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并非新手的外科大夫什么时候会心情不安呢？不是在做手术的时候。采取手术措施时做的是明确的一丝不苟的工作，知道继什么之后再做什么，只需把该切除的东西坚决切除干净，免得过后因搞得不彻底而后悔。当然，偶尔也难免遇到情况骤然恶化，病人大量出血，或者突然想起卢瑟福是死于小肠疵气的手术。外科大夫的心情不安始于手术之后，如果病人的发烧持续不退或肚皮依然隆起。在手术后的这种情况下，必须不用手术刀而是在想像中打开腹腔，看看出了什么毛病，怎样设法加以纠正。百害无益的是把手术后的并发症归咎于某一偶然的次要原因。

    正因为这个缘故，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有一个习惯：在5分钟碰头会之前总是要先跑去看一眼由自己做了手术的病人。

    由于明天是手术日，今天巡诊的时间会很长，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不能等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去了解经他做胃切除的一个病人及焦姆卡的情况。他先去看了看胃切除的病人——情况还不坏；他告诉护士该给病号灌什么流汁，每次灌多少。然后到隔壁一间只睡两个人的小病房里去看一眼焦姆卡。

    这里的另一个病人已开始康复，可以下地了，而焦姆卡平躺在床上，脸色灰白，被子盖到胸前。他仰望着天花板，但目光不是感到宽慰。而是显得忐忑不安，眼眶周围的肌肉高度紧张，似乎他想看看天花板上的某个小小的东西而又看不清楚。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默默地站住，两腿微微分开，身体略略侧向焦姆卡，长长的胳膊空悬着，右手甚至稍稍问旁边挪开，他皱着眉头望着焦姆卡，仿佛是在估量：要是此刻挥动右拳朝焦姆卡的下颌打去，那会怎样？

    焦姆卡转过头来，看见他之后笑了。

    外科大夫那极为严肃的表情也一下子舒展为笑容。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向焦姆卡映了映一只眼睛，把这小伙子当作能够会意的自己人：

    “就是说，没问题吧？一切正常？”

    “哪能谈得上正常呢？”焦姆卡本来有很多苦可诉。但是，作为一个男子汉，向另一个男子汉诉苦，也就没有必要了。

    “疼吗？”

    “是啊！”

    “还是老地方吗？”

    “是啊！”

    “这疼的感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焦姆卡。在未来的一年里，你还会去抓那个地方，结果那儿什么也没有。但感到疼痛的时候，你还是要这样去想：那条腿已经没有了！这样你会好受些。主要的是，现在你可以活下去了，懂吗？而只是去掉了一条腿！”

    这话，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得是那么轻松！的确，让那条病腿见鬼去吧！少了它反而轻松。

    “好吧，回头我再来看你！”

    他这才赶去开碰头会，一路飞快地甩动着两臂。他迟到了，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尼扎穆特丁要求很严，不喜欢有人迟到）。他那前面不开襟的白长衫紧紧地绷住了胸膛，背后勉强扣住，但两襟怎么也碰不到一起。他在医院里走路总是匆匆忙忙，上下楼梯两极一跨，胳膊和腿的动作简单而幅度大——病人们正是根据这种大幅度的动作断定，他在这里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成天混日子的。

    而5分钟的碰头会一开就是半个小时。尼扎穆特丁庄重地（为了显示自己）走进来，庄重地（为了显示自己）同大家打招呼，接着就和颜悦色地（为了显示自己）、不慌不忙地主持会议。他显然在留神听自己的声音，并从旁观者的角度在每一个手势中和头部的转动中看到自己是多么仪表堂堂、聪慧睿智，多么有学问、有威信。在他的故乡，人们编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在本市，他也是知名人士，甚至报纸上有时也会提到他。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跷着二郎腿坐在被他稍稍向后挪了挪的一把椅子上，五指张开的大手插在系于腹部的辫形白腰带里。他戴着船形小帽，阴沉着脸，但由于他在领导面前经常是面带愠色，所以院长也就不可能认为这是针对他的。

    院长不是把自己的职务理解为需要坚持不懈、专心致志、付出极大精力的一种工作，而是理解为能够经常出风头、领奖赏和获取种种特权的一种机会。他的头衔是院长，因而相信自己有了这个头衔便是一院之长，是首席医师；相信自己比这里其余的医生懂得更多，尽管不一定包括所有的细节；相信自己完全了解他属下医生如何进行治疗，而且只有在他的指点和领导下他们才得以避免各种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5分钟的碰头会开得时间那么长，而且还显然认为这受到了全体在座者的欢迎。既然院长的权力如此大大地、顺利顺当地重于职责，他在录用行政人员、医生和护士到医院来工作的事情上做法十分简单：只录用州卫生局、市委或他指望不久自己要在那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医学院里某人打电话托他给予关照的那些人；或是在某家吃晚餐酒兴方浓时对谁许过愿的人；或者和他自己一样同属一个古老家族旁支的人。倘若科室负责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新近录用的人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那么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便会用比他们更为惊讶的口气说：“那你们就教他好了，同志们！否则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此时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正在向自己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指出他们工作中存在哪些毛病，他们该如何加倍努力拯救人们的宝贵生命。他的鬓发斑白，这种到了一定年龄出现的斑白鬓发，像一圈雍容高贵的光轮笼罩着天才和笨伯、大公无私者和自私自利者、勤快人和懒汉的脑袋：他仪表堂堂，神态从容，那是思想没有经受过磨难的人得天独厚的表征；他的肤色黝黑均匀，同斑白的鬓发尤为相称。坐在孔雀蓝色台市旁公家的直背沙发椅、圈椅和普通椅子上、表面上注意听尼扎穆特了讲话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他尚未辞退的，另一种是已被录用的。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可以清楚地看到头发夜曲的哈尔穆哈梅多夫所坐的位置。此人的模样跟科克船长游记中画的插图差不多，好像刚刚走出原始森林：头上插着茂密的树枝，青铜色的脸上点缀着漆黑的斑点，在现出乐不可支的怪笑时，会露出一口宽阔的白牙，惟独鼻翼上缺少一个环（只缺这个了）。当然，问题不在于他的模样，也不在于医学院毕业的正式文凭，而在于没有一次手术不被他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曾让他做过两次手术，都砸锅了，从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让他做了。而要开除他，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排挤少数民族干部。就这样，哈尔穆哈梅多夫三年多来只能写写比较简单的病历，巡诊和换药的时候他也煞有介事地在场，夜间照样值班（睡觉而已），最近甚至领一个半人的工资，尽管他跟不担任额外工作的人同时下班。

    这里还坐着两个有外科医生大学文凭的女人。一个是潘焦欣娜，年纪四十上下，胖得出奇，她老是心事重重，因为先后跟两个丈夫生了六个孩子，而钱不够用，再加上没有时间照看他们。这些心事从来没从她脸上消失过，即使在所谓的上班时间，也就是为了领到工资而必须待在医院里的那几个小时，也是如此。另一个是安热莉娜，两年多以前从医学院毕业来到这里，她年轻、娇小、红发，长得不难看，由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她并不倾心而非常憎恨他，她目前是外科跟他作对的主要策划者。她们两个人都只能看看门诊，任何时候都信不过她们主刀，然而院长也有重要的原因使他永远不能把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人解职。

    外科在名义上有5个医生，手术任务是按5个医生布置的，但能够主刀的却只有两个。

    这里还坐着一些护士，其中有几个跟那些医生的情况差不多，但她们也是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录用的，所以受到他的保护。

    有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被这一切挤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在这里多待一天也不行了，真想脱身而去！然而能到哪里去呢？无论换到哪一所医院里去，岂不都有院长，说不定比这里的更坏，他们都有吹捧起来的虚名，都有自己的一帮占着位于不干活的家伙。要是能单独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医院，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能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员列入编制，不起作用的一个也不要。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地位还够不上担任院长，除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他从莫斯科来到这里走得已经够远的了。

    况且，他本人对于担任领导工作丝毫没有兴趣。他知道，戴上了乌纱帽往往会妨碍自己甩开膀子工作。更何况，他在生活中有一个时期也看到过有的人从上面跌下来，通过这些人的事例他认识到权力的虚幻：他曾看到几位师长巴不得去当勤务兵，他也曾把自己的第一位实习导师，外科大夫科里亚科夫，从污水坑里拉出来。

    有的时候似乎矛盾也有所缓和，不那么突出，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觉得还可以忍受，没有必要走。这么一来，他反而开始担心自己和东佐娃，还有汉加尔特，会被排挤出去，担心事情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担心形势不是一年比一年明朗，而是愈来愈复杂。可他已不大察得起生活的坎坷：毕竟是快40岁的人了，身子已要求舒适和安定。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该奋起猛冲还是随波逐流。他的重要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如此开始的，那工作最初真有点非凡的气势。有一年他距离斯大林奖金只有几米远了。没料到他们的整个研究所突然因弦儿绷得太紧和急于求成而崩溃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连副博士论文答辩还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当初科里亚科夫曾这样叮嘱他：“您尽管努力干吧，努力干！写论文么，总是来得及的。”可到什么时候才能“来得及”呢？

    也许，写了论文也顶不了屁用…

    不过，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院长的不满并没表现在脸上，他眯缝着眼，仿佛在听。何况，正在安排他下个月施行第一例胸腔手术。

    但任何事情都有个了结的时候！5分钟的碰头会终于结束了。外科医生们陆续走出会议室，聚集在二楼的穿堂平台上。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还是那样把两手插入那束在腹部的腰带里，像一位满不高兴而又心不在焉的统帅，率领两鬓斑白、弱不禁风的叶夫根尼娅鸣斯季诺夫娜、想发蓬松的哈尔穆哈梅多夫、肥胖的潘焦欣娜、红发的安热莉娜以及两名护士到病房里去巡诊。

    在需要赶紧工作的时候，巡诊便有如走马观花。今天也有不少事情需要赶紧去做，但今天按照日程规定是缓慢的全面巡诊，不能漏掉一张外科病床。他们一行7人，不慌不忙地走进每一个病房，泡在各种药品味儿和病人本身的气息加上懒得通风所造成的浑浊空气里。他们挤在床铺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尽量靠边走，互相让路，然后互相回顾。在每一张病床前，他们都围在一起，花1分钟、3分钟或5分钟的时间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就像他们已经适应病房里浑浊的空气那样，耐心地了解他的痛苦、他的感受、他既往的病历、现在的病史、治疗进程、他目前的状况，总之，凡是理论和实践容许他们做的一切他们都-一地去做。

    倘若他们的人数能够少些，倘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精通自己的业务，倘若每一个医生不是要负责医治30个病人，倘若他们不必绞尽脑汁去考虑往“检察官的文件”——病历里写什么和怎样写最为适宜，倘若他们不是普通的凡人，亦即不是有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记忆和意愿、而且由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遭受这种疾苦而觉得轻松的人，那么，比这样一种巡诊更好的办法恐怕是再也想不出来了。

    然而，所有这些假定都不存在，巡诊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因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照例率领大家巡诊，并眯缝着眼睛（一只比另一只眯缝得厉害些）洗耳恭听主治医生关于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汇报（不是凭记忆背出来，而是照病历夹上念）：他来自何方，何时入院（有些老病号的这一情况早就熟悉了），因患何症入院，正在接受何种治疗，剂量如何，血液情况如何，是否计划施行手术，有何障碍，抑或尚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一听完，还坐到好多病人的床沿上，对某些病人还要求露出患处进行视诊和价诊，然后亲自给病人盖好被子或让别的医生也来摸一摸。

    真正的难题在这样的巡诊过程中是解决不了的，为此必须把病人叫去个别处理。巡诊时不能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而只能用相互明白的话去谈，彼此心照不宣。在这里甚至不能说任何人的病情恶化，只能说“进程有些加剧”。在这里，一切都用半暗示的别名替代，有时甚至用别名的别名，或者说得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仅从来没有人说过“癌”或“肉瘤”，就连病人多少有点明白的别名“康采尔”、“康采罗马”、“采尔”：“爱司阿”也不说。代替这些名目的是些不太刺激人的字眼：“溃疡”、“胃炎”、“炎症”、“息肉”。至于这些字眼究竟该如何理解，那就只能等巡诊之后充分说明。为了使彼此明白，有的话还是可以说的，例如：“纵隔阴影扩大”、“属于不宜施行切除术的病例”、“不能排除致命后果”（这意思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等等。当实在没有合适的词表达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便说：

    “把这份病历单放着。”

    说罢就往下进行。

    在这种巡诊过程中，他们不大可能达到了解病情、相互通气和议定治疗措施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更为重视给病人打气。他甚至把打气看成这种巡诊的主要目的。

    ‘Statusidem，”有人向他报告。（这意思是：“还是老样子。”）

    “是吗？”他高兴地应道。接着他就急忙向病人直接了解：“您真的感到多少好些了吗？”

    “好像是，”病人有些诧异地附和着。病人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但既然医生觉察到了，那想必没错。

    “您瞧！这样您也就会逐渐康复的。”

    另一个病人却十分惊慌：

    “大夫，您听我说！我的脊椎骨为什么疼得厉害？莫非那里也有肿瘤？”

    “这是继发现象。”

    （他说的是实话：转移也就是继发现象。）

    在一个死灰色面孔、瘦削得可怕、嘴唇勉强可以贪动回答的老头床边，他听到的报告是：

    “病人目前服用强身和止痛药物。”

    这就是说：完了，治疗已经来不及，毫无办法，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就好。

    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浓眉一皱，仿佛下决心说明一件难于开口的事情，小心翼翼地交底：

    ‘来，大伯，咱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您现在所感觉到的一切症状，都是在这以前所进行的治疗的反应。但您不要催得我们太急，安静地躺着，我们一定会把您治好。您好好躺着，看起来好像对您不用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其实您的机体正在我们的帮助之下保卫自己。”

    确死无疑的老头连连点头。开诚布公引起的反应远非那么绝望！它给病人燃起了一线希望。

    “骼骨区有肿瘤生成，就是这种类型的，”主治医生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报告，并给他看爱克斯光照片。

    他对着亮光看了着黑糊糊的透明爱克斯光底片，赞许地点了点头：

    “片子拍得很好！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开刀了。”

    病人得到了鼓舞：情况不光是好，而且是非常好。

    而照片之所以很好，是因为无须再拍，它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肿瘤的大小和边缘。手术已经没法做了，所以大可不必。

    就这样，在一个半钟点的总巡诊时间内，外科主任一直说着并非心中所想的话，留神勿使语调表露自己的感情，同时又要使主治医生能够在病历上作出正确的记录——那订在一起的、手写的详细记录的病历表有可能成为审判他们中任何一人的依据。他没有一次猛然转过头去，没有一次用惊慌的眼神看人，病人们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和善而又带点无聊的表情看到，他们的病极其平常，都是早已知道的，没有一例属于疑难危重的。

    一个半小时紧张思考、随机应变的戏演下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累了，他操了揉前额，让皮肤舒展一下。

    可是有个老妇人抱怨说好久没人给她叩诊了，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就在她身上的几个地方敲了敲。

    在男病房里，有个老头说：

    “对了！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说！”

    接着他就语无伦次地谈起自己对病痛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列夫例昂尼多维奇耐心地听着，甚至还频频点头。

    “现在，想听听您的意见！”老头让他说。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微微一笑：

    “叫我说什么呢？我们跟您的目的是一致的。您希望恢复健康，我们也希望您恢复健康。那就让咱们进一步好好配合。”

    跟乌兹别克族的几个病号谈话时，他还能说几句最简单的乌兹别克语。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病人，知识分子气味很浓，甚至看到她穿着病号长衫躺在床上也叫人不好意思，对她就没有当众视诊。对一个有母亲陪着的小男孩，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认真地跟他握手。他在这个7岁男孩的肚皮上先用指头弹了一下，两个人一起笑了。

    一位女教师，硬要他请一位神经科医生来给她会诊；只是对这个病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不十分客气地回敬了几句。

    不过，这已经是最后一间病房了。他走出来时感到很疲劳，像是刚做完一例复杂的手术。他宣布说：

    “休息5分钟，抽口烟。”

    于是他跟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便凶猛地抽起烟来，喷云吐雾，仿佛他们巡诊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却严厉地告诫病人，说吸烟会致癌，在绝对禁忌之列！）

    然后大家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围着一张桌子坐了下来，刚才巡诊时报出来的那些姓名重新被提到，但巡诊时一个旁听者可能获得的那种普遍好转和正在康复的印象，在这里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个“Statusidem”的女病人是无法施行手术的，对她作爱克斯光照射是属于治标，也就是为了直接减轻痛苦罢了，而根本不指望治本。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跟他握手的那个小男孩患的也是不治之症，肿瘤已全面扩散，仅仅由于家长的坚持，不得不让他在医院里再待一阵子，假装给他照爱克斯光，实际上机器没有通电。关于那个要求叩诊的老妇人，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

    “她现在是68岁。如果我们用爱克斯光给她治疗，也许可以使她抱到刀岁。可我们要是给她动手术，她连一年也活不了。您看呢，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

    既然像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这样一个崇拜手术刀的人都放弃了动手术的念头，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就更会表示赞同。

    其实，他完全不是手术刀的崇拜者。他是个怀疑论者。他知道，使用任何仪器都不如肉眼看得清楚。要彻底铲除病根，什么都不及手术刀强。

    关于不愿自己下决心开刀而要求同家属商量的那个病人。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这时说：

    “他的家属远在偏僻的外地。等到跟他们联系上，再等他们来表态，那他早死了。必须说服他上手术台，明天来不及那就下一次。当然，风险很大。也许打开看看后只能缝起来了事。”

    “倘若他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哈尔穆哈梅多夫郑重地问，仿佛冒风险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两道形状复杂、又长又浓的眉毛一扬：

    ‘哪还是躺若’，可咱们如果不采取这一措施，那他必死无疑。”他想了想。“目前我们这医院里的死亡率还让人放心，不妨冒一下风险。”

    他每一次都问大家：

    “谁有不同意见？”

    不过，他感兴趣的只是叶夫根尼娜-乌斯季诺夫娜的意见。尽管在经验、年龄和方法方面存在差距，但他们两人的意见几乎总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通达事理的人最容易达到相互了解。

    “对于那个黄头发的姑娘，”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问，“莫非我们就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吗，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非切除不可吗？”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非切除不可，”叶夫根尼姬-乌斯季诺夫娜撇了撇两片弯弯的、涂了口红的嘴唇。“以后还得好好照一阵爱克斯光。”

    “可惜！”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突然叹了口气，并且垂下了戴着滑稽船形小帽、圆顶歪向后边的脑袋。像在察看指甲似的，他用大拇指（非常大）依次抚摩另外四个指头，一边嘟哝着：“给这样年纪轻轻的人做这种切除术，实在不忍心下手。总觉得是在做违反天性的事情。”

    他用食指尖在大拇指甲上又抚摩了一阵。还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他抬起头来：

    “对了，同志们！你们明白舒卢宾是怎么回事吗？”

    “是直肠癌吧？”潘焦欣娜说。

    “对，是直肠癌，可这是怎么发现的？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防癌宣传工作和肿瘤防治站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奥列先科夫有一次在报告会上说得好：连手指伸进病人肛门检查都嫌脏的医生根本不配当医生！我们有些人是怎么把人耽误的！舒卢宾跑过好多门诊所，诉说便意频繁、大便带血，后来已感到疼痛，他们给他作了各种化验，可就是没采取最普通的方法——用手指摸一下！他们把他的病当成痢疾治，当成痔疮治——全都白费力气。有一次他在某门诊所看到墙上有关肿瘤知识的宣传画，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读了以后便请到了！结果是自己用手指摸到了自己的肿瘤！为什么医生不能早半年这样做呢？”

    “部位深吗？”

    “大约7厘米，正好在括约肌后面。本来完全可以保留那张绵的肌肉，他还会是个好好的人！可现在，括约肌也蔓延到了，只得施行退行性切断术，这就意味着，将来排粪不能自行控制，就是说，得把肛门移到侧面，这日子怎么过？……那位大叔人倒是挺好的……，，

    他们开始排明天手术病人的名单。哪个病人该用什么作术前强身处理，哪个病人该先洗澡，哪个人不用洗，哪个病人该做什么准备，他们都在名单上-一作出了记号。

    “恰雷不必给予强身处理，”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他患的是胃癌，而精神却那么好，实在少见。”

    （他哪会知道，明天早晨恰雷自己会用小瓶子里的东西给自己强身呢！）

    谁给谁当助手，谁管输血，他们都分配好了。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是安热莉娜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当助手。这就意味着，明天她又将站在他的对面，而手术护士将在旁边走动，她不是去考虑下一步该递什么工具，而是斜眼看着安热莉娜，安热莉娜则将冷眼观察他跟手术护士的动静。那位护士也有点神经质，惹不得，她甚至能把没有消过毒的缝线拿来用，于是整个手术就会失败…值些该死的娘儿们！她们就是不懂得男人的普通规则：在工作岗位上不能……

    粗心的爹妈在生下这个女儿的时候给她取名安热莉娜，却没有想到她长大了会变成怎样一个魔鬼。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斜瞅着她那尽管有点像狐狸的招人喜欢的脸蛋儿，真想用和解的口吻说：

    “您听着，安热莉娜，或者安热拉，反正您喜欢什么我就叫您什么！要知道，您并不是完全没有才能。假如您不是把才能用于找对象，而是用在外科学上，那您必定会干得相当不错。听我说，咱们可不能闹别扭，要知道，你我是站在同一张手术台旁边的…，，

    然而，她会把这番话理解成：他终于招架不住，准备投降了。

    他本来还想详细介绍昨天的审判会情况。但他只是在吸烟的时候向叶夫根尼姬-乌斯季诺夫娜简单地说了几句，至于对这些同事，他甚至提都不想再提。

    他们的工作安排刚一结束，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便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接着就大幅度摆动两只长胳膊，让白大衣紧绷的胸膛劈开空气，沿着走廊向放射科快步走去。他想把整个情况单单告诉藏拉-汉加尔特。在近焦距器械室他见薇加正跟东佐娃坐在同一张桌旁阅读文件。

    一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你们该休息啦！”他过去就说。“请递给我一把椅子！”

    他把椅子往自己屁股底下一放，便坐了下来。他本打算高高兴兴像朋友似地聊聊天，但发现气氛不对：

    “这会儿你们似乎不怎么欢迎我，是吗？”

    东佐娃淡淡一笑，手指转动着那副角质宽边眼镜：

    “恰恰相反，我正不知道该怎样讨您的好呢。您肯给我动手术吗？”

    “给您？决不！”

    “为什么？”

    “因为我要是把您宰了的话，别人就会说我是出于妒忌，因为您的放射科比我的外科成绩好。”

    “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我是认真地问您。”

    的确，很难想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会跟人开玩笑。

    薇加坐在那里，神情忧郁，身子紧缩，两肩拱起，似乎有点怕冷的样子。

    ‘“近日内我们就要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检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原来她早就感到胃疼，可她一直不说。自己还是个肿瘤专家呢！”

    “不消说，您已经收集了所有的证据，证明您那里是癌噗？”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从一鬓延伸到另一鬓的奇异眉毛弯曲起来。在毫无可笑之处的最普通的谈话中，他的表情总是带有嘲弄的意味，只是不知嘲弄何人。

    “还没收集齐全，’东佐娃承认。

    “都是哪些，能举个例子吗？”

    她说出一些症状。

    “证据不足！”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指出。“正如拉伊金所说的那样：远远不足！等薇加奇卡在诊断意见书上签了字，咱们再好好谈谈。我不久就会被派去主持一所医院的工作，那时我想把薇加奇卡带去当诊断医师。您放不放？”

    “薇加奇卡我可绝对不放！您带别人吧！”

    “任何别的人我都不要，只要薇加奇卡！否则给您开刀又图什么？”

    他说说笑笑，不知不觉把一支烟抽到不能再抽的地步，可心里想的却完全是正经事。正如那个科里亚科夫经常说的：年轻的没有经验，年老的精力不足。但汉加尔特目前（和他自己一样）正处在顶峰时期：经验的稳子已经灌满了浆，精力的茎秆茁壮结实。他眼看着她从一个小姑娘似的住院医师成长为如此干练的诊断医师，以致对她的信任不亚于对东佐娃的信任。有了这样的诊断医师，外科医生纵使是个怀疑论者，也尽可高枕无忧。只是女人的这个顶峰期比男人的短。

    “你哪儿还有点心吗？”他问薇加。“你反正吃不下，还得带回家去。让我吃了吧！”

    玩笑归玩笑，夹干酪的面包片当真出现了，他一边开始自己吃，一边劝别人也吃：

    “喂，你们也来一点！……昨天我去参加了一次审判会。你们真该去参加，大有教益！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到会的有四百人左右，要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因肠套结发生梗阻，需要开刀。手术做了。孩子活了几天，已经能做游戏！——这是确定的事实。忽然又发生局部梗阻，结果孩子死了。在调查过程中那个可怜的手术大夫被折腾了8个月，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看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的！现在，出席审判会的有市卫生局里来的人，有全市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有来自医学院的公众起诉人，你们听见了吗？这公诉人猛攻‘白大褂’的犯罪态度！把家长也拉来作证，——也算是找到了证人！什么连被子都盖得歪斜了，反正什么蠢话都有！而群众，我们的公民，坐在那里眼睛都气鼓了：瞧，这些混蛋医生！而听众里面也有医生，我们完全明白事情有多么荒唐，明明看到这是个泥沼，却又扭转不了局面：要知道，这是在把我们自己往泥沼里抱，今天你倒霉，明天也许就轮到我！而我们谁也不吱声。如果我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大概也会一言不发。但在莫斯科呼吸了1个月的新鲜空气之后，我的好多观念似乎都起了变化，原先以为是生铁浇铸的隔墙不料竟是朽木的。于是我就跳出来发了言。”

    “那里可以自由发言？”

    “嗯，有点像辩论会。我会：你们煞费苦心地安排这么一场戏来演，不觉得害臊吗？（我就是这样放的炮！他们企图制止我：‘不许他讲！’）你们以为医疗错误容易发生，而审判错误就不容易发生是不是？！要知道，这一事故应是科学分析的课题，而决不是审判的对象！应当只把医生们召集起来，进行专业性质的科学分析，无须他人参加。我们外科医生每星期二、星期五都要冒险通过布雷区！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应是建立在对我们信任的基础上，母亲应当信任地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而不是到审判庭上来作证！”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即使这会儿也激动不已，只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他忘记了干酪面包还没有吃完，撕开只剩下半包烟的包装纸，抽出一支点上，吸了起来：

    “而这个手术大夫还是个俄罗斯人呢！倘若他是日耳曼人，或者是犹太人，”他掀起嘴唇把“犹”字说得很轻又拖得很长，“那岂不有人会喊：‘绞死他，还等什么？’……不少人为我鼓掌！想想看，怎么能沉默呢？既然绞索已经套到了脖子上，那就应该把它扯断，还等什么？！”

    在听这番叙述的过程中，毅加受到极大的震动，连连摇头。她的眼睛现出聪明、紧张、会意的神情，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喜欢把一切都告诉她。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了却困惑莫解，她抖了抖大脑袋上剪短了的灰白色头发：

    “我可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我们做医生的不这样要求怎么行？有人把纱布缝在病人肚子里，是忘记了！有人把生理盐水当成普鲁卡因给病人注射！有人上石膏造成病人腿坏死！有人把剂量搞错十倍！输血的时候把血型也弄错！把病人烫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类情况怎能不由我们医生负责？应该像对待孩子那样揪住头发把我们加以教训广

    “天哪，您简直要把我置于死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五指张开的大手举到头上，仿佛是在自卫。“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这里的问题可说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围！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性质的斗争问题！”

    “喂，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汉加尔特力图抓住两人的手不让挥动，促使他们平静下来。“当然，应该提高医生的责任感，但具体办法是减少他们的工作定额——减少一半，减少三分之二！门诊时一个钟点要着九个病人——脑子里难道能容纳得下？应当让医生有可能从容不迫地跟病人谈谈，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如果动手术，一个外科大夫一天只做1例，而不是做3例！”

    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依然各持己见，一而再、再而三地互相叫嚷。最后，我加终于使他们平静了下来，并且问道：

    “后来怎么结束的？”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眯缝的眼睛睁开，微微一笑：

    “顶住了！整个审判会的预期目的破灭了，只有一点得到确认；病历写得不够确切。不过且慢，这事还没有结束！判决之后，市卫生局的官员发了言，说什么我们对医生的教育不够，对病人的教育不够，工会开会太少。最后由全市首屈一指的那位外科大夫发言！他从这一切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悟出了什么道理呢？他说：‘同志们，对医生进行审讯，这是良好的创举，十分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