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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

    恐惧情绪在增长。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舟游。

    天气坏透了。就天气方面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块地方作短时间的逗留,运气并不佳。虽没有下雪,但淫雨霏霏,连日不断,叫人讨厌透啦。山谷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而令人惊异不止的雷雨(天气这么冷,在餐厅里甚至开起暖气来)却发作起来,雷声滚滚而过,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真遗憾,”约阿希姆说。“我本来想,咱们一起到沙特察尔普吃早饭,不然干些别的,但看来不成了。但愿下星期天气好些。”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

    “别管它。我现在并不急于走动。第一次外出时,我并不特别走运。我倒认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翻什么新花样最好。对多年老病人,换换花样是有意思的。我只不过住上三星期,又何必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呢。”

    他感到此时此地生活很充实。要是他怀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希望(正如他的失望一样)也许在这儿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什么沙特察尔普。折磨他的并不是空虚无聊,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的是住院的日子看来很快即将结束。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日子快要过去三分之二,第三星期一到,他就得考虑整理行装。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成为陈迹。光阴飞逝,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每一天总给他带来新的期望,使他默默中丰富了生活经历……是啊,时间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要说明它的本质可真不易!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描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那些日子里默默经受着的又沉重、又轻快的生活经历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无聊。即使在头脑清醒而充满希望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他禁不住唱起“只要你一开口,我就昏了头”这类庸俗的小调来——也不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

    肖夏太太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和某张餐桌之间已有了某种默契。汉斯·卡斯托尔普巴不得她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程度越深越好。我们说“巴不得”,是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容于理智的。不过要是任何人处在汉斯那样的地位——或者汉斯即将身历其境的地位——他也一定希望对方了解他的心绪,哪怕实际上并无意义。人往往是这样的。

    因此,当肖夏太太用膳时有两次或三次偶然地或由于磁性吸力回过头来向那边桌子张望,而且每次都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相接,她又第四次向他有意识地瞟上一眼,这回正好遇上他的目光。第五次她送秋波时落了个空,汉斯正好没有注意到。然而他顿时觉察到她在瞧他,于是用深情的目光瞅着她,对方就微笑着掉过头去。看到了这一微笑,他既猜疑不定,又欣喜若狂。要是她把他看作孩子一般,那就错了,他需要把自己装扮得有教养些,这点是重要的。第六次,当他预感到而且意识到她的眼睛快瞟过来时,他假装不胜厌恶地在端详一个脸上长粉刺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好走到他的桌旁,跟她的姨婆聊天,他就这样厚着脸皮支持了两三分钟,直到确信那对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不再朝他看,他才停止玩这个把戏。这场戏演得可妙哩,肖夏太太不但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当看得透透彻彻,好让她细细想一想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多么精明而富于自制力……

    接着发生下面一段插曲。在用膳的一次空档时间内,肖夏太太漫不经心地把头转来转去,仔细打量着餐厅。汉斯·卡斯托尔普留意到这点,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搭上了。他们就这样互相瞅着:那位女病人的眼神游移不定,有些嘲弄的意味;汉斯·卡斯托尔普则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睁着眼睛时甚至咬紧牙关)。

    这时肖夏太太的餐巾滑下来,而且快从她的衣兜落到地上。她神经质地、战战兢兢地赶紧去抓,而汉斯的两手两脚也跃跃欲动,从椅子上半仰起身子,想没命地跳过八米的距离和中间拦着的一张餐桌去救助她,仿佛餐巾掉在地上就会大祸临头似的……当餐巾快要落到灰泥的地面上时,她恰好一把抓住了它。她在地面上俯着身子,紧紧握住餐巾的一角,脸色阴沉沉的,对刚才所受的那场小小虚惊显然十分动气,而且在她看来,他应当对此负责。可是她还是回头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想跳过来的那种架势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于是又微笑着掉过头去。

    这件事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非凡,心花怒放。不过反作用也是有的,因为整整两天,也就是在十顿的用膳时间内,肖夏太太在餐厅里压根儿不东张西望,甚至在进门时也不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大伙儿跟前“抛头露面”。这真叫汉斯难受。可是这种不理不睬的样儿无疑全是装给他看的,因而他们之间显然还保持某种关系,哪怕其中有消极因素。这也够称心了。

    约阿希姆曾经说过,除了同桌的餐友外,要在这儿结识其他的人是颇不容易的。他现在认清这话确实一点也不假。在晚饭后短短一小时里,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时间常常短到二十分钟,肖夏太太也毫不例外地和她圈子里的人们坐在一起——例如胸膛凹进的那位先生,头发像羊毛般的、幽默的小姑娘,沉默寡言的布卢门科尔以及肩膀下垂的小伙子,他们都坐在小客厅的后堂。这间小客厅看来是专留给“上等俄国人”用的。约阿希姆经常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照他自己说,为的是晚上的卧疗时间不致缩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生活规律上的原因,这点他虽没有说出,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却猜得出,也表示尊重。我们曾经责备汉斯“随心所欲”,但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跟肖夏太太的结交却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原则上对环境总是逆来顺受。他和那位俄国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眉目传情,可不是社交性质的,它们不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头脑里想着“克拉芙吉亚”,心头就不禁怦怦乱跳,但这点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孙子的那份自信心,那就是他深信和这个外国女人之间,除了实际上保持所谓那种神秘的关系外,再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这个女人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戴结婚戒指,在各个疗养所里消磨日子,缺乏教养,关起门来砰砰作响,把面包揉成小球状,而且还要咬指甲呢。他深知同这个女人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且对她的任何指摘(她的种种缺点他都承认),他都无法卫护。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个生性傲慢的人,但某种世俗的、传统性的骄傲却在他额际和朦胧的眼神里显示出来,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凭这种优越感,他审察肖夏太太的为人;这种感觉他不愿摆脱,也摆脱不了。奇怪的是,当某天听到肖夏太太讲起德语来时,他也许第一次才意识到自己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多么强烈。当时他吃好饭在餐厅里站着,双手插在毛线衫袋里。汉斯走过时注意到,她正同也许是在休息室里相识的另一个女病人聊天,娓娓动听地讲着德语。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祖国的语言,他骤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把这种自豪感扔掉,让自己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听到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起动人的德语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总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和山上这位疏懒的女病人之间那种默默无言的关系,看作是假期中的某种风流韵事。在理智(也就是他本人的良知)的审判席上,提出这样的情感要求是不许可的,这主要是因为肖夏太太是个病人,软弱无力,发着烧,身体内部也在溃烂,而这和她可疑的生活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她抱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想真正跟她结识,至于别的,不管结果是祸是福,他都不在乎,反正他再一个半星期就要到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去实习了。

    不过目前,他跟女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促使他的情绪波动起来,时而紧张焦灼,时而灰心失望。他把这看作是假期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想痛痛快快地体验它一下,并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上下起伏。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情感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刻板而有规律,彼此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即使肖夏太太住在另一楼——她住的是二楼;据女教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肖夏太太是在公共休息室里仰卧治疗的,也就是米克洛西希上尉新近熄过灯的那间屋顶休息室——但他们每天要吃五餐饭,彼此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早晚相见不但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然性。就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天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哪怕他在这有限的天地里活动,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可是他还想加一把劲,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自己走得更远些。肖夏太太平素入席时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他去餐厅也故意迟些,以便路上能遇见她。他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当约阿希姆进来找他时,他还没有完毕,于是叫表哥先走一步,说自己接着就来。凭着对事态的某种直觉,他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急匆匆地跑到二楼。他下去时,不走从自己门口一直通往下面的楼梯,而是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准备在那边下楼;靠近这儿有一扇他早已牢记在心的房门,那就是第七号病室的房门。沿走廊在这条路上走,从楼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机会,那就是他所熟悉的那扇门会随时打开——事实往往如此。肖夏太太砰一声关上了门,悄悄地溜了出来,悄悄地顺楼梯走下去……有时她在他前面,用手托住发髻;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在前头,隐约感到她在凝神瞅着自己的背部,于是浑身一阵战栗,好像有蚂蚁沿他的背脊往下爬动。不过他存心装腔作势,似乎根本不理会她在身边,自己单独生活着,跟她毫不相干。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有时不必要地耸耸肩膀,用力咳嗽几声,或者用拳头捶捶胸口——这一切无非表明自己对她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有两次他表演得更加狡黠。他在餐桌坐下后,两手东摸西摸,惊异而着恼地说:“哎哟,我把手帕给忘了!现在得再上楼去拿。”说着他就回病室,以便和“克拉芙吉亚”相遇,因为这种邂逅与她走在他身前或身后相比,显得别有风味,同时更使他心荡神漾,富于刺激性。他第一次玩这个把戏时,她在相当远的地方先用眼睛毫无顾虑、毫不害臊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走近时又若无其事地掉过脸去,然后再往前走。因此,这次会见的结果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次她在不远的地方瞅他,直愣愣地、一个劲儿地凝神瞅着他,脸色甚至有些阴沉沉的,当彼此从身边擦过时,她还是回头看他,这一下简直使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冷入骨髓之感。不过我们用不着替他难过,因为他对此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这次会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事后尤其如此。因为只有当一切都过去时,他才认清刚才发生些什么。

    肖夏太太的脸,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看得这么清楚分明,纤细无遗。盘在她头上的辫子是金黄色的,稍稍带有金属般的淡红色光泽;辫子打成一个发髻,从发髻上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一根根短发来。当时他和她的脸相隔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而她姣美的形象则是他好久以来所熟悉的。对他来说,这个形象盖世无双:这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国人才有特征),带有北国风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就她那不易捉摸的特征和轮廓来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关键性的一点,也许是她高高突起的颧骨十分引人注目,颧骨几乎使眼睛受到压迫,那对眼睛异常不鲜明,距离也隔得异常远,在颧骨的压力下,它们甚至有些倾斜。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腮帮儿稍稍凹进去,这样一来,又间接地使她略略噘起的嘴唇显得十分丰满。特别打动他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对细长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充满魅力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处的山峦那样,呈灰蓝色或蓝灰色,有时只要斜睨一眼——而不是存心看人——就一下子像罩上一层暮色那样,变得灰暗朦胧,令人销魂。这就是克拉芙吉亚的眼睛,它们看起汉斯来是那么咄咄逼人,而靠近身边时目光又是那么阴森,无论就眼睛的位置、光泽和表情来看,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是多么酷肖!用“酷肖”这个词儿,其实一点也不确切,他们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上半部分脸儿的阔狭,扁塌塌的鼻子,甚至白里透红的皮肤,腮帮儿健康的色泽(在肖夏太太的身上,这种健康不过是一种假象,山上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无非是室外空气疗法的表面成绩而已),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和普里比斯拉夫一般无二。以前,汉斯同他在校园里擦身而过时,普里比斯拉夫就是用这样的目光瞧他的。

    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她近在咫尺不可避免地面对面在一块儿时引起的。他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或无法逃避地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

    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屑地作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痰瓶为“蓝色的亨利希”。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

    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养,这倒很好,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儿,他对这事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鲁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鲁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绽开嘴笑嘻嘻,手帕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蛀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她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鲁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她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儿溜走固然很体面,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地履行卧休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

    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怪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艺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

    他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笑,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儿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稚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有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就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行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

    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它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里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原文系拉丁文。,”他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蹓跶,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划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他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地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她腮帮儿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唔,一个西本博尔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斯特尔夫人说,“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儿也不假!”塞塔姆布里尼嚷道。“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唔,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她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儿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Tantalus)是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面种有果树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处,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果树的树枝却升高了。后受罚被押至大理石的山上。

    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谈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九点钟到十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吻糖(Baiser),系糖果的一种。“Baiser”原系法文,是“接吻”之意。,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吃吃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希姆·齐姆森和布卢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她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坎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

    “……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上尉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饰两角啰!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作‘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希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

    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

    “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儿享受‘吻糖’的滋味,而跟米克洛西希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

    “嘻,嘻,嘻……”

    “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

    “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了的那个人就是施内尔曼小伙子,安东·施内尔曼,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费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工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十六岁哩。他本来还得住上六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施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她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她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三个头呢。她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她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

    坐着听到这件趣闻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得很滑稽。尽管他对山上的人们抱讥刺揶揄的态度,他对各种新闻还是了如指掌。对每个新来的病人,他能说出昨天有哪个男病人或女病人在肋骨上开过刀,而且从最可靠的来源得悉:秋天以后,疗养院不再接收体温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根据他的说法,昨天夜里,从米蒂莱纳来的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有一只小狗碰动了它女主人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害得大伙儿跑来跑去乱作一团,特别是人们当时看到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不只是一个儿,而是与陪审推事迪斯特蒙特在一起。听了这些轶事,布卢门科尔博士也不禁笑了起来。漂亮的玛鲁莎用那橙子香味的手帕蒙起了嘴儿,而斯特尔夫人则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面用两手按住左面的胸口。

    不过在这对表兄弟面前,洛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也谈谈他本人和自己的家世,有时在散步时谈,有时在晚上聚会时谈,有时在午膳结束时谈。那时,许多病人都纷纷离开餐厅,这三个人却仍在餐桌一隅待上一会;女侍者在收拾杯碟,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燃起他那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上山后第三星期,他才又稍稍尝到这支烟的香味。他侧耳倾听意大利人的讲述,怀着惊异的心情仔细斟酌他的每句话,但又感到他的话富有吸引力。对方的谈话,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新世界。

    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自己的祖父,他是米兰的一个律师,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演说家和杂志撰稿人。他像他的孙子一样,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可是他办事大胆而富有魄力。正如洛多维科自己不无愤慨地所说,他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对国际山庄疗养院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加以冷讽热嘲,同时以庄重而富有活力的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一切提出非难,而祖父却在政府方面插上一手。他密谋反对奥地利和神圣同盟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反革命同盟,即所谓“神圣同盟”,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家均参加。由于欧洲各国间的矛盾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一八三○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实际上已经瓦解。,神圣同盟使当时他那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屈辱与奴役。他是一个烧炭党烧炭党系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秘密革命组织,最初因其成员逃在烧炭山区而得名,旨在使意大利在法国(后为奥地利)奴役下获得解放,并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成员有资产阶级、自由贵族、知识分子、军人和农民。先后领导几次起义,结果均遭失败。人,烧炭党是当时意大利发展得很广泛的一个秘密团体,他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当塞塔姆布里尼说到“烧炭党人”这个词儿,突然把嗓门压低了,仿佛现在一提到它还会发生危险似的。简短地说,根据做孙子的说法,这位季乌塞普即塞塔姆布里尼祖父的名字。——塞塔姆布里尼,在这两位旁听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阴郁、热情、有煽动性的人物,一个阴谋活动的首领和叛逆者;尽管他们出于礼貌努力控制自己,但那种不信任、甚至反感的神色仍多少在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自然,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他们听到的乃是好久以前的事,几乎在一百年以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尤其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理论上熟悉了所听到的故事的实质,也懂得了什么是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和对暴政的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从未想到亲身和他直接接触。他们又听塞塔姆布里尼说,他祖父这种密谋叛乱的激情是和爱祖国的热情融而为一的,他巴不得祖国早日获得统一和自由。是的,正因为他把这两者令人尊敬地融而为一,才使他从事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反叛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在这对表兄弟(无论是表兄还是表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概念总是与奉公守法相提并论的。不过他们私下不得不承认,根据当时当地的种种情况,反叛无异是公民的一种德行,而恪守法纪则不啻是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不仅是意大利的一位爱国者,而且同情渴望自由的各国人民,并和他们一起斗争。本来有人想在都灵发动一次叛乱,企图推翻政府,结果失败了。他也亲身参与其事,好容易才逃脱梅特涅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一贯敌视自由、正义和革命运动。他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力图恢复欧洲封建专制统治,镇压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奥地利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被迫下台,亡命英国。大人密探们的魔掌。在流亡期间,他利用时间先为西班牙立宪政体出力,后来又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流血斗争。塞塔姆布里尼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热衷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切古典传统的爱好者。此外,他的母亲是属于德国血统的,因为季乌塞普在瑞士与那位姑娘结婚,随后又带她一起经风雨,见世面。以后经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他才重返祖国,在米兰当律师,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用演讲和文章,用散文或诗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而斗争,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拟定颠覆政府的计划,用明晰的文体鼓吹解放了的人民团结一致,使大家共同获得幸福。在塞塔姆布里尼——也就是季乌塞普的孙子——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祖父季乌塞普在他的同胞面前,一生只穿黑色的丧服,他说这是为了哀悼祖国意大利,这个国家曾受到多大的屈辱,又是何等苦难深重啊。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不由想起自己的祖父来。以前,他有几次也曾拿他的祖父和自己的祖父作一番比较。自己的祖父虽然在孙儿眼里也总是一身黑衣服,但意义和另一位祖父迥然不同。他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念念不忘的,只是老式的服装,这种服式只会令人追忆起逝去的年华,与现实社会则显得格格不入;他到死为止还一直庄严地保持他原来的一本正经的面目,戴着那浆硬的轮状皱领。这两个祖父截然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啊!汉斯·卡斯托尔普陷入了沉思,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前面,同时小心翼翼地摇摇头,仿佛表示对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不胜钦佩,同时却也有惊愕和不以为然的意味。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不妄加判断,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比较和确证一下完事。他仿佛又看到老态龙钟的汉斯·洛伦茨俯下小小的脑袋,在客厅里对着受洗盘的淡黄色的金边沉思。受洗盘是沧海桑田中幸存下来的传家宝呢。这时祖父嘴巴张得圆圆的,因为他的嘴唇又要发出“乌尔……乌尔”的音节了,这声音重浊而虔诚,令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庄严肃穆的所在,那里人们走起路来也不得不弓起背,蹒蹒跚跚。他似乎看到了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胳膊上缠着三色旗这里指的是法国国旗,它由蓝、白、红三种颜色组成。,挥动宝剑,阴郁的眼光投向天空,率领大群争取自由的战士,誓与专制政体的喽啰们决一死战。汉斯想,这两个人都各有各的完美之处和光彩;他在评判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公正无私,因为他感到自己多少有些凭个人好恶,有某些偏袒心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固然为获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但汉斯本人的祖父或他的祖先本来是拥有一切权利的,而四个世纪来,这一切都给一些贪心鬼们巧取豪夺,搜刮一空……因而两个做祖父的都经常穿着黑衣服,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两人都怀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在他们自己和严酷黑暗的现实面前划了一条鸿沟。不过一位是怀着满腔虔敬的心情纪念他整个生命所属的过去和死亡,另一位则出于叛逆的心情,一心致力于社会的进步,而对温驯恭让则嫉恶如仇。不错,这是两个世界或天地,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讲述时,汉斯似乎就站在他们中间,用探询的目光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又瞅着那个;在他看来,这些他似乎曾一度经历过。

    他记得几年之前一个夏末的傍晚,曾在暮色苍茫中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漫游在霍尔斯泰因的湖面上。当时已是七点钟了,太阳已经下山,在林木丛生的海岸上,一轮满月已在东方升起。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静静的湖水上划着桨,心中泛起一种惝恍迷离的感觉,宛如置身于梦境一般。在西边,刚才还是大白天,阳光明灿灿地照着,可是此刻他抬起头来,眼前却展现一片烟雾迷蒙的夜景,月色皎洁,景色极为迷人。就这样,十分钟过去了。这幅绮丽的画面持续了一刻钟后,夜色和月光就完全占优势。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片景色的转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白昼一下子变成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这一切都使他惊异不止,同时也感到心旷神怡。这时他不由想起当时的这番情景。

    汉斯接着又想下去: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虽身为律师,但从他的生涯及广泛的活动中看,恐怕不会是一个才能高超的法学家吧。然而正如他的孙子塞塔姆布里尼所确信的,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他头脑中始终渗透着法学的基本原则。尽管目下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脑子里有些昏昏然,吃了山庄疗养院的六餐饭感到饱餍餍的怪不舒服,可是当塞塔姆布里尼把这种原则称作是“自由和进步的源泉”时,他不免努力思索,想了解一个究竟。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心目中,他一直把“进步”理解为十九世纪中出现的起重机之类的创新产物,他也看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并没有低估这类事物的重要性。显然,他的祖父也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德国,也就是这两位静聆他教诲的青年人的祖国,这个意大利人却非常尊敬,因为火药是这个国家发明的,它把封建主义的甲胄炸成一堆废物,同时这个国家也发明了印刷机,它使思想能获得民主的传播——换句话说,它使民主思想得到发扬。他在这个观点上赞扬德国,但仅仅赞美它的过去,而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他却认为应当授予荣誉勋章,因为当别的国家尚处于蒙昧状态而受人奴役时,他的祖国第一个揭竿而起,展现了启蒙、文明和自由的旗帜。他对技术和交通——这些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人工作范围——固然十分尊敬(关于这点,他在溪边斜坡上第一次遇到这对表兄弟时就表过态),但看来促使他尊敬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力量,而是考虑到它们对提高人类道德的意义,因为他说,这一意义理应归功于它们。他说,只要技术以它的种种形态日渐征服自然,例如通过它所发展的各种联系方式,兴建街道,发展电报事业,克服气候上面的差异,那么事实表明,它就是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和解、消除偏见以及最后导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了。人类在原始时代本处在黑暗、恐怖和仇恨中,但后来沿着光辉的道路不断前进发展,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相互关心、光明磊落、善良和幸福;在这条道路上,技术乃是一个推动力最强的媒介,他说。可是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囫囵吞枣地去领会的,过去他一向认为这些范畴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技术和道德!塞塔姆布里尼说。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基督教拯救世界的教义,是基督教首先倡导了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原则,而印刷机则广泛地传播这种教义,最后,法国大革命竟把它提高而成为法律。这些都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摸不着头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事实上他真的莫名其妙,尽管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措词上又明确,又圆滑。

    意大利人接着说,他祖父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有一次曾感到自己极其幸福,那时正好在巴黎发生七月革命指一八三○年七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波旁王朝被推翻。但资产阶级夺取了胜利果实,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当时他慷慨陈词,说巴黎的三天就功绩而言,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足可并驾齐驱,所有的人都将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自主地用手捶起桌子来,从心底里惊叹不已。

    一八三○年夏季巴黎人颁布新宪法的三天,竟能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他看来确是太过分了!在这六天中,上帝毕竟把水面与陆地分开,而且把天国的永恒之光以及花卉、鱼鸟和各种生命都一一创造出来。以后当他单独和表哥约阿希姆在一起时,他又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盘托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委实太过分了,简直有些亵渎神明。

    可是他心甘情愿接受塞塔姆布里尼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乐于经受这一试炼,因而他尽力控制自己不对塞塔姆布里尼为人之道提出异议,而按照他的信条和情趣,他本该是要反对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考虑到人们称之为英勇的东西,他却看作是邪恶,而他认为是情趣低下的东西,在过去某个时期及某个地方可能是慷慨大方及情操高尚的流露。例如,当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把街垒称为“人民的王冠”,同时宣称应当把“市民的长矛奉献给人类的祭坛”时,情况就是这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他为什么爱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他尽管没有明说,但心里十分清楚。责任感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他还抱着旅游者和旁听生那种逢场作戏、姑妄听之的逍遥态度,心想反正明后天他又会振翅飞回到正常的生活圈子中。因此也可以说,是良心在驱使他倾听;说得精确些,是一颗不十分纯洁的良心在指使他,劝诫他,叫他聆听这位意大利人的谈话,听时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面,嘴里抽着他心爱的马丽亚·曼契尼牌雪茄烟。有时,当三个人一起从“英国地区”爬上“山庄”的时候,他也这么倾听着。

    根据塞塔姆布里尼的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因循守旧的原则和不断变动的原则,也就是进步的原则。人们称前者为亚洲人的原则,后者为欧洲人的原则,因为欧洲是反叛、批判和实现变革的国土,而东方大陆则体现出清净无为和一成不变的精神。两种力量究竟何者得胜,这是毫无疑问的,唯有凭借启迪的力量,才能合乎情理地取得胜利。因为在人类光辉的历程上,始终能把更多的人们带在自己周围一起前进。在欧洲本土,人们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后来又开始向亚洲推进。尽管他们取得了全胜,但还有许多工作待做;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已经获得光明的人们,尚须努力履行伟大而崇高的职责,直到欧洲那些并未经受十八世纪各种变革和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指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中也把专制政体和宗教推翻为止。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塞塔姆布里尼掀起了他的小胡子狡黠地微笑说;即使不是由鸽子的翅膀挟来,也将由雄鹰的翅膀带到,那时欧洲大陆将出现曙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曙光,它的象征是理智、科学和正义。它会带来人民民主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与臭名昭著的、由王公和内阁组成的同盟截然不同,后者为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季乌塞普所深恶痛绝。一句话,那时将诞生一个世界大同式的共和国!不过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那种亚洲式的奴颜婢膝、墨守成规的原则必须正中要害地彻底打垮,换句话说,在维也纳,应当先把奥地利击溃,这样既可为过去报仇雪耻,又能使正义占上风,让地球上的人们获得幸福。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后面这些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言词和结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厌恶这些话,它们在塞塔姆布里尼口中反反复复絮叨着,他听了十分刺耳,像是他个人在发泄满腹牢骚,也像在恶意攻讦国家。当那位意大利人口若悬河地说开来时,约阿希姆却一言不发,只是沉着脸,掉过头去,不再听他。有时约阿希姆提醒他们该去做治疗了,或者设法把话题引开。当他离开正题大发议论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忍不住了,不再集中思想去听。显然,这些话远远超出他良心驱使和告诫他去洗耳恭听的范围之外,可是这种告诫声清晰可闻,因而无论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坐在他们身边或在户外一起散步时,汉斯总要求他发表一些见解。

    塞塔姆布里尼说,这些见解、理想和志趣,是他家里的固有传统。祖孙三代都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奉献在这上面,而每人奉献的方式却各不相同。他父亲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祖父季乌塞普,尽管父亲不像祖父那样是一个政治煽动家和争取自由的战士,而是一个又沉默、又敏感的学者,是一位伏案写作的人文主义者。可是人文主义者是什么呢?他热爱人类,如此而已,因而在政治上,他对玷污和降低人类尊严的一切观念,都是采取反抗态度的。人家责备他过分重视形式了。可是他只是为了人类的尊严才珍爱美丽的形式。这与中古时代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人们不但耽于迷信,置人性于不顾,而且恬不知耻地不讲究任何形式。他一开始就维护人间的事物和尘世的利益,他卫护自由思想和生活乐趣,坚持认为上苍会自己作好安排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他一直是敢于抗拒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也许他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卡尔杜齐诗歌中所吟咏的那种恶魔并无二致……唉,我的上帝,要是这对表兄弟能听到波洛尼亚即波伦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名。这位教会的死敌在反对浪漫主义者基督式的感伤主义时那些挖苦的话,那该多好!而且还反对曼佐尼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意大利大作家,出身贵族。早年写诗,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教会和君主。代表作为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描写十七世纪意大利在贵族统治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下中、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是意大利的文学名著之一。

    的圣歌!他又反对浪漫主义那种树阴与月光的诗歌,把它和“惨淡的月亮,天上的修女”相比。听了他的话,真是其乐无穷!他们可也应当听听,卡尔杜齐是怎样解释但丁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代表作《神曲》广泛地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对欧洲文学有极大影响。的,他把但丁誉为大城市里的公民。但丁能挺身而出反对禁欲主义和与世无争的消极情绪,竭力卫护革新和改善世界的种种努力。因为诗人所尊敬的,并不是他称之为“Donnagentileapietosa”意大利文,意为“温柔而虔诚的女人”。的贝亚特丽契但丁《神曲》中的女主角,是但丁早年的恋爱对象,也是他理想化的女人,但丁在《新生》、《诗集》等许多诗歌中都吟咏过她。一二九○年,贝亚特丽契去世;过了五年,但丁与吉玛·多那底结婚。那病弱而神秘莫测的阴影,而是他的妻子,她在诗歌中体现出入世和实际工作的原则……

    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总算也听到有关但丁的一些情况,而且确实是从权威人士口中获悉的。关于那位介绍人的夸夸其谈,他并不完全相信,但塞塔姆布里尼说但丁是一个大城市的觉醒的公民,这话倒十分动听。接着他继续听塞塔姆布里尼讲他自己的事。他说先辈的各种气质都融而为一地集中在孙子洛多维科即塞塔姆布里尼本人的名字。身上,既有祖父的政治家风度,又有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他自己则是个文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因为文学只是人文主义和政治的综合而已,这种说法,比“人文主义本身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人文主义”那样的说法更加不受约束……讲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竖起耳朵倾听,努力想领会其中含义,因为他希望搞清酿酒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想了解文学是否仅仅是一种“漂亮的字符”。这时塞塔姆布里尼问这两位倾听他的人,他们是否听到过布鲁内托·拉蒂尼拉蒂尼(BrunettoLatini,1210左右—1294)是十三世纪意大利文学家及外交家,他将法国文学介绍给意大利。他学识渊博,著有《百科辞典》。其人,他是一二五○年左右佛罗伦萨的一位官员,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善与恶的书?是这位大师首先使佛罗伦萨人的智慧敏捷起来,后来又传授他们语言的艺术,而且根据政治的原则提出管理共和国的方法。“两位先生,现在你们总懂了吧!”塞塔姆布里尼提高嗓门说。“现在你们该清楚了!”接着他谈起“文字”,谈起了对文学和修辞的狂热崇拜,他称它们是人类的胜利。因为文字是人类的光荣,只有它才使生命获得人的尊严。

    不但人文主义和文字有关,而且人道本身,人类古已有之的尊严,对人的尊敬和人的自尊心,都和文字分不开,对文学也难解难分,因而政治也同文学有密切关系。(“你可曾注意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后来对他的表哥说,“你可曾注意到,他说什么文学取决于美丽的词藻?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或者不如说,它是人道和文学这一混合体的先导,因为美艳的文字孕育出壮丽的事业。“二百年以前,”塞塔姆布里尼说,“贵国有一位诗人,他是一个出色的爱饶舌的老人,他很重视书法之类,因为他认为字写得好,文体也就漂亮了。他甚至还想更进一步,说什么美丽的文体会导致美丽的事业。”写得漂亮,也几乎等于想得漂亮,这和干得漂亮相距不远。所有的道德和德行的完善都是从文学的精髓中产生出来的,从人类尊严的精神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人道和政治的精神。不错,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种力量和同一个概念,人们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嘿嘿,这个名称是由大家熟悉的音节组成的,可是对这对表兄弟来说,他们对它的意义过去肯定没有像现在领悟得那么真切透彻,这就是:文明!塞塔姆布里尼这句话一出口,他那又小又黄的手就在空中挥动了一下,仿佛想祝酒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都值得一听。尽管它们并不是非听不可,有些“姑妄听之”的味儿,可是终究还是值得一听。以后他把这些意思向约阿希姆·齐姆森说了,但约阿希姆嘴里总是衔着一支体温表,回答只是含含糊糊的,以后又忙于看度数,在表单里记录下来,对塞塔姆布里尼的看法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我们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乐于领悟意大利人的话中之意,他打开自己的心扉审察一番。他由此主要得到一个启示:清醒的人比昏昏欲睡的人更为有益,两者是迥然不同的。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昏昏欲睡时,他曾好几次毫不留情地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斥之为“奏手摇风琴的江湖卖艺人”,企图尽力把他赶走,因为他是一个“干扰的因素”;但当他头脑清醒时,他却彬彬有礼、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谈话,想公正地把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见解和观点所持的反感压下去。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他抱有某种反感,这是不容否认的;某些反感成分他一开始就有,以后也就一直埋在他的心里;有的却是特别由目前处境引起的,是由他同山上人们间接的、默默无言的相处引起的。

    人是多可怜的动物,他的良知又多么善于诳骗啊!哪怕在充满责任感的声调中,他也轻易地听出了对于情欲的默许。汉斯·卡斯托尔普出于责任心,为了正义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同时怀着一片好意体味着对方有关理智、共和国和“美丽的文体”的种种见解,并乐于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可是在这后面,他却越发觉得自己的思念和幻想允许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自由驰骋。要是我们把心中的怀疑或真知灼见全部说出来,那么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无非只怀着这个目的,那就是使他能随心所欲,而这点,他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但究竟是什么,又是谁,在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及美丽的文学相反的一端出现,使他不由自主地全心全意投到那边去?原来那边是……克拉芙吉亚·肖夏;她总是那么慵懒,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而体内却被病菌啃啮着。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到她时(不过“想”这个字,远不足以表达出他内心对她的渴慕和思念),他仿佛又坐在霍尔斯泰因湖的小船上,用迷惘的眼睛时而欣赏西边湖畔落日的余晖,时而又掉过头来,凝望东方天空雾气迷濛的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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