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十八岁的妇人是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德国人,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比标准体重只少三四百克。长着一对时而深蓝时而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几丝白发夹杂其中,蓬松地在脑后垂着,像一顶头盔紧紧地套在她头上。这个女人名叫莱尼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历时三十二年(当然有中断)、人们称为工作经历的奇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公司当过五年办事员,后来又当了二十七年花圃工人,事先都未经过职业培训。她本来在新市区拥有一幢坚固的公寓楼房,这是一笔可观的不动产,今天至少价值四十万马克,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把它出手了。因此,自从她既非因病亦非因年老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工作以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她由于在一九四一年曾和德国国防军的一名职业军士结婚,共同生活过三天,如今领取一份阵亡士兵家属抚恤金,没能增领一份社会保险养老金。可以说,目前莱尼的境况———不仅在经济方面———相当糟糕,尤其是她的爱子身入囹圄之后。

    莱尼如果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像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妇女。现在她留的发式是年轻人的发式,同她那已不怎么年轻的面孔很不相称,人们估计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犹如一个———其实并非如此———生活放荡或追求放荡生活的年老色衰的金发女人。超短裙莱尼可以穿,因为她的大腿和小腿既不露青筋也无皱纹,这在她这岁数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莱尼仍墨守着,一九四二年前后流行的长裙这主要是由于她一直还穿自己的旧裙子并喜欢穿衬衣和外套,因为(有一定道理)穿套衫她觉得会使胸脯显得过于刺眼。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自己的大量存货,这些都是她出嫁前父母一度富有时购置的,而且很好的保留着。提花花呢大衣有各种颜色的: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蓝两色的,黑白相间的,天蓝的(单色);她如果认为戴头饰合适,就使用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不难买到的———只要有足够的钱在手头———所谓“经久耐用”的高档货。

    莱尼眼下没有男人经常给以保护或参谋,因此她一直对自己的发式抱有错觉。这要怪她的那面镜子,这件一八九四年的古老家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这是莱尼的不幸。莱尼从未进理发馆过,也从未去过一家有很多镜子的超级商场,她只在一家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小铺子里采购,因此也就完全依靠这面镜子。她的外祖母盖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尽管早就说过,它把人的相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这面镜子,莱尼就经常照。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她并未觉察到。她深有体会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中,人们对她越来越嗤之以鼻。这几个月,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信贷机构派出人员,由于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不予理睬,登门向她提出了;最后和最最后的警告有执达员;有律师的信差;还有执达员派来取走抵押品的法警。莱尼此外有三间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不时更换房客,因此自然也会有年轻一些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人想占便宜、吊膀子———当然一无所获。谁都知道,正是那些调情不成功的男人喜欢吹嘘自己吊膀子大有收获,人人因此都能料到,很快莱尼的名声就被败坏了。

    对莱尼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笔者不曾亲眼目睹,但为了将有关莱尼的情况收集,掌握人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甚至在有关段落说出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名字!),笔者已竭尽全力,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里的报道是属实的。莱尼少言寡语,守口如瓶———两种非躯体的特点这里既然提到了,就应当再补充两点:莱尼一不怨天尤人,二不事后懊悔,她甚至并不后悔自己对第一个丈夫之死从未表示哀痛。莱尼从来不后悔,丝毫没有或“多”或“少”的懊悔心情,很可能她根本不知懊悔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肯定她所受的宗教教育是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这对莱尼也许有益无害吧。

    知情人提供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表明:对这个世界莱尼已理解不了,她怀疑自己过去是否理解过这个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如此敌视她,人们为什么对她如此气愤,对她这么恼火;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为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离家外出时,受到了公开的嘲笑,诸如“骚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甚至搬出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人的姘头!”这些辱骂莱尼不理睬。在她背后别人说她是“荡妇”,对她来说是已是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其实这两点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反映,有时她坐在家里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大肆活动她的泪囊和泪腺。甚至迄今一直与莱尼很友好的街坊孩子们也被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他们自己和莱尼都不太明白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将有关莱尼的最新和最最新的材料包括在内,可以断定,至今莱尼一生中总共大概和男人同房二十多次:两次与后来娶她为妻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历时三天的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其余是和第二个男人,如果当时情况许可,她甚至会嫁给那个男人。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在允许莱尼直接进入)以后几分钟失足的事情,她将第一次做出人们可以称之为:她答应一个跪在地上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向她求爱的土耳其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将他答应,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向她下跪,(她自己不会下跪,这是莱尼所具备的品性)。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莱尼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住在乡下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以及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姓她娘家的姓,目前正在坐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特征也许颇为重要,对判断男人们的纠缠也具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萎缩的Rx房,这是一个受过别人温情脉脉的抚爱的女人的标志。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莱尼消失或滚蛋,在她背后甚至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蛋!”有据可查,间或还有人要求用毒气将她杀死,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此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点他只能再补充了: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关于莱尼的生活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爱吃,但适可而止。她的主餐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松脆新鲜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匙或两匙果酱(具体地说,就是在别的地方叫波维德的那种李子酱)、放很少糖并将热牛奶的浓咖啡兑上。她对所谓午餐的那一顿不太讲究:汤和少许点心水果就够了。她晚上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讲求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是用手去摸,只是仔细察看面包的色泽。什么东西也没有———至少是在吃的方面———像不新鲜的小面包那样更叫她讨厌了。为了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是她的节日盛宴,她甚至清早出门,到人群中去,不管人们的坏话、辱骂和侮慢。

    莱尼十七岁开始抽烟,每天通常八支,决不会超过,有时还要少一些;她战时曾一度戒烟,为的是把香烟偷偷地塞给心上人。(不是她的丈夫!)莱尼属于那种有时爱喝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一杯酒根据天气情况喝,心情愉快、经济宽裕时则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交代的是,从一九三九年起莱尼就有汽车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以后再说明),但是汽车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没有了。她喜欢驾驶汽车,几乎入迷。

    莱尼始终还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个市区由于弄不清楚的偶尔因素,没有毁于轰炸,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被炸毁,可以说是受到了命运的优待。莱尼不久前遇到一件事,竟使她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起来,一有机会就马上告诉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也就是笔者的主要证人。对她说带着激动的声音莱尼:她一天早上,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一个小坑,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这个地方是在四十年前,莱尼在那儿和其他女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那是大约一八九四年铺路时被铺路工敲落的一块玄武岩石块上的一个小小断裂处。立即,莱尼的脚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她的脑干,脑干又把它传送到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由于莱尼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人,她会把一切,把一切立即都转化为性爱。因此,在欣喜、伤感、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余,她经历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神学词典中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实现”,它虽然别有所指,愚蠢的性爱学家和性行为神学教条主义者则以令人难堪的方式简化它为情欲高xdx潮。

    为了避免产生莱尼似乎很孤独的印象,就得一一列举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多数与她共过太平日子,有两人与她风雨同舟。莱尼的孤独完全是由于她生性守口如瓶、少言寡语,甚至可以说,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她的确难得有“倾诉衷情”的时候,对她最好的朋友玛格蕾特施勒默(娘家姓蔡斯特)和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也是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两人也站在她一边。玛格蕾特与莱尼同年,像莱尼一样寡居,不过可能这样说会引起误解。玛格蕾特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原因后文还会交代,决不是出于私利,不过偶尔———她如果过于拮据的话———收取酬金,而最能说明玛格蕾特性格的是这一事实:生平她唯一一次出于私利委身事人,那个男人是她十八岁那年嫁的;也就是那一次,她说了唯一一句有据可查的娼妓式的话(那是一九四○年):“一个阔佬,我抓到了,这家伙非要同我结婚不可。”

    玛格蕾特目前正在住院,在隔离病房住着。她的性病很严重,可能已无法医治。她说自己“全坏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失调。与她谈话来院探视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她对给她带来的每一包香烟和每一小瓶烧酒,哪怕只是市场上买得到的用最小的扁瓶重新灌装的廉价烧酒,也都感激万分。玛格蕾特的内分泌系统已如此紊乱,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从我的眼睛里如果突然流出小便而不是泪水”。不论什么麻醉剂她都欢迎,如果有鸦片、吗啡、大麻,她也会接受。

    医院位于郊外绿丛中,像一座平房式小别墅。为了见到玛格蕾特,笔者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欺骗并伪造身份(她冒充卖淫社会学和卖淫心理学的讲师!)。

    在介绍玛格蕾特之前,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补充:她的情欲“其实”远远不如莱尼。玛格蕾特的堕落,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贪恋风情,而是别人非常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欢乐,而她天生乐善好施,愿意将别人的要求满足。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总而言之,莱尼很痛苦,玛格蕾特很痛苦。

    本书开头就已提到的年已古稀的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其实”并不痛苦,只是因为的的确确地十分喜欢的莱尼痛苦而感到痛苦。她从前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的女仆,如今在乡下隐居,享受伤残保险金,还有一个菜园、几棵果树、十二只鸡以及与人合养的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晚年生活还算称心。马尔娅和莱尼一起经历了太平的日子,只是遇上“黑风恶浪”的时候才忧心忡忡。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忧虑并不是道德品质方面的,而是出人意料地出于民族原因。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马尔娅大概还是个“心地正直”的人,如今她身上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她从来没有过胆小怕事。有人如此欺负她的莱尼,这真使她感到吃惊。对莱尼她确实了如指掌,肯定比那个使莱尼改姓他的姓的男人更了解莱尼。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六○年马尔娅范多尔恩毕竟在格鲁伊滕家呆了四十年,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的种种冒险和一生的遭遇。她正要重新迁回到莱尼那儿去住,不过暂时仍尽力争取将把莱尼接到乡下住的计划实现。她对莱尼所受到的对待和威胁感到吃惊,历史上的某些可怕的事情甚至宁可愿意相信,她过去也并非认为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是怀疑是否有那么严重而已。

    音乐评论家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博士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占有特殊地位。四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半部分,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可算是豪华府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降了级,被一分为二。他在底层住,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挨着莱尼的住宅,这使他有可能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达数十年之久。但他始终不知道,从她开始练琴,继而有所长进,以至后来升堂入室,弹钢琴的是莱尼。莱尼的面孔他虽然认得,四十年来有时在街上遇见她(莱尼玩跳房子游戏甚至很有可能看过,因为他对儿童游戏非常感兴趣,曾以《儿童游戏中的音乐》为题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并非无动于衷于女性魅力,这些年一定留心观察过莱尼的仪表举止,肯定有时还点头表示赞赏,甚或可能动过欲念。但是,必须指出,他认为莱尼———和所有那些曾同席尔滕施泰因同床共枕过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因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当时知道那个弹钢琴的人就是莱尼,她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尽管只是出色地掌握了舒伯特的两支乐曲,数十年却不曾翻来覆去弹奏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甚至使莫尼克哈斯那样的人见到也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对莱尼的评价也许会改变吧。后来席尔滕施泰因不由自主地对莱尼产生爱情,并非双方心心相印,只是单相思式的爱情,这以后还会谈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泰因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有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知情人对莱尼的双亲知之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却知之不多,而对莱尼的外界世界几乎全都了解。他就是退休已有二十年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他住在一所兼具豪华旅馆和高级疗养院优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去看望莱尼,莱尼也常去看望他。

    确切的证人,他的儿媳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可靠性差一些的是洛蒂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蒂霍伊泽言辞简洁而尖刻。她不过从来不对莱尼尖刻。洛蒂五十七岁,和莱尼一样,也是阵亡军人遗孀。她是办公室职员。

    洛蒂霍伊泽的一张利口毫无顾忌,骨肉情分不顾,说自己的公公奥托(见上文)和小儿子库特是恶棍,几乎把莱尼目前的悲惨遭遇全都归咎于他们祖孙二人。不久以前,她才“得知一些事情,我不忍心告诉莱尼,因为我难以启齿,哪怕对自己,简直无法理解”。洛蒂住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住宅里,带厨房和浴室,房租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搬回到莱尼的住宅去住,一来是出于同情,二来正如她咄咄逼人地(原因暂时不明)说的,“是看看是否他们真的也会强令我迁出。我担心他们会这样做。”洛蒂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信仰”(她未被问及便自己补充道),“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想要活命。”

    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斯拉夫语言学家朔尔斯多夫博士。他与莱尼的一生阴错阳差地发生了关系,且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还会在下文交代。由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朔尔斯多夫进入金融界担任了高级职务。他想不久以后就提前退休,结束这种生涯。

    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博士亨格斯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作为情况提供人是成问题的,他本人虽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强调这一点,甚至还得意扬扬。他称自己“道德败坏”,笔者本是不想的,正因为此话出自亨格斯本人之口,采用。亨格斯不打自招,说他当年在苏联给一位不久前遭暗杀的伯爵出身的外交官当差,为德国军备工业“招募”劳工,“我的俄语背叛了,我那极好的俄语背叛了。”亨格斯住在波恩附近乡下,给几家研究东方政策的杂志和办事处做笔译工作,“经济情况并不差。”(亨格斯自述)。

    现在如果就把所有提供情况的人都一一详细介绍,未免会扯得太远。他们将会在合适的场合亮相,其氛围也会同时刻画。还有一位前古籍商人,这里需要提到的,他只同意用他的名字的起首字母B.H.T.相称。此人提供的情况,并不是有关莱尼本人的,而只是涉及了一个对莱尼一生关系重大的天主教修女。

    莱尼的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是一个知之不多但毕竟还活在人世的知情人,只有事关他本人时他的话才是片面的,不可相信。现年他四十四岁,妻子名叫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威廉,十八岁;小的叫卡尔,十四岁。还有一些人将在适当场合,视其重要性不同,分别以相应笔墨给读者介绍。他们是:三位男性要人:其中一位是地方行政长官,另一位属于大工业部门,第三位是负责军工生产的高级官员;两个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女工;两三个苏联人;一个拥有多家分店的花店女店主;一个年迈的园艺师傅;一个年纪不是那么老的前花圃老板,此人(自述!)“正将自己的地产悉心经营”;以及其他一些人。介绍重要的知情人时将具体说明其身高和体重。

    经过多次抵押后,莱尼家里的陈设所剩下的都是一八八五年以及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这两个时期的大杂烩: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二年她的双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几件青春艺术风格的家具———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柜和两把椅子———落到莱尼家中,执达员们至今不曾发觉,这些古董的价值。以为是不值得扣押的“破烂”。被执法人员从家抄走,充当抵押品的有十八幅当代本地画家作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油画,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宗教题材,由于是真迹,被执达员过高估计了其价值。莱尼对失去这些油画毫不心疼。

    莱尼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是一幅幅精细的人体器官彩色图片,这些都是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为她搞来的。他在卫生局当办公室职员,分管教材和资料。“我虽然并不完全问心无愧”(海普法伊弗语),他仍把那些被淘汰的旧挂图带给莱尼。为了符合财会手续,普法伊弗付出少量费用买下这些被淘汰的挂图;由于他还“经管”购置新挂图,因此有时莱尼也能通过他直接向生产厂家购买张把新挂图,当然是她自己掏(不宽裕的)腰包。对旧挂图修补,她自己动手进行:用肥皂液或汽油细心擦去污垢,用黑色石墨笔描粗线条,再用她儿子小时候用剩的一盒廉价水彩颜料给画面上色。

    一只人眼的精确放大挂图是她最心爱的,悬挂在她的钢琴上方(为了赎回这架已被抵押多次的钢琴,不让它被执法人员搬走,莱尼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向她父母生前的老相识乞哀告怜,向她的三房客预收房租,向她的小叔海因里希借钱,更多的则是去找老霍伊泽。他表面上像一家人似的亲热态度使莱尼感到不是滋味。根据三个最可靠的证人玛格蕾特马尔娅和洛蒂的说法,她甚至声称:为了这架钢琴,她愿意“去卖笑”———对莱尼来说这是极为大胆的表态)。诸如人体内脏这种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器官的挂图,莱尼房间的墙上也装饰着,甚至还有精确阐明其全部功能的人体生殖器官放大平面图,早在色情神学推广它们之前很久,这些图片就已挂在莱尼的家里了。莱尼和马尔娅当年曾为这些挂图进行过激烈争论,马尔娅认为它们有伤风化,但莱尼始终态度强硬,坚持己见。考虑到迟早总要谈到莱尼同形而上学的关系,这里一开始应先说明:莱尼对形而上学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她同圣母马利亚关系亲密,天天几乎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每次都感到意外,原来圣母马利亚也是一个金发女人,已远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年龄了。这种会见都是默默进行的,一般都是在深夜,左邻右舍均已进入梦乡,其他电视节目结束播放的信号(包括荷兰的)。莱尼和圣母马利亚只是彼此含笑对视,仅此而已。如果有那么一天,电视节目结束后把圣母马利亚的儿子在荧屏上介绍给她,她也决不会感到奇怪甚或吃惊。是否她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笔者就不得而知了。当他现在获悉种种情况之后,莱尼如果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他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莱尼熟悉两种祷告: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她有时喃喃背诵,此外还做一些断断续续念珠祷告。她没有祈祷书,不上教堂,相信宇宙间有“生灵”(莱尼语)。

    在多多少少不够完备地介绍莱尼的学历之前,先来将她的书橱看一看。书橱内的书积满了灰尘,其中大部分书是她父亲一次购进的。这些藏书如同那些油画一样,但至少未被抄走。此外,还有一批连续几年完整无缺的(天主教)教会主办的插图月刊,莱尼有时翻翻。这些杂志———珍贵的古籍———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完全是由于执达员被它不起眼的外表,无知蒙蔽了。可惜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年的全套《高原》杂志,以及莱尼母亲收藏的叶芝诗集未能逃过执达员的注意。细心一些的观察者,如长年给藏书拂尘掸灰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或是战时长期作为莱尼第二号知心好友的洛蒂霍伊泽,却在这个青春艺术风格的书橱里发现了七八本惊人的作品:布莱希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集,卡夫卡和克莱斯特的两本散文集,托尔斯泰的两部小说(《复话》和《安娜卡列尼娜》)。

    这七八部作品都翻得破旧不堪了,被人以最尊敬、最讨作者喜欢的方式,以至于一再用种种粘合剂和透明胶带不大在行地在一起拼凑着,有的干脆用橡皮筋套在一起。有人提出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新版本送给她(圣诞节、生日、命名日等),莱尼总是断然拒绝,台面几乎使人下不了。笔者在这里超越自己的权限插一句:他深信不疑,如果贝克特的小说集在莱尼的文学顾问对她还有影响时就已出版,或者为这位顾问所了解的话,莱尼同样也会把它放进书橱的。

    不仅莱尼的癖好是每天抽八支烟、旺盛而有节制的食欲、弹奏舒伯特的两支钢琴乐曲、观赏人体器官(包括内脏)挂图,也不仅是一往情深地思念目前身陷囹圄的儿子莱夫……她还喜欢跳舞,她一直是个舞迷(这曾经成为她的灾难,因为她从此摆脱不掉普法伊弗这个她所不中意的姓了)。一个要被周围的人们用毒气置于死地如今的四十八岁的单身女人,又能到哪里去跳舞呢?去年轻舞迷爱去的小酒馆吗?在那儿她肯定会被人家错当成风流老太太,可能会被糟蹋。她也没有资格参加教区的舞会,因为她从十四岁起就再也不上了教堂。假如除了大概至死都和跳舞无缘的玛格蕾特以外,她还能找到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她很有可能冒失地去参加某种脱衣舞会或交换伴侣舞会(尽管她自己没有伴侣),并且会第四次在她一生中脸红:莱尼一生中迄今已红过三次脸。那么莱尼怎么办呢?她就一个人跳,有时穿得很少,在卧室兼起居室里跳,有时甚至将衣服脱光,在浴室里对着那面讨人喜欢的镜子跳。偶尔她跳舞的时候被别人看见,甚或有不速之客来访,这对她的名声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处。她有一次,同她的房客、过早秃顶的法院推事埃里希克普勒跳起舞来。这位老兄如果不是过于鲁莽,动手动脚起来,莱尼险些脸红。她反正不得不请他搬家,因为他———并非不明智,更不是缺乏本能———发现莱尼是极富有性感的,自从那次“即兴跳舞”(莱尼语)以来,在她的房门口每天晚上都苦苦哀求。(那次他前来交房租,正遇上莱尼在听舞曲,便和她跳起舞来)。莱尼不答应他,因为她不喜欢他,从此以后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的克普勒就心怀叵测,把风言风语到处传播,常常跑到那家即将被淘汰的小铺子去找老板娘窃窃私语,无中生有地编造他与莱尼胡搞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把那个老板娘———一个冷若冰霜的漂亮女人,白天丈夫不在家(他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挑逗得心荡神驰。她把这位后来当上司法顾问的秃顶推事拉进屋里尽情耍弄了一番。这个女人名叫克特佩施特,二十八岁。她也是最起劲地议论莱尼、败坏她名声的人,虽然她自己通过她丈夫的介绍,趁博览会期间大批男宾拥进该市时在一家夜总会跳“博览会脱衣舞”挣大钱,并让一个嗲声嗲气的报幕员在演出前宣布:她的表演所引起的冲动,她愿意充分满足。

    莱尼近来偶尔有机会跳舞。她现在根据某些经验只把房子租给已婚夫妇和外籍工人,例如她以优惠价格把两间屋子租给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为简便起见,我们就叫他们汉斯和格蕾特———这是把他们的经济状况考虑到了!正是这个汉斯和这个格蕾特,在与莱尼一起聆听舞曲时,正确地解释了莱尼外表和内心的有节奏的抽搐,莱尼有时就这样和他们跳一次“规矩的舞”。甚至汉斯和格蕾特有时试图谨慎地给莱尼分析她的情况,劝她把衣着现代化,将发式改变一下,还劝她找个情人。

    “莱尼,你只要稍许打起精神,穿上一件时髦的粉色连衣裙,给你漂亮的腿套上一双时髦的丝袜,你马上就会发现你还是多么富有吸引力。”莱尼听了只是摇摇头,她遭受太重了的伤害。

    她再也不去那家食品店了,请格蕾特帮她把东西买回,汉斯则替她每天清早跑面包铺,赶在上班前(他是道路工程局技术员,格蕾特是美容师,愿为莱尼免费服务,但至今莱尼没有答应)给她买来必不可少的两个新鲜小面包。这两个面包对于莱尼来说比别人的什么圣餐都重要。

    当然莱尼的壁挂不全是生物挂图。她在墙上也挂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死者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一九四三年四十一岁时去世的母亲生前照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病容的妇人,头发斑白稀疏,一双大眼睛,一条毛毯在身上裹着,坐在莱茵河畔赫泽尔一个码头附近的长凳上,码头上标着那个地名,背景是修道院的围墙。看得出来,莱尼的母亲冷得发抖,目光呆滞得异乎寻常,在不很精神的脸上,嘴唇却又意外地显得坚实。从她的神情来看,她是不想再活了。那可真为难,要猜她有多大年龄,不知说什么好:这是一个身患隐疾、未老先衰的三十岁上下的少妇呢,还是一个风韵犹存的纤弱的六旬老妪?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的母亲面带笑容,虽不勉强,却有点费劲。

    另一张照是莱尼的父亲的,是他于一九四九年死去(终年四十九岁)前不久,用一架简易照相机拍摄的。他也面带笑容,丝毫不显得勉强,身上穿着一件细心地补过多次的瓦工服,站在一幢已倒塌的房屋前面,左手拿着一根银行家称为“卡爪”的撬杠,右手握着一把行家称为“手锤”的头,在他的前后左右满地都是各种尺寸的钢梁,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些钢梁发出的微笑,犹如一个钓鱼的人冲着自己一天的收获发出微笑一样。确实这些钢梁———下面将详细交代———是他一天的收获,当时他替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位前花圃老板收购废钢,“废钢行情看涨”(洛蒂霍伊泽语)。早就料到,从照片上看,莱尼的父亲没有戴帽子,一头浓密的头发只有些微花白。这个又高又瘦的男子显得十分自然,手握工具,很难给他加上某个贴切的阶级属性。他像无产阶级呢,还是像一位绅士呢?像一个正在干自己所不熟悉的活儿的人呢,还是这种显然艰苦的活儿是他熟悉的呢?笔者倾向于认为,两种说法都不错,各有各的道理。洛蒂霍伊泽把这张照片上的他说成是“无产者绅士”,这就更加坚定了笔者的看法。莱尼的父亲丝毫没有流露出厌世的情绪。与实际年龄相比,他长得既不老也不年轻,地地道道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近半百的男子”,可以在征婚启事中保证“将使一个年纪最好不超过四十岁的快乐的生活伴侣得到幸福。”

    另外四张照片是四个男青年,都在二十岁上下,三人已死,一人(莱尼之子)还活着。这四个年轻人中有两人在照片上有些与他们的衣着有关的缺陷:拍的虽然是头像,但两人的胸部拍得多了一些,他们穿的是德国国防军制服,以致人们能清楚地看出,制服上带有行家们称为“兀鹫”的那种象征组合———国徽之鹰和N字。这两人中,一个是莱尼的哥哥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一个是她的表哥艾哈德施威格特,他们———像第三个死者一样———都得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海因里希和艾哈德两人都“有点德意志风度”(笔者),他们俩都“有些”(笔者语)像所有能搞到的有文化的德国青年的照片。也许这里引用洛蒂霍伊泽的话更清楚一些,她把他们两个说成是“班贝格骑士”。后来证明,这决不是恭维话。实事求是地说,艾哈德是黄头发,海因里希是褐色头发,两人都带有笑容。艾哈德的笑“发自内心,完全是自发的”(笔者),也很可爱,讨人喜欢。海因里希的笑就不完全发自内心,他的嘴角上已流露出一丝虚无主义的神情,这种虚无主义通常被误解为玩世不恭,在拍摄这两张照片的一九三九年,这未免为时过早,甚至可以说是进步的。

    第三张遗照是一个苏联人,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是他的名字。他面无笑容。这张照片是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时拍的一张护照相片的放大,很像一幅版画。照片上的波利斯神情严肃、脸色苍白,高高的头型轮廓十分显眼,乍一看会叫人产生过早秃顶的错觉,其实那只是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的个人特征。因为他长着一头浓密鬈曲的金发,一双眼睛又黑又大,戴着一副红军镍镜,这就有可能被误解为版画式的雕琢了。虽然他表情严肃、面容消瘦,前额高得出奇,但人们立即就看得出来,此人在拍这张照片时还是很年轻的。他身穿便服,领口敞开,衣领能翻到外衣上的大翻领衬衫,西服上衣没有穿,想必照片是在天气热时拍的。

    “还在世的是第六张照片上的人,他是莱尼的儿子。虽然他在拍照时与艾哈德、海因里希和波利斯拍照时的年龄相同,但看上去比他们全都年轻,也许这是因为他拍照时照相器材质量优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一年的缘故。无可否认:年轻的莱夫在微笑,在这张摄于一九六五年的照片上他笑得可欢啦,谁也不会反对称他为“快乐的小伙子”。他长得像莱尼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波利斯,这个显而易见。他既有“格鲁伊滕家的头发”,又有“巴尔克尔家的眼睛”(莱尼母亲的娘家姓巴尔克尔———笔者),因而就更像艾哈德了。他的笑容,他的那双眼睛,使人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他母亲的两种特性他肯定不具备:他既不少言寡语,也不守口如瓶。

    这里还得提到莱尼心爱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她不能离开,犹如她不能离开那些照片、人体器官挂图、钢琴和新鲜的小面包一样。她的浴衣,她硬要错误地叫它作晨服。衣服料子是“具有和平时期质量的毛巾布”(洛蒂霍伊泽语),可以从背部和口袋边看出,原先的颜色是紫红的,如今———三十年后!———已经褪色,变成淡淡的覆盖盆子酱色了,不少地方用橙色棉布补过,补得说句实在话还很在行哩。难得莱尼有不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很少把它脱下。据说她还说过,她想“到时候穿着它入土”呢(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语,这一对夫妻是了解莱尼起居情况的知情人)。

    关于莱尼房子目前使用的情况,也许还应当提一笔:两个房间转租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另外两间租给了葡萄牙的平托夫妇,丈夫叫儒瓦金,妻子叫安娜-玛丽雅,三个孩子,他们是:埃特尔维纳、马努埃拉和若泽;还有一间租给了三个土耳其工人,卡亚顿奇、阿里基利奇和梅赫梅特沙欣,他们三个人都不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