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罗伸出粗黑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点心，送到嘴里，右手随即就接在下巴底下，使咬碎点心时掉下的渣儿皮儿不致撒到地上去。

    点心，蛋糕，这些食品的滋味，真是太好了，对于装多了南瓜、野菜和豆渣的胃腔，具有无法克服的诱惑力量。

    “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喝烧酒……”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包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她！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下课了，我挟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的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抗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瞄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撤在孩子胸膛上了。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腴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