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托我写一本话剧。想了许多日子，我想不出办法来。一个剧本，尽管可以不要完密的穿插，可多少总得有个故事；我找不到足以表现“东方文化”的故事。即使用象征法，以人物代表抽象观念，“文化”中所含的事项也太多，没法一网打尽。再退一步，只捡几件重要的事项代表文化，也似乎走不通，因为哪个算重要，哪个不重要，正自难以决定。况且，大家认为重要者，我未必懂得；我懂得的，又未必重要。这个困难若不能克服，则事未集中，剧无从写。

    又想了几天，我决定从剧本的体裁上打主意。这就是说，假若放弃了剧本的完整，而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话剧中，则表现的工具既多，所能表现的方面纵难一网打尽，也至少比专靠话剧要广阔一些。从剧本上说，这种“拚盘儿”的办法，是否“要得”？我不考虑。我知道，只有这么办才能有把它写成的希望。好，我心中有了个“大拚盘”。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一切！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圆满的答出！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简直无从下手！假若我是个思想家，也还好办。我满可以从一个活的文化中，提出要点，谈其来龙去脉，以成一家之言。但是，我不是个思想家。再说，即使我是思想家，有资格畅言文化，也还不中用。我所要写的是剧本，不是论文！

    似乎还得从剧本上设法。假若我拿一件事为主，编成个故事，由这个故事反映出文化来，就必定比列举文化的条件或事实更为有力。借故事说文化，则文化活在人间，随时流露；直言文化，必无此自然与活泼。于是，我想了一个故事。当然是抗战的故事。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即使吃惯了洋饭的鬼奴，声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得多，可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

    谈到现在，除了非作汉奸不过瘾的人，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假若没有这样的文化，便须归之奇迹，而今天的世界上并没有奇迹！

    以言将来，我们因抗战必胜的信心，自然的想到两件事；（一）以中华为先锋，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日本军阀的南进——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正是自中国至印度之间的各民族觉醒的时候。大家有此觉醒，才不至于上日本军阀的“和平当”，而把灵魂托付给锁镣与鞭笞。（二）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这样，我们肯定了我们有文化，而且是很高的文化。可是，就照着这个肯定，编一个故事，还并不怎么容易。第一，一方面写故事，一方面还须顾及故事下面所掩藏的文化问题，就必定教故事很单薄——冰必定很薄，才能看见下面的流水啊！故事单薄，剧本就脆弱，不易补救！第二，文化是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这怎么调动呢？故事的双重含意——抗战与文化——已难天衣无缝的配合，而每一含意中又都有那么多的问题，即使我是个无所不知的通才，也没法表现无遗，面面俱到。还有，第三，拿过去的文化说吧，哪一项是自周秦迄今，始终未变，足为文化之源的呢？哪一项是纯粹我们自己的，而未受外来的影响呢？谁都知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它。再往远一点说，也还不保险，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纯粹中国本色的呢？因此，我不能借一件史事形容出某一代的文化确是什么样子。而且，即使我有了写史剧的一切准备，也还不过是以古说今，剧本的效果还是间接的，没有多大的感动力量。我非把过去与现在掺到一处不可，宁可教过去的只有点影子，也不教现在的躲在一边，静候暗示。是的，我只能设一点影子，教过去与现在显出一点不同；假若有人来问：这点影子到底是象征着汉晋，还是唐宋？是佛老，还是孔孟？我便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总而言之，我所提到的文化，只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所能体会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绝不敢包办文化。有多少多少问题，我不懂得，就都不敢写。我所确信的，我才敢写下来。这样，我的困难可以减少一些；减少了我自己的困难，而增加了剧本的穷相，可也就无法。我只能保证自己的诚实，而不能否认才力与识见的浅薄！就是我所相信的，也还未必没有错误；不过，我要是再加小心一些，这本剧就根本无从产生了。

    现在可以谈剧本的本身了。剧分三幕：第一幕谈抗战的现势，而略设一点过去的影子。第二幕谈日本南进，并隐含着新旧文化的因抗战而调和，与东亚各民族的联合抗战。第三幕言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

    剧情很简单。可是它越简单，它所接触的问题便越不能深入，仿佛是一块手帕要包起五斗米似的那么没办法。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呢？我是怕用人太多，不易演出。可是，象抗战的情况，与日本南进，都要写入，又无法十分简单；于是，我就利用了歌舞。用歌舞是否可以真个简单，明于演出呢？还是不中用！此作法自蔽也！剧中有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大概至少须用三十位歌者，才足振起声势。第二幕中有六个舞踊，至少要用十位舞踊专家——随便一舞，必难曲尽其意。既有歌舞，必有伴奏，又需至少二三十位音乐家。加上演员十数人，共需八九十人矣！也许有人还以为我利用歌舞是有意取巧，我不便驳辩。可伤心的倒是弄巧成拙，依然尾大不掉，难以演出。至于幸而得以演出，而观众只听歌看舞，忽略了话剧部分，才更可伤心！最使我担心的是末一幕。没有斗争，没有戏剧，我却写了天下太平！“拚盘”已经不算什么好菜，而里边又掺上甜的八宝饭，恐怕就更“吃不消”了！

    关于第一幕第二节设景在绥西，纯粹是为了绥西有民族聚集的方便；若嫌不妥，请随便换个地方。第三幕设景青岛，亦因取景美丽，无他用意，也可以改换。

    老舍于昆明龙泉村，三十年双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