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65年，正好是“文革”前一年。当神州大地红旗招展，天翻地覆时，我正在我奶妈的怀里专心吸奶，对当红卫兵一点兴趣都没有。到1974年，我小学四年级，毛主席号召所有的学生都要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我们放弃学校明亮的教室不用，转战到农村阴暗的仓库里“开门办学”。每天上学，我都要提一只篮子，里面放了我家新鲜的垃圾和盛有我中饭的饭盒。垃圾是用来支援农村的有机肥料。到了课余时间，我们便到农民家里帮忙，最能表现我们红小兵“破四旧”思想的是为农民倒马桶，一帮10岁左右的城市男孩子争先恐后抢着到农民家倒马桶。后来，无锡的一家报社前来采访，我和几个倒马桶积极分子被光荣入镜。我们一手扶马桶，一手提马桶刷，满脸神气活现的样子居然上了报。那是我少年时代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上报。

    到了1976年，我进入初中，学校里要求每个学生交100只苍蝇的蛹。苍蝇是逐臭之夫，那蛹只有在厕所和粪坑边上才会有的，于是所有的学生都扑向臭地，可怜苍蝇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我还依稀记得和一位漂亮女同学一起到农村的粪坑边挖蛹的情形。罗曼蒂克的记忆现在一点都没有，那粪坑的气味至今却记忆犹新。更绝的是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交200斤的垃圾。我虽然历来是垃圾大粪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次也无法完成任务，因为所有的垃圾桶早被洗劫一空。于是我逼迫我妈帮我找垃圾。我妈果然神通非凡，到她厂里拉了一板车的垃圾出来。母子俩前拉后推累出一身臭汗，把一满车垃圾弄到学校。学校老师估计这车垃圾有150斤，我妈听了不高兴，坚持认为那车垃圾有300斤重。现在想来，我妈一定被那车垃圾累坏了。

    以上革命经历没有一字虚假，想必现在的孩子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将此书的初稿给我老爸看，老爸见我这“文革”小辈也敢在他面前耍大刀，语出惊人道：“我曾经将无锡每一个厕所都扫过。”老爸一脸志满意得的样子令我笑弯了腰。我长这么大，老爸是第一次告诉我他在“文革”中扫遍无锡每一个厕所的经历。他过去不说，可见这也不是他内心值得骄傲的事。现在儿子卖丑，老爸也起兴致凑热闹。“文革”给人的心灵创痛，随岁月的流逝已渐渐凝成一种黑色幽默，“文革”实在是一出肛门闹剧，这绝非我在此哗众取宠。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我如上的论述会心一笑的。

    在“文革”中，连肛门也逃不过无产阶级专政。在我随外婆到她任教的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一位老师没来教课。校长脸色凝重地对大家宣布，李老师因为犯了反革命罪被逮捕。事后，我的外婆告诉我，李老师是因为用一张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擦屁股而获罪。此事奇在，那张沾满大粪的报纸早已被扔进茅坑，必定是有人每天巡视茅坑才能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另一有趣的问题是，那张已沾满粪水的伟大领袖头像该如何处理？“文革”对人民大众的影响可以说已达无“孔”不入的地步了。

    吃屎在常人眼里不可思议，然在心理病态中却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心理意象。前面在酒鬼那一章里，我举过一个酒鬼把自己当成马桶的病例。马桶能有什么用呢？马桶当然是存屎的容器。把自己当成马桶显然足够恶心，然就事实而论，人体还真是一个马桶呢，不管一个人有多么伟大杰出，美丽动人，那个人的腹部的内景不正是一个马桶么？人类是一架造粪机器，这是一个事实陈述。然全人类在这一点上达成默契，以忽视人体肠内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