打结，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那声音里还是带着习惯性的恐惧。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当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给祖父剪头发，父亲告诫孩子不要吃青李子的时候，这些年里有个祖母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她心不在焉望着屋里的走动和说话，仿佛外面的风早上就躺下了，仿佛白昼在天边睡着了。所有这些年里，祖母在心中哼着一支歌。

    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

    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

    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

    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

    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

    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作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

    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做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说：现在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埃德加记下。我又说：我们都有叶子。埃德加说：这个不好理解。

    萝拉的句子可以口述。很难用笔记录下来。我做不到。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夏屋中的那些书，内容丰富超出我的想象。我带着书来到墓园，坐在长椅上。陆续有老人走来，孤零零地来到一个墓前，过不了多久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墓。他们没有带花来，墓前都满了。没有眼泪，漫无目标地望着前方。有时候掏出手绢来，弯腰擦掉鞋子上的尘土，紧一紧鞋带，再把手绢收起来。没有眼泪，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脸上费工夫。因为他们的脸已经上了墓碑，就在死者旁边，脸贴着脸，在一张圆形相片上。他们先把自己给打发了，然后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道墓碑上的重逢哪一天才生效呢。他们的姓名和生辰已经刻好了。巴掌那么大、光溜溜的一块空白等着他们的死期。他们在墓前没有停留多久。

    他们走在鲜花簇拥的墓园小径上，墓碑和我目送着他们离去。当他们走出墓园时，许多块光溜溜的空白，对那个因为花丘而变得沉重、慵懒的夏日恋恋不舍起来。这里的夏天跟城里的不一样。墓园的夏天不喜热风。它悄悄地把天弄弯，弯得很高很高，静等着丧事的出现。城里的人说：春秋两季对老人来说比较凶险。第一波暖流和第一波寒流会将老人带走。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善于打开陷阱的要数夏天了。每一个夏日都懂得，如何将老人变成鲜花。

    当身体干瘪，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萝拉写入本子。

    我轻轻地呼吸，脑子里装着萝拉的句子，这样那些书里面的句子就不会失足摔倒，因为它们正站在萝拉的叶子后面。

    我学会了四处游荡，走街串巷。那些乞丐、诉苦声、画十字和诅咒、赤裸的上帝和褴褛的魔鬼、残废的手和半条腿，我都熟悉。

    我认识每个城区里变成疯子的人：

    那个脖子上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手里永远拿着一束一模一样的枯花。好几年来，他站在干涸的喷泉旁，顺着一条街望上去，尽头是监狱。我和他搭腔，他就说：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话，她马上就来了，没准她不认识我了。

    她马上就来了，他说了好些年了。他说完这句话，从街道那头走下来的有时候是一位警察，有时候是一个士兵。而他的妻子，这个全城都知道，早已离开了监狱。她躺在墓园的坟茔里。

    早上七点钟，一溜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沿街而下。晚上七点又开上去。街并不朝上走，街道尽头并不比喷泉旁的广场高。可大家都这么看。或许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街朝上走，因为那里是监狱，只有警察和士兵在那边走动。

    车子在喷泉边驶过，人们看到窗帘缝隙中囚犯的手指。行驶的时候听不到马达声，听不到震动和轰鸣，听不到刹车和车轮声。只有狗吠声。如此刺耳，活像轮子上的狗，每天两次从喷泉旁边驶过。

    有穿高跟鞋的马，又有了轮子上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