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我去打听的时候,有我一封信。我只把信的末尾抄在这里:
“你来的时候,麻烦你把信封给我的男仆人奥斯汀看看,因为他必须采取每项预防措施保护我,以防那些自称为‘新闻记者’的流氓闯入。你忠实的乔治·爱德华·查伦杰”
我给塔尔甫·亨利念了这封信。他早早地来了,要听听我冒险的结果。
我收到信的时候差不多是十点半,但是拉我去赴约会的出租汽车绕来绕去花了好长时间,一个说不上多大年龄的怪人开了门,后来我发现他是司机,他用蓝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说好了见你吗?”他问。
“约好的。”
“有信吗?”
我拿出了信封。
“好!”他象是个话不多的人。跟着他走过过道,我突然被从饭厅门里走出来的一个小个子妇女拦住了。她是位活泼的黑眼睛的太太,类型上如果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更象法国人。
“等一下,”她说,“你可以等一下,奥斯汀。请到这里来,先生。可不可以问问,你以前见过我的丈夫吗?”
“没有,夫人。我没有过这种荣幸。”
“那么我预先向你道歉。我必须告诉你,他是一个完全令人不能忍受的人——绝对地令人不能忍受。要是他象要动手了,赶快离开那屋子。不要等着和他辩论,好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伤了。而后丑事弄得尽人皆知,影响到我,也影响我们大家。我想你不是为了南美的事要见他吧?”
我不能跟一位太太撒谎。
“天哪!那是最惹乱子的题目。他说的你不会相信一个字——我是这么确信的。不过别跟他这么讲,因为这会使他暴跳如雷。假装着相信他,什么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记住,他自己是相信那些的。有一点你可以相信,从来没有过比他更诚实的人了。不要再呆了,要不他会疑心的。假如你看出有危险——真正的危险——请打铃,我会来的。”
一边说着这些鼓舞人勇气的话,这位太太把门打开了。在我们简短交谈的时候,象铜像那样站立等着的奥斯汀,带我到了过道的尽头。在门上轻拍了一下,从里面传出了一声公牛似的吼叫,我和教授面对面了。
他坐在宽桌子后面的转椅上,桌子上被书、地图和图表盖满了。我进去的时候,他的椅子转过来冲着我,他的相貌使我止步了。我原准备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但没想到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感觉压抑的人物。他的脑袋大极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脑袋有那么大。我相信他的帽子,如果我冒冒失失地戴上,会从我的头一直扣到我的肩上。他长着黑黑的大胡子,前庭巨大。一簇簇密密的黑头发下的眼睛是蓝灰色的,非常明亮,非常锐利,非常咄咄逼人。高出桌面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是宽大的肩膀和桶似的胸膛,另外是两只长满长长黑毛的大手。这些和牛吼似的声音,是我对查伦杰教授的最初印象。
“嗯?”他说,傲慢地盯着我。“什么事?“
“你太好了,先生,允许约见我。”我说,拿出了他写的信封。
他从书桌里拿出我的信来,摆在他面前。
“噢,你就是那个连简单东西都不懂的年轻人,是你吧?照我理解你对我的总结论极为善意地表示赞同?”
“完全是,先生。完全是。”
“天哪!这就使我的见解极为巩固了,不是吗?你的年龄和相貌使你的支持很有价值。嗯,至少你比维也纳那群蠢猪强。”
他盯着我。
“他们是很不象话。”
“我向你说实活,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好吧,先生,我们来做能够缩短这次访问的事情吧。这次访问对你很难是愉快的,对我是很不愉快的。我想你有些什么建议要说。”
他傲慢的直截了当的这种方式使事情难办了。而事情在到来以前却象是简单极了。哦,我那爱尔兰人的才智,当我极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现在就不能帮助我了吗?他的两只尖锐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讲吧,讲吧!”他说。
“我当然只能算一个学生,”我带着快乐的微笑说。“就在我同意你的同时,我看你象是在这件事上对魏司曼太严厉点了。从打那日子以来,不是有普遍的证据,嗯!巩固了他的见解了吗?”
“什么证据?”他带着威胁人的镇静说。
“嗯,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可以称做明确的证据。我的意思是指一般的科学观点,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他极其认真地向前探了探身子。
“我想你是觉得——”他说了点什么关于恒定因子的事。恒定因子我根本不懂,但勇敢地回答道:
“自然是了。”
他跟着又说了的几句话我也不懂,可是每句话说过我都故意惊叹地叫道“毫无疑问”或者“哎呀,肯定是!”我对自己的表演非常得意。
“但是那证明什么呢?”他用温和的声音问道。
“哎,到底是什么呢?”我嘟嚷着。“它证明什么呢,”
“要我告诉你吗?”他问。
“请吧!”
“它证明,”他突然咆哮起来,“你是个下贱的、四条腿走路的新闻记者,对科学根本不懂!”
他跳将起来,眼睛里燃着怒火。尽管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还是在一瞬间惊奇地发现,他个子很小很小,脑袋不过顶我的肩膀头。
“莫名其妙!”他喊着,手指头支撑在桌子上,身体向前探着。“先生,我一直跟你谈的是科学上毫无意义的话。你以为你能骗我吗?你认为你们的称赞可以造就一个人,而你们的责难可以毁掉一个人吗?爬虫,我知道你们。你玩了一场有点危险的游戏,我想你输了。”
“注意,先生,”我说,倒退到门边把它打开了。“你可以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准你碰我。”
“不准我?”他以一种威胁的样儿慢慢地向前走来,但是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了,两只大手插在他那件象男孩穿的短夹克的口袋里。“你们中已有几个被我从这屋子里扔出去过。你将是第四个或第五个。每个破费三镑十五先令。贵,但是很必要。现在,先生,为什么你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呢?我倒认为肯定应该一样,”他恢复了他那令人不快的前进。
我逐渐来火了。原先我是不对的,但这个人的威胁使我处于有理的地位。
“放下你的手,先生,我不允许这样。”
“你不允许这样,啊?”
“不要做这样的傻瓜,教授!”我叫道。“你能得到什么。我体重二百二十四磅,身体结实,每星期六我代表伦敦的爱尔兰人赛橄榄球。我不是那种人——”
就在这时候,他冲向我。幸好我已经把门打开了。我们滚打在一起,一起滚过了过道。我的嘴里满是他的胡子。
奥斯汀已经把前厅的门打开了,我们俩滚下了台阶。
查伦杰首先站了起来。
“领教够了吗?”他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个坏透了的蠢牛!”我站了起来,叫道。
他正要再向我冲来,但就在这时,一个警察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
“这都是怎么了?你应该感到羞耻,”警察说。“嗯,那么。是怎么了?”他说着,转过身来。
“这个人先打了我,”我说。
“你先打他了吗?”警察问。
教授费劲地喘着气,没说什么。
“也不是第一次,”警察说,很严肃地摇着他的头。“上个月你也惹了这样的乱子。你把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打青了。”
“怪我自己不好,”我急忙地说。
警察阖上了他的记事本。
“不要再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了,”他说。“喂,走开,好啦,走开!”他对着几个围找过来的女人说。教授望着我,他的眼光里藏着点什么幽默意味的东西。
“进来!”他说。“我跟你的事还没结束哪!”
我跟他进了屋子,那铜像般的奥斯汀,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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