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一九六八年，进入了一九六九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踹，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骚。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骚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有来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

    根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游玩够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杀掉，做成羊肉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