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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鞠躬,国王杀人(2)

    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我的王不会随便说说,我爱你们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着草绿华美制服,佩戴波纹的铁项圈。夜晚提灯下雪花飘扬,犬的跳跃与呼吸一样,像某人尽失人间之爱,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庄国王“微微鞠躬”,他摇晃着,仿佛周边的一切都在摇晃。我们生活的地方自我蚕食,直到连人一起吃掉,直到人们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国王践约着“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后半部分。城市国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与生俱来的害怕,而是有计划的、贯穿神经的、冷酷地强加于我们的恐惧。我从村庄花边来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这里虽然没有死亡之日的陈列馆,但国家制造的死亡却爬上脚踝。头几年,这些恐怖的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的是不看见,远远躲开,想搞明白它针对谁。本能的同情一时攫住我的神经,然后又离我远去。我站在那儿,看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踩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为止。然后我继续前行,上腭干燥,喉咙冒火,步伐僵硬,仿佛胃和双腿充满腐臭的气体。内心充满因无力阻止而带来的软弱的犯罪感,夹杂着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个围观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因为除了呼吸,没有什么还被允许。要想找借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几年后,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踪,被审问,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没收,被大学开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隐约感到的压抑气氛,这时变成了具体的恐惧。朋友们在什么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在诙谐与恐惧之间,鲁莽而烦乱地寻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变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这样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几年后终于落到我自己身上——他们让我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被我拒绝了。于是,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审问、搜家、死亡威胁,我开始逐一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大致能判断出,下一次审问时,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街角,会有什么样的陷阱在等待着我。

    我知道,目光因恐惧而放大,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大脑的迷失离所有现存的语词远去,但对于两个朋友的死,我还是有义务写点什么。像当年在宽广而碧绿得放肆的山谷为乳飞廉找名字一样,我也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恐惧寻找适当的词。我想告诉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个星期,当生命不再理所当然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彼此赋予了怎样的友情。“因为害怕,埃德加、库尔特、乔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边,恐惧依旧和我们来时一样,在每人心中独立存在着。为了掩饰,我们不停地笑,但恐惧还是会离开预定轨道。控制了表情,它会溜进声音,将表情和声音牢牢掌控,它又会离开手指,冲出皮肤。它附着在周围所有的物品,我们能看见各自的恐惧停在了哪里。深刻的了解和依赖让我们彼此常常难以忍受。”

    审我的人轻蔑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这不是问句,正因为不是问句,我更要抓住机会:“我是和你一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对我很重要,因为他跋扈得似乎已经忘了这一点。在暴风骤雨般的审问中,他骂我狗屎、垃圾、寄生虫、母狗,平静点的时候叫我妓女或敌人。在审问间隙,他需要我填补他当班的时间,我像一块被揉来揉去的破抹布,只为展示他的敬业和权力而存在。离下班还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劳实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反刍着他已经咆哮了无数遍的废话。我不能走,否则钟表的滴答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对象。每次咆哮过后,他会在我身上玩猎“人”游戏。练习不能中断,这是他惬意的休闲方式。审问者的每一种情绪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时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此显得陈腐,这样的问题只能发自内心,摆到桌面上,会给人逆反的感觉。人天性中的固执使他热爱生命,学会喜欢生活,使每一天都拥有价值。告诉自己我活着,尤其这一刻我要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生长于内心,抵御所有外部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国王。我了解它,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词语去表达,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直接说出就能称呼它。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国)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来。厂房屋顶倒映在河里的,是两只反穿的鞋,早早就闪烁着霓虹的惨白。一只鞋踢向我们的嘴将它封杀,另一只将我们的肋骨踢软。霓虹鞋在清晨熄灭,野苹果诙谐槭树羞红了脸,天边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方言中的韵律很早就将我引向国王:allein-wenig-koenig(独自—少—国王),我在山谷放牛时就开始把玩韵律与祖父象棋里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韵的墙报、经文和天气谚语,小时候对它们很认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开始嘲笑这些玩意儿。高中的岁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长篇叙事诗中,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像敲地毯一样没头没脑地打着节拍:“穿过夜和风?/父亲与孩子”,还有,“雷诺蕾迎着朝霞出发/从沉沉的梦境醒来:/‘威廉,你是不忠,还是死了?/你还要犹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颂歌:“我爱这片土地,它托付给了我/托付给了你,还有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她的话语亲如母亲/为着和平,为着社会主义,为着幸福和力量。”韵律在这里磕磕绊绊,敲地毯也敲不出节奏来。如果连续朗诵六七段,听起来像头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种难忍的韵律恶心。

    后来接触到特奥多尔·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诗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种小心翼翼的、敏感的节奏,仿佛诗人在创作时,他的呼吸在太阳穴的盒子里轻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学习,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些诗句注视着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说话,能自行走进我的大脑。我过于钟爱这些诗,以至于我不敢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认为,如何下功夫都无法使我们接近这两位作家的独特之处。我开始从报纸上剪下需要的词语,起初并没想到拼成诗歌,只是因为经常出门旅行,想给朋友们捎个信儿,往信封里塞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本位主义摄影师镜头下的明信片。在火车上看报时,我把残缺的图片和词语一起粘在一张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两个句子,比如:“由此可见这个执拗的词”,或“如果一个地方是真实的,它就会轻触渴望”。起初我为报纸上松散的词也能有所作为感到诧异,接着韵律就自然流淌出来。我在家剪报的习惯由来已久,我随意把它们铺在桌上,看着看着,它们自己就组成了诗。基于对特奥多尔·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诗句的信任,我接纳了那些未经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组成的诗句。这些词彼此相识,因为它们必须共同分享一小块地方。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诗兴就这样渐次浓厚起来。从一开始我就会剪下所有见到的“国王”字样,绝不会把它留在报纸上。有一次,在拼贴之前,我数了一下,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国王”。我把第一个“国王”放进句子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我们可以请他出场,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韵律盘旋而起,整齐划一。整个诗句换步行进,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立体地展现,但阅读时不宜强调,要隐藏在声音里。

    “国王”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他隐身于事物中,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他也存在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国王现身之处,不会见到仁慈。然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他可以整理生活,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而不是被说出的词,靠说话无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那些时日,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必须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

    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午夜时分,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当时,客人们都在铸铅,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我心里清楚,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心兽亦然。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可我不敢,笑着抽身离开,怕他们看出破绽: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所以我不要铸铅。还有——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看到我内心的残破,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心兽”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

    在弗里茨·朗格(FritzLang)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译名:《绿窗艳影》;德语译名:《危险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词:“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

    到了德国之后,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罗兰德·基施,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写诗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后,他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我们的距离被拉开,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再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是五一。在劳动节这一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让我们想象一下: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门,你打开门,然后就被吊死了。邻居们现在回忆说,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尸检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死亡证明书上,官方的结论是自杀。问题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预谋好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视中,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

    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椹国王。无可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天亮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里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夜里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不见了。柜子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从黑暗中浮出,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间,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死者被解剖,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像鸡头上有冠一样,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了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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