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又上齐化门外去打靶。照例门脸上的警察又检查来往的中国人，因为警察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对防备奸细比防备敌人更周到而勇敢些，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容易而妥当些；巡警既不是军人，又不管办外交。

    牛家二头的大小棉袄的钮子都没扣着，只用蓝布搭包松松的拢住，脖子下面的肉露着一大块，饶这么着，他还走的发燥呢。一来是走的猛，二来也是心里透着急。父亲的病一定是不轻；一块多钱，这剂药！家离齐化门还有小十里子呢。齐化门就在眼前了，出了城，抄小道走，也许在太阳压山以前能把“头煎”吃下去。他脚底下更加了劲，一手提着药包，一手攥着个书卷。

    门脸上挤着好多人，巡警们在四外圈着。二头顾不得看热闹，照直朝城门洞走。

    “上哪去？”

    城洞里嗡嗡了半天。

    二头顾不得看这是对谁喊的，照直往前走；哼，门洞里为什么这样静悄悄的？

    “孙子！说他妈的你哪；回来！”

    二头耳中听到这个，膀子也被人捉住了。

    “爸爸等着吃药呢！”他瞧明白了，扯他的是个巡警。“我又没偷谁！”

    “你爷爷吃药，也得等会儿！”巡警把二头推到那群人里。

    那群人全解衣扣呢；二头不必费这道手，他的扣子本来没扣着。有了工夫细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分为三等，穿绸缎的站在一处，穿布衣服而身上没黑土的另成一组，象二头那样打扮的是第三组。第一组的虽然也都解开钮扣，可是巡警只在他们身上大概的摸一摸。摸完，“走！”二头心里说：“这还不离，至多也就是耽误一顿饭的工夫；出了城咱会小跑。”轮到了第二组，不那么痛快了，小衣裳有不平正的地方要摸个二次了。摸着摸着，摸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红鼻子。红鼻子不叫摸：“把你们的头叫来！”巡长过来了：“哟！三爷！没看见您，请吧；差事，没法子；请吧！”红鼻子连笑也没笑，“长着点眼力；这是怎说的！”抹了红鼻子一把，出了城。好大半天，轮到了二头们。“脱了，乡亲们，冻不死！”巡警笑着说。“就手儿您替拿拿虱子吧，劳驾！”一个象拉车的说。“别废话，脱了过过风！”巡警扒下了一位的棉袄，抖了两三下。棉袄的主人笑了：“没包涵，就是土多点！”巡警听了这句俏皮的话，把棉袄掷在土路上：“爽性再加点分量。”

    剩不到几个人了，才轮到二头；在二头以后来到的都另集在一处等着呢。

    “什么？”巡警指着二头的手问。

    “药。”

    “那个卷，我说的是。”

    “一本书，在茅厕里捡的。”

    “拿来。”

    巡警看了看书皮，红的；把书交给了巡长。巡长看了看书皮，红的；看了看二头。巡长翻了两页，似乎不得要领，又充分的沾了唾沫，连着翻了十来页，愣了会儿，抬头看了看城门，又看了二头一眼：“把他带进去！”一个巡警走过来。

    二头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心里知道要坏，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还等着吃药呢！书是在茅厕里捡的！”

    “不老老实实的可是找揍，告诉你！”巡警扯住二头的脖领儿。

    “爸爸等着吃药呢！”二头急是急，可是声儿不高，嗓子仿佛是不大受使了。

    “揪着他走！”巡长的脸上白了些，好象二头身上有炸弹似的。

    急是没用，不走也不行，二头的泪直在眼圈里转。

    进入派出所。巡警和位胖的巡官嘀咕了几句。巡官接过那本书去，看了看。

    胖胖的巡官倒挺和气：“姓什么呀？”“呀”字拉得很长，好似唱文明戏呢。

    “牛，牛二头。”二头抽了抽鼻子。

    “啊，二头。在什么村住呀？”

    “十里铺。”

    “啊，十里铺；齐化门外头。”巡官点点头，似乎赞叹着自己的地理知识。“进城干什么来啦？”“啦”字比“呀”还长一些。

    “抓药，爸爸病了！”二头的泪要落下来。

    “谁的爸爸呀？说清楚点。好在我不多心。来，我问你，好好的告诉我，不许撒谎。这本书是谁给你的呀？”“在茅厕里捡的。”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可就要来厉害的了！”胖巡官显得更胖了些，或者是生气的表现。“年轻轻的，不要犯牛劲；你说了实话，没你的事，我们要的是给你这本书的人，明白不明白呀？”

    “我起誓，真是捡来的！书，我不要了，放我走得了！”“那你可走不了！”胖巡官又看了看那本书，而后似乎决定了不能放走二头。

    “老爷，”二头真急了：“爸爸等着吃药呢！”“城外就没有药铺，单得进城来抓药？有事故吗！”巡官要笑又不肯笑，非常满足自己的智慧。

    “大夫嘱咐上怀德堂来抓，药材道地些。老爷，我说老爷，放了我吧；那本书不要了，还不行？！”

    “可就是不行！”

    当天晚上，二头被押解到公安局。

    创造家“汝殷”和批评家“青燕”是仇人，虽然二人没见过面。汝殷以写小说什么的挣饭吃，青燕拿批评作职业。在杂志上报纸上老是汝殷前面走，青燕后面紧跟。无论汝殷写什么，青燕老给他当头一炮——意识不正确。汝殷的作品虽并不因此少卖，可是他觉得精神的胜利到底是青燕的。他不晓得：买他的书的人，当拿出几角钱的时候，是否笑得格外的体恤，而心中说：“管他的意识正确不正确，先解解闷是真的！”他不希望这是实在的情形，可是“也许有真佩服我的？”老得是个自慰的商人，当他接到一些稿费或版税的时候，他总觉得青燕在哪儿窃笑他呢：“哈，又进了点钱？那是我的批评下的漏网之鱼！你等着，我还没跟你拉倒了呢！”他似乎听见那位批评者这么说。

    可巧有一回，他们俩的相片登印在一家的刊物上，紧挨着。汝殷的想象更丰富了些。相片上的青燕是个大脑袋，长头发，龙睛鱼眼，哈巴狗鼻子；往好里说，颇象苏格拉底。这位苏格拉底常常无影无声的拜访汝殷来。

    自然，汝殷也有时候恶意的想到：就“青燕”这个笔名看，大概不过是个蝴蝶鸳鸯派的小卒。如今改了门路，专说“意识不正确”。不必理他。可是消极的自慰终胜不过积极的进攻；意识不正确的炮弹还是在他的头上飞。

    意识怎么就正确了呢？他从青燕的批评文字中找不到答案。青燕在这里不大象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好问，也预备着答；他会转圈儿，可也有时候把自己转在里面。青燕只会在百米终点，揪住腿慢的揍嘴巴。汝殷不得不另想主意了。他细心的读了些从前被称为意识正确的作品——有的已经禁止售卖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那些作品只是些贫血的罗曼司。他知道他自己能作比这强得很的东西。

    他开始写这样的小说。发表了一两篇之后，他天天等着青燕的批评，批评来了：意识不正确！

    他细细把自己的与那些所谓正宗的作品比较了一下，他看出来：他的言语和他们的不同，他的是国语，他们的是外国话。他的故事也与他们不一样，他表现了观察到的光与影，热诚与卑污，理想与感情；他们的只是以“血”，“死”，为主要修辞的喜剧。

    可是，他还落个意识不正确！

    他要开玩笑了，专为堵青燕的嘴。他照猫画虎的，也用外国化的文字，也编些有声而不近于真实的故事，寄给一些刊物。

    奇怪的是，这些篇东西不久就都退回来了；有一篇附着编辑人的很客气的信：“在言论不自由的时期，红黄蓝白黑这些字中总有着会使我们见不着明天的，你这次所用的字差不多都是这类的……”

    汝殷笑得连嘴都闭不上了。原来如此！文字真是会骗人的东西的。写家，读者，批评者，检查者，都是一个庙里排出来的！

    他也附带的明白了，为什么青燕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而不说别的，原来他是“怕”。这未免太公道了。他要戏弄青燕了。他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集子，把曾经被拒绝的东西都收在里面。他送给青燕一本，准知道由某刊物的编辑部转投，是一定可以被接到的。这样，虽然花了几个钱，心中却很高兴：“我敢印这些东西，看他敢带着拥护的意思批评不敢！”

    青燕到BB杂志社编辑部去，看看有什么“话”没有。他的桌上有三封信，一个纸包。把信看完，打开了纸包，一本红皮的书——汝殷著。他笑了。他很可怜汝殷。作家多少都有些可怜——闯过了编辑部的难关，而后还得挨批评者的雷。但是批评者不能，绝对不能，因为怜悯而丢掉自家的地位。故意的不公平是难堪的事，他晓得；可是真诚的公平是更难堪的：风气，不带刺儿的不算批评文字！青燕是个连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人。但是他拿批评为业，当刽子手的多半是为吃饭呀。他都明白，可是他得装糊涂。他晓得哪个刊物不喜欢哪个作家，他批评的时候把眼盯住这一点，这使他立得更稳固一些。也可以说，他是个没有理想的人；但是把情形都明白了，他是可以被原谅的。说真的，他并不是有心和汝殷作对。他不愿和任何人作对，但批评是批评。设若他找到了比“意识不正确”更新颖的词句，他早就不用它了；他并不跟这几个字有什么好感。不过，既得不到更新鲜而有力的，那也只好将就的用着这个，有什么法儿呢。

    他很想见一见汝殷，谈一谈心，也许变成好友呢。是的，即使不去见他，也应当写封信去劝劝——乘早把这本小红皮书收回去，有危险。设若真打算干一下的话，吸着烟琢磨“之乎者也”是最没用的，那该另打主意。创作与批评，无论如何也到底逃不出去之乎者也。彼此捧场与彼此敌视都只是费些墨水与纸张，谁也不会给历史造出一两页新的来。文学史和批评史还是自家捧自家；没有它们，图书馆不见得就显出怎么空寂。

    青燕鼻子朝上哼了一声。把书卷起来，拿在手中，离开了编辑部。

    走到东四牌楼南边，他要出恭。把书放在土台上，好便于搂起棉袍。他正堵住厕所的门立着，外面又来了个人。他急于让位，撩着衣服，闭着气，就往外走。

    走出老远，他才想起那本书。但是不愿再回去找寻。没有书，他也能批评，好在他记住了书名与作家。

    二头已经被监了两天。他莫名其妙，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呢？只记得，红皮，薄薄的；他不认识字。他恨那本小书，更关心爸爸的病，这本浪书要把爸爸的命送了！他们审他；“在茅厕里捡的，”他还是这一句。他连书是人写的，都想象不到；干什么不好，单写书？他捡了它；冬天没事还去捡粪呢；书怎么不该捡呢？

    “谁给你的？”他们接二连三的问。

    二头活了二十年了，就没人给过他一本书；书和二头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能造个谣言，说：张家的二狗，或李家的黑子给他的。他不肯那样脏心眼，诬赖好人。至于名字象个名字的，只有村里的会头孟占元。只有这个名字，似乎和“黄天霸”，“赵子龙”，有点相似，都象书上的。可是他不能把会头扳扯上。没有会头，到四月初往妙峰山进香的时候，谁能保村里的“五虎棍”不叫大槐树的给压下去呢？！但是一想起爸爸的病，他就不能再想这些个了。他恨不能立刻化股青烟，由门缝逃出去！那本书！那本书！是不是“拍花子”的迷魂药方子呢？

    又过了一天！他想，爸爸一定是死了！药没抓来，儿子也不见了，这一急也把老头子急死过去！爸爸一定是死了，二头抱着脑袋落泪，慢慢的不由自己的哭出声来。

    哭了一阵，他决定告诉巡警们：书是孟占元给他的，只有这三个字听着有书气：“二狗”，“黑子”，就连“七十儿”，都不象拿书给人的材料。

    继而一想，不能这么办，屈心！那本书“是”捡来的。况且，既在城里捡的，怎能又是孟占元送给他的呢？不对碴儿！又没了办法，又想起父亲一定是死了。家里都穿上了孝衣，只是没有二头！真叫人急死！

    到了晚，又来了个人——年轻轻的，衣服很整齐，可是上着脚镣。二头的好奇心使他暂时忘了着急。再说，看着这个文诌诌的人，上着脚镣，还似乎不大着急，自己心中不由的也舒展了些。

    后来的先说了话：“什么案子，老乡亲？”

    “捡了一本书，我操书的祖宗！”二头吐了一口恶气。“什么书？”青年的眼珠黑了些。

    “红皮的！”二头只记得这个，“我不认识字！”“呕！”青年点了点头。

    都不言语了。待了好久，二头为是透着和气，问：“你，你什么——案子？”

    “我写了一本书，”少年笑了笑。

    “啊，你写的那本浪书，你？”二头的心中不记得一个刚会写书的人，这个人既会写书，当然便是写那本红皮书的人了。他不能决定怎么办好。他想打这个写书的几个嘴巴，可是他知道这里巡警很多；已经遭了官司，不要再祸上添祸。不打他吧，心中又不能出气。“没事儿，手闲得很痒痒，写他妈的浪书！”他瞪着那个人，咬着牙。

    “那是为你们写的呢，”青年淘气的一笑。

    二头真压不住火了：“揍你个狗东西！”他可是还没肯动手。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怕这个少年，或者因为他的像貌，举动，年龄，打扮，与那双脚镣太不调和。这个少年，脸上没有多少血色，可是皮肤很细润。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身上不胖，细腿腕上绊着那些铁镣子！二头猜不透他是干什么的，所以有点怕。

    少年自己微笑了半天，才看了二头一眼。“你不认识字？”

    二头愣了会儿，本想不回答，可是到底哼了一声。“在哪里捡的那本书？”

    “茅厕里；怎着？”

    “他们问你什么来着？”

    “你管——”二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他很疑心，可又有点怕这个青年。

    “告诉我，我会给你想好主意。”青年的笑郑重了些，可是心里说，“给你写的浪书，你不认识，还能不救救你吗？”“他们问，谁给我的，我说不上来。”

    “好比说，我告诉他们，那是我落在茅房里的，岂不是没了你的事？”青年的笑又有些无聊了。

    “那敢情好了！”二头三天没笑过了，头一次抿了嘴。“现在咱们就去？”

    “现在不行，得等到明天他们问我的时候。”

    “爸爸的病！还许死了呢！”

    “先告诉我，在哪儿捡的？”

    “东四牌楼南边，妈的这泡尿撒的！”二头忽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他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形容它，只觉得心中一阵茫然，正象那年眼看着蝗虫把谷子吃光那个情景。“你穿着这身衣服？拿着什么？”

    “这身；手里拿着个药包。”二头说到这里，又想起爸爸。

    青燕回到自己的屋中，觉得非常的不安坦，他还没忘下汝殷。在屋中走了几个来回，他笑了；还是得批评。只能写一小段，因为把书丢了。批评惯了，范围自然会扩张的，比如说书的装订与封面；批评家是可以自由发表审美的意见的：“假如红色的书皮可以代表故事的内容，汝殷君这次的戏法又是使人失望的。他只会用了张红纸，厚而光滑的红纸，而内容，内容，还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意识！”他写了下去。没想到会凑了七八百字，而且每句，在修辞上，都有些表现权威的力量。批评也得成为文艺呀。他很满意自己笔底下已有了相当的准确——所写的老比所想的严厉，文字给他的地位保了险。他觉得很对不起汝殷，可是只好对不起了。有朝一日，他会遇到汝殷，几句话就可以解释一切的。写家设若是拿幻拟的人物开心，批评者是拿写家开心的，没办法的事！他把稿子又删改了几个字，寄了出去。

    过了两天，他的稿子登出来了。又过了两天，他听到汝殷被捕的消息。

    青燕一点也不顾虑那篇批评：写家被捕不见得是因为意识正确。即使这回是如此，那也没多大的关系，除了几个读小说的学生爱管这种屁事，社会上有几个人晓得有这么种人——批评家？文字事业，大体的说，还不是瞎扯一大堆？他对于汝殷倒是真动了心。他想起一点什么意义。这个意义还没有完全清楚，他只能从反面形容。那就是说，它立在意识正确或不正确的对面。真的意义不和瞎扯立在一块。正如形容一个军人，不就是当了兵。他忽然想明白了，那个意义的正面是造一两页新历史，不是写几篇文章。他以前就这样想过，现在更相信了。可是，他想营救汝殷，虽然这不在那个“意义”之中。

    又过了几天，二头才和汝殷说了“再见”。

    二头回到家中，爸爸已然在两天前下葬了。二头起了誓，从此再不进城去抓药！

    载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第五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