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到了罗伯的头上。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到公社或县里的会上去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杜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上面对他肯定会满意。复查又偷偷对我说，罗伯是远近有名的老革命，就是脑子有些糊涂，也不识字，一开口就有点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报告时避免十八扯，实在是很困难的事。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容易背熟的东西忘得精光，萝卜白茶桌子板凳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能自己找到回路，后来才发现他总是越跑越远，越远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经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看xx巴一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一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实在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开口就错：“首长们，同志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实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龄提高到六十五岁，以便更能体现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看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了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望望天，定下心来，重头开始：“首长们，同志们，我叫罗玉兴，今年五十……”

    “还是错了！”

    “我叫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年龄碍哲学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经讲过的道理仔仔细细又讲了一遍，强调龙家滩的一个老人家七十岁讲养猪的哲学，上了广播，五十六岁比起七十岁来，实在太少了一点，说不过去的。

    “我早晓得哲学不是什么正经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产党就是喜欢满妹子胯里夹萝卜——搞假家伙。”

    这些反动话让我吓了一跳。

    正好这时候有个公社干部来了，看见了我们。罗伯迎出门去，说起我们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没有睡醒：“哲学么。学！不学还行？我昨日学到晚上三更，越学越有劲。伪政府时候你想学进不得学堂门，如今共产党请你学，还不是关心贫下中农？这哲学是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学得及时，学得好！”

    干部听了满面笑容，说到底是老贫农，思想境界确实题，你看总结得多好？多深刻？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

    我暗暗佩服，罗伯灵机应变，而且出口成章，虽然总是睡眼惺松之相，说起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说到听者的痒处。

    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从不同乡亲们红睑，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总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碰到喂了猪的人，他就说喂猪好：“自己养的猪，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何必屠房里去冷脸挨热脸？”碰到没有喂猪的人，他又说不喂猪的好：“想吃肉，拿钱到屠房里去剁就是，几多别脱！何必喂猪劳那个神？天天三顿潲，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先喂饱它，你说气人不气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说男好：“做事还是要靠崽，挑得担子使得牛，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说女好：“收了媳妇失个崽，嫁了妹崽得个郎。你看看几个猪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还是女的疼爷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袜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讲来又讲去，倒也不见得是讲假话，倒是句句见真心，讲得实在，雄辩有力，一脸的认真严肃。马桥人说他最会“打玄讲”。玄是玄学，阴阳之洛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是不可执于一端的圆通，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

    他自己没有子嗣，只有个干崽，是平江县的。根据本地人的习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个撞进家的客人，是这个娃崽的“逢生干爷”或“逢生干娘”。罗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贩枞青，去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刚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爷了一回，后来每次到平江，记得给干崽子带一包红薯。他没料到干崽子后来人了红军，竟然当上了将军，进了城以后还接他到南京住。他说他是个没福气的人，上了南京大码头之后，被将军夫妇接到小乌龟车里，车一动，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忍不住大喊大叫，一定要下车。最后，将军只好陪着他走路，汽车在身后慢慢随行。

    他也不习惯将军家里没有火塘，没有尿桶。屋后面那一块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园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粪肥，又招将军夫人和两个妹崽捂着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讲卫生，不文明。他一生气，整整一天不吃饭，硬是逼着将军买了张船票送他回马桥。

    “懒！”他谈起两个干孙女就摇头，“太科学了，长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猪纺不得纱，以后何事到夫家放锅？”

    听说将军逢年过节都给他寄点钱来，我不免羡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皤睡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颇感兴趣，觉得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他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密切的关系），希望能写到他的报告中去。我没料到，一旦说深了，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云里雾里。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直往天上喷，他就凑在颈根上趁热喝，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工经作田的人，刚烈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烟土，恤人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动，你为马疤了鸣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他有点不解。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我这个脑壳已经不是个脑壳。我说了不讲，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讲的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奇怪。等他回来，我引导他多回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回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往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肉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散不尽。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温在一大锅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回了家。他差一点也被陆大麻子取了肝肺，幸亏他卖了备给老娘的一口棺材，办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猪嬲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他曾经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工。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还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讲过几回。那以后，我临时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散发了，就死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青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在田边看牛。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对我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只脚给我看。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这时的他已经病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但他还是平静如常地起床看了两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谈起了北京的雨。